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农民工有序健康的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而且对我国农村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健全和拓展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保证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媒介要“代农民工立言”，畅通农民工信访参与渠道，探索农民工中党的建设，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形式，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不断稳定和扩大。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6-0095-03
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渠道，除了要落实宪法和选举法赋予公民(特别是农民工)的权利外，农民工中的党团建设要有待创新，人大、政府和政协可适当考虑增设适合农民工参政议政的相关安排。各类媒体可适当专设反映农民工愿望和心声的栏目；有关农民工权益的各种政策安排要进行有农民工代表参加的听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完善和贯彻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制度，使农民工可以直接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身的利益。
一、保证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是一种宪法保护的权利。我国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及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新中国建立起一系列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和管理国家事务的体制，这些体制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而在实际操作中，农民工在城市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般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建议修订有关法规，使农民工能够有条件依法参与城市社区选举和人大代表选举，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保障。
改变过去以户籍为基准的选民登记制度，即将选举制度从过去以户口划分选区改为以经常居住地划分选区，可以以居住证为基础，再辅以其他的资格确认。比如固定合法的职业、事业、 房产、有效的营业执照、用工或聘用合同或协议等等，作为农民工参加城市管理的凭证。并且，建立起以居民身份证管理为基础的选民登记系统，使选举单位仅凭身份证号码就可知悉选民的姓名、年龄、常驻户口所在地、证件有效期等基本信息。从而为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的基础。鉴于现在有限的几个城市，给农民工提供了有限的几个人大代表名额，但是却是以占有城市居民的代表名额为代价，给城市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此，以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证为基础，增加农民工所在城市的人大代表名额，相应的减少其原居住地的代表名额。至于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可以用落实到人或落实到地区的办法加以解决。落实到人的办法，就是办理异地人大代表身份的接转手续，在某一地区担任过人大代表的农民工，凭借接转手续可担任新到地区的人大代表。而落实到地区则是指实行固定席位流动代表制，保证有农民工的地区增加一定名额的农民工人大代表。
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具体的参与制度，充分吸纳农民工的参与活动。如在人大制度方面，应健全代表候选人制度，严格执行选举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保证所选出的代表的质量和权利的行使。要保证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能产生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管理，从而使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以增强农民工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信任，增强其政治参与意识和归属感。同时还应切实加强人大作为国家机关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加强人大的监督功能。
要加强农民工政治参与方面的信息传递和教育工作。根据农民工对选举时间及候选人缺乏了解而放弃参与选举的情况，除了充分发挥农民工的家庭和亲戚关系网络的作用，加快信息传递外，流出地政府还应与流入地的有关部门建立联系，以便拓宽、畅通信息传输渠道，并强化对相关信息的管理，以消除政治参与中因信息传递迟缓而造成的阻碍，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我们还要争取做到在各级人大与政协中都应该有农民工的代表，首先在基层人大、政协中吸收农民工的代表人物，然后在全国人大、政协中产生他们的代表，这样才能更直接地反映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呼声，不断地提高农民工制度内参与政治的能力。
二、媒介要“代农民工立言”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已渗透到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众传播媒介被视为独立的“第四种权力”，并把它作为对政府监督的重要政治力量。在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导向作用主要表现为：代表和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和根本利益，揭露和抨击与社会、人民根本利益相违背的阴暗面，对政府的政治决策起监督作用，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和积极向上感，即反腐倡廉，保证正确的舆论、宣传、理论导向。
