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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由于快速发展而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并引领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意味着一种优越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文明，更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再加上城乡之间、大都市与小城镇之间生活差距的扩大，于是，进入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成为人们普遍性的梦想。同时，城市的发展也为人们的迁徙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持续不断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正常运转和深入发展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就给人们提供了各种谋生的机会和成功的可能。因此，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在城市中谋求新的生存和发展机遇；而城市也以其开放的胸怀吸纳着形形色色的人群。因此，可以说，城市“提供了一条通向新生活方式的捷径，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性”。
在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成千上万的人涌入都市寻求生路和机遇，漂泊作为一种社会因素生成了。与乡村生活的宁静、舒缓、恒定和单调不同，现代都市的生活是喧嚣嘈杂、流动多变和繁复无序的，它不具备安宁、温馨、质朴、诗意等安抚心灵的故乡品格。当进入城市这个复杂多变、充满矛盾和冲突同时也遍布机遇和陷阱的生存空间，人们大都缺乏乡土文明中栖息于自然怀抱、根植于土地的那种归属感，漂泊感成为他们普遍性的生存感受和精神状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凸现于小说中的都市新移民形象正是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催生的漂泊感的生动阐释。小说中的城市新移民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进入城市定居的移民，可以称为乡土移民。长期以来，农村贫困的生存环境、城乡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跳出农门、变成城里人成为乡民们不曾变更的生存梦想和祈望。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为农民的进城梦想提供了实现的机会，于是，大批勇敢的乡下人抓住机会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这个向往已久的天堂（其实也是异度空间）。另一类城市新移民在价值观念、文化身份和知识素养等方面与乡土移民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小说中，他们都具有一定的学历和专业技能，原本就生活在中小城市。在这些新移民眼中，小城市和大都市并不仅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而且代表着两种迥然有别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模式。小城市不仅意味着狭小闭塞的生活空间，而且代表着平淡乏味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眼就能望到头的人生。而大都市不仅象征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且意味着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因此，扎根繁华的大都市就成为他们的乌托邦。在小说中，这两大类城市新移民都最为深切地体验到了城市化进程给个人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也承受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和不完善因素的挤压。
在小说中，这些新移民都是满怀人生的理想来到大都市的。他们的理想，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些世俗性的生活欲望：拥有良好的生存境遇（主要是优裕的物质条件）、赢得幸福的情感生活或者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通俗而简洁的说法就是出名、发财）。李肇正《风和月在上海流淌》中胡田英这个凭聪明和勤奋考入沪上高校的农家子弟，其人生理想简单而明确，就是成为一个生活稳定、优裕且幸福的上海市民。邱华栋《手上的星光》里“我”和杨哭这两个一文不名却野心勃勃的青年从东部一座小城市来到北京,希望能在这里打开成功的人生局面。我“打算靠写作挣钱与成名，再娶个好老婆”。杨哭则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政治中心里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沙盘城市》中的林家琪无比坦率地宣称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名利。《宁婴》中的女主人公迷恋上海滩繁华富庶的物质生活，她在这里漂泊，是为了能够碰上一个可以给予她婚姻的男人，使她能够定居在这个富丽堂皇的物质天堂。罗迪《痛并快乐着》中的男主人公因为向往大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才辞职从小城市来到深圳。从这些小说不难看出，个人的各种世俗欲望是这些新移民闯荡都市的出发点和目标，也是支撑他们在都市挣扎、奋斗的强大动力。
