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时代变迁和戏剧创作观念的变化，新时期桂剧在拓宽题材空间和丰富人物塑造方面做了很多创新，于传统审美风格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气象。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更加关注人的心理场域与内在生命运动，注重探索人性的复杂与微妙，以崭新的开拓性思维，为常常被格式化的帝王将相形象“祛魅”，成功塑造出立体、繁复、富有历史感和真实感的圆形人物，以之联通历史和现实。新时期桂剧表现出由多种理解融汇而成的一种新视域，体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魅力与艺术价值。
　　关键词：新时期桂剧 帝王将相 重写与重塑
　　人事代谢、江山更迭、皇室纠葛、宦海沉浮等不仅是历史长河中的重头戏，也是戏剧选材的重要矿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恢弘浩荡的文明史，为帝王将相历史题材的选择与裁剪提供了特别丰富的背景和素材。关于帝王将相与宫闱故事的书写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多以绵延已久的传统叙事模式，演绎跌宕起伏的权力对抗与情感纠葛，以满足大众的审美期待与心理寄托。就像孔庆东所说的那样，帝王戏一般分三类：“一类是赞歌，一类是戏说，一类是讽喻。”[1]然而，在明君圣主理想化的赞歌、民间立场喜剧性的戏说和朝代更迭政治化的讽喻之外，历史还有更多维的存在，帝王将相也有更丰富的棱面。新时期桂剧真正做到了从人的视角出发，探照人心，烛照现实。其帝王将相书写，既涉及皇家威仪也透视历史与性格悲剧，既勾画外在的政治风云也描摹诡奇的心理图谱，既传递着历史回声也寄寓着现实思考，人物形象的质感很强。
　　一.关注个体的生活和命运，注重心理写实，写出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新时期以来，随着“戏剧观”大讨论的广泛展开以及新历史主义理念的深入浸染，创作者们的认知视点和创作心态也经历着大幅度刷新。比如《七步吟》，剧作家对几乎定型化的历史人物开启了新的审视与“重写”，揭示了暗涌在政治史之下隐秘的人性史，并以此表达对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以及人性、人情的观照与反思。
　　关于曹丕的人物设定，太多的版本倾向于从厚黑学角度铺展情节，围绕七步诗、洛神故事等将其简单化为暴戾、残忍的人物，而忽略其“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陈寿《三国志·文帝纪》）；众多版本浓墨重彩书写其为权力争夺残害手足的绝情与无情，而忽略其谋略与抱负。与之相应，曹丕的内心世界与情感波澜便常常成为书写的荒原。从20世纪80年代的《曹植》、90年代的《曹操父子》《曹植与甄宓》《曹植与甄洛》到21世纪的《七步诗》《水月洛神》，曹丕在时间长河与不同剧种里，几乎一直呈现出如此类型化的定位。与之相比，新时期桂剧《七步吟》（编剧吕育忠）的笔触是大胆而细腻的，人物审视也是复杂而幽微的。作者一手写曹丕于大事件面前的果敢决绝与胆识胆魄，一手写其轻率武断、刚愎自用；一手写曹丕理政时的威严霸气与文韬武略，一手写其被遮蔽在王者身份之下的痛苦压抑、孤独沮丧。剧作家通过曹操灵堂的虚拟设置，曹丕和曹植赶赴京城之旅的惊心动魄、曹丕面对心腹吴质建议囚禁曹植时的心理纠结、曹植激烈责问曹丕的义愤填膺、曹丕心仪之女情牵曹植带来的兄弟之阋、曹丕贬曹植为安乡侯等一系列大事件，反映出特殊环境下政治、亲情、爱情之间难以抉择的残酷性、相悖性。尤其是所娶之女倾心于自己的弟弟曹植，这种情感上的痛苦，是权力所不能完全抵达的领域。作家写权力与亲情的大碰撞，写爱情带给人的妒忌猜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将笔触伸向人性的暗箱，细腻展示了曹丕由爱生恨、渐萌杀心的心理曲线，从而使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人物更真实可感。