作为社会环境监视的雷达和对社会舆论有巨大影响力的一种装置，媒介应该在关注社会边缘群体上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多努力。农民工作为一支数量庞大的城市弱势群体，媒介更应该在关注农民工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和做出更多努力。起码在三个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推动针对农民工的制度演进、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心理并帮助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社会认同感，从媒介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1。首先，媒介应该大力在推动农民工的制度演进。制度建设总是滞后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又提出了对制度建设的新要求。农民工作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制度保障上几乎是空白的，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个时候媒介应该多角度宽视野地研究农民工的问题，为制度建设提供事实依据。及时地发现和报道问题，关心和宣传农民工问题的社会重要性，督促针对农民工阶层的制度建设，为全社会关心农民工的有识之士提供讨论和建议的舆论平台，为农民工诸多问题的制度建设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其次，搭建城市原住居民和农民工相互沟通的桥梁，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心理。许多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占据自己的就业机会，对农民工有一定的敌视心理。而农民工阶层由于文化素质的限制和生活条件的差别，必然导致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别，难免会产生心理的隔阂甚至歧视心态。但是农民工阶层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应该得到城市居民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媒介就应该多关心农民工生活，报道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农民工的简朴、上进、诚实的优秀品质感动市民，感动社会。要让全社会知道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联系创造机会，在近距离的接触中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增进彼此的联系，增加相互的感情。再次，媒介应该为解决农民工的现实问题出谋划策。媒介应该运用舆论监督的手段来反映疾苦，揭露存在问题，呼吁社会伸出援助之手。例如在2003年春节前，各级各地新闻媒介纷纷发起了大规模的为农民工讨工钱的活动。在媒介舆论监督和有关部门的监管下，不少农民工回家前拿到了工资，切实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舆论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应该成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一种普遍的方式。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人大和新闻媒体的利益表达作用，加强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导向作用。随着农民工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学习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表达利益、反映意见，新闻媒体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作用将会不断加强。
三、畅通农民工信访参与渠道
加强完善信访制度，提高制度绩效，引导农民工通过信访渠道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行使民主权利。信访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项制度安排，承载着许多功能，它是党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排解群众困难的重要渠道。但由于我国目前各级信访部门存在职责不明、自身能力有限、工作效率低下、人员素质低等不足，使得信访部门成了“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的部门，不能充分发挥信访部门的作用。可见，目前完善信访制度，提高其制度绩效是很必要的。
首先，要重新架构信访机构，适当扩展其职能，明确与其他相关部门职责的区分，科学地制定信访信息转报制度，以便于整合信访信息资源，流畅信息传输渠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努力体现“快办、快结、快回复、快落实”的“四快”工作作风，认真接待、从速办理，认真执行法律程序，依法办访，加大对信访案件的交办、督办、查办力度，全面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要认真解决农民工因被拖欠工资等问题的上访。
其次，应当建立基层信访信息员制度，以及时了解、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动态。大部分信访群众所反映的问题都是合理合法的，而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其实都能在基层得到解决。为了更好的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新《信访条例》，也赋予了各级信访部门更大的权力，其中就包括督办权和建议权。新条例规定的是属地办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基层部门要很好地贯彻这些措施，真正把问题在基层解决好，在家门口就把问题解决了。
再次，建立有效的信访干部责任追究制度，通过立法规范信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对办事拖拉、瞒报谎报、态度恶劣等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建立信访处理后的情况跟踪制度，直接获得当事人满意状况的反馈意见，防止问题反弹。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信访件，信访部门可考虑实行领导包案负责，及时协调驻信访机构参加联合接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等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会办，确保在最短时间内使信访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并且，信访机构可与法律援助中心形成联动服务机制，对于在信访接待中发现的侵害农民工利益问题，信访机构及时向法律援助中心通报情况，法律援助中心在进一步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符合援助条件的农民工及时主动给予法律援助服务。尤其要提醒广大农民工，在工作前一定要让用工单位根据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与自己签订用工合同。信访渠道作为一个正式的、制度化的解决农民工特殊问题和困难的通道，对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个独特的作用，我们一定要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真正做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排解群众困难的重要作用。
四、农民工中党的建设新探索
农民工中的党建是社会转型时期党建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如何在农民工中进行党组织建设，是一个新的探索。
