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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我国社会文化的塑造意义重大。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重要源头与核心理念，《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翻译与出版，不仅代表着共产主义思想价值观与信仰在我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更是代表着老一辈革命家、优秀党员的知行合一的人生观与个体生命的实践历程。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探寻《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产生和传播过程，本文发现陈望道先生不仅作为语言学家在百年前风云变幻的上海，运用精准而专业的语言修辞技艺使得《共产党宣言》一书能广为流传。同时，作为一名革命者与共产党员，陈望道先生对党的信仰以及革命的勇气，通过在老渔阳里2号的编辑出版工作，点燃了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为党的成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希望。
关键词：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法租界
引言
共产主义精神作为人类思想中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发表是不能绕过的问题。学界已有研究多从人物传记、社会史的角度考据分析这一书籍的诞生，鲜有从社会空间的角度进行研究。空间并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作为社会事实，空间是宏观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历史与心理的多重载体。在这一载体之上，是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尝试用社会空间作为理论工具，力图还原当时社会转型背景，展现出此书诞生、出版和传播过程中社会行动以及行动主体的角色。
一、从浙江一师到义乌柴房：语言学家的思想之路
《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众所周知由著名学者、教育家、革命家陈望道先生翻译。陈先生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下属的小山村——分水塘的陈姓耕读人家。自有深受宗族与乡绅文化影响，其村中多为陈姓亲朋。16岁完成私塾教育后进入义务秀湖书院，后考入金华中学。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學习英语但最终于1915年去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学习哲学、文学与法律，接受现代思想。1919年回国后，陈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受到时任校长经亨颐先生赞赏。
（一）耕读文化与四大金刚的“新文学”
陈先生自幼所受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熟练掌握经史子集。陈先生古文造诣极深。中学毕业后，学习英文与留日经历，为陈先生学习现代思想打下了基础。陈望道先生日本留学归国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宣传，传播新文化。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工作后，与夏丏尊、刘大白与李次九等倡导白话文，时人称之为新文学运动“四大金刚”。从小山村到日本，再回杭州任高等教育教师，陈望道先生在思想上既保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又深受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影响，对救亡图存与革新变法充满希望。在新与旧、中与西不同文化与权力关系的碰撞下，浙江省政府裁撤了经亨颐先生浙江一师校长的职务，审查“四大金刚”。当时《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子力发表评论声援浙江一师师生，全国各地学生也发表声援。尽管浙江当局后来收回命令，但陈望道先生仍旧辞去浙江一师教员职务，回到义务分水塘村。
（二）小柴房里的《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陈望道先生回到义乌老家村庄以后，潜心钻研语言学与修辞学。期间，《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不时回响在他的耳旁。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陈先生就阅读过该书的部分内容。1908年1月，留日学生创办的《天义》报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但这本书由于在日本东京出版，在中国知者甚少。戴季陶在日本曾购买阅读该书中文版并有意愿想翻译成中文，但翻译这本书所需大量时间精力与中文文学造诣，迫使戴暂停了自己动手翻译的想法。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现部分中译文。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迫切渴望将其译为中文。此时已有零碎的《共产党宣言》的章节翻译成中文发表，如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出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1919年底，北大学生罗章龙从德文译的《共产党宣言》节本等都曾经有油印本流传。
当时邵子力先生因声援浙江一师“四大金刚”而得知陈望道先生有身后的中文文学造诣，又曾留学日本，精通英语与日语。邵子力先生得知戴季陶留日回上海后主编《星期评论》，且有意在《星期评论》上连在《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只苦于没有合适译者。因此，邵子力先生推举陈望道给戴季陶翻译此书。二人联系后，当下立即决定翻译此书。也因此陈望道先生辞去一师教职回到故乡后专心致力于翻译工作。陈先生的翻译现实通过《共产党宣言》
日译本进行，后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参考后决定主要依据英语版本进行翻译，同时参考日译本着手进行翻译。1因此，现存于中共一大会址内的《共产党宣言》印刷本，就是来自于这次分水塘小山村柴房的翻译。为何选择英译本而非日译本，除译者本身的偏好外，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保留原著的内涵的准确性，相同语系更为容易。《共产党宣言》原著为德文，英语和德语同为印欧语系下的日耳曼语系，其相似程度较高。陈先生选择英语版本翻译，更能保留原著的思想，忠于原著。正是这一翻译的准确性，保留了此书宏大磅礴的框架，富有文学性与宣传性的语言，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二、从义乌柴房到上海法租界：革命者的选择
