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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中日全面爆发战争前一年，许世英临危受命，出任中国驻日大使， 1938年初下旗归国。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外交生涯，也是他人生旅途中极短暂而凄凉的一段经历。
被孙中山赞誉的“司法革命”
许世英，字静仁，又号俊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安徽秋浦（今东至县）。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1897年，进京参加拔贡考试，成绩列为第一等，遂被任为刑部浙江司副主稿。
许世英并非职业外交家，而是清末和民初司法界名吏，在司法界颇有建树。1910年，他首次参与涉外活动，作为清廷代表团的副团长，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监狱改良大会，随后考察了英、法等欧洲九国的司法制度。民国期间，他先后得到徐世昌和段祺瑞等人的重用，曾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长、司法总长等职。任内锐意革新，改良旧式监狱，改建新式法庭，订立法官制度，还创办狱人保护会等，推动了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初步确立。他的所作所为曾被孙中山赞誉为“司法革命”。
1924年，许世英作为段祺瑞执政府的代表，赴北伐军大本营韶关，与孙中山面商共同对抗直系军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许世英在次年被任命为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社会救济事业长达八年之久。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许世英自称外交“老外行”。之所以被任命为驻日大使，也许是因为他与当时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及驻华大使有田八郎是旧相识。1907年，许世英随东三省都督徐世昌赴任东北，被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得以与时任日本驻沈阳领事广田弘毅与副领事有田八郎结识。许世英经常与他们一起下棋，打麻将，喝绍兴酒，在频繁的交往中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谊。
许世英明白当时日本的侵华野心极度膨胀，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中日和平实为难事，但仍决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国效力。他在赴日上任之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曾拜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日人在华北活动的情况，并向报界发表书面谈话，希望中日关系基于信义的努力而逐渐好转。抵达东京后，许世英会晤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告之：“予未习外交，不擅辞令，所知者公理与强权之分，强权固可逞一时，公理则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辩争到底。”这番话既表达了他对日本在中国侵略行径的不满，又强调了作为外交官将据理力争的决心。广田则回应，两人在两国关系方面的争吵不会影响私人友谊。
上任之初，许世英注意到中国大使馆内所驻的日本警卫班问题。清末驻日公使蔡钧任内，因害怕留学生前来冲击，主动请日本警卫班进驻，此后便成惯例。许世英认为中国使馆被日本警卫所监视，失去了完整治外法权，平等外交无从谈起，便要求日本警卫班撤出。此举颇使日本政府感到意外，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五个月后，日本警卫班终于撤出使馆，移驻馆外大门口。
1936年4月，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就任日本外务大臣。许世英颇希望通过做他的工作，谋求中日和平，便与其进行了数次会谈。有田最为关心的是防共问题，他告知许世英，日本已与某欧洲大国商讨签订“防共协定”。许世英则认为防共之事，中国没有与他国协作的必要，主张签订“中日苏三国互不侵犯协定”，先图亚洲集体安全，进而与欧洲结合，维护世界和平。有田则回答说，不反对中苏协定，也可商量中日协定，但日苏协定则无法签订，拒绝了他的提议。
1937年2月，日本内阁改组，林铣十郎担任首相。国民政府于3月电召许世英回国述职。归国前，他在大使馆设茶话会道别，日本各界名流及各国驻日大使、参事五百余人参加。会后，日本外相佐藤尚武、日驻苏大使太田为吉，与他就“中日苏三国互不侵犯协定”之事进行进一步协商。促成这一协定的签订，是许世英外交追求之重要目标。他在回忆录中反复强调：“三协（即“中日苏三国互不侵犯协定”）成，则宇宙安宁。” 但当时日本已与德国秘密签订“防共协定”，日本全面侵华已成定局。虽然佐藤、太田二人均表示中日应彼此互相共济，但那只是为使中国减少戒心的诡计而已。
战火中的外交努力
正当许世英回国述职期间，6月4日日本内阁再次改组，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广田弘毅复任外相，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将回国述职。许世英遂赴日使馆拜访川樾，与其会谈甚久。后密电蒋介石：“揣察川樾行程，考其语气，及彼方领团与武官会议继续不断情形，平津一带难保无虞。杞忧所及，务乞转饬严密防范。”几日后，卢沟桥事变爆发，许世英在密电中的担忧成为现实。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关系剑拔弩张，许世英希望在外交上做最后的努力以挽回大局，便即刻赴日返任。7月16日，他由上海出发前往东京，途经日本马关时，想起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在此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感慨万千，赋诗云：
破浪乘风过马关，春帆楼外夕阳殷。
天南遗恨今犹在，河北征师不可班。
烛使退秦纾郑难，曹生卫鲁却齐患。
卢沟晓月终无恙，揽髻闲看海上山。
抵达东京后，许世英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国政府在卢沟桥事件上，坚持不扩大事态与外交解决的两大方针，并书写“悬崖勒马”四字，分赠各报记者，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之后他还频频与外相广田宏毅接触，要求日方立即停止战争，撤退所有在中国领土上的军队，进行外交谈判。