在小说中，很多新移民都敢于尝试，敢于拼搏，敢于冒险。这种勃勃进取的人格与乡土文明所孕育的的安分守己、因循守旧、随遇而安等传统市民性格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它与现代城市的扩张品格是一致的。作为外地人，新移民们在都市里属于无根的一代，这就意味着一切只能靠个人的努力和奋斗。面对陌生的环境和生存的压力，年轻的新移民们以百折不挠的执著甚至飞蛾扑火的勇气向着预期的人生理想努力和奋进。《手上的星光》中的“我”和朋友杨哭面对艰难的生存现实主动出击，努力寻找出头的机会，碰壁之后勇于尝试新的可能。杨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断重新设计自己的奋斗目标，仕途不顺就辞职下海经商。“我”则频繁地变换工作，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快速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职业。《城市战车》、《城市狂奔》等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属于这类敢闯敢拼的都市新移民。而那些年轻的女性则不惜以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留城或成功的机会。象《手上的星光》里的廖静茹，为了成名依附于一个又一个男人，试图用自己的肉体敲开成功的大门。再如《小艾求职记》里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小艾，为了留在城市，甘愿用自己的处女贞操与能给她一个工作岗位的师兄做一笔交易。毫无疑问，她们这种做法与现代启蒙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是背道而驰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体现了改变自己命运、改善自身生存境遇的强烈渴望和忍辱负重式的努力。
尽管新移民们是生活在城市的一分子，也认同城市的游戏规则，也竭尽全力想要挤进城市的生活圈子，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很难拥有城市原住民那种安定的生活，他们的“市民”身份也变得暧昧起来。这是因为，对城市资本的拥有决定着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在大都市买房定居，他们在都市里一直像浮萍一样辗转流徙，四处漂泊。并且，在户口仍然被作为居民身份标志的当下社会，他们没有大都市的常住户口，也就无法获得都市的认同，无法真正融入都市的生活。因此，他们只能处于都市生活的外围，成为现代都市市民社会成员构成中的一个边缘群落。居无定所，不停地变换工作，拥有朝不保夕的爱情，是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邱华栋《闯入者》中的主人公吕安因为无法办理调动手续而不能被北京城真正接受和容纳。他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小家来安置自己疲惫的肉体，他希望有一份真挚的爱情安抚孤独的心灵，但两任同居女友都离他而去，他只好带着一个女性塑料人体模特在北京城里到处漂泊。《别人的城市》中的殷志在寄居深圳的五年间，亲眼看到在这个欲望都市中很多真、善、美的东西是如何被残酷地摧毁。他怀着失望的心情返回家乡小城，却意外地发现在乡亲们眼中自己不是归来的游子而是陌生的异乡人。他只得再次离开故乡，无奈而忧伤地漂泊在“别人的城市”。“在路上”这一由西方传入的经典话语非常恰当地概括了一些都市新移民的生存状态。在都市里，这些寻梦者始终在路上，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市民生存经验。这种生存经验完全不同于那些在都市里安居乐业的人们的生活体验。
在城市中，对于都市新移民来说，漂泊不只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精神状态。新移民的精神也同样处于一种无所依凭的漂泊状态。这种精神漂泊首先表现为人与城的对立中城市施与人的生存性伤害以及人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漂泊感。虽然新移民们是如此迫切地想要融入都市、被都市认可和接纳，但却总是被都市无情地拒于门外。《城市战车》、《沙盘城市》中的新移民们被都市所吸引却又被都市所放逐，他们付出全部努力想要摆脱边缘人的身份彻底融入都市生活却又一再被都市所排斥。因此，他们总是无比愤恨地把城市比喻为“吃人的老虎机”、“不停旋转的沙盘”。在新移民眼中，现代都市在根本上是一股强大的异己力量，始终与他们处于紧张的对峙和冲突之中。在这种对抗与冲突中，他们普遍没有归属感，犹如孤魂野鬼在都市里四处飘荡。如果说这类新移民的归属感缺失主要源于城市生活资源的缺乏，那么那些乡下移民的归属感缺失则更多的来自于和城市文化的隔膜。即便是那些已经在城市里安居、并且生活安逸的乡下移民，也发现自己其实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仍然不属于这个城市。邵丽《明惠的圣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小说中的农村姑娘明惠，先是在城里做按摩女郎，后来费尽心机做了副局长夫人，进入了城市的上流社会。但是在一个圣诞夜的聚会上，她发现由于文化差异自己根本无法加入那些时尚的城市话题，她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乡下人而非城里人，绝望之下她选择了自杀。显然，明惠虽然在形式上变成了城里人，但她在文化层面上仍然无法真正融入都市。其次，新移民的精神漂泊还表现为都市生存境遇给人带来的各种精神痛苦和戕害。都市是那样地庞大和难以把握，在它面前，个人是那样地卑微和渺小，个人对城市的征服野心显得如此狂妄和可笑。面对严峻的都市生活现实和难以预料的命运，个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生存焦虑和自卑。此外，都市在外观和生活细节上的瞬息万变以及充斥其中的欲望洪流，也让人时时感受到被吞没的恐惧。