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能还不仅仅是贷出的款收不回来怎么办，而是保证放在金库的那些钱款别再几万、几十万、成百上千万，甚至几亿、十几亿地让窃贼偷跑。
2007年4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分行发现自己金库中5129万元不翼而飞。四天后两个嫌疑人被抓获。23日，农总行在北京通报，决定在此案未结之前，对部分责任人先行“采取组织措施”：责令农行河北省分行行长辞职，免去省分行分管会计的副行长、主管保安工作的纪委书记职务，免去农行邯郸分行行长、主管会计和保安的两个副行长、现金管理中心正副主任的职务，现金管理中心在岗人员全部下岗接受审查。看来，刑事案件之外的责任追究问题，已经有人关注，且开始解决了。
一家被高调称扬正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银行，冒出这等恶事，令人匪夷所思。按理说国家这么大，发展这么快，人这么多，银行规模也这么大，冷不丁发生一次大的、特大或特别重大的盗窃刑事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杀的杀。制度有缺漏，该修的修，该补的补，如此而已。
可让人不甘心的是，即使当年金元银两、钱庄镖局的时代，江洋大盗至多是先杀人越货，后销声匿迹。前几年看一个叫《银鼠》的电视剧，讲清代银库监守自盗的事，其中的偷运手法既恐怖，又恶心——银工在库内必须赤身祼体干活，库房总管便让其中几个铁杆偷手将银块塞入肛门，出库后再一块一块地往外抠，积久了大发了笔横财，但最后仍被发现，被腰斩。反观今日，邯郸农行金库那5100多万元，若全是百元纸钞的话，该合一吨多重吧，几个蟊贼居然连续数月之内，一次一次地拿走现金，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跑去买彩票。他们的前辈同行若地下有知，真该自叹生不逢时了。很让人想不通的是，本案在数月以来的作案过程中，一种“气定神闲”的味道本不该有，却似乎确实存在。那么多整天拿工资上班开会检查工作总结汇报的人，这段时间都干什么去了？
案子发了，作案者被逮入罪几无悬念，问题是对责任方的追究，倒大有想头：除了直接拿金库钥匙的人，还应该将责任追究到哪一级？我们不妨就责任追究格局，除了上述已公布的之外，再作如下几种设想：第一种，案发后邯郸分行率先决定，责令分管副行长和现金管理中心一干人马立即停职检查，由行长广为通报；第二种，河北省分行率先决定，责令邯郸方面那一应人等，这回包括邯郸分行行长在内，立即停职检查，仍由行长广为通报；第三种，中央或国务院作出决定，责令农总行行长和分管负责人，连同河北方面那一应人等，辞职的辞职，下岗的下岗；第四种，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其某专门委员会，因深感事态重大——其实一家国有银行一下子被卷跑半个多亿，议会本应过问一下的——组织质询，要求国务院相关人士出面解释。上述几种设想，并非个个全无合法性和合理性，无论哪一种发生，都应在我等的想象之内。但是，若第一种发生了，后面的因而也就是更高一级的领导们，如何处理呢？总不至于人家一边在整顿下属，你这里反过来又整顿人家吧？
这便是问题所在：到底该如何追究责任。像目前公布的追究格局，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假定被处分的人里，有人壮着胆子问上一句：上级——从市分行到省分行再到总行，下达处分令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一下子还不好回答。这样，他们或许申辩说，自己的倒霉，只是不幸因为同事或所属系统中，钻进这么几个蟊贼。若这个申辩有理，农总行目前的处分意义何在？其次，省分行班子会感到后悔：要是反应足够快，抢在第一时间作出对市分行一帮人的处分令，然后广告天下，就像上面第二种设想的那样，侥幸过关也未可知呢!如果这个后悔有理，那么，率先处分下属岂不是一种解脱自己的手法了么！也就是说，农总行处分了省分行后，自身有没有责任呢？若有，又该由谁来过问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邯郸案引出的，除了管理上相关人员粗心大意之外，恐怕还有一些深层问题值得思索：
第一，银行界对从业人员的日常行为是如何约束的？或者有了约束，但没落到实处，该找谁问责？我们知道，有关银行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操守，有很多规范。但贴在墙上的很多，至于落实得怎样，我们不得而知。比如邯郸案中的两个主要嫌犯，在玩彩票的几个月里，几万、几十万然后上百万地投，自己供述的就达4300多万元。对他们这类活动，不知道有无制度、由谁来承担这类事故的责任。对一些高风险的个人经济活动，也不知道银行业是否禁止。近来股市火爆，一些银行工作人员早已无心本职工作，对股票账户上的收益魂牵梦绕，谈起股市话题兴奋得抓耳挠腮。从邯郸案两个嫌疑人的情况看，这现象很让人担心。银行业从业人员个人不可从事哪些活动，怎样进行监督，特别是对监督者没尽到职责该如何处置，恐怕得有个规矩了。
第二，在整个农业银行系统，对发生诸如银库被抢被盗之类的大要案，有没有制定过责任追究制度？如果已经制定，那就是说被处分者在上任之时就被告知了相关义务和责任，受处分于法有据。如果没有制定，则要赶快补救了，以免“不教而诛”，更要避免有人把抢先处分下属当作自身免责的障眼法。