日本政府不但没有理会许世英的外交交涉，还进一步扩大了中日战争。8月，上海淞沪战役爆发，12月，日军攻陷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时，日本国内民众的侵华情绪也极其高涨，反华游行此起彼伏。日本警视厅曾通知中国使馆，为保安全应关闭大门。而许世英则命随员答复说：“馆门锁钥，启闭以时，保护与否，任其自择。予在任一时，决不以驻在国之意旨而更我之馆务措施也。”于是，大门依旧开放，使馆照常办公。
在各种外交交涉均无济于事之后，许世英认为外交途径已无法扭转中日两国之危局，便电请回国以示抗战决心。但当时希特勒正密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驻日大使狄克逊调停中日战争，国民政府便命令许世英暂留日本，以等待调停结果。次年1月10日，德国政府调停宣告失败。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是以战争为国策，是以战争解决争执。”这一声明等于宣告与中国断绝国交，20日，许世英奉命愤然下旗归国。
虽然许世英的外交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仍对战时中日关系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看法。他在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战略的报告中总结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四个战略：其一为战事侵略——占领土地；其二为政治侵略——组织傀儡；其三为经济侵略——吸吮膏血；其四为文化侵略——奴化人民。他特别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源于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的“外主侵略、内主革新”运动。这对于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战略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怒斥汉奸王揖唐
在许世英归国前夕，他的同乡、亲日派王揖唐两次派人至大使馆劝其回北平担任伪职。王揖唐和许世英同是安徽人，又曾同在段祺瑞手下任职，可谓既是同乡又是同事，关系较为密切。王揖唐眼见日本人在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大，便投靠日本当了汉奸。就在许世英即将卸任归国之际，王揖唐派一日本使者到中国大使馆，劝他回北京任职，这分明是邀许世英与其同流合污。起初，许世英令其参事杨云竹接见了王揖唐的使者，本人并没出面，但使者仍不死心，于次日再次来到使馆。许世英极为愤怒，令来者转告王揖唐：“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宜明大义，速即回头！” 后来，又有日人拿着王揖唐的信函邀他赴北平，并表示已备好了机票，但他仍未被其所动，只是一笑置之。
许世英使日，系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可谓“临危受命”。在当时日本侵华野心极度膨胀的情形下，他的任何外交努力都无济于事，但他在任职期间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值得后人颂扬。
卸任驻日大使后，许世英继续从事赈务工作，积极筹措钱粮，赈济难民。1947年，他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辞职，移居香港。在香港时，许世英曾是中共的统战对象，不断有人前往其住处做工作，但终未果。1951年，蒋介石派飞机接他到台北，聘请其为总统府资政。1964年，许世英病逝于台北，终年92岁。
被孙中山赞誉的“司法革命”
许世英，字静仁，又号俊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安徽秋浦（今东至县）。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1897年，进京参加拔贡考试，成绩列为第一等，遂被任为刑部浙江司副主稿。
许世英并非职业外交家，而是清末和民初司法界名吏，在司法界颇有建树。1910年，他首次参与涉外活动，作为清廷代表团的副团长，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监狱改良大会，随后考察了英、法等欧洲九国的司法制度。民国期间，他先后得到徐世昌和段祺瑞等人的重用，曾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长、司法总长等职。任内锐意革新，改良旧式监狱，改建新式法庭，订立法官制度，还创办狱人保护会等，推动了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初步确立。他的所作所为曾被孙中山赞誉为“司法革命”。
1924年，许世英作为段祺瑞执政府的代表，赴北伐军大本营韶关，与孙中山面商共同对抗直系军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许世英在次年被任命为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社会救济事业长达八年之久。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许世英自称外交“老外行”。之所以被任命为驻日大使，也许是因为他与当时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及驻华大使有田八郎是旧相识。1907年，许世英随东三省都督徐世昌赴任东北，被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得以与时任日本驻沈阳领事广田弘毅与副领事有田八郎结识。许世英经常与他们一起下棋，打麻将，喝绍兴酒，在频繁的交往中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谊。
许世英明白当时日本的侵华野心极度膨胀，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中日和平实为难事，但仍决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国效力。他在赴日上任之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曾拜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日人在华北活动的情况，并向报界发表书面谈话，希望中日关系基于信义的努力而逐渐好转。抵达东京后，许世英会晤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告之：“予未习外交，不擅辞令，所知者公理与强权之分，强权固可逞一时，公理则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辩争到底。”这番话既表达了他对日本在中国侵略行径的不满，又强调了作为外交官将据理力争的决心。广田则回应，两人在两国关系方面的争吵不会影响私人友谊。
