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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一批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目标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强烈的救亡要求和坚决的反帝决心，主张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他们以“平民”自居，唯一优势是拥有知识和智力，在中国前途的观点上与保皇党大不相同。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数量巨大。这批主张共和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关键词] 中国前途; 辛亥革命; 共和知识分子; 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10-0043-03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的输入以及留学运动和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逐渐出现了一个新型知识阶层（也有人称为群体）。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世界观和中国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表现出愈来愈大的不同。这个阶层的第一代是以魏源、冯桂芬、薛福成等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其后依次出现的是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以孙中山、黄兴、廖仲恺、朱执信等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是近代中国一支十分活跃的社会力量，一浪一浪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辛亥革命时期“共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
“共和知识分子”，是拙著《帝制的终结》中第一次提出的新的政治词语，指的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一批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目标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拥护革命，追求民主，反对专制，所以又可称为“革命知识分子”或“民主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身份普遍低微，因此也可以称为“平民知识分子”。1
这批知识分子的思想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大都是留学生或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他们当然也受过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但更多受到的是“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和“培（根）、笛（卡尔）、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影响，特别是受法国卢梭的影响最大。近代有个革命家、诗人柳亚子，读《民约论》后自号亚卢，意思是“亚洲卢梭”。
二是强烈的救亡要求和坚决的反帝决心。在近代中国，当他们举目四望时，看到的是列强瓜分、肢解中国的狂妄野心，感到的是中华民族行将灭亡的命运。他们迫切要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不强烈，或者是不自觉的。
三是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他们在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之后走上政治舞台，反对君主立宪，反对局部改良，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维新知识分子只敢主张“民权”，承认人民有权参与国家管理，他们则进一步主张“民主”，要求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是彻底的民主派。他们是学生或自由职业者，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因此，他们没有包袱，不畏流血，敢于鼓吹暴力革命。
四是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1903年12月初，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一书广为流行后，很快表示要写一本新书，名为《均平赋》。1当时的“均平”二字，就蕴含了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十多天后，孙中山也写信给朋友说，自己日思夜想，须臾不忘的就是社会主义。2当时，在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部分中国人开始批判欧美社会，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本家“无耻”，是“盗贼”。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3孙中山的意思是，事实已经表明，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到头，不能走，不该走，中国要走一条新路——民生主义之路。孙中山自以为他的这一套办法有利于消灭欧美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使社会大多数人都得到幸福。因此称之为“社会主义”。列宁赞许孙中山的理想，不赞成他的实行方案，称之为“主观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理论。4
五是以“平民”自居，为“平民”立言、代言。他们没有财产、土地，或者很少财产、土地;没有官职或任何特权。社会身份不高，职业层次也不高，主要服务于新兴企业或文化事业，甚至尚未就业，其唯一的优势是拥有知识和智力。
“共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前途的观点上与保皇党大不相同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维新运动遭到镇压后，流亡海外，发展成为保皇党，反对革命。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革命党人创办《民报》，双方展开辩论。辩论中，梁启超反对社会革命，提倡社会改良主义，主张私有制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赞美资本家为“国民经济之中坚”，“必须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初始时期，可以“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他以“上流社会”自居，鄙视或敌视“下等社会”，认为家无担石储粮、目不识丁的“贫民”不能有选举资格。这表明，梁启超等是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党人与之相反，认为欧美社会“劳动者之痛苦，如在地狱”，指责资本家是“不耕不织，坐致巨万”的“盗贼”，资本主义的托拉斯是中國未来的“大毒物”，认为革命不能只考虑资本家，不能置“他部分人之利益于不顾”。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消灭社会“不平”，防止社会“不平”。他们认为，“贫民”（或称“细民”“小民”）虽然生活窘迫，缺少土地，缺少资本，缺少社会地位，但同样横目两足，耳聪目明，因此，理应有同样的选举权利。当时的革命刊物《复报》载文称：“一国之人，富者少而贫者多，流无数鲜血，仅为少数之富民营一极乐园，尤属千古所不平之事。”5这些都说明两派所指出的中国应走的道路大不相同。
