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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8年复入北大，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著有《人文地理随笔》《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给孩子的历史地理》等。
2018年3月8日，唐晓峰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在记者的观影经验中，《中国合伙人》大概是看得最“较真”的一部。上学时为了交影评作业，完整看了4遍，挨个情节细抠，哪些地方出现了《花花公子》和《英雄本色》，哪些地方响起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国际歌》，至今烂熟于心。所以当戴着眼镜的唐晓峰老师，在咖啡馆门口被排队的人群堵得进退两难时，记者一眼就认出了他。
在那部讴歌民营企业家“创业史”的电影中，唐晓峰“本色出演”一位讲美国历史的北大教授。他在台上慢悠悠地讲着美国的种族歧视，被邓超饰演的孟晓骏（原型是“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徐小平）拍桌质疑：“您去过美国吗？所谓的美国梦，就是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均等……”穿着深蓝中山装的唐老师和蔼可亲地回了一句 “年轻人，你毕竟too young too naive（太年轻太天真）”，一竿子预见到这帮燥热青年日后“梦断美国”的命运，云淡风轻，一针见血。
眼前的唐老师，宝蓝格子衬衫配棕黑毛衫，美国学院派的打扮;从兜里掏出诺基亚手机，往桌上一放，出土文物一般。“有一回放那边桌上忘了拿，过了好久回来找，还搁那放着呢。”他说话不紧不慢，天生适合讲课，一句句娓娓道来，其间乐呵呵地抖几个段子，历史地理的来龙去脉、方法态度就摆弄清楚了，跟电影里一样，三下五除二，四两拨千斤。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专业的说法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就是历史地理学。从历史的角度认识脚下的大地，从上古到当代，从自然到人文，看上去驳杂涣漫，一望无边。圈子里的专家们术语来术语去，不亦乐乎;外行们懵懵懂懂，敬而远之。
研究历史地理40年，唐晓峰当然是资深专家，但无论写书还是谈话，都没有拐弯抹角、咬文嚼字的讲究。比方说，在新书《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他这样解释什么叫“历史地理”：“卫青北征匈奴，这是历史;朔方郡、阴山山脉，这些是地理，把它们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题目：卫青大将军北征的路线。再比如，唐代幽州城（在今北京），是地理;安史之乱，是历史，这两者也可以加起来，说明安禄山起兵的位置。其实，许多历史事件都应该把地理加上，加上了，问题才完整，才更明白。比如读鸿门宴的故事，可以问，鸿门在哪里？《登鹳雀楼》的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定要问，鹳雀楼在哪里？”
几句大白话，就把历史地理的思想方法勾勒出大概轮廓。“能用简单的话把事情说清楚，就别用复杂的。”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如果离开术语就活不了，不会用普通的语言把知识、思想讲明白，我怀疑你是不是真明白。”
写一本给孩子讀的历史地理的书，这个建议来自诗人北岛。从2014年出版《给孩子的诗》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找来一批不同领域的大家，相继出了《给孩子的古诗词》（叶嘉莹）、《给孩子的动物寓言》（黄永玉）、《给孩子的美的历程》（李泽厚）、《给孩子的音乐》（刘雪枫）等各种“给孩子”系列，“想起一个门类，找一个门类”，直到找上了老同学唐晓峰。
“开始我觉得奇怪，也就哼哼着，没有真做。后来他连续打了几个电话，催得不行了，我只好开始写。”
等正式动笔，唐晓峰发现，给孩子讲历史地理，确实是一件新鲜事。“给孩子讲一般地理的书很多，地形地貌、山川水文、植被气候、城市交通，永远讲这些传统话题，却不讲它们背后的思想内涵。”
他用山、水举例，“在中国文化里，山山水水从来不只是自然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文化符号。提到‘江山’，产生的是对国土的政治联想;提到‘山水’，引来的是文人审美的情怀;提到‘江湖’，又是另一个三教九流、五方杂处的世界。还有王朝文化，把‘五岳’变成道德名山，象征华夏的威仪;道家文化，又把那些深山野林变成神仙洞府，越是人迹罕至，越冒着仙气……”
