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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建立过程中，苏俄金援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共建党经费的来源问题是怎样的，是否如有人所称“中共是卢布党”。
建党经费的源头：共产国际资助陈独秀上海建党
在中共建党进程中，《新青年》杂志上海编辑部起到了主导作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月刊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从1916年9月1日2卷1号起该刊又改名为《新青年》。这份杂志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1920年代初，正处于内战中的苏俄与共产国际开始大力向中国开展工作。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职责为“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组织交换情报工作，进行口头和书面宣传”等。6月18日，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加蓬考虑到在东方开展革命运动的需要，提议在区委下“设一个有远东各国人民（包括中国）的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主要任务是“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区领导人在给俄共（布）中央的报告中也称“他们打算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联系”。
随后，苏俄方面数次向中国派遣使者，试图与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接触。在维经斯基来华前后，先后有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人。共产国际方面频繁地遣使来华，即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东方问题的重视，亦表明从事东方工作的各个组织在行动上的不一致、不协调和互不通气。俄国学者潘佐夫的研究表明，共产国际对华工作在早期受托洛茨基不断革命思想的影响，有着一种鼓动世界革命的倾向，并且毫不考虑他国具体国情，认为世界革命自我实现的宏伟进程不可阻遏，其他国家的革命乃俄国十月革命的自然延伸。
在此背景下，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所派遣的维经斯基一行5人来到中国，同中国进步人士建立联系，同时考察可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离京，只身赴上海，“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此次迁移意义重大，“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来到上海后，陈独秀着手重组《新青年》杂志。他以陈望道、李汉俊等倾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为基础，组成编辑《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渐渐与主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力子等人建立密切联系。陈独秀与戴季陶、李汉俊等上海文化人过从甚密，他们组成了一个“研究会”性质的同人圈子，频繁开展座谈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经验。他的寓所兼《新青年》编辑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也成了革命者的中心场所。胡适在晚年曾自述，陈独秀“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诚如胡适所述，北京同人此时聘陈独秀在上海专任《新青年》编辑，并每月从编辑部用度中划拨编辑费100元作为陈氏的收入。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前，特为致函北京同人，言及“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由此可见，直至1920年底，陈独秀本人在上海仍主要依靠北京同人提供的这份收入支用。
1920年5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通过这番接触，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大业。随后，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和戴季陶、李汉俊、张东荪等一起座谈苏俄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与会者认为可将《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联盟。而维经斯基的到来，给予了建党大业以不可或缺的外部帮助和经济支持，使之成为现实。维经斯基利用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包括“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厂，可以印刷小册子。
在陈独秀的领导与策划下，1920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共产国际的往来信函亦强调了在苏俄资助下的上海发起组的领导作用。在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时，共产国际为了在中、朝、日等东亚国家直接进行实际活动，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东亚书记处。该处所设“中国科”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上海发起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宣传工作。首先便是通过《星期评论》杂志社，由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付梓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发行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助。
上海发起组充分意识到了大众传媒在现代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于1920年8月，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劳动界》周刊。嗣后，《新青年》杂志脱离群益书社，另成立新青年社，从8卷1号开始独立发行，仍由陈独秀主编，主要讨论社会主义问题。
中共建党经费扑朔迷离的
历史脉络
