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大将与鲁迅先生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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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11月间,陈赓拖着在战斗中负伤的右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鄂豫皖红区的工作。
  陈赓在汇报时谈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反对国民党围攻中仗打得怎样的激烈和艰苦,以及他们英勇杀敌的事迹,在场的同志都很感动。大家对鄂豫皖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都觉得,能有一位作家把它写成作品才好。
  陈赓也有这样的想法,他说:“那些战斗的艰苦和激烈,我们红军所表现的忠诚和勇敢,真是超乎人们所能想象的,比起现有的那些描写战争的作品里所表现的,不知要超过多少倍了。我们很希望人民能知道革命群众和红军所经受过的这一切艰难和困苦,即使革命胜利了,也永远不要忘记它。”
  陈赓所谈的红四方面军作战情况和战斗故事,党中央宣传部的朱镜我根据记录加以整理,油印出来了。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外国的记者或作家,如史沫特莱,根据从我们这里获得的材料写成文艺性的报道,成为很受欢迎的作品,如果请鲁迅先生以此为素材和线索,再补充些生活,写成作品,无疑会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也会在政治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于是,党组织就叫宣传部的冯雪峰把这个油印的谈话记录送给鲁迅。
  鲁迅在白色恐怖十分残酷的环境里看了这些材料,非常兴奋。他听说陈赓还在上海治病,为了更详细地了解红军的战斗情况,便冒着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到处追捕革命者的风险,请冯雪峰邀陈赓到家里来做客。
  陈赓一向喜爱鲁迅的著作,在去鄂豫皖红区之前,他就读过鲁迅的许多作品。那些作品所表现的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精神,使他异常感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红区以后,戎马倥偬,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他跟白区的左翼文艺战线的同志隔绝了。如今,陈赓听到鲁迅打算为红军写书,约自己去谈话,心里高兴极了。他是多么希望鲁迅能够将红区的斗争描绘出来,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让人民认清革命形势呵!
  1932年秋的一天,陈赓由冯雪峰和朱镜我陪同,来到上海北四川路底川北公寓——鲁迅的家里。鲁迅的兴致很高,特地请夫人许广平预备了许多酒菜。陈赓同鲁迅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夜深才离开。他从反击敌人第四次围攻的战斗谈起,谈了红军在战斗中英勇奋战的情形,讲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揭露了敌人的残暴罪行,还谈到了红区人民的生活、土地革命和文化建设的情况。鲁迅说话很少,非常专心地听陈赓谈,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大概是由于非常熟悉旧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鲁迅对红区农民的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他听到过去那些受压迫、受侮辱最深重的人们,都挺直腰杆起来战斗,非常高兴。又问了问在红区地主是怎样进行反抗的以及农民如何支援红军等一些情况。陈赓一一作了介绍,在谈到乡亲们亲自送子弟参军和组织召开欢送大会的盛况时,鲁迅感到特别新鲜。尤其当陈赓讲到红区农村有些房子在四面都开了窗子的时候,引起鲁迅的极大兴趣。鲁迅说,这是因为人民的生活好了,已经知道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了。四面都开了窗子,空气一定很流通,这是一个进步。这次交谈之后,鲁迅对这件事的关注,给陈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鲁迅先生又约陈赓见面。
  陈赓由朱镜我陪同,来到北四川路公益坊已经停业的水沫书店楼上。在那里等候的楼适夷先生事先接到冯雪峰的通知,说鲁迅先生约了一位从苏区来沪养病的负责同志谈苏区红军的情况,由他陪同从这里前往鲁迅家里。所以楼适夷见朱镜我领了一个陌生同志到来,并不感到奇怪。他瞅了瞅那位陌生的同志:脸色红润,略有风霜之色,个子较高,穿一件灰色绒呢单袍,像一位从农村来的知识分子。这位同志是谁?按照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上级既然不把名字告诉他,他也就不必询问,仅仅作了个自我介绍。朱镜我把陈赓交给了楼适夷,稍后他便陪陈赓到鲁迅家里去了。
  


  鲁迅见到他们,打了个招呼,便把他们引进一间既是书房,又是会客室,同时也是卧室的屋子里,招呼他俩坐下。陈赓坐在鲁迅书桌边的环臂椅上,鲁迅自己坐在书桌横头的藤躺椅上,楼适夷略远一点,坐在面向他俩的椅子上。
  谈话开始了,陈赓开门见山地谈起红军作战的情况、红区人民的生活和军民关系,他谈得很平静,有许多生动的叙述,鲁迅先生不时地插进一两句问话。
  陈赓谈到红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时候,学着红军战士大声呐喊的模样,形容红军奋勇杀敌的情景,谈的人和听的人都兴奋起来。鲁迅高兴得笑了,问道:“是这样的么?”然后点了点头,说:“先声夺人嘛!”
  接着,陈赓又谈了一位老大娘掩护伤员的故事,谈了红军司令员坐在田头和农民一起抽着黄烟谈家常的情景,都引起了鲁迅很大的兴趣。
  那天是一个阴天,屋子里光线不怎么好。鲁迅听陈赓谈到鄂豫皖军事形势的时候,请他在书桌上绘了一张草图。陈赓整整谈了一个下午,鲁迅一直坐在躺椅上,连身子也没有躺下过一次,始终很有兴致地听着、问着,默默地点着头。
  傍晚,许广平走进来,邀请客人到厨房边的一间小屋里去吃饭。鲁迅亲自打开一瓶珍藏已久的三星斧头白兰地,大家喝了几杯,饭后又闲谈了一阵,然后由楼适夷送陈赓下楼出门。陈赓离开鲁迅家后雇了一辆车,和楼适夷告别后便独自回去了。
  那时楼适夷在“左联”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不常到鲁迅家去,有事大半在内山书店和鲁迅见面,或是通过冯雪峰联系,直接登门的次数寥寥可数,因此,这次去鲁迅家,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但是他一直不知道这次陪的就是陈赓。
  后来,在鲁迅博物馆的陈列品中,楼适夷见到那张鄂豫皖形势图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次由他陪着去见鲁迅的就是陈赓。因为那张草图正是他亲眼见陈赓在鲁迅书桌上绘制的。
  陈赓走后,鲁迅对于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大概在心里也酝酿过一段时间,因为他几次同冯雪峰谈起,都像要马上写似的。
  冯雪峰还记得,鲁迅同他说过:“写是可以写的。”“写一个中篇,可以。”“要写,只能像《铁流》似的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
  但后来鲁迅没有动笔。对此,冯雪峰分析,那时鲁迅并不是没有创作欲望,大家对他的热烈希望以及红军那些英勇顽强的战斗也确实鼓舞了他。但是,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给他以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因为这是现实题材,而他又不想像说故事那样写……所以他没有写,这说明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
  至于陈赓同鲁迅两次交谈的材料,还有油印的那份陈赓谈话记录,鲁迅全都郑重其事地保存起来了。有次鲁迅见到冯雪峰的时候,还问他:“那些东西要不要还给你?”冯雪峰说:“不要,你藏着如不方便,就烧毁了吧。”可是,鲁迅舍不得烧毁,一直珍藏了很久。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保存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检查,这些材料还得经常转移地方。可是鲁迅不怕担风险,硬是把这些材料连同陈赓在第二次谈话时画的那张草图,一起保存下来了,这些东西现在还陈列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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