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辛亥革命在推翻清王朝的同时，也给延续千年的传统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向国人头脑注入了一系列崭新观念，堪称中华民族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回首风云际会的沧桑百年，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诸多领域除旧布新、文明进步的起点，就是那场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在此，我们仅撷取辛亥以来的几个关键词，窥掠一下当年那场激荡云天的浪潮，是怎样开启了中华民族认识历史、改造社会的全新视野。
革命：
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力源头
革命，就是破旧立新的变革。社会革命，是旧社会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端。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贡献，是让整个中华民族对“革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作为一场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对既有体制与格局的冲击，在强度与广度上毫不逊色于法国大革命。所不同的是，法国大革命是在思想充分酝酿之后在社会领域的爆发，而辛亥革命是以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了人们思想上的震撼。辛亥革命，让中国人真正见识了革命！
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是“超稳定结构”的假说，试图以此说明中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意在凸显中国历史拒斥变革的特征。其实，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变革的历史。按照学界通行的认识，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始自公元前841年。就在这一年，“国人暴动”把周厉王赶出了镐京，西周政权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动荡。中国的先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变革的重大意义，先秦时期的《易传》文本中就出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命题，表明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对变革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然而遗憾的是，因为“通则久”的诉求局限，中华民族形成了体制内变革的思维惯性，中国的历史在一系列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中，勾画出一个又一个循环。在汉语中，革命之“命”，乃“天命所系”之“命”。“天命”虽因其道德属性不会常驻于一家一姓，但其扶助人间代理以统御万民的运作范式却始终如一。故而，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更涌现出无数“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英雄豪杰，但始终未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格局。打破这一“超稳定结构”，是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历史性壮举。
尽管因为政治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因为民族矛盾问题的纠结，因为与理想主义相伴的幼稚，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历来遭到种种非议与诟病。但他们走出历史循环的愿望昭然天下，再多的瑕疵也掩盖不了他们楬橥历史新纪元的光芒。在辛亥革命的语境里，“革命”已经剔除了天命转移的旧核，代之以扭转乾坤的决心和勇往直前的勇气。辛亥革命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序幕。
正是基于对革命的崭新理解，经受了辛亥革命洗礼的斗士以及受辛亥革命精神感召的后继者们，彻底抛弃了改良的幻想。他们扫荡前进道路上的种种桎梏与障碍，昂首阔步地向现代迈进。
共和：
中国现代政治的崭新篇章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开辟出了广阔天地。此举不仅给长期生活在君主专制之下的中国人民以心灵上的震撼，更具有唤醒整个亚洲的政治启蒙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的“共和”，特指西周历史上的“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厉王出奔造成西周权力真空之际，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是谓“共和”。这是一种应对突发政治危机的临时举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共和”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respublica，意为“公共事务”。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在人类政治史上，共和制作为君主政体的对立面而存在，是近代以来反专制斗争和民主革命的政治成果，代表着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早在1904年，孙中山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首义之前就已经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自觉地和形形色色的改良派划清了界线，决心开创中国政治的新篇章。
诚然，孙中山等辛亥领袖都受过传统启蒙教育的影响，他们也都经历了从不满君主专制、羡慕民主政治到反对专制政体、要求建立民主政治的思想蜕变。时移世易，同样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辛亥时期精英们的视野中已经出现了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民主思想的理论武器。进化论的传播，使头脑敏锐的人们不难认识到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必然性，戊戌维新的教训以及清廷立宪改革的闹剧，更让人们对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不抱任何幻想。辛亥革命者们很快完成了从忠君爱国到抑君爱国再到叛君爱国的立场转变，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把目光和心思从对唐虞盛世的向往转到了传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他们祭起暴力革命的旗帜，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并将中国推上了民主共和的轨道。
我们回顾一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那些撼动人心的条目：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等等。其中所体现的宪政理念，至今仍让人为之怦然心动。诚如陈旭麓先生所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五四”以前80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而取得的最富深远意义的结果。虽然《临时约法》带有明显的“揖美追欧”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辛亥党人通过立法程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用现代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在中国开了以法治国的先河。