第三，是否应该强化监管者责任，怎样把责任落到实处？这几年从银行曝光出来的案子已经足够多，公众心理承受能力也已足够强，什么深发展副行长案（1500万元），浦发上海房贷诈骗案（1.26亿元），交行沈阳诈骗案（2亿元），中行开平案（挪用30多亿元，损失20亿元）、中行沈丘支行诈骗案（1.46亿元票据）、中行双鸭山四马路支行窝案（9亿多元）……银行不停地被骗被偷，公安机关不停地侦察抓捕，法院不停地审理判决，各银行总部也不停地振振有词，监管机构不停地义愤填膺……，一时间好不热闹。当然，大案、要案、恶性案从银行业频频曝出，总比一直被蒙在鼓里强，但至少是到了从根本上思考该怎样设计监管体制和监管手段的时候了。
从理论上讲，屡屡被偷走的那些钱是谁的，谁就有动力和义务来琢磨这件事。如果说那些钱是广大存款人的，那他们如何问责？如果说那些钱是国有银行的，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又如何问责？由此看，在政府系统设置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然后由议会代表公众，定期或不定期地把这个监管者找来问问话，是一个必需的制度设置。
这几年对国有银行进行改革，无非是希望银行业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作出更大的贡献。金融业无论被现代理论表述得如何深奥难懂，其最基本的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剩余交给他所不认识的另一部分人时，先不说能不能赚到钱，首先得让他感到安全。因此，一个国家的银行业源源不断地制造烂账，也就是让出钱者所出的钱没完没了地在贷出去后打水漂，这个社会迟早会出问题的。
在几大国有银行改革中，中国农业银行要走的路太长了。审计署曾审计这家银行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发现违规放贷276亿元，涉嫌违法犯罪的51起，金额达87亿元。下一步股份制改造需要弥补的窟窿是几千亿元还是上万亿元，现在一下子还说不清楚。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可能还不仅仅是贷出的款子收不回来怎么办，而是保证放在金库的那些钱款，别再几万，几十万、成百上千万，甚至几亿、十几亿地让窃贼偷跑。
这话可不是吓唬人的。不知人们是否还记得，10多年前一个案子里，有个银行分行在没有任何担保和抵押以及授权的情况下，向境外两个骗子开出200份备用信用证，金额达100亿美元，后来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后追回。你道事主是谁？人在哪儿？告诉你吧，这个银行还是农业银行，地点仍在河北，不过那次是衡水分行。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2007年4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分行发现自己金库中5129万元不翼而飞。四天后两个嫌疑人被抓获。23日，农总行在北京通报，决定在此案未结之前，对部分责任人先行“采取组织措施”：责令农行河北省分行行长辞职，免去省分行分管会计的副行长、主管保安工作的纪委书记职务，免去农行邯郸分行行长、主管会计和保安的两个副行长、现金管理中心正副主任的职务，现金管理中心在岗人员全部下岗接受审查。看来，刑事案件之外的责任追究问题，已经有人关注，且开始解决了。
一家被高调称扬正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银行，冒出这等恶事，令人匪夷所思。按理说国家这么大，发展这么快，人这么多，银行规模也这么大，冷不丁发生一次大的、特大或特别重大的盗窃刑事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杀的杀。制度有缺漏，该修的修，该补的补，如此而已。
可让人不甘心的是，即使当年金元银两、钱庄镖局的时代，江洋大盗至多是先杀人越货，后销声匿迹。前几年看一个叫《银鼠》的电视剧，讲清代银库监守自盗的事，其中的偷运手法既恐怖，又恶心——银工在库内必须赤身祼体干活，库房总管便让其中几个铁杆偷手将银块塞入肛门，出库后再一块一块地往外抠，积久了大发了笔横财，但最后仍被发现，被腰斩。反观今日，邯郸农行金库那5100多万元，若全是百元纸钞的话，该合一吨多重吧，几个蟊贼居然连续数月之内，一次一次地拿走现金，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跑去买彩票。他们的前辈同行若地下有知，真该自叹生不逢时了。很让人想不通的是，本案在数月以来的作案过程中，一种“气定神闲”的味道本不该有，却似乎确实存在。那么多整天拿工资上班开会检查工作总结汇报的人，这段时间都干什么去了？
案子发了，作案者被逮入罪几无悬念，问题是对责任方的追究，倒大有想头：除了直接拿金库钥匙的人，还应该将责任追究到哪一级？我们不妨就责任追究格局，除了上述已公布的之外，再作如下几种设想：第一种，案发后邯郸分行率先决定，责令分管副行长和现金管理中心一干人马立即停职检查，由行长广为通报；第二种，河北省分行率先决定，责令邯郸方面那一应人等，这回包括邯郸分行行长在内，立即停职检查，仍由行长广为通报；第三种，中央或国务院作出决定，责令农总行行长和分管负责人，连同河北方面那一应人等，辞职的辞职，下岗的下岗；第四种，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其某专门委员会，因深感事态重大——其实一家国有银行一下子被卷跑半个多亿，议会本应过问一下的——组织质询，要求国务院相关人士出面解释。上述几种设想，并非个个全无合法性和合理性，无论哪一种发生，都应在我等的想象之内。但是，若第一种发生了，后面的因而也就是更高一级的领导们，如何处理呢？总不至于人家一边在整顿下属，你这里反过来又整顿人家吧？