农民工就业单位的党建工作困难重重。农民工就业单位绝大多数是非公有制企业，这些企业在党建工作中存在“四难”现象：第一是党组织建立难。多数私营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私营企业党员数量少，而且由于职工的不固定性，党员数量时多时少，不断变化；有的私营企业主心存疑惑，担心建立党组织，会约束自己，影响生产经营，对在自己 企业建立党组织态度不积极。第二是党的工作开展难。私营企业中的党员基本上是党员和员工双重身份，在经济上对企业主有很强的依附性，挣工资占据了他们的主要思想，只管劳动挣钱，很少关心党组织活动。第三是党员管理难。一部分党员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有一部分则把组织关系从原单位转移出来后，长时间不能转入新的党组织。还有一部分党员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经常外出，行踪不定。第四是新党员发展难。农民工外出自谋职业，多数人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挣钱，平时很少学习，所以入党的愿望不是很强烈。志愿申请入党的情况比较少见。加上工作行踪的季节性、临时性等特点，也使得党组织培养党员的难度增加，造成党员的发展难。农民工“入党难”和无法过组织生活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
不少地方关于农民工“离土离乡不离党”的做法很值得借鉴。为了把发展党员的工作与农民工的流动性结合起来，给农民工建立“信息库”和流出地同流入地相贯通的“党员培养链”。有了农民工“信息库”，企业招工就很方便。农民工带上由村党组织出具的政治表现、技术专长等证明，有利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更加的信任合作。党组织对农民工中的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正式党员的有关情况，进行专门的登记，与用人单位之间相互沟通后，有针对性地考察和培养。就能对发生在两地的情况及时地转接，使得流出地和流入地都能够及时掌握情况〔3〕。
私营企业也应该加强在农民工中建立党支部的工作。广东惠州南旋集团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该公司不仅组建了工会，还成立了党支部，工会和党支部成为农民工和管理层沟通交流的桥梁。让农民工在企业找到家的感觉，企业才能够更好地发展。现在很多企业都已经看到在农民工中建立党支部的重要意义。
在农民工中建立党支部，做好农民工中党的工作，及时积极地了解、考察和培养农民工中的精英分子，争取把每名农民工纳入党组织教育管理的视线之内，转变党组织的职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农民工是农村中的优秀分子，而外出务工人员中的党员则是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他们接受新事物多，掌握信息快，致富能力强，群众威望高，做好农民工中的党组织建设，无论对基层党建的来说，对农民工集中地的社会稳定来说，还是对促进农民工不断走向先进和致富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形式
中央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各地共同商讨制定跨部门、跨地区的全面协调的覆盖全体农民工的政策体系，打破城乡分割的政治参与状态，规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是以身份而是以地域为标准。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可以在网上设立平台，允许上网投票。积极探索农民工在人大、政协实现扩大政治参与的途径，不断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形式，拓宽政治参与渠道，设计和筹划出一套适合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政治参与载体。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差异和社会矛盾，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大部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具有对抗性，因而，就需要建立有利于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公民对不同利益进行表达和对利益冲突加以协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中国体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50多年的发展，这一制度己经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协的主要职能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的重要事务以及群众生活、爱国统一战线等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提出批评建议，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在政治实践中，政协还承担着聚合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与要求，并对之加以协调、表达的功能。在政协会议中所形成的各种意见和决议对政治决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有时政协会议还构成了中国政治决策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在各级政协会议中应该占有一定的席位，真正体现政协作为不同群体、不同利益的协商调节体制的重大作用。
另外还应该加强社会咨询的力度和公民听证制度建设。咨询性民意表达体制，这是适应各行各业的专家为政府重大技术性决策出谋划策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参与体制。听政制度，这是近年来才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民主协商机制，为利益相关各方提供了面对面的协商沟通机制。咨询性民意表达体制和听政制度都应该为农民工了解、参与政治民主建设提供充分的机会。而且，应该尽可能多地为农民工创造参与在的实践机会，通过政治参与实践锻炼、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参加诸如选举等的政治参与实践，农民工可以了解政治参与的秩序和规则，学习参与政治生活的知识和技巧，从而在实践中提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意识、能力和水平。
总之，政治参与的不断稳定和扩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需要我们努力追求和达到的目标。我们要在大力发展和建设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的同时，健全和拓展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保证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媒介要“代农民工立言”，畅通农民工信访参与渠道，探索农民工中党的建设，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形式，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不断稳定的扩大。
[参考文献]
〔1〕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艾丽颖.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状况〔J〕.沈阳大学学报，2006，(6).
〔3〕杨敏之.改革和完善我国人大选举制度〔J〕.望新闻周刊，2004，(1).
〔4〕陈红梅.大众媒介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D〕.新闻大学，2004.