“中国五千年历史，有这么多热热闹闹、打打杀杀的故事，你来我往、改朝换代，唯独地上好像一片空白。但是，我们的大地从来不只是历史的过场，它和中国的文明、思想完全融合在一起。历史怎么可能没有地的事呢？地的事是什么？这就靠历史地理来讲。”唐晓峰说。
如今给孩子写历史地理的唐晓峰，少年时对人文的东西却“一点不开窍”。上世纪50年代初，他跟随家人来到北京，住在北影大院，一院子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耳濡目染，日日熏陶，却提不起兴致，满脑子全是科学。“我对大自然特别感兴趣，自己跑到地质博物馆，对着一颗小小的钻石，可以看上半天。”上中学后，他继续鼓捣航模、舢板，尤其爱攒半导体，每礼拜都骑车出去，趴在电器商店的柜台上，看新款收音机。
1968年秋天，唐晓峰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在油灯下，伴着火烧焦头发的“燎猪毛”味儿，他看了大量文学和社科方面的“杂书”。
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学生时期‘文革大串联’的传统，都有出门远行的爱好。”那时的革命小将，常借“串联”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唐晓峰也不例外，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上海、成都、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想到哪个地方有意思就去”，最后一张黑脸、一头长发，破衣烂衫地回到家。
1971年，23岁的唐晓峰计划了一趟旅行：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重生了一回。”多年以后，唐晓峰把这些行路所感，写进了散文《难忘的一九七一》里，收入北岛、李陀所编的《七十年代》一书。 这是另一种不同于“阳光灿烂”的青春故事。唐晓峰的老朋友、历史学家李零，形容他们这一代人是“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当革命的豪言壮语渐渐褪色，唐晓峰周围的朋友们，都“开始了各色各样的探索”：北岛开始了新诗实验，“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李零一边系统地读着马恩列斯毛鲁，一边写着关于汉简文书的论文;张承志开始在格纸上写中篇小说，“一厚沓子就这么写起来”;黄锐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从写生开始，一步步走向先锋……
“我不像他们，目标那么明确。最开始只想写作。”唐晓峰说，那段时间，他看各种“灰皮书”“黄皮书”，与文学、美术、音乐、摄影各路人马会面，一度还尝试过写诗。1972年，北京大学到土左旗招生，“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考古，一个中文。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都争着上中文系。结果招生的人觉得考古是个累活儿，那个同学身体弱，不合适，让他进了中文，我就跑到考古来了。”
阴差阳错地进了考古的门，唐晓峰就顺其自然地待了下来。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他选择了历史地理学，成为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生。彼时，曾经处于“地下”的思想和文艺活动，逐渐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唐晓峰的不少同伴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偶像，他却开始往历史地理的深处钻，慢慢蹚出一条自己的学问之路。
事实上，不论考古还是地理，“都是到大地上找寻人类活动的痕迹，都要脚踏实地说话，都不是无病呻吟”。上世纪3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先驱顾颉刚先生，就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误国”，要“到民间去”。他发起成立了“禹贡学会”（名字取自经典《禹贡》，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使历史地理研究变得名正言顺，聚集起一批青年，唐晓峰的老师侯仁之，即在其中。“作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人，现实关注和实地考察一直是侯先生的特色”，从燕大校园开始，他的足迹遍及海淀周边，再扩大到整个北京地区，以至宁夏、内蒙古和陕西的茫茫沙漠。