1920年4月下旬，耗时数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完毕。陈望道先生打算寄回上海给戴季陶，此时恰逢戴季陶正欲邀请陈加入《星期评论》成为其刊物的编辑。陈先生毅然决定，带上手稿从故乡来到上海。这是继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学英语以后，第二次陈先生来到上海，决心在上海工作。从上海出发去到日本，留日归国后前往浙江杭州，杭州一师风潮后回到义乌山中，此时29岁的陈先生已不再是初出私塾的少年。在留日受新文化影响后，归国展开的新文学运动受到挫败后，陈先生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翻译《共产党宣言》与接收《星期评论》的编辑职务一起，成为陈从语言学家转变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历史选择。当时的《星期评论》编辑部最初设在今延安东路新民里5号，后迁往上海法租界顺昌路三益里17号的李汉俊家，李汉俊家斜对面的三益里5号，则是《民国日报》编辑邵子力租住的公寓。李汉俊与陈望道一样，同为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李汉俊、戴季陶与沈玄庐一起，成为《星期评论》的重要成员，陈望道来上海后暂住于李汉俊家，加入《星期评论》的刊发。此时，安徽都督柏文蔚将上海法租界内另一处石库门房子住宅，老渔阳里2号正暂借给陈独秀居住。上海法租界内三益里与老渔阳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火种已经点燃，这是神州大地有志青年共同的选择与历时性时刻的聚集。 （一）三益里与老渔阳里：两次校阅
同为留日归国的李汉俊，在日期间已经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且精通日、英、德语。陈望道在来到上海后，立即与李汉俊见面并刚译好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文，交给李汉俊。请他对照英文版与日文版，进行校对与审阅。李汉俊作为《共产党》中译本的首批读者，详细的阅读之后，欣喜之余想到不远处老渔阳里居住的陈独秀为北大教授，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也精通日语与英语，因此便邀请陈独秀再一次校阅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文。此时，陈望道与陈独秀、李汉俊就《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翻译做了细致的讨论与修订，最后经陈望道修改定稿后，决定由《星期评论》连载。
（二）又新印刷厂：《共产党宣言》的出版
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上海法租界不仅是单纯的石库门房子构成的建筑与法式街道，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碰撞与聚集的社会空间。在法租界内，多元文化与权力集团之间，彼此盘根错节构成复杂的社会网络。《星期评论》刊物所表现出的进步性与新思想传播带来的影响，让当局恐慌。因此，在《共产党宣言》即将连载的前夕，这一报纸与1920年6月6日被迫停刊。从浙江山村满怀希望来上海就业的陈望道，还未充分就业已面临失业。在这种情况下，相邻的老渔阳里2号内，陈独秀一人正为《新青年》杂志的刊发忙碌。在陈独秀的邀请下，陈望道加入《新青年》担任编辑，陈望道也因此离开三益里来到老渔阳里，和陈独秀同住。
面对《星期评论》停刊，《共产党宣言》中文不能连载的局面，陈独秀与陈望道转向当时在华筹备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经斯基（又译魏金斯基）。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到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后准备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5月，上海成立了马克思研究会，陈望道是成员之一。6月《星期评论》停刊后，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商议，一直认为要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印刷和出版《共产党宣言》是重中之重。在坚定这一认知的前提下，维经斯基旋即筹措资金在成裕里12号（现在的复兴中路）租借了房屋，成立了又新印刷厂。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同时又新印刷厂印刷的第一本书——《共产党宣言》出版了。
三、上海与北京：《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与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都提到从宏观角度看待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社会空间必然发生社会变革。社会空间是一系列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载体，同时也是地理空间与历史的延伸。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后，书中所展现出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由此而表现在社会行动和社会组织层面，则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和紧随而来的中共一大的召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也是后来学界所认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藉由《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与阅读而产生的大批仁人志士的聚集与行动，成为这一思想的现实成果，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的时期。
（一）《共产党宣言》的反响