〔5〕张喜红.当代中国社会团体政治参与问题研究〔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
〔责任编辑：佳 忠〕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6-0095-03
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渠道，除了要落实宪法和选举法赋予公民(特别是农民工)的权利外，农民工中的党团建设要有待创新，人大、政府和政协可适当考虑增设适合农民工参政议政的相关安排。各类媒体可适当专设反映农民工愿望和心声的栏目；有关农民工权益的各种政策安排要进行有农民工代表参加的听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完善和贯彻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制度，使农民工可以直接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身的利益。
一、保证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是一种宪法保护的权利。我国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及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新中国建立起一系列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和管理国家事务的体制，这些体制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而在实际操作中，农民工在城市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般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建议修订有关法规，使农民工能够有条件依法参与城市社区选举和人大代表选举，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保障。
改变过去以户籍为基准的选民登记制度，即将选举制度从过去以户口划分选区改为以经常居住地划分选区，可以以居住证为基础，再辅以其他的资格确认。比如固定合法的职业、事业、 房产、有效的营业执照、用工或聘用合同或协议等等，作为农民工参加城市管理的凭证。并且，建立起以居民身份证管理为基础的选民登记系统，使选举单位仅凭身份证号码就可知悉选民的姓名、年龄、常驻户口所在地、证件有效期等基本信息。从而为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的基础。鉴于现在有限的几个城市，给农民工提供了有限的几个人大代表名额，但是却是以占有城市居民的代表名额为代价，给城市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此，以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证为基础，增加农民工所在城市的人大代表名额，相应的减少其原居住地的代表名额。至于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可以用落实到人或落实到地区的办法加以解决。落实到人的办法，就是办理异地人大代表身份的接转手续，在某一地区担任过人大代表的农民工，凭借接转手续可担任新到地区的人大代表。而落实到地区则是指实行固定席位流动代表制，保证有农民工的地区增加一定名额的农民工人大代表。
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具体的参与制度，充分吸纳农民工的参与活动。如在人大制度方面，应健全代表候选人制度，严格执行选举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保证所选出的代表的质量和权利的行使。要保证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能产生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管理，从而使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以增强农民工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信任，增强其政治参与意识和归属感。同时还应切实加强人大作为国家机关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加强人大的监督功能。
要加强农民工政治参与方面的信息传递和教育工作。根据农民工对选举时间及候选人缺乏了解而放弃参与选举的情况，除了充分发挥农民工的家庭和亲戚关系网络的作用，加快信息传递外，流出地政府还应与流入地的有关部门建立联系，以便拓宽、畅通信息传输渠道，并强化对相关信息的管理，以消除政治参与中因信息传递迟缓而造成的阻碍，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我们还要争取做到在各级人大与政协中都应该有农民工的代表，首先在基层人大、政协中吸收农民工的代表人物，然后在全国人大、政协中产生他们的代表，这样才能更直接地反映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呼声，不断地提高农民工制度内参与政治的能力。
二、媒介要“代农民工立言”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已渗透到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众传播媒介被视为独立的“第四种权力”，并把它作为对政府监督的重要政治力量。在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导向作用主要表现为：代表和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和根本利益，揭露和抨击与社会、人民根本利益相违背的阴暗面，对政府的政治决策起监督作用，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和积极向上感，即反腐倡廉，保证正确的舆论、宣传、理论导向。
作为社会环境监视的雷达和对社会舆论有巨大影响力的一种装置，媒介应该在关注社会边缘群体上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多努力。农民工作为一支数量庞大的城市弱势群体，媒介更应该在关注农民工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和做出更多努力。起码在三个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推动针对农民工的制度演进、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心理并帮助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社会认同感，从媒介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1。首先，媒介应该大力在推动农民工的制度演进。制度建设总是滞后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又提出了对制度建设的新要求。农民工作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制度保障上几乎是空白的，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个时候媒介应该多角度宽视野地研究农民工的问题，为制度建设提供事实依据。