上任之初，许世英注意到中国大使馆内所驻的日本警卫班问题。清末驻日公使蔡钧任内，因害怕留学生前来冲击，主动请日本警卫班进驻，此后便成惯例。许世英认为中国使馆被日本警卫所监视，失去了完整治外法权，平等外交无从谈起，便要求日本警卫班撤出。此举颇使日本政府感到意外，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五个月后，日本警卫班终于撤出使馆，移驻馆外大门口。
1936年4月，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就任日本外务大臣。许世英颇希望通过做他的工作，谋求中日和平，便与其进行了数次会谈。有田最为关心的是防共问题，他告知许世英，日本已与某欧洲大国商讨签订“防共协定”。许世英则认为防共之事，中国没有与他国协作的必要，主张签订“中日苏三国互不侵犯协定”，先图亚洲集体安全，进而与欧洲结合，维护世界和平。有田则回答说，不反对中苏协定，也可商量中日协定，但日苏协定则无法签订，拒绝了他的提议。
1937年2月，日本内阁改组，林铣十郎担任首相。国民政府于3月电召许世英回国述职。归国前，他在大使馆设茶话会道别，日本各界名流及各国驻日大使、参事五百余人参加。会后，日本外相佐藤尚武、日驻苏大使太田为吉，与他就“中日苏三国互不侵犯协定”之事进行进一步协商。促成这一协定的签订，是许世英外交追求之重要目标。他在回忆录中反复强调：“三协（即“中日苏三国互不侵犯协定”）成，则宇宙安宁。” 但当时日本已与德国秘密签订“防共协定”，日本全面侵华已成定局。虽然佐藤、太田二人均表示中日应彼此互相共济，但那只是为使中国减少戒心的诡计而已。
战火中的外交努力
正当许世英回国述职期间，6月4日日本内阁再次改组，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广田弘毅复任外相，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将回国述职。许世英遂赴日使馆拜访川樾，与其会谈甚久。后密电蒋介石：“揣察川樾行程，考其语气，及彼方领团与武官会议继续不断情形，平津一带难保无虞。杞忧所及，务乞转饬严密防范。”几日后，卢沟桥事变爆发，许世英在密电中的担忧成为现实。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关系剑拔弩张，许世英希望在外交上做最后的努力以挽回大局，便即刻赴日返任。7月16日，他由上海出发前往东京，途经日本马关时，想起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在此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感慨万千，赋诗云：
破浪乘风过马关，春帆楼外夕阳殷。
天南遗恨今犹在，河北征师不可班。
烛使退秦纾郑难，曹生卫鲁却齐患。
卢沟晓月终无恙，揽髻闲看海上山。
抵达东京后，许世英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国政府在卢沟桥事件上，坚持不扩大事态与外交解决的两大方针，并书写“悬崖勒马”四字，分赠各报记者，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之后他还频频与外相广田宏毅接触，要求日方立即停止战争，撤退所有在中国领土上的军队，进行外交谈判。
日本政府不但没有理会许世英的外交交涉，还进一步扩大了中日战争。8月，上海淞沪战役爆发，12月，日军攻陷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时，日本国内民众的侵华情绪也极其高涨，反华游行此起彼伏。日本警视厅曾通知中国使馆，为保安全应关闭大门。而许世英则命随员答复说：“馆门锁钥，启闭以时，保护与否，任其自择。予在任一时，决不以驻在国之意旨而更我之馆务措施也。”于是，大门依旧开放，使馆照常办公。
在各种外交交涉均无济于事之后，许世英认为外交途径已无法扭转中日两国之危局，便电请回国以示抗战决心。但当时希特勒正密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驻日大使狄克逊调停中日战争，国民政府便命令许世英暂留日本，以等待调停结果。次年1月10日，德国政府调停宣告失败。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是以战争为国策，是以战争解决争执。”这一声明等于宣告与中国断绝国交，20日，许世英奉命愤然下旗归国。
虽然许世英的外交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仍对战时中日关系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看法。他在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战略的报告中总结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四个战略：其一为战事侵略——占领土地；其二为政治侵略——组织傀儡；其三为经济侵略——吸吮膏血；其四为文化侵略——奴化人民。他特别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源于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的“外主侵略、内主革新”运动。这对于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战略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怒斥汉奸王揖唐
在许世英归国前夕，他的同乡、亲日派王揖唐两次派人至大使馆劝其回北平担任伪职。王揖唐和许世英同是安徽人，又曾同在段祺瑞手下任职，可谓既是同乡又是同事，关系较为密切。王揖唐眼见日本人在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大，便投靠日本当了汉奸。就在许世英即将卸任归国之际，王揖唐派一日本使者到中国大使馆，劝他回北京任职，这分明是邀许世英与其同流合污。起初，许世英令其参事杨云竹接见了王揖唐的使者，本人并没出面，但使者仍不死心，于次日再次来到使馆。许世英极为愤怒，令来者转告王揖唐：“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宜明大义，速即回头！” 后来，又有日人拿着王揖唐的信函邀他赴北平，并表示已备好了机票，但他仍未被其所动，只是一笑置之。
许世英使日，系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可谓“临危受命”。在当时日本侵华野心极度膨胀的情形下，他的任何外交努力都无济于事，但他在任职期间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值得后人颂扬。
卸任驻日大使后，许世英继续从事赈务工作，积极筹措钱粮，赈济难民。1947年，他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辞职，移居香港。在香港时，许世英曾是中共的统战对象，不断有人前往其住处做工作，但终未果。1951年，蒋介石派飞机接他到台北，聘请其为总统府资政。1964年，许世英病逝于台北，终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