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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官办新式学堂由同文三馆（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东同文馆）首开其端，三馆在组织管理结构、管理制度建设、经费来源等方面呈现出新旧交替、中西交融的过渡特征。主要表现为：在组织管理结构上管办分离、各司其职，在管理制度建设上华洋结合、趋新求变，在办学经费方面来源稳定、数额充裕。同文三馆经不断发展演进，在不同程度上已初具现代性质，对后起的各类学校产生深远影响，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关键词 官办新式学堂；同文三馆；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东同文馆；京师大学堂；“馆政”制度；“掌教”制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20）08-0053-04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势必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带来重大影响。在这个面临无限不确定性的特殊时刻，我们有必要回望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对新教育的初生时刻进行深情回望与理性审视，追忆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教育初心，以期为我们应对更大的不确定性积累更多智慧与勇气。
我国官办新式学堂诞生于风雨飘摇的19世纪60年代，以创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为最早。在京师同文馆的带动下，1863年、1864年上海同文馆和广东同文馆相继创立。同文三馆虽说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但基本保持了京师同文馆的特点，它们是我国历史上官方创办的最早的三所新式学堂。正如吴宣易先生所言：“同文馆总是中国新教育的胚胎，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队。有了同文馆，中国的学生才正式接受西洋的语言文字和各种的新科学。此后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的走向新的途径了。”[1]研究同文三馆管理体制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教育管理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运行趋势。
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鉴于“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在北京设立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1900年因庚子事变被迫停办，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三馆的组织管理结构在沿袭我国传统书院、旧式私塾和借鉴教会学校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革与创新，在不断调适中得以确立并日臻完善，开始向现代学校的形式转化。
京师同文馆在组织管理结构上立有“馆政”与“掌教”制度，即行政管理系统与教学管理系统，二者彼此分离，各司其职（见图1）。“馆政”又分为决策与执行两个层级。决策层是京师同文馆的最高行政层，包括总理衙门大臣、同文馆管理大臣和监察官。总理衙门大臣在京师同文馆行政建制中居于最高层次，以集体会商、联衔具奏的形式决定事关同文馆发展的大政方针；同文馆管理大臣由总理衙门大臣兼任，专门负责稽查督责馆中各项事务；监察官由总理衙门辖下的海关总税务司兼任，掌控中国海关的英人赫德担任此职长达40余年，不仅负责经费支用、财务监督，还负责选聘外文教习、采购教学器材、开展对外交流等，职权很大。执行层包括提调、帮提调。提调设有二人，满汉各一人，由总理衙门司员兼任，全权负责管理馆内一切日常事宜；帮提调二人，同样满汉各一人，协助提调处理馆中诸事，但遇有重要事情不可擅自做主，需上报提调决断。
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管理系统（“掌教”）是其组织管理结构的主体，不仅包括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天文、算学、化学、格致、医学等各教学部门，还包括藏书阁、印书处、翻译处、博物馆、观星台、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等一大批教辅机构。与此相应，教学管理系统自高到低依次设置了总教习、教习、副教习、助教等不同层次的教职。总教习的地位与提调平行，主要负责管理教学各项工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此职长达25年，对同文馆事业的发展贡献深巨；教习在京师同文馆附属各馆专门从事教学工作，包括洋教习、汉教习，各自主要承担外文、中文教学；副教习是教习的副手，由在馆学习的优等生担任，协助教习进行教学；助教则是从副教习中拣选出来，主要负责督导学生，类似现在的“学生辅导员”。