过去我们深信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近年来，这一说法被不少人怀疑，就这一问题的讨论肯定还将持续，但事实不容置疑，共和的旗帜在中国树立起来之后，经受住了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各种逆流的考验，巍然屹立不倒。辛亥之后，任何恢复专制统治的企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归因于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政治演进所做出的启迪民心之功。
自由：
国民个性解放的历史契机
现代语境中的“自由”是反专制的产物，指由宪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一种权利，能够确保人民免于遭受某一专制政权的奴役、监禁或控制，确保人民能获得解放。是辛亥革命，把这种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观加以广泛传播，并将中国的个性解放潮流推向高峰。
在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中国普通百姓毫无自由可言。韩愈曾经犀利地指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则诛。”长期在这种“君—臣—民”模式挤压之下的民众，习惯于“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的奴性思维。这种累积的国民奴性，在维系封建统治稳定的同时，也极大地束缚甚至窒息了整个民族创新发展、走向富强的内在动力。
早在辛亥以前，严复等思想家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国民素质问题的重要性。严复指出，中国欲图振兴，重在治本，本治则标立。所谓本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皆备，才能实现政治变革、解除民族危机。后来梁启超将这一思想表述为“新民”说，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就是“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故而“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辛亥时期的革命派邹容、章太炎等人进一步指出，国民“无主性”、“无国性”、“无种性”、“无独立之性”的根源在专制统治，所以“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以开民智、新民德”，革命以复国民“天赋之权利”。这就把个性解放的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
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政体，打破了压抑、束缚国民个性的外在枷锁，客观上为中国人民的个性解放创造了条件。同时，辛亥革命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摆脱奴性、追求解放的锐利武器。更为可贵的是，《临时约法》第六条专门规定了人民的自由权利：“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三、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四、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五、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六、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这些从西方引进的自由观念，以法律的形式在中国得以普及。与之相应，民国初年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中国出现了习俗改良的社会潮流，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民心智的解放。
当年梁启超曾反思，“立宪政体，必民智既开，而后能行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所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虽然辛亥革命没有真正完成“新民”的任务，但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将争取人民自由权利作为革命的任务之一，并号召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无疑是一股人性解放的推动力量，其“新民”之功不可低估。
诚然，背负传统重负的中国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道路漫长而坎坷，辛亥革命的失败也和广大群众缺乏自觉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正是辛亥革命的这一缺欠，为新文化运动从更深的层面上探讨民族出路准备了素材，也启发了鲁迅等人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从而将中国人民追求个性解放的轨迹推向纵深。
民生：
中国政治根基的现代诠解
民生即人民的生计，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现代民生观重点着眼于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等。中国早有“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历来重视人民的生计问题，但从民众自身立场上理解民生，却是从辛亥革命才真正开始的。
《礼记·礼运》篇里“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憧憬，代表着民生凋敝世道下的百姓心声，勾勒出一幅引领无数后人为之前赴后继的“大同”理想蓝图。值得肯定的是，大同理想中还包含了“男有分，女有归”这样充分考虑人们归属感和社会使命的内容。遗憾的是，这一充满人文色彩的社会理想，在两千多年的现实政治中从来没有真正付诸实践。《管子》中那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谓脍炙人口，然而检索可知，这句话出自该书的《牧民》篇，不过是统治者驭使百姓的政治权谋而已。孟子虽有“制民恒产”的呼吁，认为应使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但他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据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显然有维护帝王统治稳固之嫌，和后来大一统时代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有异曲同工之效。封建时代也有不少皇帝为百姓的生计问题蹙眉疾首，但在传统社会中，人民的生存权益从来没有被真正尊重过。
孙中山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遗产，当属他所推崇的民生主义。早在辛亥之前，孙中山就把民生与民族、民主并列，作为革命的目标写入政治纲领之中。他关注民生幸福，把实现人民经济平等、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我们不否认孙中山重视民生有避免新的革命危机的考虑，也有维护民国政治稳定的成分，但区别于古代政客和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把民生幸福视为政治的目的，而不是政治的手段。正是因为实现了对传统民生观的颠覆，孙中山才能不断地把他的民生思想推向深入，最终提出了“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口号，达到了民族资产阶级领袖所能够达到的思想极限。