人们通常所说的“平民”，是一个长期实际存在的社会阶层或群体，情况复杂，成员繁多。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一直有其代言人，有其相应的思潮和呼声。很长一段时期内，俄、美、日及中国等地，“平民主义”“平民革命”“平民政权”的呼声都曾很高，拥有大量信众。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1可见，在那时的政治语言中，“平民”仍是一个“资产阶级”之外社会阶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和梁启超等人辩论中国前途，他们当时所考虑的显然不只是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还考虑到了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境遇不佳，甚至“如在地狱”的“劳动者”，包括“细民”“贫民”，也即通常所称“平民”的命运和状况。这些人，梁启超称之为“他部分人”，认为可以一时“牺牲”其利益;以“平民”自居的革命党人则从“全民”角度考虑，认为必须考虑“平民”的利益，使人人皆得其所。这才是革命党人同情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新型知识分子数量巨大
在辛亥革命时期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主要就是这样一批主张共和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其一，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以及同盟会等主要革命团体，其成员绝大多数是这批知识分子。其二，他们是多项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主干。其三，他们是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者，他们不仅出刊物、办报纸，做了大量的革命舆论准备工作，而且为革命制定了一系列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其四，他们是清末新军的主体，是多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或发动者。可以说，没有这一批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
与辛亥革命前后主张共和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不仅力量小，而且政治上软弱、动摇。据统计，1911年时，全国的民族资本企业仅有500多家，资本家大概最多不过数千人而已。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有限。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资本家不论是上层或中下层，长期要求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们是当时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社会基础。只是在四次国会请愿运动都遭到镇压、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后，他们才逐渐转到革命方面来，欢呼并支持了武昌起义。但是，很快他们又选择了袁世凯，抛弃了孙中山。因此，不应该过分夸大民族资本家这一群体对于辛亥革命的作用。
相反，辛亥革命前10年间，新型知识分子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例如留学生，1903年为1300人，1904年为2400人，1905年为8500人，1906年为13000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1907年为101.3万余人，1908年為128.4万余人，1909年为162.6万余人。正是他们，才有力量发动并领导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必须同一定的阶级、集团结合，才有可能扭转乾坤。辛亥革命时期，它没有可能同农民结合。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取自美国人，要解决的主要是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后的城市土地问题，不能像中国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主张一样，明晰易行，可以迅速唤起农民的热情。它与民族资本家群体的结合也并不很好（何况这个群体本身就不强大）。结果，共和知识分子孤掌难鸣，孙中山在定都南京后虽有意北伐，彻底推翻清王朝，但缺乏力量，更缺乏经费，还是回到了谭嗣同的悲剧主题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要正确研究辛亥革命，就必须加强对辛亥革命时期以“共和”为目标的革命知识分子，或曰平民知识分子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 梁齐勇
[关键词] 中国前途; 辛亥革命; 共和知识分子; 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10-0043-03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的输入以及留学运动和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逐渐出现了一个新型知识阶层（也有人称为群体）。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世界观和中国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表现出愈来愈大的不同。这个阶层的第一代是以魏源、冯桂芬、薛福成等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其后依次出现的是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以孙中山、黄兴、廖仲恺、朱执信等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是近代中国一支十分活跃的社会力量，一浪一浪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辛亥革命时期“共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
“共和知识分子”，是拙著《帝制的终结》中第一次提出的新的政治词语，指的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一批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目标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拥护革命，追求民主，反对专制，所以又可称为“革命知识分子”或“民主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身份普遍低微，因此也可以称为“平民知识分子”。1
这批知识分子的思想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大都是留学生或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他们当然也受过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但更多受到的是“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和“培（根）、笛（卡尔）、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影响，特别是受法国卢梭的影响最大。近代有个革命家、诗人柳亚子，读《民约论》后自号亚卢，意思是“亚洲卢梭”。
二是强烈的救亡要求和坚决的反帝决心。在近代中国，当他们举目四望时，看到的是列强瓜分、肢解中国的狂妄野心，感到的是中华民族行将灭亡的命运。他们迫切要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不强烈，或者是不自觉的。
三是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他们在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之后走上政治舞台，反对君主立宪，反对局部改良，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维新知识分子只敢主张“民权”，承认人民有权参与国家管理，他们则进一步主张“民主”，要求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是彻底的民主派。他们是学生或自由职业者，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因此，他们没有包袱，不畏流血，敢于鼓吹暴力革命。