　　因为跳脱了历史上“贬丕赞植”的定论，新时期桂剧“把历史题材扩展到人性的广阔领域，并能深入到历史生活的底蕴——人的内心生活”[2]，从而呈现出特别的真实感。这种细腻和真实还体现在曹植身上。剧作没有像大部分同类题材那样沉浸于书写才子之“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是展示了在王位争夺战中曹植之所以失败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剧作开篇，面对曹操先遗密诏（敢闯其宫者继承王位）又提出“擅闯宫门者斩”的矛盾，曹丕用智谋、果敢和深沉的心机抢得先机，而曹植则因犹豫错过机会；在爱情婚姻方面，曹丕抢先将甄氏娶回，致使曹植空余怅恨；在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认知方面，曹丕认为“文只可帮政，决不许乱政”，曹植以文学为张扬个性的工具；在识人方面，曹丕敏感多疑，曹植朴素单纯；在治国理政方面，曹丕是行动派，曹植虽有高远志向却常常无从实施。作者将曹植因何在王位争夺战与爱情争夺战中遭遇滑铁卢写得透彻深刻，也将身处权力场的曹植之迷惑、彷徨、隐忍、警惕写得真切动人，表达了剧作家对过于定格化的文学形象的另一种思考。
　　权谋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早先的帝王书写给予其充分的想象。但《七步吟》以现代人文精神观照帝王生活，大胆将封建帝王放到历史原点进行理性分析，赋予帝王将相生活化、世俗化的形象，将其心灵铺展为一个混乱的战场，凸显了人性的博弈与灵魂的撕咬，从而提供了帝王形象的多解性。
　　二.透视权力的泛化與异化，反思民族痼疾，揭示帝王将相故事背后的政治与文化
　　与帝王有关的政治事件、军事斗争、宫廷心计、奇闻秘史等形成以帝王为中心、受众基础深厚的庞大故事体系。众多帝王将相作品或讲述开国之艰或聚焦“盛世叙事”或描写开拓之力，塑造了一系列理想化的君王。那些勤政爱民、高瞻远瞩、励精图治的帝王和智勇超人、忧国忧民、刚正不阿的将相，呼应着民众渴望明君圣主拯救、希望民族国家强大的心理。即使是戏说，帝王将相们在受众面前也多是智勇双全、深谋远虑。在剧作家魏明伦看来，这是典型的不假思考的帝王崇拜。在此投影下，帝王形象多是高大完美，其野心膨胀、权力追逐、厚黑之道、唯诺自保以及极权土壤下酿就的人格缺陷常常被遮蔽。与之对比，新时期桂剧对历史的再解读与对现实的新思考显得难能可贵。《大儒还乡》《泥马泪》《秦英小将》等作品体现了新的时代品格。这些作品，是对政绩的重新思考以及对权力异化的反思，构成了帝王将相书写的新维度。 　　《大儒还乡》以新颖的构思、巧妙的设计与深沉的思考，被评为“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之一，该剧以“南桑北引”工程为镜，照出了造假工程、豆腐渣工程背后隐藏着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对于此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有人冒死进谏，极力阻止，终被皇帝赐酒毒死，化作一缕亡魂（佟三秦），并承受满门抄斩之殇；有人一直被蒙蔽，直到生命尽头才看到真相（陈宏谋）；有人为了朝廷荣光，劝阻当事人放弃探察真相，主张继续瞒骗（乾隆）。主人公陈宏谋是乾隆时期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是有口皆碑的贤臣硕儒，一生政绩辉煌，其着力倡行的“南桑北引”工程曾经被视为一大政绩，却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面子工程，“买南丝充秦绸秦绢”，不但欺上瞒下，还劳民伤财、伤及人命。面对史料记载中几乎看不到污点的清官、名臣、学者、大儒，剧作者打破了惯例，选择历史的细部书写了其另一面的存在，生动展现了人物之丰富性、多面性、复杂性。而乾隆皇帝，在悉心为民与政权利益、探究真相与保持稳定、推倒丰碑与唯上不唯实的权衡中，看重的是后者。此剧中，无论是乾隆帝还是清官陈宏谋，都突破了某种条条框框，成为后来人思古鉴今的重要资源。作者以当代旨趣审视历史中人与历史中事，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也刺破了封建政治的虚伪与虚妄。历史往往隐藏着关于未来的秘密和启示，对历史的剖析更多的是为了烛照当下。
　　《泥马泪》取材于民间传说“泥马显灵渡康王”并赋予其现代意义的解读，该剧直击造神运动的愚昧与痼疾以及其带给整个民族的心理余震，揭示统治者的残忍与虚伪以及对底层群众的愚弄。在书写民众心理创伤之外，此剧也剖析了民族心理深层结构。灌注其中的疼痛感是一个民族的隐痛。宋靖康二年，康王赵构被金兵追杀，李马背其渡淤泥河，因护主身中数箭，可等待他的并不是感恩回报和加官晋爵，而是家人被杀。康王为了欺瞒民众、抬升自己，宣扬“天子”与“凡夫俗子”差异的必然性，引导“草民”对“天子”的仰视、敬畏和膜拜意识，大肆宣扬所谓的泥马显灵、皇位“神授”，并为了防止消息泄露而残忍地杀害知情人，将李马无辜的妻子秋娘割舌。该剧围绕长期以来帝王叙事中的仰视、神化以及帝王本身的自我神化现象，解剖了千百年来沉淀在民族心理深处的明君梦、英雄梦，推动了古代帝王由“神”向“人”的还原，启迪着民众对于官场、政治和人性的思考。