上海、广东两馆的组织管理结构基本上照袭京师同文馆，也包括行政和教学两大系统，个别机构的名称略有不同。上海同文馆名义上归两江总督管辖，管理决策层上设有监督、总办，分别由苏松太道兼管江海关监督、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兼任；管理执行层上，设有监院一人、总办董事一人、司事四人，后又陆续增设了监馆委员、查课委员、庶务委员、管理书籍司事等职。教学管理系统上，设有总教习、西教习、分教习、委员董事等教职。官职、教职的设置在三馆当中复杂一些，分工更加细化，结构更为完备。广东同文馆名义上属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共管，实则馆务决策操于广州将军之手，粤海关监督主要负责经费的开支、汉洋教习的聘任。由于广东同文馆规模较小，因此组织管理結构相对比较简单，在管理执行层上设提调一名，统率全馆；馆长二人，满人、汉人各一人；教学管理系统上，设有汉文总教习、分教习、外文教习等教职。
同文三馆行政、教学相分离的制度及其设置的大部分职位，为我国近代新式学校提供了示范，但其行政建制还保留着比较浓的封建衙门习气，政出多门，职责杂乱，事权不一，彼此牵制，上传下达费时费事，遇有事情互相推诿，影响工作效率，妨碍馆务开展。此外，三馆始终未曾设置类似现代学校校长的职位，虽说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上海同文馆的监院、广东同文馆的提调一般被认为相当于现代学校的校长，实则拥有的职权不及现代校长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充其量仅相当于现代学校的教务长或教导主任，没有总管全馆事务的权限，无法在馆中充当灵魂角色，而且限于自身的学识与体验，欠缺领导和管理新式学校的素养、资历、理念，不利于同文馆独立、健康地发展。
同文三馆的管理规章制度借用了明清等近古时期传统书院、旧式私塾的某些制度规则，还借鉴了教会学校的某些章程条款，在发展演进中不断升级，进行了现代化的探索与变革。
京师同文馆的管理制度设计包括所制定的一系列章程、条规、办法等。其最初拟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主要参考了康熙末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的旧例，酌量予以变通而成，相关条文不分章节，不讲序列，逐条陈述，内容散漫，仅对学生、教师、职员、考试、奖叙、薪俸六个方面做了粗浅的规定，尚处于朦胧和含混状态。1867年天文算学馆设立后，同文馆进行了制度改革，初具新式学堂的规模。1889年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对同文馆进行了整顿，开始全面学习借鉴西学堂的章程。同文馆的各项规章制度经不断修订和完善，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具体的规定越来越细密，条文格式规范，逻辑清晰、有条理、有层次，越来越明确化、多样化，最终形成一套相对比较成熟完备的职员制度、教师制度、学生制度、学习制度、考试制度、考勤制度、奖惩制度，以及校务管理、财务监督等规章制度，被后起的各类学校广为模仿、借鉴。
上海同文馆的章程大体上是仿照京师同文馆的规章制度略加删改而成，广东同文馆的章程则是援引京师、上海两馆的章程而制定，三馆的规章制度大同小异，同一性多，差异性小。三馆较为重要且备受后人称道的制度建设如下。
其一，在招生培養和教师选聘上注重质量优先。如在学生招收上，上海同文馆破除民族、门第、资历等限制，择优录取，生源质量在三馆中最高；在出国留学上，总理衙门除选派在每三年大考成绩中名列前茅的学生外，还直接在1896年、1899年先后选派两批课业优异的学生出洋留学，磨炼真才，讲求实学。在教师选聘上，三馆要求西洋教习要为人诚实，不准传教；汉文教习要人品端正，学艺精湛，资格审查要合格，统一汇考要过关。
其二，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组织上注重求新务实。如在课程设置上，同文三馆所设科目注重与社会挂钩，除了必修课，还开有选修课，除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还要兼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政治学、国际法等近代科技文化知识课程，以致力于培养具有新思想、新知识、新技能的人才。在教学形式上，三馆会根据学生来源不同、基础不一的情况，分为上班、下班或前馆、后馆，因材施教；在教学见习上重视学用结合，利用各种机会安排学生见习锻炼，以弥补书本知识的缺失。
其三，在教学考核和日常考勤方面注重细致严格。如在学业考核上，同文三馆设置了月考、季考、岁考及每三年一次的大考，此外还随时进行抽考，要求学生不准无故缺考，同时严防枪手替考。在日常考勤上，要求学生到馆或上课都要登记“画到”，迟到的按日扣除生活补贴；学生请假要说明情况，请假逾期同样扣除生活补贴，逾期半年则直接开除学籍。
由上可以看出，同文三馆的管理制度建设渗入了现代观念，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实践等方面，与传统书院、旧式私塾已迥然不同，与现代学校具有了类似性。同文三馆特别是京师同文馆在制度上的建设创新，在我国学校制度现代化改革中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可谓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最初起点和主要源头，为我国教育制度全面变革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同文三馆是分别由总理衙门及上海、广东地方当局创办的新式学校，因此在办学经费方面有相对充足的保障。
由于当时的清政府面临内外交困、财政恶化的状况，户部没有专门款项创设学校，而总理衙门下辖的各海关征收的船钞（即向内河商船所征的船舶吨位税）向来不必解送户部，清政府同意其提取三成船钞款项用作京师同文馆的办学经费。总理衙门历年由各海关解到的三成船钞数额逐年增长，各项用度即主要从中开支。京师同文馆经费基本维持在总理衙门总经费的20%～30%，在总理衙门附属各部门所支经费中常年位居第二。如京师同文馆办学经费1863年需银5192两，占总理衙门总经费的18.54%，后来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充，经费逐年增加，1892年达27914两，占总理衙门总经费的33.63%，经费开支最多时则达50000余两。[2]