这种直面大地的精神，唐晓峰感念至深。1978年夏天，他刚接到录取通知书，就收到导师来信，让他赶到安徽芜湖。在那里，他和同学借了几辆自行车，沿着青弋江的堤坝，直奔上游的丘陵地带，在那儿发现了文献里记载的“鸠兹邑”，即早期芜湖城的前身。回程时，下起小雨，侯仁之带着学生，乘小船顺水而下，在细雨蒙蒙中欣赏江南景色。到了宾馆，侯先生特意买了一瓶白酒驱寒，几个“好酒之徒”无不欢心。
左图：顾颉刚（1893年-1980年），历史地理学的先驱，创立“禹贡学会”。
右图：侯仁之（1911年-2013年），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注重实地考察。
回到北大，侯先生的第一课就安排在圆明园。金秋时节，他带着唐晓峰和其他几个学生，在一处处土岗、河床、废墟前漫步，随走随讲。“到11点半了，他把我们带到一块空地，一会儿，他的儿子骑着车过来了，车旁边有一个挎兜，装着准备好的吃食，我们就席地而坐，在圆明园里野餐。”唐晓峰回忆道。
然而，此时的唐晓峰，对历史地理仍是隔膜。实地考察固然避免了书斋里的空想，但还是
“干巴”，“说到一个地区，无非是地理、人口、农业、交通、城市，就这么干巴巴地排列一通”。
真正开始喜欢上地理学，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1986年到1995年，唐晓峰在雪城大学留学，那里是美国地理学的重镇，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头撞进了充满“人味儿”的地理学世界。
“美国教授讲，人的成长依靠三种学习文本，一个是口头文本，一个是文字文本，还有一个是景观文本。”唐晓峰说，“景观是写在大地上的文本，‘读’景观虽然不受语言的制约，却需要文化的积累，尤其是在中国。过三峡时不念‘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面对沙漠时不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欣赏程序就启动不来，它们就只是最原始的自然，没有任何丰富的意义。中国人到美国欣赏高楼大厦，美国人到中国欣赏破四合院;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从长沙徒步到昆明，一路跋山涉水，经过黄果树瀑布时，中文系的人开始作诗，‘理工男’却忙着计算流量、落差，一年能发多少电。所以说，景观永远需要人的阐发，‘读者’的文化、经验、心理不同，‘读’出来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
当地理学背后有了“人味儿”，唐晓峰发现，过去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往往意味深长。“延安的宝塔，原本是唐代的佛教建筑，为什么我们看到它，想起的是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而不是和尚庙？新华门，原本是乾隆为新疆妃子建的特殊住房，对面就是回民区与清真寺，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它，想到的是中南海与国家政治，而不是宫廷故事？同样一个景观、一个地方，含义完全不同，这种转换和变化常常发生，却常常被我们忽略。”
在唐晓峰看来，地理不是光“分布”在地面上，它还别有一副面孔在活人的心头、在历史的纵深处。这些年来，他写了一系列地理随笔，从大禹的足迹到毛泽东的革命地理，从秦朝的咸阳、汉唐的长安到明清的北京城，从被赋予了含义的山水到暗藏着谎言的地图……在“干巴”的地理知识中，延展出宽广、有趣的学问空间。
而在这些地理空间里，不仅有政治、军事、文化、历史，更牵涉着情感与人生。就像北京这座城，作为一个学者，唐晓峰关注这里的历史沿革、空间布局乃至历代长城的修建轨迹;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北京地图却都是一些私人地点：
百花深处——作为大院孩子，他在那里的胡同世界大开眼界，黑乎乎的屋子里放着大柜子，青花高瓷瓶里插著鸡毛掸子，镜框里镶着一张旦角的小剧照，样样新奇，样样陈旧;护国寺小吃店——小学五年级时，正是困难年代，他为吃一碗面茶，等了4个钟头，等吃到第一口，格外香;院里“发小”家的一间红砖小屋——上世纪70年代，他在那里会过芒克、多多、舒婷，见识各种文化奇人，聊天吃喝谈艺术，思想启蒙由此开启……