　　此外，改编自桂剧传统戏 《乾坤带》的《秦英小将》也颇耐人寻味。在新作中，秦英从原来的配角走向主场。出身皇门的他为民伸冤、杀贼立功，展示了皇族后代可贵的政治品格与英勇之风、仁义之心。改编者一改旧剧中一家团圆皆大欢喜的模式化设计，以银屏公主和兵部大人带着囚车捉拿秦英回朝，书写政治漩涡的残酷与大权力场中个人无力主宰命运的种种不得已。
　　新时期桂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历史的再解读与对现实的新思考熔铸一体。除了名作 《大儒还乡》《泥马吟》《秦英小将》，其他诸如《深宫棋怨》《曹操与杨修》《南唐遗事》等，都特别注重当代意识的渗透，写出历史的多面性与人物的多维性。
　　三.跳出思维的盒子，揭示人性暗箱，阐释利益关系背后的社会属性
　　中国的帝王将相，身置封建权力的巅峰。对于这样远离普通人生活的神秘人物，大家的想象与描写很容易流于极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明君、昏君、暴君这几个方向靠拢。于是，他们要么是不顾百姓死活、专制无道的暴君，要么是不辨菽麦、任意妄为的昏君，要么是心系天下苍生、力主仁政的明君。如果写其私生活，作家们也多执着于其情爱故事，渲染政治的联姻、霸道的浪漫或稗官野史类的传奇，缺乏深刻的寄寓。与以往帝王将相书写沿袭而成的模式化相比，新时期桂剧《瑶妃传奇》《灵渠长歌》等更为有新意。
　　《瑶妃传奇》重点书写瑶族姑娘纪山莲与明宪宗朱见深（成化皇帝）的爱情故事。围绕两人的既有甜美的爱情，也有皇家专制礼教之害以及旧时代封建礼法的残酷。瑶妃提出减免瑶族沉重的徭役，宪宗答应她；瑶妃呼吁废除皇家的“千年祖训”、改变毁灭人性的“净身”制度，宪宗决不同意，并因威严受到影响而将其打入“冷宫”。宪宗一面欣喜于瑶妃以真性情为沉闷的皇宫带来了新气息，一面屈从大臣的舆论影响，违心地选择与瑶妃分手。在瑶妃面前，宪宗表面上身着瑶族青年的服饰，自称“阿哥”，骨子里却汹涌着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他对瑶妃的爱情有其真诚的成分，但是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的根本基础上。一旦封建道统、皇家威严与爱情冲突，他就决然地放弃后者。故事的后半部分，瑶妃虽然生子但并没有母凭子贵，最后落得被赶回瑶山，母子分离，抑郁而终。《瑶妃传奇》既解读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物选择的因由，也剖析了宫廷“古训”“法规”与自由爱情的对立和排斥。剧作中的帝王作为个体生命，有其历史局限性，有其残忍虚伪性，也有其悲剧性。
　　《灵渠长歌》讲述的是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水利工程灵渠修建的故事，是桂林桂剧团精心打造的精品剧目。该剧将时间聚焦于先秦时期，写秦始皇为一统华夏进军岭南，为保障军队供给而修建灵渠的故事。主人公史禄是灵渠修建的灵魂人物，历尽千辛万苦成就千古工程，而图祟则作为始皇帝派遣督建的皇权代表，堪称秦王朝残暴强权的代名词。作为督建者和验收者，其欣喜与迁怒共灵渠而生。当首次建成后坍塌的灵渠在第二次建成后又一次溃塌，他恼羞成怒，欲再次将史禄治罪。作为领命而来的监察御史，图祟这位武夫不但贡献不了方案和计谋，反而深陷封建迷信，欲以骆越女子祭河神以换来成功。其骄横跋扈与刚愎自用既無传统书写模式中大将军的智勇双全，也无大众想象中监察御史的明察秋毫。在图祟身上，投射着始皇帝的影子。
　　“历史剧不仅表现历史的事件和历史人物，不仅实现对现实的潜在观照，还应该渗透着一种更加深邃的东西，就是对人类普遍存在状况的思考，对整个生命过程价值和意义的追问。”[3]在新时期桂剧中，帝王将相虽然一再出场，但他们多以丰富而多面的存在，呈现出特别的艺术真实，同时灌注着历史意识和现代意识。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资助。
　　参考文献：
　　[1]孔庆东.帝王戏的正路[J].电影艺术，2002（3）.
　　[2]谭霈生.中国当代历史剧与史剧观（中）[J].戏剧，1995 （1）.
　　[3]吴玉杰.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剧的艺术建构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