上海、广东两馆的创办同样没有闲款可筹，办学经费来源仿照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每年需银八九千两，由苏松太道兼管江海关监督从征收的船钞内照数划拨，1870年划归江南制造总局监管后，经费来源不变。后因规模扩充，开支巨大，最高时需银9000余两，船钞不敷开支时则由江南制造总局拨款补助。广东同文馆每年需银4800余两，由粤海关监督从征收的船钞项下提用，后开支不断增加，最高时需银13200两，超额的经费则由广东当局从厘务局每月拨银700两补足。
由于同文三馆的经费来源稳定、数额充裕，馆中职员、教师、学生的待遇优渥。如广东同文馆提调每年薪水240两，馆长120两，西洋教习则高达1200两且每年还有200两的笔墨银。同文三馆学生在馆学习期间的开支概由国家负担，学生生活补贴是各馆经费固定支出的大宗。例如：京师同文馆学生每人每月领取食宿补贴银3两，上等生每月领取15两；上海同文馆学生按日领取生活费，每日一钱，学业优等的学生还有奖学金，数额4～8两；广东同文馆学生最初每月领取3两生活补贴，后来蹿升至12两。而当时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每年俸银才45两，同文馆待遇可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正如京师同文馆毕业生齐如山所言：“世界上的学校，没有比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3]同文馆师生没有生活待遇的烦扰，教师乐教，学生向学，教学效果比较显著。但同文三馆的经费仰仗海关，不免受到主要由外国人把持的海关的控制和影响，不便于馆务的更好开展。
京师、上海、广东同文馆都是应运而生的新事物，在民风未开、科举未废之时，对传统的封建教育造成极大的冲击。同文三馆的组织管理结构、管理制度建设、经费来源渠道等，都处于新旧交替、中西交融之中，既有沿袭和借鉴，更有改造和创新，在我国近代新式学堂创办过程中率先起跑，充当了排头兵角色，发挥了标杆作用。后来随着时局的发展，同文三馆在转型中包袱过重，反应迟缓，未能做到与时俱进，但它们无疑给现代学校的产生和发展留下了丰富遗产，其开创之功、领跑形象足以镌刻史册。
参考文献：
[1] 陈元晖，高时良，黄仁贤.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66.
[2] 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25-27.
[3]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23.
注释：
① 本文系广东省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广东督抚与晚清遣使设领”（课题编号：2018GZGJ90）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官办新式学堂；同文三馆；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东同文馆；京师大学堂；“馆政”制度；“掌教”制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20）08-0053-04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势必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带来重大影响。在这个面临无限不确定性的特殊时刻，我们有必要回望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对新教育的初生时刻进行深情回望与理性审视，追忆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教育初心，以期为我们应对更大的不确定性积累更多智慧与勇气。
我国官办新式学堂诞生于风雨飘摇的19世纪60年代，以创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为最早。在京师同文馆的带动下，1863年、1864年上海同文馆和广东同文馆相继创立。同文三馆虽说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但基本保持了京师同文馆的特点，它们是我国历史上官方创办的最早的三所新式学堂。正如吴宣易先生所言：“同文馆总是中国新教育的胚胎，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队。有了同文馆，中国的学生才正式接受西洋的语言文字和各种的新科学。此后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的走向新的途径了。”[1]研究同文三馆管理体制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教育管理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运行趋势。
一、管办分离、各司其职的组织管理结构
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鉴于“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在北京设立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1900年因庚子事变被迫停办，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三馆的组织管理结构在沿袭我国传统书院、旧式私塾和借鉴教会学校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革与创新，在不断调适中得以确立并日臻完善，开始向现代学校的形式转化。