在北京城中心五道口的咖啡馆里，唐晓峰说起他的“面茶”情结。 “老北京”渐行渐远，大都会扑面而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日日上演的历史地理话题。就像唐晓峰所说：“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大地上留下刻痕，历史地理的任务，就是把这一章书写的内容，仔细地解读出来。”
在记者的观影经验中，《中国合伙人》大概是看得最“较真”的一部。上学时为了交影评作业，完整看了4遍，挨个情节细抠，哪些地方出现了《花花公子》和《英雄本色》，哪些地方响起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国际歌》，至今烂熟于心。所以当戴着眼镜的唐晓峰老师，在咖啡馆门口被排队的人群堵得进退两难时，记者一眼就认出了他。
在那部讴歌民营企业家“创业史”的电影中，唐晓峰“本色出演”一位讲美国历史的北大教授。他在台上慢悠悠地讲着美国的种族歧视，被邓超饰演的孟晓骏（原型是“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徐小平）拍桌质疑：“您去过美国吗？所谓的美国梦，就是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均等……”穿着深蓝中山装的唐老师和蔼可亲地回了一句 “年轻人，你毕竟too young too naive（太年轻太天真）”，一竿子预见到这帮燥热青年日后“梦断美国”的命运，云淡风轻，一针见血。
眼前的唐老师，宝蓝格子衬衫配棕黑毛衫，美国学院派的打扮;从兜里掏出诺基亚手机，往桌上一放，出土文物一般。“有一回放那边桌上忘了拿，过了好久回来找，还搁那放着呢。”他说话不紧不慢，天生适合讲课，一句句娓娓道来，其间乐呵呵地抖几个段子，历史地理的来龙去脉、方法态度就摆弄清楚了，跟电影里一样，三下五除二，四两拨千斤。
“历史怎么可能没有地的事”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专业的说法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就是历史地理学。从历史的角度认识脚下的大地，从上古到当代，从自然到人文，看上去驳杂涣漫，一望无边。圈子里的专家们术语来术语去，不亦乐乎;外行们懵懵懂懂，敬而远之。
研究历史地理40年，唐晓峰当然是资深专家，但无论写书还是谈话，都没有拐弯抹角、咬文嚼字的讲究。比方说，在新书《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他这样解释什么叫“历史地理”：“卫青北征匈奴，这是历史;朔方郡、阴山山脉，这些是地理，把它们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题目：卫青大将军北征的路线。再比如，唐代幽州城（在今北京），是地理;安史之乱，是历史，这两者也可以加起来，说明安禄山起兵的位置。其实，许多历史事件都应该把地理加上，加上了，问题才完整，才更明白。比如读鸿门宴的故事，可以问，鸿门在哪里？《登鹳雀楼》的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定要问，鹳雀楼在哪里？”
几句大白话，就把历史地理的思想方法勾勒出大概轮廓。“能用简单的话把事情说清楚，就别用复杂的。”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如果离开术语就活不了，不会用普通的语言把知识、思想讲明白，我怀疑你是不是真明白。”
写一本给孩子讀的历史地理的书，这个建议来自诗人北岛。从2014年出版《给孩子的诗》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找来一批不同领域的大家，相继出了《给孩子的古诗词》（叶嘉莹）、《给孩子的动物寓言》（黄永玉）、《给孩子的美的历程》（李泽厚）、《给孩子的音乐》（刘雪枫）等各种“给孩子”系列，“想起一个门类，找一个门类”，直到找上了老同学唐晓峰。
“开始我觉得奇怪，也就哼哼着，没有真做。后来他连续打了几个电话，催得不行了，我只好开始写。”
等正式动笔，唐晓峰发现，给孩子讲历史地理，确实是一件新鲜事。“给孩子讲一般地理的书很多，地形地貌、山川水文、植被气候、城市交通，永远讲这些传统话题，却不讲它们背后的思想内涵。”
他用山、水举例，“在中国文化里，山山水水从来不只是自然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文化符号。提到‘江山’，产生的是对国土的政治联想;提到‘山水’，引来的是文人审美的情怀;提到‘江湖’，又是另一个三教九流、五方杂处的世界。还有王朝文化，把‘五岳’变成道德名山，象征华夏的威仪;道家文化，又把那些深山野林变成神仙洞府，越是人迹罕至，越冒着仙气……”
“中国五千年历史，有这么多热热闹闹、打打杀杀的故事，你来我往、改朝换代，唯独地上好像一片空白。但是，我们的大地从来不只是历史的过场，它和中国的文明、思想完全融合在一起。历史怎么可能没有地的事呢？地的事是什么？这就靠历史地理来讲。”唐晓峰说。