尽管孙中山督办20万里铁路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建国方略》中的大部分内容也仅仅停留在蓝图阶段，但他以民生为本，为实现人民幸福而不懈探索的精神，不仅赢得了后人的敬仰，更启发了其后的中国政治家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也让中国人民对自己的经济权利和个人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哲学博士
（责编/彭澜）
革命：
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力源头
革命，就是破旧立新的变革。社会革命，是旧社会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端。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贡献，是让整个中华民族对“革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作为一场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对既有体制与格局的冲击，在强度与广度上毫不逊色于法国大革命。所不同的是，法国大革命是在思想充分酝酿之后在社会领域的爆发，而辛亥革命是以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了人们思想上的震撼。辛亥革命，让中国人真正见识了革命！
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是“超稳定结构”的假说，试图以此说明中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意在凸显中国历史拒斥变革的特征。其实，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变革的历史。按照学界通行的认识，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始自公元前841年。就在这一年，“国人暴动”把周厉王赶出了镐京，西周政权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动荡。中国的先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变革的重大意义，先秦时期的《易传》文本中就出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命题，表明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对变革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然而遗憾的是，因为“通则久”的诉求局限，中华民族形成了体制内变革的思维惯性，中国的历史在一系列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中，勾画出一个又一个循环。在汉语中，革命之“命”，乃“天命所系”之“命”。“天命”虽因其道德属性不会常驻于一家一姓，但其扶助人间代理以统御万民的运作范式却始终如一。故而，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更涌现出无数“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英雄豪杰，但始终未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格局。打破这一“超稳定结构”，是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历史性壮举。
尽管因为政治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因为民族矛盾问题的纠结，因为与理想主义相伴的幼稚，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历来遭到种种非议与诟病。但他们走出历史循环的愿望昭然天下，再多的瑕疵也掩盖不了他们楬橥历史新纪元的光芒。在辛亥革命的语境里，“革命”已经剔除了天命转移的旧核，代之以扭转乾坤的决心和勇往直前的勇气。辛亥革命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序幕。
正是基于对革命的崭新理解，经受了辛亥革命洗礼的斗士以及受辛亥革命精神感召的后继者们，彻底抛弃了改良的幻想。他们扫荡前进道路上的种种桎梏与障碍，昂首阔步地向现代迈进。
共和：
中国现代政治的崭新篇章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开辟出了广阔天地。此举不仅给长期生活在君主专制之下的中国人民以心灵上的震撼，更具有唤醒整个亚洲的政治启蒙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的“共和”，特指西周历史上的“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厉王出奔造成西周权力真空之际，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是谓“共和”。这是一种应对突发政治危机的临时举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共和”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respublica，意为“公共事务”。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在人类政治史上，共和制作为君主政体的对立面而存在，是近代以来反专制斗争和民主革命的政治成果，代表着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早在1904年，孙中山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首义之前就已经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自觉地和形形色色的改良派划清了界线，决心开创中国政治的新篇章。
诚然，孙中山等辛亥领袖都受过传统启蒙教育的影响，他们也都经历了从不满君主专制、羡慕民主政治到反对专制政体、要求建立民主政治的思想蜕变。时移世易，同样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辛亥时期精英们的视野中已经出现了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民主思想的理论武器。进化论的传播，使头脑敏锐的人们不难认识到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必然性，戊戌维新的教训以及清廷立宪改革的闹剧，更让人们对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不抱任何幻想。辛亥革命者们很快完成了从忠君爱国到抑君爱国再到叛君爱国的立场转变，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把目光和心思从对唐虞盛世的向往转到了传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他们祭起暴力革命的旗帜，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并将中国推上了民主共和的轨道。
我们回顾一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那些撼动人心的条目：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等等。其中所体现的宪政理念，至今仍让人为之怦然心动。诚如陈旭麓先生所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五四”以前80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而取得的最富深远意义的结果。虽然《临时约法》带有明显的“揖美追欧”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辛亥党人通过立法程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用现代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在中国开了以法治国的先河。