京师同文馆在组织管理结构上立有“馆政”与“掌教”制度，即行政管理系统与教学管理系统，二者彼此分离，各司其职（见图1）。“馆政”又分为决策与执行两个层级。决策层是京师同文馆的最高行政层，包括总理衙门大臣、同文馆管理大臣和监察官。总理衙门大臣在京师同文馆行政建制中居于最高层次，以集体会商、联衔具奏的形式决定事关同文馆发展的大政方针；同文馆管理大臣由总理衙门大臣兼任，专门负责稽查督责馆中各项事务；监察官由总理衙门辖下的海关总税务司兼任，掌控中国海关的英人赫德担任此职长达40余年，不仅负责经费支用、财务监督，还负责选聘外文教习、采购教学器材、开展对外交流等，职权很大。执行层包括提调、帮提调。提调设有二人，满汉各一人，由总理衙门司员兼任，全权负责管理馆内一切日常事宜；帮提调二人，同样满汉各一人，协助提调处理馆中诸事，但遇有重要事情不可擅自做主，需上报提调决断。
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管理系统（“掌教”）是其组织管理结构的主体，不仅包括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天文、算学、化学、格致、医学等各教学部门，还包括藏书阁、印书处、翻译处、博物馆、观星台、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等一大批教辅机构。与此相应，教学管理系统自高到低依次设置了总教习、教习、副教习、助教等不同层次的教职。总教习的地位与提调平行，主要负责管理教学各项工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此职长达25年，对同文馆事业的发展贡献深巨；教习在京师同文馆附属各馆专门从事教学工作，包括洋教习、汉教习，各自主要承担外文、中文教学；副教习是教习的副手，由在馆学习的优等生担任，协助教习进行教学；助教则是从副教习中拣选出来，主要负责督导学生，类似现在的“学生辅导员”。
上海、广东两馆的组织管理结构基本上照袭京师同文馆，也包括行政和教学两大系统，个别机构的名称略有不同。上海同文馆名义上归两江总督管辖，管理决策层上设有监督、总办，分别由苏松太道兼管江海关监督、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兼任；管理执行层上，设有监院一人、总办董事一人、司事四人，后又陆续增设了监馆委员、查课委员、庶务委员、管理书籍司事等职。教学管理系统上，设有总教习、西教习、分教习、委员董事等教职。官职、教职的设置在三馆当中复杂一些，分工更加细化，结构更为完备。广东同文馆名义上属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共管，实则馆务决策操于广州将军之手，粤海关监督主要负责经费的开支、汉洋教习的聘任。由于广东同文馆规模较小，因此组织管理結构相对比较简单，在管理执行层上设提调一名，统率全馆；馆长二人，满人、汉人各一人；教学管理系统上，设有汉文总教习、分教习、外文教习等教职。
同文三馆行政、教学相分离的制度及其设置的大部分职位，为我国近代新式学校提供了示范，但其行政建制还保留着比较浓的封建衙门习气，政出多门，职责杂乱，事权不一，彼此牵制，上传下达费时费事，遇有事情互相推诿，影响工作效率，妨碍馆务开展。此外，三馆始终未曾设置类似现代学校校长的职位，虽说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上海同文馆的监院、广东同文馆的提调一般被认为相当于现代学校的校长，实则拥有的职权不及现代校长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充其量仅相当于现代学校的教务长或教导主任，没有总管全馆事务的权限，无法在馆中充当灵魂角色，而且限于自身的学识与体验，欠缺领导和管理新式学校的素养、资历、理念，不利于同文馆独立、健康地发展。
二、华洋结合、趋新求变的管理制度建设
同文三馆的管理规章制度借用了明清等近古时期传统书院、旧式私塾的某些制度规则，还借鉴了教会学校的某些章程条款，在发展演进中不断升级，进行了现代化的探索与变革。
京师同文馆的管理制度设计包括所制定的一系列章程、条规、办法等。其最初拟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主要参考了康熙末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的旧例，酌量予以变通而成，相关条文不分章节，不讲序列，逐条陈述，内容散漫，仅对学生、教师、职员、考试、奖叙、薪俸六个方面做了粗浅的规定，尚处于朦胧和含混状态。1867年天文算学馆设立后，同文馆进行了制度改革，初具新式学堂的规模。1889年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对同文馆进行了整顿，开始全面学习借鉴西学堂的章程。同文馆的各项规章制度经不断修订和完善，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具体的规定越来越细密，条文格式规范，逻辑清晰、有条理、有层次，越来越明确化、多样化，最终形成一套相对比较成熟完备的职员制度、教师制度、学生制度、学习制度、考试制度、考勤制度、奖惩制度，以及校务管理、财务监督等规章制度，被后起的各类学校广为模仿、借鉴。
上海同文馆的章程大体上是仿照京师同文馆的规章制度略加删改而成，广东同文馆的章程则是援引京师、上海两馆的章程而制定，三馆的规章制度大同小异，同一性多，差异性小。三馆较为重要且备受后人称道的制度建设如下。