因此，在庞大的都市面前，在不停变幻的都市生活中，漂泊不定的新移民时常感到惶恐和不安，难以拥有内心的安宁和生存的信心。这种大都市对小人物的挤压和排斥，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孤独、无助、犹豫、恐惧和茫然，是新移民在大都市中非常普遍的生命感受。邱华栋的小说对于新移民这种复杂的生命体验有着非常深刻的描写，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经常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洋溢着鲜活生命气息的焦灼、恐惧、孤独情绪。《城市狂奔》、《天使的洁白》、《闯入者》、《城市战车》、《沙盘城市》等小说中那些年轻的新移民们，在庞大的北京城中面对着举步维艰、举目无亲的生存处境，焦虑、恐慌而无助。作为女性作家，安妮宝贝用非常精细的笔致描摹了漂泊一代的孤独情绪。新移民彼此之间都是天涯沦落人，自身的生存都已经成为问题，谁也没有能力给予他人实质性的援助。无处求告的孤独感时时困扰着他们早已疲惫不堪的心灵，使他们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观望幻觉》里的安是一个外地来沪的女孩，工作非常勤奋，但却不被大家认可和接纳。周围热闹的世界与她无关，所有人的喜怒哀乐也都和她无关。她只能封闭在个人的狭小天地里，品味着孤独和寂寞。《末世爱情》中那个在酒吧中伤心的女孩，在流浪的途中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停靠的怀抱，孤独如影随形，时时侵扰着她脆弱的内心。再次，精神漂泊还表现为都市对人的异化以及欲望追寻中人生意义的迷失。乡下人进城以后，要想真正化蛹为蝶变为城里人，就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但在这种蜕变过程中，他们往往跌落进异化的陷阱。《颠覆》中的农村大学生李瑶瑶留城以后，一直亦步亦趋地以自己的城市同学黎丹的生活作为自己的生活参照样本，因为在她看来，黎丹的生活就是标准的城里人的生活。在拼命追赶黎丹的过程中，她不仅丢失了自我，也始终无法确立自己的生活的意义。她成了城市人的影子。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也涉及到乡下移民在城市生活环境里的异化问题。农村女子崔喜以嫁人的方式来到城市，在表面上完成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蜕变。进城后，崔喜努力向城市人的生活方式靠拢，想把自己改造成表里如一的城里人。但结果却变得既不像城里人、也不像乡下人，失却了自己的人性本真。前面讲过，这些新移民都是满怀欲望到城市来寻找人生新大陆的，而城市中物欲的喧嚣和诱惑又使他们的欲望进一步膨胀。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被异化成“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在《环境戏剧人》、《天使的洁白》、《风和月在上海流淌》等小说中，那些新移民始终在现实欲望追逐和人生意义寻找之间徘徊，在精神上处于没有着落的空茫和悬浮状态。
从根本上说，城市新移民在都市中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漂泊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人的一种普遍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如此，西方亦然。欧洲在其城市化进程初期产生的“流浪汉文学”就是明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是漂泊的心灵和失落的个人。在钢筋水泥构筑的都市丛林中，个人往往会找不到精神的归途，迷失了回家的路。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
在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成千上万的人涌入都市寻求生路和机遇，漂泊作为一种社会因素生成了。与乡村生活的宁静、舒缓、恒定和单调不同，现代都市的生活是喧嚣嘈杂、流动多变和繁复无序的，它不具备安宁、温馨、质朴、诗意等安抚心灵的故乡品格。当进入城市这个复杂多变、充满矛盾和冲突同时也遍布机遇和陷阱的生存空间，人们大都缺乏乡土文明中栖息于自然怀抱、根植于土地的那种归属感，漂泊感成为他们普遍性的生存感受和精神状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凸现于小说中的都市新移民形象正是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催生的漂泊感的生动阐释。小说中的城市新移民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进入城市定居的移民，可以称为乡土移民。长期以来，农村贫困的生存环境、城乡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跳出农门、变成城里人成为乡民们不曾变更的生存梦想和祈望。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为农民的进城梦想提供了实现的机会，于是，大批勇敢的乡下人抓住机会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这个向往已久的天堂（其实也是异度空间）。另一类城市新移民在价值观念、文化身份和知识素养等方面与乡土移民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小说中，他们都具有一定的学历和专业技能，原本就生活在中小城市。在这些新移民眼中，小城市和大都市并不仅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而且代表着两种迥然有别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模式。小城市不仅意味着狭小闭塞的生活空间，而且代表着平淡乏味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眼就能望到头的人生。而大都市不仅象征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且意味着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因此，扎根繁华的大都市就成为他们的乌托邦。在小说中，这两大类城市新移民都最为深切地体验到了城市化进程给个人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也承受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和不完善因素的挤压。