关于共产国际经济资助问题，其历史脉络扑朔迷离，极其复杂，有待商榷。据俄国学者舍维廖夫的研究，“《新青年》杂志从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并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然而，资助的规模及持续时间等依然迷雾重重。文献显示，直至1920年底，苏俄对华工作仍严重缺乏经费。1920年9月30日，东方民族处曾允诺“近几天我们会派遣信使，带上珠宝去卖”。并在10月23日再次致电维经斯基称“钱已经寄出”。在随后的信函中亦询问维经斯基“是否已经收到我们责成优林带去的两千美元？”然而直到该年12月21日报告仍称“缺少经费，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为了弄到钱，民族处不得不到黑市上购买罗曼诺夫货币和苏维埃货币。但最近没有任何俄国货币上市，民族处失去了这唯一的经费来源。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拿到东方去出售，并答应给10万美元。但出售钻石要花很长时间，而答应给的钱至今未兑现”。到1921年1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信函中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普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可见，由于苏俄方面对华工作严重缺乏经费，承诺的经费（包括售卖钻石所得款项和10万美元）皆未能兑现。以至不得不举借贷款来维持出版工作。而且依据近年来在日本新发现的警视厅施存统口供，指称上海发起组“（社会主义大学校）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大概是维经斯基——引者注）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原文如此——引者注）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包惠僧亦回忆，武汉党组织成立时（1920年阴历九月中旬），“刘伯垂由上海带回临时中央给的一、二百元，建立机关的一切费用都是从这笔钱中开支的。除此外，武汉支部建立后，上海临时中央还每月寄二百元做为活动经费，共寄了两、三个月，这钱是共产国际给的，后来就没有了。”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给予上海发起组的资助，主要是在印刷与开展宣传活动方面。然囿于经费匮乏，这种资助的规模、稳定性和持续性都是值得存疑的。到1920年10月底，苏俄最后一次汇款给上海的维经斯基，随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也因经济短缺相继离沪，自此经济资助隔绝，上海发起组（临时中央）亦不再接受俄方任何资助，完全依靠自筹经费（包括新青年社的盈利收入）。据李达回忆，“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可见，从1920年5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直到同年10月底，苏俄最后一笔汇款为止，苏俄金援历时不过半年即告罄。
自主创业的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是名副其实的“临时中央”，“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陈独秀对建党工作颇为重视，他亲自负责武汉、广州、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1920年6月，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到沪，陈独秀与他交谈了马克思主义，8月即请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定期提供资助。包惠僧忆及武汉小组是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直接资助下建立的，并强调“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从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组织。各地小组以上海为中心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在一大召开前，“计算（全国）六个小组共有57同志”。而且，“一次大会以前经费是自筹的，上海新青年社原来有2000元，营业赢利计4000元，汉俊设法筹措一些，湖南等处，每月由中央津贴二三十元。（广东不在内）北京因与俄同志接近，募了一些捐款。一次大会以后，中央则由国际津贴”。
另据《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手稿本）提及“在1920（年）冬汉俊曾写了一本小册子买给商务书馆，得了300元”。此番论述可旁证陈望道、李达等人回忆上海发起组的经费主要依靠上海的党员卖文维持这一说法确系实情。关于广东小组的情形，讲稿中提及“当时小组是与无政府联合的。开办群报，公博、平山编辑，陈炯明每月津贴400元”。
另外还提及新青年社原有（股本）资金2000元，其资金来源颇可深究。譬如，1920年7月2日，正在为新青年社独立发行而招股的陈独秀致函高一涵，言辞恳切地称“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可见新青年社之原始股本金中有一半有明确来由，系由招外股所得，尚余1000元股款之来源因史料缺乏存疑。然而，共产国际档案则称《新青年》得到了苏俄资助，譬如，共产国际代表在1921年4月的报告中陈述，“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 ‘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可见，《新青年》杂志在上海的编辑、印刷和出版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助。然而，苏俄方面是否提供了《新青年》原始股本2000元的余下部分即1000元股款，则不得而知。
可见到1920年底，苏俄经费断绝后，此时共产党之主要经费为自筹，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上海发起组开办的新青年社创收所得。于此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以《新青年》编辑部为财政依托，不仅通过各种创收手段自筹经费，而且还给予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经济资助，陈独秀亦颇为重视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
在各地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构想已在上海发起组中逐渐酝酿。5月，上海发起组委托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沪或将上海发起组迁往广州，但陈独秀认为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政治环境不利，地理位置也不适合，不便于各地联系，因此仍属意上海。6月初，上海发起组与刚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马林商谈后，认为建党的条件业已成熟，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上海发起组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以后，发函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请每地派两位代表赴上海开会（每位代表附寄路费100元，回去时又每人送50元）。按照包惠僧的回忆，路费是由马林，也就是共产国际提供的，“钱由马林拿出来，张国焘用”。
由此可知，中共建党经费来源的历史脉络纷繁复杂。首先，建党经费的源头起自苏俄，从1920年5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主要由苏俄出资赞助中共建党，其间陈本人亦利用私人网络筹措了部分资金（如新青年社的原始股本中即有一半由此而来），然而，到同年10月底，经费短缺的苏俄方面最后一笔汇款为止，苏俄金援历时不过半年即告罄。此后，从1920年底一直到1921年7月一大建党前夕，依靠着上海临时中央的自主创收，自筹经费，勉力维持、建构起全国性共产党网络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则由共产国际直接资助一大召开的差旅费用。
（作者单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肖阿伍
建党经费的源头：共产国际资助陈独秀上海建党
在中共建党进程中，《新青年》杂志上海编辑部起到了主导作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月刊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从1916年9月1日2卷1号起该刊又改名为《新青年》。这份杂志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1920年代初，正处于内战中的苏俄与共产国际开始大力向中国开展工作。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职责为“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组织交换情报工作，进行口头和书面宣传”等。6月18日，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加蓬考虑到在东方开展革命运动的需要，提议在区委下“设一个有远东各国人民（包括中国）的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主要任务是“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区领导人在给俄共（布）中央的报告中也称“他们打算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联系”。