这便是问题所在：到底该如何追究责任。像目前公布的追究格局，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假定被处分的人里，有人壮着胆子问上一句：上级——从市分行到省分行再到总行，下达处分令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一下子还不好回答。这样，他们或许申辩说，自己的倒霉，只是不幸因为同事或所属系统中，钻进这么几个蟊贼。若这个申辩有理，农总行目前的处分意义何在？其次，省分行班子会感到后悔：要是反应足够快，抢在第一时间作出对市分行一帮人的处分令，然后广告天下，就像上面第二种设想的那样，侥幸过关也未可知呢!如果这个后悔有理，那么，率先处分下属岂不是一种解脱自己的手法了么！也就是说，农总行处分了省分行后，自身有没有责任呢？若有，又该由谁来过问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邯郸案引出的，除了管理上相关人员粗心大意之外，恐怕还有一些深层问题值得思索：
第一，银行界对从业人员的日常行为是如何约束的？或者有了约束，但没落到实处，该找谁问责？我们知道，有关银行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操守，有很多规范。但贴在墙上的很多，至于落实得怎样，我们不得而知。比如邯郸案中的两个主要嫌犯，在玩彩票的几个月里，几万、几十万然后上百万地投，自己供述的就达4300多万元。对他们这类活动，不知道有无制度、由谁来承担这类事故的责任。对一些高风险的个人经济活动，也不知道银行业是否禁止。近来股市火爆，一些银行工作人员早已无心本职工作，对股票账户上的收益魂牵梦绕，谈起股市话题兴奋得抓耳挠腮。从邯郸案两个嫌疑人的情况看，这现象很让人担心。银行业从业人员个人不可从事哪些活动，怎样进行监督，特别是对监督者没尽到职责该如何处置，恐怕得有个规矩了。
第二，在整个农业银行系统，对发生诸如银库被抢被盗之类的大要案，有没有制定过责任追究制度？如果已经制定，那就是说被处分者在上任之时就被告知了相关义务和责任，受处分于法有据。如果没有制定，则要赶快补救了，以免“不教而诛”，更要避免有人把抢先处分下属当作自身免责的障眼法。
第三，是否应该强化监管者责任，怎样把责任落到实处？这几年从银行曝光出来的案子已经足够多，公众心理承受能力也已足够强，什么深发展副行长案（1500万元），浦发上海房贷诈骗案（1.26亿元），交行沈阳诈骗案（2亿元），中行开平案（挪用30多亿元，损失20亿元）、中行沈丘支行诈骗案（1.46亿元票据）、中行双鸭山四马路支行窝案（9亿多元）……银行不停地被骗被偷，公安机关不停地侦察抓捕，法院不停地审理判决，各银行总部也不停地振振有词，监管机构不停地义愤填膺……，一时间好不热闹。当然，大案、要案、恶性案从银行业频频曝出，总比一直被蒙在鼓里强，但至少是到了从根本上思考该怎样设计监管体制和监管手段的时候了。
从理论上讲，屡屡被偷走的那些钱是谁的，谁就有动力和义务来琢磨这件事。如果说那些钱是广大存款人的，那他们如何问责？如果说那些钱是国有银行的，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又如何问责？由此看，在政府系统设置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然后由议会代表公众，定期或不定期地把这个监管者找来问问话，是一个必需的制度设置。
这几年对国有银行进行改革，无非是希望银行业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作出更大的贡献。金融业无论被现代理论表述得如何深奥难懂，其最基本的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剩余交给他所不认识的另一部分人时，先不说能不能赚到钱，首先得让他感到安全。因此，一个国家的银行业源源不断地制造烂账，也就是让出钱者所出的钱没完没了地在贷出去后打水漂，这个社会迟早会出问题的。
在几大国有银行改革中，中国农业银行要走的路太长了。审计署曾审计这家银行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发现违规放贷276亿元，涉嫌违法犯罪的51起，金额达87亿元。下一步股份制改造需要弥补的窟窿是几千亿元还是上万亿元，现在一下子还说不清楚。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可能还不仅仅是贷出的款子收不回来怎么办，而是保证放在金库的那些钱款，别再几万，几十万、成百上千万，甚至几亿、十几亿地让窃贼偷跑。
这话可不是吓唬人的。不知人们是否还记得，10多年前一个案子里，有个银行分行在没有任何担保和抵押以及授权的情况下，向境外两个骗子开出200份备用信用证，金额达100亿美元，后来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后追回。你道事主是谁？人在哪儿？告诉你吧，这个银行还是农业银行，地点仍在河北，不过那次是衡水分行。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