在小说中，这些新移民都是满怀人生的理想来到大都市的。他们的理想，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些世俗性的生活欲望：拥有良好的生存境遇（主要是优裕的物质条件）、赢得幸福的情感生活或者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通俗而简洁的说法就是出名、发财）。李肇正《风和月在上海流淌》中胡田英这个凭聪明和勤奋考入沪上高校的农家子弟，其人生理想简单而明确，就是成为一个生活稳定、优裕且幸福的上海市民。邱华栋《手上的星光》里“我”和杨哭这两个一文不名却野心勃勃的青年从东部一座小城市来到北京,希望能在这里打开成功的人生局面。我“打算靠写作挣钱与成名，再娶个好老婆”。杨哭则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政治中心里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沙盘城市》中的林家琪无比坦率地宣称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名利。《宁婴》中的女主人公迷恋上海滩繁华富庶的物质生活，她在这里漂泊，是为了能够碰上一个可以给予她婚姻的男人，使她能够定居在这个富丽堂皇的物质天堂。罗迪《痛并快乐着》中的男主人公因为向往大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才辞职从小城市来到深圳。从这些小说不难看出，个人的各种世俗欲望是这些新移民闯荡都市的出发点和目标，也是支撑他们在都市挣扎、奋斗的强大动力。
在小说中，很多新移民都敢于尝试，敢于拼搏，敢于冒险。这种勃勃进取的人格与乡土文明所孕育的的安分守己、因循守旧、随遇而安等传统市民性格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它与现代城市的扩张品格是一致的。作为外地人，新移民们在都市里属于无根的一代，这就意味着一切只能靠个人的努力和奋斗。面对陌生的环境和生存的压力，年轻的新移民们以百折不挠的执著甚至飞蛾扑火的勇气向着预期的人生理想努力和奋进。《手上的星光》中的“我”和朋友杨哭面对艰难的生存现实主动出击，努力寻找出头的机会，碰壁之后勇于尝试新的可能。杨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断重新设计自己的奋斗目标，仕途不顺就辞职下海经商。“我”则频繁地变换工作，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快速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职业。《城市战车》、《城市狂奔》等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属于这类敢闯敢拼的都市新移民。而那些年轻的女性则不惜以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留城或成功的机会。象《手上的星光》里的廖静茹，为了成名依附于一个又一个男人，试图用自己的肉体敲开成功的大门。再如《小艾求职记》里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小艾，为了留在城市，甘愿用自己的处女贞操与能给她一个工作岗位的师兄做一笔交易。毫无疑问，她们这种做法与现代启蒙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是背道而驰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体现了改变自己命运、改善自身生存境遇的强烈渴望和忍辱负重式的努力。
尽管新移民们是生活在城市的一分子，也认同城市的游戏规则，也竭尽全力想要挤进城市的生活圈子，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很难拥有城市原住民那种安定的生活，他们的“市民”身份也变得暧昧起来。这是因为，对城市资本的拥有决定着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在大都市买房定居，他们在都市里一直像浮萍一样辗转流徙，四处漂泊。并且，在户口仍然被作为居民身份标志的当下社会，他们没有大都市的常住户口，也就无法获得都市的认同，无法真正融入都市的生活。因此，他们只能处于都市生活的外围，成为现代都市市民社会成员构成中的一个边缘群落。居无定所，不停地变换工作，拥有朝不保夕的爱情，是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邱华栋《闯入者》中的主人公吕安因为无法办理调动手续而不能被北京城真正接受和容纳。他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小家来安置自己疲惫的肉体，他希望有一份真挚的爱情安抚孤独的心灵，但两任同居女友都离他而去，他只好带着一个女性塑料人体模特在北京城里到处漂泊。《别人的城市》中的殷志在寄居深圳的五年间，亲眼看到在这个欲望都市中很多真、善、美的东西是如何被残酷地摧毁。他怀着失望的心情返回家乡小城，却意外地发现在乡亲们眼中自己不是归来的游子而是陌生的异乡人。他只得再次离开故乡，无奈而忧伤地漂泊在“别人的城市”。“在路上”这一由西方传入的经典话语非常恰当地概括了一些都市新移民的生存状态。在都市里，这些寻梦者始终在路上，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市民生存经验。这种生存经验完全不同于那些在都市里安居乐业的人们的生活体验。