其一，在招生培養和教师选聘上注重质量优先。如在学生招收上，上海同文馆破除民族、门第、资历等限制，择优录取，生源质量在三馆中最高；在出国留学上，总理衙门除选派在每三年大考成绩中名列前茅的学生外，还直接在1896年、1899年先后选派两批课业优异的学生出洋留学，磨炼真才，讲求实学。在教师选聘上，三馆要求西洋教习要为人诚实，不准传教；汉文教习要人品端正，学艺精湛，资格审查要合格，统一汇考要过关。
其二，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组织上注重求新务实。如在课程设置上，同文三馆所设科目注重与社会挂钩，除了必修课，还开有选修课，除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还要兼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政治学、国际法等近代科技文化知识课程，以致力于培养具有新思想、新知识、新技能的人才。在教学形式上，三馆会根据学生来源不同、基础不一的情况，分为上班、下班或前馆、后馆，因材施教；在教学见习上重视学用结合，利用各种机会安排学生见习锻炼，以弥补书本知识的缺失。
其三，在教学考核和日常考勤方面注重细致严格。如在学业考核上，同文三馆设置了月考、季考、岁考及每三年一次的大考，此外还随时进行抽考，要求学生不准无故缺考，同时严防枪手替考。在日常考勤上，要求学生到馆或上课都要登记“画到”，迟到的按日扣除生活补贴；学生请假要说明情况，请假逾期同样扣除生活补贴，逾期半年则直接开除学籍。
由上可以看出，同文三馆的管理制度建设渗入了现代观念，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实践等方面，与传统书院、旧式私塾已迥然不同，与现代学校具有了类似性。同文三馆特别是京师同文馆在制度上的建设创新，在我国学校制度现代化改革中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可谓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最初起点和主要源头，为我国教育制度全面变革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三、来源稳定、数额充裕的办学经费保障
同文三馆是分别由总理衙门及上海、广东地方当局创办的新式学校，因此在办学经费方面有相对充足的保障。
由于当时的清政府面临内外交困、财政恶化的状况，户部没有专门款项创设学校，而总理衙门下辖的各海关征收的船钞（即向内河商船所征的船舶吨位税）向来不必解送户部，清政府同意其提取三成船钞款项用作京师同文馆的办学经费。总理衙门历年由各海关解到的三成船钞数额逐年增长，各项用度即主要从中开支。京师同文馆经费基本维持在总理衙门总经费的20%～30%，在总理衙门附属各部门所支经费中常年位居第二。如京师同文馆办学经费1863年需银5192两，占总理衙门总经费的18.54%，后来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充，经费逐年增加，1892年达27914两，占总理衙门总经费的33.63%，经费开支最多时则达50000余两。[2]
上海、广东两馆的创办同样没有闲款可筹，办学经费来源仿照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每年需银八九千两，由苏松太道兼管江海关监督从征收的船钞内照数划拨，1870年划归江南制造总局监管后，经费来源不变。后因规模扩充，开支巨大，最高时需银9000余两，船钞不敷开支时则由江南制造总局拨款补助。广东同文馆每年需银4800余两，由粤海关监督从征收的船钞项下提用，后开支不断增加，最高时需银13200两，超额的经费则由广东当局从厘务局每月拨银700两补足。
由于同文三馆的经费来源稳定、数额充裕，馆中职员、教师、学生的待遇优渥。如广东同文馆提调每年薪水240两，馆长120两，西洋教习则高达1200两且每年还有200两的笔墨银。同文三馆学生在馆学习期间的开支概由国家负担，学生生活补贴是各馆经费固定支出的大宗。例如：京师同文馆学生每人每月领取食宿补贴银3两，上等生每月领取15两；上海同文馆学生按日领取生活费，每日一钱，学业优等的学生还有奖学金，数额4～8两；广东同文馆学生最初每月领取3两生活补贴，后来蹿升至12两。而当时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每年俸银才45两，同文馆待遇可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正如京师同文馆毕业生齐如山所言：“世界上的学校，没有比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3]同文馆师生没有生活待遇的烦扰，教师乐教，学生向学，教学效果比较显著。但同文三馆的经费仰仗海关，不免受到主要由外国人把持的海关的控制和影响，不便于馆务的更好开展。
京师、上海、广东同文馆都是应运而生的新事物，在民风未开、科举未废之时，对传统的封建教育造成极大的冲击。同文三馆的组织管理结构、管理制度建设、经费来源渠道等，都处于新旧交替、中西交融之中，既有沿袭和借鉴，更有改造和创新，在我国近代新式学堂创办过程中率先起跑，充当了排头兵角色，发挥了标杆作用。后来随着时局的发展，同文三馆在转型中包袱过重，反应迟缓，未能做到与时俱进，但它们无疑给现代学校的产生和发展留下了丰富遗产，其开创之功、领跑形象足以镌刻史册。
参考文献：
[1] 陈元晖，高时良，黄仁贤.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66.
[2] 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25-27.
[3]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23.
注释：
① 本文系广东省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广东督抚与晚清遣使设领”（课题编号：2018GZGJ9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