及时地发现和报道问题，关心和宣传农民工问题的社会重要性，督促针对农民工阶层的制度建设，为全社会关心农民工的有识之士提供讨论和建议的舆论平台，为农民工诸多问题的制度建设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其次，搭建城市原住居民和农民工相互沟通的桥梁，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心理。许多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占据自己的就业机会，对农民工有一定的敌视心理。而农民工阶层由于文化素质的限制和生活条件的差别，必然导致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别，难免会产生心理的隔阂甚至歧视心态。但是农民工阶层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应该得到城市居民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媒介就应该多关心农民工生活，报道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农民工的简朴、上进、诚实的优秀品质感动市民，感动社会。要让全社会知道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联系创造机会，在近距离的接触中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增进彼此的联系，增加相互的感情。再次，媒介应该为解决农民工的现实问题出谋划策。媒介应该运用舆论监督的手段来反映疾苦，揭露存在问题，呼吁社会伸出援助之手。例如在2003年春节前，各级各地新闻媒介纷纷发起了大规模的为农民工讨工钱的活动。在媒介舆论监督和有关部门的监管下，不少农民工回家前拿到了工资，切实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舆论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应该成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一种普遍的方式。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人大和新闻媒体的利益表达作用，加强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导向作用。随着农民工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学习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表达利益、反映意见，新闻媒体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作用将会不断加强。
三、畅通农民工信访参与渠道
加强完善信访制度，提高制度绩效，引导农民工通过信访渠道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行使民主权利。信访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项制度安排，承载着许多功能，它是党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排解群众困难的重要渠道。但由于我国目前各级信访部门存在职责不明、自身能力有限、工作效率低下、人员素质低等不足，使得信访部门成了“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的部门，不能充分发挥信访部门的作用。可见，目前完善信访制度，提高其制度绩效是很必要的。
首先，要重新架构信访机构，适当扩展其职能，明确与其他相关部门职责的区分，科学地制定信访信息转报制度，以便于整合信访信息资源，流畅信息传输渠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努力体现“快办、快结、快回复、快落实”的“四快”工作作风，认真接待、从速办理，认真执行法律程序，依法办访，加大对信访案件的交办、督办、查办力度，全面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要认真解决农民工因被拖欠工资等问题的上访。
其次，应当建立基层信访信息员制度，以及时了解、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动态。大部分信访群众所反映的问题都是合理合法的，而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其实都能在基层得到解决。为了更好的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新《信访条例》，也赋予了各级信访部门更大的权力，其中就包括督办权和建议权。新条例规定的是属地办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基层部门要很好地贯彻这些措施，真正把问题在基层解决好，在家门口就把问题解决了。
再次，建立有效的信访干部责任追究制度，通过立法规范信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对办事拖拉、瞒报谎报、态度恶劣等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建立信访处理后的情况跟踪制度，直接获得当事人满意状况的反馈意见，防止问题反弹。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信访件，信访部门可考虑实行领导包案负责，及时协调驻信访机构参加联合接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等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会办，确保在最短时间内使信访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并且，信访机构可与法律援助中心形成联动服务机制，对于在信访接待中发现的侵害农民工利益问题，信访机构及时向法律援助中心通报情况，法律援助中心在进一步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符合援助条件的农民工及时主动给予法律援助服务。尤其要提醒广大农民工，在工作前一定要让用工单位根据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与自己签订用工合同。信访渠道作为一个正式的、制度化的解决农民工特殊问题和困难的通道，对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个独特的作用，我们一定要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真正做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排解群众困难的重要作用。
四、农民工中党的建设新探索
农民工中的党建是社会转型时期党建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如何在农民工中进行党组织建设，是一个新的探索。
农民工就业单位的党建工作困难重重。农民工就业单位绝大多数是非公有制企业，这些企业在党建工作中存在“四难”现象：第一是党组织建立难。多数私营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私营企业党员数量少，而且由于职工的不固定性，党员数量时多时少，不断变化；有的私营企业主心存疑惑，担心建立党组织，会约束自己，影响生产经营，对在自己 企业建立党组织态度不积极。第二是党的工作开展难。私营企业中的党员基本上是党员和员工双重身份，在经济上对企业主有很强的依附性，挣工资占据了他们的主要思想，只管劳动挣钱，很少关心党组织活动。第三是党员管理难。一部分党员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有一部分则把组织关系从原单位转移出来后，长时间不能转入新的党组织。还有一部分党员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经常外出，行踪不定。第四是新党员发展难。农民工外出自谋职业，多数人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挣钱，平时很少学习，所以入党的愿望不是很强烈。志愿申请入党的情况比较少见。加上工作行踪的季节性、临时性等特点，也使得党组织培养党员的难度增加，造成党员的发展难。农民工“入党难”和无法过组织生活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