在城市中，对于都市新移民来说，漂泊不只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精神状态。新移民的精神也同样处于一种无所依凭的漂泊状态。这种精神漂泊首先表现为人与城的对立中城市施与人的生存性伤害以及人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漂泊感。虽然新移民们是如此迫切地想要融入都市、被都市认可和接纳，但却总是被都市无情地拒于门外。《城市战车》、《沙盘城市》中的新移民们被都市所吸引却又被都市所放逐，他们付出全部努力想要摆脱边缘人的身份彻底融入都市生活却又一再被都市所排斥。因此，他们总是无比愤恨地把城市比喻为“吃人的老虎机”、“不停旋转的沙盘”。在新移民眼中，现代都市在根本上是一股强大的异己力量，始终与他们处于紧张的对峙和冲突之中。在这种对抗与冲突中，他们普遍没有归属感，犹如孤魂野鬼在都市里四处飘荡。如果说这类新移民的归属感缺失主要源于城市生活资源的缺乏，那么那些乡下移民的归属感缺失则更多的来自于和城市文化的隔膜。即便是那些已经在城市里安居、并且生活安逸的乡下移民，也发现自己其实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仍然不属于这个城市。邵丽《明惠的圣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小说中的农村姑娘明惠，先是在城里做按摩女郎，后来费尽心机做了副局长夫人，进入了城市的上流社会。但是在一个圣诞夜的聚会上，她发现由于文化差异自己根本无法加入那些时尚的城市话题，她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乡下人而非城里人，绝望之下她选择了自杀。显然，明惠虽然在形式上变成了城里人，但她在文化层面上仍然无法真正融入都市。其次，新移民的精神漂泊还表现为都市生存境遇给人带来的各种精神痛苦和戕害。都市是那样地庞大和难以把握，在它面前，个人是那样地卑微和渺小，个人对城市的征服野心显得如此狂妄和可笑。面对严峻的都市生活现实和难以预料的命运，个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生存焦虑和自卑。此外，都市在外观和生活细节上的瞬息万变以及充斥其中的欲望洪流，也让人时时感受到被吞没的恐惧。因此，在庞大的都市面前，在不停变幻的都市生活中，漂泊不定的新移民时常感到惶恐和不安，难以拥有内心的安宁和生存的信心。这种大都市对小人物的挤压和排斥，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孤独、无助、犹豫、恐惧和茫然，是新移民在大都市中非常普遍的生命感受。邱华栋的小说对于新移民这种复杂的生命体验有着非常深刻的描写，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经常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洋溢着鲜活生命气息的焦灼、恐惧、孤独情绪。《城市狂奔》、《天使的洁白》、《闯入者》、《城市战车》、《沙盘城市》等小说中那些年轻的新移民们，在庞大的北京城中面对着举步维艰、举目无亲的生存处境，焦虑、恐慌而无助。作为女性作家，安妮宝贝用非常精细的笔致描摹了漂泊一代的孤独情绪。新移民彼此之间都是天涯沦落人，自身的生存都已经成为问题，谁也没有能力给予他人实质性的援助。无处求告的孤独感时时困扰着他们早已疲惫不堪的心灵，使他们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观望幻觉》里的安是一个外地来沪的女孩，工作非常勤奋，但却不被大家认可和接纳。周围热闹的世界与她无关，所有人的喜怒哀乐也都和她无关。她只能封闭在个人的狭小天地里，品味着孤独和寂寞。《末世爱情》中那个在酒吧中伤心的女孩，在流浪的途中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停靠的怀抱，孤独如影随形，时时侵扰着她脆弱的内心。再次，精神漂泊还表现为都市对人的异化以及欲望追寻中人生意义的迷失。乡下人进城以后，要想真正化蛹为蝶变为城里人，就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但在这种蜕变过程中，他们往往跌落进异化的陷阱。《颠覆》中的农村大学生李瑶瑶留城以后，一直亦步亦趋地以自己的城市同学黎丹的生活作为自己的生活参照样本，因为在她看来，黎丹的生活就是标准的城里人的生活。在拼命追赶黎丹的过程中，她不仅丢失了自我，也始终无法确立自己的生活的意义。她成了城市人的影子。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也涉及到乡下移民在城市生活环境里的异化问题。农村女子崔喜以嫁人的方式来到城市，在表面上完成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蜕变。进城后，崔喜努力向城市人的生活方式靠拢，想把自己改造成表里如一的城里人。但结果却变得既不像城里人、也不像乡下人，失却了自己的人性本真。前面讲过，这些新移民都是满怀欲望到城市来寻找人生新大陆的，而城市中物欲的喧嚣和诱惑又使他们的欲望进一步膨胀。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被异化成“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在《环境戏剧人》、《天使的洁白》、《风和月在上海流淌》等小说中，那些新移民始终在现实欲望追逐和人生意义寻找之间徘徊，在精神上处于没有着落的空茫和悬浮状态。
从根本上说，城市新移民在都市中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漂泊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人的一种普遍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如此，西方亦然。欧洲在其城市化进程初期产生的“流浪汉文学”就是明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是漂泊的心灵和失落的个人。在钢筋水泥构筑的都市丛林中，个人往往会找不到精神的归途，迷失了回家的路。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