1920年8月出版后，首版的1000册很快被抢购一空。9月《共产党宣言》立即再版，又印了1000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排版错误，首批8月版的著作其封面并非《共产党宣言》，而实为《共党产宣言》。这一刊发印刷错误，也成为现在辨别这一历史文物的重要的特征。宣言的发表迅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迅速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浪潮中，鲁迅先生的对其的评论应当是非常重要而客观的。陈望道因与周作人往来较多，出版以后旋即寄两本《共产党宣言》给周作人，并托周作人转赠一本于鲁迅。鲁迅阅后评论道：“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人切切实实的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查阅现有的资料中，有学者认为鲁迅得到陈望道寄的《共产党宣言》并非为1920年8月出版，而是在1920年6月26日所得到的1920年4月初版。2这一时间线上的差异，亦是有待进一步考证当时《共产党宣言》出版的前夕在老渔阳里2号与三益里发生的史实。但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成员沈玄庐所发表的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的文章而言，8月的日期更为可信。文章中称：“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也曾言“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銘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根据毛的回忆，阅读此书的时间是在1920年夏天。3
（二）北京与上海的珍藏本
当年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宣言》如同火种在神州大地上点燃了革命之火，全国各地迅速翻印，共产主义思想得到大力传播。当时，1920年8月所印《共产党宣言》为《共党产宣言》，且为红色马克思肖像，1975年1月，陈望道应邀到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参观，帮助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工作人员指认并鉴定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初版本为红印马克思肖像的印本（1920年8月版本）。该红印马克思肖像的初版本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从中国书店购藏所得，其封面右侧还署有毛笔题字：“兴民中学图书馆惠存罗易乾赠十、八、十三”字样，已作为北京图书馆的珍藏。除此之外，由于此书伴随近代以来多次重大社会运动，遗失较多。目前上海中国一大会址纪念馆所保存的共有2本，其中蓝印版本为革命烈士张人亚之父所捐赠4。2005年8月，中共一大纪念馆征集到一本《共产党宣言》8月版。除此之外，上海历史博物馆也分别收藏有8月版与9月版，其中8月版与鲁迅遗物有关。
结语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中，《共产党宣言》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指针，其不仅对共产主义的传播产生了重要意义，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共产党宣言》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广为传播的思想，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作者：赵超（1986-），性别男，民族汉，籍贯河北，学历博士，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注释：
叶永烈：《秘密党员陈望道》，载于《海上名人》，汪仲华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2 王观泉：《鲁迅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上海：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4 张人亚，又名张静泉，浙江省宁波第一个中共党员，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领导者，中华苏维埃政府出版负责人。参见东方网记者对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韩晶的访谈：《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的初版<共产党宣言>》，竟然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https：//www.sohu.com/a/207275171_391463。
关键词：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法租界
引言
共产主义精神作为人类思想中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发表是不能绕过的问题。学界已有研究多从人物传记、社会史的角度考据分析这一书籍的诞生，鲜有从社会空间的角度进行研究。空间并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作为社会事实，空间是宏观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历史与心理的多重载体。在这一载体之上，是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尝试用社会空间作为理论工具，力图还原当时社会转型背景，展现出此书诞生、出版和传播过程中社会行动以及行动主体的角色。
一、从浙江一师到义乌柴房：语言学家的思想之路
《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众所周知由著名学者、教育家、革命家陈望道先生翻译。陈先生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下属的小山村——分水塘的陈姓耕读人家。自有深受宗族与乡绅文化影响，其村中多为陈姓亲朋。16岁完成私塾教育后进入义务秀湖书院，后考入金华中学。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學习英语但最终于1915年去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学习哲学、文学与法律，接受现代思想。1919年回国后，陈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受到时任校长经亨颐先生赞赏。
（一）耕读文化与四大金刚的“新文学”
陈先生自幼所受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熟练掌握经史子集。陈先生古文造诣极深。中学毕业后，学习英文与留日经历，为陈先生学习现代思想打下了基础。陈望道先生日本留学归国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宣传，传播新文化。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工作后，与夏丏尊、刘大白与李次九等倡导白话文，时人称之为新文学运动“四大金刚”。从小山村到日本，再回杭州任高等教育教师，陈望道先生在思想上既保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又深受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影响，对救亡图存与革新变法充满希望。在新与旧、中与西不同文化与权力关系的碰撞下，浙江省政府裁撤了经亨颐先生浙江一师校长的职务，审查“四大金刚”。当时《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子力发表评论声援浙江一师师生，全国各地学生也发表声援。尽管浙江当局后来收回命令，但陈望道先生仍旧辞去浙江一师教员职务，回到义务分水塘村。