四是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1903年12月初，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一书广为流行后，很快表示要写一本新书，名为《均平赋》。1当时的“均平”二字，就蕴含了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十多天后，孙中山也写信给朋友说，自己日思夜想，须臾不忘的就是社会主义。2当时，在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部分中国人开始批判欧美社会，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本家“无耻”，是“盗贼”。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3孙中山的意思是，事实已经表明，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到头，不能走，不该走，中国要走一条新路——民生主义之路。孙中山自以为他的这一套办法有利于消灭欧美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使社会大多数人都得到幸福。因此称之为“社会主义”。列宁赞许孙中山的理想，不赞成他的实行方案，称之为“主观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理论。4
五是以“平民”自居，为“平民”立言、代言。他们没有财产、土地，或者很少财产、土地;没有官职或任何特权。社会身份不高，职业层次也不高，主要服务于新兴企业或文化事业，甚至尚未就业，其唯一的优势是拥有知识和智力。
“共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前途的观点上与保皇党大不相同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维新运动遭到镇压后，流亡海外，发展成为保皇党，反对革命。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革命党人创办《民报》，双方展开辩论。辩论中，梁启超反对社会革命，提倡社会改良主义，主张私有制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赞美资本家为“国民经济之中坚”，“必须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初始时期，可以“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他以“上流社会”自居，鄙视或敌视“下等社会”，认为家无担石储粮、目不识丁的“贫民”不能有选举资格。这表明，梁启超等是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党人与之相反，认为欧美社会“劳动者之痛苦，如在地狱”，指责资本家是“不耕不织，坐致巨万”的“盗贼”，资本主义的托拉斯是中國未来的“大毒物”，认为革命不能只考虑资本家，不能置“他部分人之利益于不顾”。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消灭社会“不平”，防止社会“不平”。他们认为，“贫民”（或称“细民”“小民”）虽然生活窘迫，缺少土地，缺少资本，缺少社会地位，但同样横目两足，耳聪目明，因此，理应有同样的选举权利。当时的革命刊物《复报》载文称：“一国之人，富者少而贫者多，流无数鲜血，仅为少数之富民营一极乐园，尤属千古所不平之事。”5这些都说明两派所指出的中国应走的道路大不相同。
人们通常所说的“平民”，是一个长期实际存在的社会阶层或群体，情况复杂，成员繁多。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一直有其代言人，有其相应的思潮和呼声。很长一段时期内，俄、美、日及中国等地，“平民主义”“平民革命”“平民政权”的呼声都曾很高，拥有大量信众。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1可见，在那时的政治语言中，“平民”仍是一个“资产阶级”之外社会阶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和梁启超等人辩论中国前途，他们当时所考虑的显然不只是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还考虑到了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境遇不佳，甚至“如在地狱”的“劳动者”，包括“细民”“贫民”，也即通常所称“平民”的命运和状况。这些人，梁启超称之为“他部分人”，认为可以一时“牺牲”其利益;以“平民”自居的革命党人则从“全民”角度考虑，认为必须考虑“平民”的利益，使人人皆得其所。这才是革命党人同情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新型知识分子数量巨大
在辛亥革命时期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主要就是这样一批主张共和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其一，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以及同盟会等主要革命团体，其成员绝大多数是这批知识分子。其二，他们是多项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主干。其三，他们是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者，他们不仅出刊物、办报纸，做了大量的革命舆论准备工作，而且为革命制定了一系列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其四，他们是清末新军的主体，是多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或发动者。可以说，没有这一批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
与辛亥革命前后主张共和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不仅力量小，而且政治上软弱、动摇。据统计，1911年时，全国的民族资本企业仅有500多家，资本家大概最多不过数千人而已。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有限。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资本家不论是上层或中下层，长期要求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们是当时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社会基础。只是在四次国会请愿运动都遭到镇压、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后，他们才逐渐转到革命方面来，欢呼并支持了武昌起义。但是，很快他们又选择了袁世凯，抛弃了孙中山。因此，不应该过分夸大民族资本家这一群体对于辛亥革命的作用。
相反，辛亥革命前10年间，新型知识分子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例如留学生，1903年为1300人，1904年为2400人，1905年为8500人，1906年为13000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1907年为101.3万余人，1908年為128.4万余人，1909年为162.6万余人。正是他们，才有力量发动并领导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必须同一定的阶级、集团结合，才有可能扭转乾坤。辛亥革命时期，它没有可能同农民结合。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取自美国人，要解决的主要是高度工业化、现代化后的城市土地问题，不能像中国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主张一样，明晰易行，可以迅速唤起农民的热情。它与民族资本家群体的结合也并不很好（何况这个群体本身就不强大）。结果，共和知识分子孤掌难鸣，孙中山在定都南京后虽有意北伐，彻底推翻清王朝，但缺乏力量，更缺乏经费，还是回到了谭嗣同的悲剧主题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要正确研究辛亥革命，就必须加强对辛亥革命时期以“共和”为目标的革命知识分子，或曰平民知识分子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 梁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