“什么事都酝酿在70年代”
如今给孩子写历史地理的唐晓峰，少年时对人文的东西却“一点不开窍”。上世纪50年代初，他跟随家人来到北京，住在北影大院，一院子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耳濡目染，日日熏陶，却提不起兴致，满脑子全是科学。“我对大自然特别感兴趣，自己跑到地质博物馆，对着一颗小小的钻石，可以看上半天。”上中学后，他继续鼓捣航模、舢板，尤其爱攒半导体，每礼拜都骑车出去，趴在电器商店的柜台上，看新款收音机。
1968年秋天，唐晓峰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在油灯下，伴着火烧焦头发的“燎猪毛”味儿，他看了大量文学和社科方面的“杂书”。
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学生时期‘文革大串联’的传统，都有出门远行的爱好。”那时的革命小将，常借“串联”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唐晓峰也不例外，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上海、成都、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想到哪个地方有意思就去”，最后一张黑脸、一头长发，破衣烂衫地回到家。
1971年，23岁的唐晓峰计划了一趟旅行：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重生了一回。”多年以后，唐晓峰把这些行路所感，写进了散文《难忘的一九七一》里，收入北岛、李陀所编的《七十年代》一书。 这是另一种不同于“阳光灿烂”的青春故事。唐晓峰的老朋友、历史学家李零，形容他们这一代人是“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当革命的豪言壮语渐渐褪色，唐晓峰周围的朋友们，都“开始了各色各样的探索”：北岛开始了新诗实验，“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李零一边系统地读着马恩列斯毛鲁，一边写着关于汉简文书的论文;张承志开始在格纸上写中篇小说，“一厚沓子就这么写起来”;黄锐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从写生开始，一步步走向先锋……
“我不像他们，目标那么明确。最开始只想写作。”唐晓峰说，那段时间，他看各种“灰皮书”“黄皮书”，与文学、美术、音乐、摄影各路人马会面，一度还尝试过写诗。1972年，北京大学到土左旗招生，“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考古，一个中文。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都争着上中文系。结果招生的人觉得考古是个累活儿，那个同学身体弱，不合适，让他进了中文，我就跑到考古来了。”
阴差阳错地进了考古的门，唐晓峰就顺其自然地待了下来。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他选择了历史地理学，成为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生。彼时，曾经处于“地下”的思想和文艺活动，逐渐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唐晓峰的不少同伴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偶像，他却开始往历史地理的深处钻，慢慢蹚出一条自己的学问之路。
直面大地的精神
事实上，不论考古还是地理，“都是到大地上找寻人类活动的痕迹，都要脚踏实地说话，都不是无病呻吟”。上世纪3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先驱顾颉刚先生，就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误国”，要“到民间去”。他发起成立了“禹贡学会”（名字取自经典《禹贡》，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使历史地理研究变得名正言顺，聚集起一批青年，唐晓峰的老师侯仁之，即在其中。“作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人，现实关注和实地考察一直是侯先生的特色”，从燕大校园开始，他的足迹遍及海淀周边，再扩大到整个北京地区，以至宁夏、内蒙古和陕西的茫茫沙漠。