（二）小柴房里的《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陈望道先生回到义乌老家村庄以后，潜心钻研语言学与修辞学。期间，《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不时回响在他的耳旁。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陈先生就阅读过该书的部分内容。1908年1月，留日学生创办的《天义》报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但这本书由于在日本东京出版，在中国知者甚少。戴季陶在日本曾购买阅读该书中文版并有意愿想翻译成中文，但翻译这本书所需大量时间精力与中文文学造诣，迫使戴暂停了自己动手翻译的想法。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现部分中译文。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迫切渴望将其译为中文。此时已有零碎的《共产党宣言》的章节翻译成中文发表，如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出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1919年底，北大学生罗章龙从德文译的《共产党宣言》节本等都曾经有油印本流传。
当时邵子力先生因声援浙江一师“四大金刚”而得知陈望道先生有身后的中文文学造诣，又曾留学日本，精通英语与日语。邵子力先生得知戴季陶留日回上海后主编《星期评论》，且有意在《星期评论》上连在《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只苦于没有合适译者。因此，邵子力先生推举陈望道给戴季陶翻译此书。二人联系后，当下立即决定翻译此书。也因此陈望道先生辞去一师教职回到故乡后专心致力于翻译工作。陈先生的翻译现实通过《共产党宣言》
日译本进行，后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参考后决定主要依据英语版本进行翻译，同时参考日译本着手进行翻译。1因此，现存于中共一大会址内的《共产党宣言》印刷本，就是来自于这次分水塘小山村柴房的翻译。为何选择英译本而非日译本，除译者本身的偏好外，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保留原著的内涵的准确性，相同语系更为容易。《共产党宣言》原著为德文，英语和德语同为印欧语系下的日耳曼语系，其相似程度较高。陈先生选择英语版本翻译，更能保留原著的思想，忠于原著。正是这一翻译的准确性，保留了此书宏大磅礴的框架，富有文学性与宣传性的语言，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二、从义乌柴房到上海法租界：革命者的选择
1920年4月下旬，耗时数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完毕。陈望道先生打算寄回上海给戴季陶，此时恰逢戴季陶正欲邀请陈加入《星期评论》成为其刊物的编辑。陈先生毅然决定，带上手稿从故乡来到上海。这是继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学英语以后，第二次陈先生来到上海，决心在上海工作。从上海出发去到日本，留日归国后前往浙江杭州，杭州一师风潮后回到义乌山中，此时29岁的陈先生已不再是初出私塾的少年。在留日受新文化影响后，归国展开的新文学运动受到挫败后，陈先生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翻译《共产党宣言》与接收《星期评论》的编辑职务一起，成为陈从语言学家转变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历史选择。当时的《星期评论》编辑部最初设在今延安东路新民里5号，后迁往上海法租界顺昌路三益里17号的李汉俊家，李汉俊家斜对面的三益里5号，则是《民国日报》编辑邵子力租住的公寓。李汉俊与陈望道一样，同为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李汉俊、戴季陶与沈玄庐一起，成为《星期评论》的重要成员，陈望道来上海后暂住于李汉俊家，加入《星期评论》的刊发。此时，安徽都督柏文蔚将上海法租界内另一处石库门房子住宅，老渔阳里2号正暂借给陈独秀居住。上海法租界内三益里与老渔阳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火种已经点燃，这是神州大地有志青年共同的选择与历时性时刻的聚集。 （一）三益里与老渔阳里：两次校阅
同为留日归国的李汉俊，在日期间已经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且精通日、英、德语。陈望道在来到上海后，立即与李汉俊见面并刚译好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文，交给李汉俊。请他对照英文版与日文版，进行校对与审阅。李汉俊作为《共产党》中译本的首批读者，详细的阅读之后，欣喜之余想到不远处老渔阳里居住的陈独秀为北大教授，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也精通日语与英语，因此便邀请陈独秀再一次校阅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文。此时，陈望道与陈独秀、李汉俊就《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翻译做了细致的讨论与修订，最后经陈望道修改定稿后，决定由《星期评论》连载。
（二）又新印刷厂：《共产党宣言》的出版
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上海法租界不仅是单纯的石库门房子构成的建筑与法式街道，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碰撞与聚集的社会空间。在法租界内，多元文化与权力集团之间，彼此盘根错节构成复杂的社会网络。《星期评论》刊物所表现出的进步性与新思想传播带来的影响，让当局恐慌。因此，在《共产党宣言》即将连载的前夕，这一报纸与1920年6月6日被迫停刊。从浙江山村满怀希望来上海就业的陈望道，还未充分就业已面临失业。在这种情况下，相邻的老渔阳里2号内，陈独秀一人正为《新青年》杂志的刊发忙碌。在陈独秀的邀请下，陈望道加入《新青年》担任编辑，陈望道也因此离开三益里来到老渔阳里，和陈独秀同住。
面对《星期评论》停刊，《共产党宣言》中文不能连载的局面，陈独秀与陈望道转向当时在华筹备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经斯基（又译魏金斯基）。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到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后准备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5月，上海成立了马克思研究会，陈望道是成员之一。6月《星期评论》停刊后，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商议，一直认为要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印刷和出版《共产党宣言》是重中之重。在坚定这一认知的前提下，维经斯基旋即筹措资金在成裕里12号（现在的复兴中路）租借了房屋，成立了又新印刷厂。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同时又新印刷厂印刷的第一本书——《共产党宣言》出版了。