不少地方关于农民工“离土离乡不离党”的做法很值得借鉴。为了把发展党员的工作与农民工的流动性结合起来，给农民工建立“信息库”和流出地同流入地相贯通的“党员培养链”。有了农民工“信息库”，企业招工就很方便。农民工带上由村党组织出具的政治表现、技术专长等证明，有利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更加的信任合作。党组织对农民工中的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正式党员的有关情况，进行专门的登记，与用人单位之间相互沟通后，有针对性地考察和培养。就能对发生在两地的情况及时地转接，使得流出地和流入地都能够及时掌握情况〔3〕。
私营企业也应该加强在农民工中建立党支部的工作。广东惠州南旋集团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该公司不仅组建了工会，还成立了党支部，工会和党支部成为农民工和管理层沟通交流的桥梁。让农民工在企业找到家的感觉，企业才能够更好地发展。现在很多企业都已经看到在农民工中建立党支部的重要意义。
在农民工中建立党支部，做好农民工中党的工作，及时积极地了解、考察和培养农民工中的精英分子，争取把每名农民工纳入党组织教育管理的视线之内，转变党组织的职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农民工是农村中的优秀分子，而外出务工人员中的党员则是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他们接受新事物多，掌握信息快，致富能力强，群众威望高，做好农民工中的党组织建设，无论对基层党建的来说，对农民工集中地的社会稳定来说，还是对促进农民工不断走向先进和致富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形式
中央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各地共同商讨制定跨部门、跨地区的全面协调的覆盖全体农民工的政策体系，打破城乡分割的政治参与状态，规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是以身份而是以地域为标准。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可以在网上设立平台，允许上网投票。积极探索农民工在人大、政协实现扩大政治参与的途径，不断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形式，拓宽政治参与渠道，设计和筹划出一套适合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政治参与载体。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差异和社会矛盾，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大部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具有对抗性，因而，就需要建立有利于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公民对不同利益进行表达和对利益冲突加以协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中国体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50多年的发展，这一制度己经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协的主要职能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的重要事务以及群众生活、爱国统一战线等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提出批评建议，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在政治实践中，政协还承担着聚合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与要求，并对之加以协调、表达的功能。在政协会议中所形成的各种意见和决议对政治决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有时政协会议还构成了中国政治决策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在各级政协会议中应该占有一定的席位，真正体现政协作为不同群体、不同利益的协商调节体制的重大作用。
另外还应该加强社会咨询的力度和公民听证制度建设。咨询性民意表达体制，这是适应各行各业的专家为政府重大技术性决策出谋划策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参与体制。听政制度，这是近年来才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民主协商机制，为利益相关各方提供了面对面的协商沟通机制。咨询性民意表达体制和听政制度都应该为农民工了解、参与政治民主建设提供充分的机会。而且，应该尽可能多地为农民工创造参与在的实践机会，通过政治参与实践锻炼、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参加诸如选举等的政治参与实践，农民工可以了解政治参与的秩序和规则，学习参与政治生活的知识和技巧，从而在实践中提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意识、能力和水平。
总之，政治参与的不断稳定和扩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需要我们努力追求和达到的目标。我们要在大力发展和建设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的同时，健全和拓展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保证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媒介要“代农民工立言”，畅通农民工信访参与渠道，探索农民工中党的建设，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形式，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不断稳定的扩大。
[参考文献]
〔1〕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艾丽颖.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状况〔J〕.沈阳大学学报，2006，(6).
〔3〕杨敏之.改革和完善我国人大选举制度〔J〕.望新闻周刊，2004，(1).
〔4〕陈红梅.大众媒介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D〕.新闻大学，2004.
〔5〕张喜红.当代中国社会团体政治参与问题研究〔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
〔责任编辑：佳 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