这种直面大地的精神，唐晓峰感念至深。1978年夏天，他刚接到录取通知书，就收到导师来信，让他赶到安徽芜湖。在那里，他和同学借了几辆自行车，沿着青弋江的堤坝，直奔上游的丘陵地带，在那儿发现了文献里记载的“鸠兹邑”，即早期芜湖城的前身。回程时，下起小雨，侯仁之带着学生，乘小船顺水而下，在细雨蒙蒙中欣赏江南景色。到了宾馆，侯先生特意买了一瓶白酒驱寒，几个“好酒之徒”无不欢心。
右图：侯仁之（1911年-2013年），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注重实地考察。
回到北大，侯先生的第一课就安排在圆明园。金秋时节，他带着唐晓峰和其他几个学生，在一处处土岗、河床、废墟前漫步，随走随讲。“到11点半了，他把我们带到一块空地，一会儿，他的儿子骑着车过来了，车旁边有一个挎兜，装着准备好的吃食，我们就席地而坐，在圆明园里野餐。”唐晓峰回忆道。
然而，此时的唐晓峰，对历史地理仍是隔膜。实地考察固然避免了书斋里的空想，但还是
“干巴”，“说到一个地区，无非是地理、人口、农业、交通、城市，就这么干巴巴地排列一通”。
真正开始喜欢上地理学，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1986年到1995年，唐晓峰在雪城大学留学，那里是美国地理学的重镇，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头撞进了充满“人味儿”的地理学世界。
有“人味儿”的地理学
“美国教授讲，人的成长依靠三种学习文本，一个是口头文本，一个是文字文本，还有一个是景观文本。”唐晓峰说，“景观是写在大地上的文本，‘读’景观虽然不受语言的制约，却需要文化的积累，尤其是在中国。过三峡时不念‘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面对沙漠时不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欣赏程序就启动不来，它们就只是最原始的自然，没有任何丰富的意义。中国人到美国欣赏高楼大厦，美国人到中国欣赏破四合院;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从长沙徒步到昆明，一路跋山涉水，经过黄果树瀑布时，中文系的人开始作诗，‘理工男’却忙着计算流量、落差，一年能发多少电。所以说，景观永远需要人的阐发，‘读者’的文化、经验、心理不同，‘读’出来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
当地理学背后有了“人味儿”，唐晓峰发现，过去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往往意味深长。“延安的宝塔，原本是唐代的佛教建筑，为什么我们看到它，想起的是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而不是和尚庙？新华门，原本是乾隆为新疆妃子建的特殊住房，对面就是回民区与清真寺，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它，想到的是中南海与国家政治，而不是宫廷故事？同样一个景观、一个地方，含义完全不同，这种转换和变化常常发生，却常常被我们忽略。”
在唐晓峰看来，地理不是光“分布”在地面上，它还别有一副面孔在活人的心头、在历史的纵深处。这些年来，他写了一系列地理随笔，从大禹的足迹到毛泽东的革命地理，从秦朝的咸阳、汉唐的长安到明清的北京城，从被赋予了含义的山水到暗藏着谎言的地图……在“干巴”的地理知识中，延展出宽广、有趣的学问空间。
而在这些地理空间里，不仅有政治、军事、文化、历史，更牵涉着情感与人生。就像北京这座城，作为一个学者，唐晓峰关注这里的历史沿革、空间布局乃至历代长城的修建轨迹;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北京地图却都是一些私人地点：
百花深处——作为大院孩子，他在那里的胡同世界大开眼界，黑乎乎的屋子里放着大柜子，青花高瓷瓶里插著鸡毛掸子，镜框里镶着一张旦角的小剧照，样样新奇，样样陈旧;护国寺小吃店——小学五年级时，正是困难年代，他为吃一碗面茶，等了4个钟头，等吃到第一口，格外香;院里“发小”家的一间红砖小屋——上世纪70年代，他在那里会过芒克、多多、舒婷，见识各种文化奇人，聊天吃喝谈艺术，思想启蒙由此开启……
在北京城中心五道口的咖啡馆里，唐晓峰说起他的“面茶”情结。 “老北京”渐行渐远，大都会扑面而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日日上演的历史地理话题。就像唐晓峰所说：“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大地上留下刻痕，历史地理的任务，就是把这一章书写的内容，仔细地解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