三、上海与北京：《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与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都提到从宏观角度看待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社会空间必然发生社会变革。社会空间是一系列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载体，同时也是地理空间与历史的延伸。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后，书中所展现出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由此而表现在社会行动和社会组织层面，则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和紧随而来的中共一大的召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也是后来学界所认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藉由《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与阅读而产生的大批仁人志士的聚集与行动，成为这一思想的现实成果，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的时期。
（一）《共产党宣言》的反响
1920年8月出版后，首版的1000册很快被抢购一空。9月《共产党宣言》立即再版，又印了1000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排版错误，首批8月版的著作其封面并非《共产党宣言》，而实为《共党产宣言》。这一刊发印刷错误，也成为现在辨别这一历史文物的重要的特征。宣言的发表迅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迅速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浪潮中，鲁迅先生的对其的评论应当是非常重要而客观的。陈望道因与周作人往来较多，出版以后旋即寄两本《共产党宣言》给周作人，并托周作人转赠一本于鲁迅。鲁迅阅后评论道：“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人切切实实的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查阅现有的资料中，有学者认为鲁迅得到陈望道寄的《共产党宣言》并非为1920年8月出版，而是在1920年6月26日所得到的1920年4月初版。2这一时间线上的差异，亦是有待进一步考证当时《共产党宣言》出版的前夕在老渔阳里2号与三益里发生的史实。但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成员沈玄庐所发表的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的文章而言，8月的日期更为可信。文章中称：“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也曾言“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銘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根据毛的回忆，阅读此书的时间是在1920年夏天。3
（二）北京与上海的珍藏本
当年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宣言》如同火种在神州大地上点燃了革命之火，全国各地迅速翻印，共产主义思想得到大力传播。当时，1920年8月所印《共产党宣言》为《共党产宣言》，且为红色马克思肖像，1975年1月，陈望道应邀到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参观，帮助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工作人员指认并鉴定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初版本为红印马克思肖像的印本（1920年8月版本）。该红印马克思肖像的初版本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从中国书店购藏所得，其封面右侧还署有毛笔题字：“兴民中学图书馆惠存罗易乾赠十、八、十三”字样，已作为北京图书馆的珍藏。除此之外，由于此书伴随近代以来多次重大社会运动，遗失较多。目前上海中国一大会址纪念馆所保存的共有2本，其中蓝印版本为革命烈士张人亚之父所捐赠4。2005年8月，中共一大纪念馆征集到一本《共产党宣言》8月版。除此之外，上海历史博物馆也分别收藏有8月版与9月版，其中8月版与鲁迅遗物有关。
结语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中，《共产党宣言》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指针，其不仅对共产主义的传播产生了重要意义，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共产党宣言》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广为传播的思想，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作者：赵超（1986-），性别男，民族汉，籍贯河北，学历博士，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注释：
叶永烈：《秘密党员陈望道》，载于《海上名人》，汪仲华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2 王观泉：《鲁迅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上海：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4 张人亚，又名张静泉，浙江省宁波第一个中共党员，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领导者，中华苏维埃政府出版负责人。参见东方网记者对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韩晶的访谈：《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的初版<共产党宣言>》，竟然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https：//www.sohu.com/a/207275171_391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