过去我们深信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近年来，这一说法被不少人怀疑，就这一问题的讨论肯定还将持续，但事实不容置疑，共和的旗帜在中国树立起来之后，经受住了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各种逆流的考验，巍然屹立不倒。辛亥之后，任何恢复专制统治的企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归因于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政治演进所做出的启迪民心之功。
自由：
国民个性解放的历史契机
现代语境中的“自由”是反专制的产物，指由宪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一种权利，能够确保人民免于遭受某一专制政权的奴役、监禁或控制，确保人民能获得解放。是辛亥革命，把这种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观加以广泛传播，并将中国的个性解放潮流推向高峰。
在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中国普通百姓毫无自由可言。韩愈曾经犀利地指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则诛。”长期在这种“君—臣—民”模式挤压之下的民众，习惯于“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的奴性思维。这种累积的国民奴性，在维系封建统治稳定的同时，也极大地束缚甚至窒息了整个民族创新发展、走向富强的内在动力。
早在辛亥以前，严复等思想家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国民素质问题的重要性。严复指出，中国欲图振兴，重在治本，本治则标立。所谓本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皆备，才能实现政治变革、解除民族危机。后来梁启超将这一思想表述为“新民”说，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就是“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故而“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辛亥时期的革命派邹容、章太炎等人进一步指出，国民“无主性”、“无国性”、“无种性”、“无独立之性”的根源在专制统治，所以“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以开民智、新民德”，革命以复国民“天赋之权利”。这就把个性解放的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
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政体，打破了压抑、束缚国民个性的外在枷锁，客观上为中国人民的个性解放创造了条件。同时，辛亥革命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摆脱奴性、追求解放的锐利武器。更为可贵的是，《临时约法》第六条专门规定了人民的自由权利：“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三、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四、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五、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六、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这些从西方引进的自由观念，以法律的形式在中国得以普及。与之相应，民国初年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中国出现了习俗改良的社会潮流，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民心智的解放。
当年梁启超曾反思，“立宪政体，必民智既开，而后能行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所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虽然辛亥革命没有真正完成“新民”的任务，但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将争取人民自由权利作为革命的任务之一，并号召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无疑是一股人性解放的推动力量，其“新民”之功不可低估。
诚然，背负传统重负的中国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道路漫长而坎坷，辛亥革命的失败也和广大群众缺乏自觉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正是辛亥革命的这一缺欠，为新文化运动从更深的层面上探讨民族出路准备了素材，也启发了鲁迅等人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从而将中国人民追求个性解放的轨迹推向纵深。
民生：
中国政治根基的现代诠解
民生即人民的生计，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现代民生观重点着眼于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等。中国早有“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历来重视人民的生计问题，但从民众自身立场上理解民生，却是从辛亥革命才真正开始的。
《礼记·礼运》篇里“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憧憬，代表着民生凋敝世道下的百姓心声，勾勒出一幅引领无数后人为之前赴后继的“大同”理想蓝图。值得肯定的是，大同理想中还包含了“男有分，女有归”这样充分考虑人们归属感和社会使命的内容。遗憾的是，这一充满人文色彩的社会理想，在两千多年的现实政治中从来没有真正付诸实践。《管子》中那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谓脍炙人口，然而检索可知，这句话出自该书的《牧民》篇，不过是统治者驭使百姓的政治权谋而已。孟子虽有“制民恒产”的呼吁，认为应使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但他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据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显然有维护帝王统治稳固之嫌，和后来大一统时代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有异曲同工之效。封建时代也有不少皇帝为百姓的生计问题蹙眉疾首，但在传统社会中，人民的生存权益从来没有被真正尊重过。
孙中山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遗产，当属他所推崇的民生主义。早在辛亥之前，孙中山就把民生与民族、民主并列，作为革命的目标写入政治纲领之中。他关注民生幸福，把实现人民经济平等、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我们不否认孙中山重视民生有避免新的革命危机的考虑，也有维护民国政治稳定的成分，但区别于古代政客和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把民生幸福视为政治的目的，而不是政治的手段。正是因为实现了对传统民生观的颠覆，孙中山才能不断地把他的民生思想推向深入，最终提出了“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口号，达到了民族资产阶级领袖所能够达到的思想极限。
尽管孙中山督办20万里铁路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建国方略》中的大部分内容也仅仅停留在蓝图阶段，但他以民生为本，为实现人民幸福而不懈探索的精神，不仅赢得了后人的敬仰，更启发了其后的中国政治家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也让中国人民对自己的经济权利和个人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哲学博士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