随后，苏俄方面数次向中国派遣使者，试图与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接触。在维经斯基来华前后，先后有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人。共产国际方面频繁地遣使来华，即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东方问题的重视，亦表明从事东方工作的各个组织在行动上的不一致、不协调和互不通气。俄国学者潘佐夫的研究表明，共产国际对华工作在早期受托洛茨基不断革命思想的影响，有着一种鼓动世界革命的倾向，并且毫不考虑他国具体国情，认为世界革命自我实现的宏伟进程不可阻遏，其他国家的革命乃俄国十月革命的自然延伸。
在此背景下，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所派遣的维经斯基一行5人来到中国，同中国进步人士建立联系，同时考察可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离京，只身赴上海，“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此次迁移意义重大，“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来到上海后，陈独秀着手重组《新青年》杂志。他以陈望道、李汉俊等倾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为基础，组成编辑《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渐渐与主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力子等人建立密切联系。陈独秀与戴季陶、李汉俊等上海文化人过从甚密，他们组成了一个“研究会”性质的同人圈子，频繁开展座谈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经验。他的寓所兼《新青年》编辑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也成了革命者的中心场所。胡适在晚年曾自述，陈独秀“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诚如胡适所述，北京同人此时聘陈独秀在上海专任《新青年》编辑，并每月从编辑部用度中划拨编辑费100元作为陈氏的收入。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前，特为致函北京同人，言及“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由此可见，直至1920年底，陈独秀本人在上海仍主要依靠北京同人提供的这份收入支用。
1920年5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通过这番接触，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大业。随后，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和戴季陶、李汉俊、张东荪等一起座谈苏俄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与会者认为可将《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联盟。而维经斯基的到来，给予了建党大业以不可或缺的外部帮助和经济支持，使之成为现实。维经斯基利用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包括“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厂，可以印刷小册子。
在陈独秀的领导与策划下，1920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共产国际的往来信函亦强调了在苏俄资助下的上海发起组的领导作用。在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时，共产国际为了在中、朝、日等东亚国家直接进行实际活动，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东亚书记处。该处所设“中国科”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上海发起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宣传工作。首先便是通过《星期评论》杂志社，由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付梓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发行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助。
上海发起组充分意识到了大众传媒在现代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于1920年8月，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劳动界》周刊。嗣后，《新青年》杂志脱离群益书社，另成立新青年社，从8卷1号开始独立发行，仍由陈独秀主编，主要讨论社会主义问题。
中共建党经费扑朔迷离的
历史脉络
关于共产国际经济资助问题，其历史脉络扑朔迷离，极其复杂，有待商榷。据俄国学者舍维廖夫的研究，“《新青年》杂志从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并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然而，资助的规模及持续时间等依然迷雾重重。文献显示，直至1920年底，苏俄对华工作仍严重缺乏经费。1920年9月30日，东方民族处曾允诺“近几天我们会派遣信使，带上珠宝去卖”。并在10月23日再次致电维经斯基称“钱已经寄出”。在随后的信函中亦询问维经斯基“是否已经收到我们责成优林带去的两千美元？”然而直到该年12月21日报告仍称“缺少经费，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为了弄到钱，民族处不得不到黑市上购买罗曼诺夫货币和苏维埃货币。但最近没有任何俄国货币上市，民族处失去了这唯一的经费来源。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拿到东方去出售，并答应给10万美元。但出售钻石要花很长时间，而答应给的钱至今未兑现”。到1921年1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信函中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普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可见，由于苏俄方面对华工作严重缺乏经费，承诺的经费（包括售卖钻石所得款项和10万美元）皆未能兑现。以至不得不举借贷款来维持出版工作。而且依据近年来在日本新发现的警视厅施存统口供，指称上海发起组“（社会主义大学校）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大概是维经斯基——引者注）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原文如此——引者注）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包惠僧亦回忆，武汉党组织成立时（1920年阴历九月中旬），“刘伯垂由上海带回临时中央给的一、二百元，建立机关的一切费用都是从这笔钱中开支的。除此外，武汉支部建立后，上海临时中央还每月寄二百元做为活动经费，共寄了两、三个月，这钱是共产国际给的，后来就没有了。”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给予上海发起组的资助，主要是在印刷与开展宣传活动方面。然囿于经费匮乏，这种资助的规模、稳定性和持续性都是值得存疑的。到1920年10月底，苏俄最后一次汇款给上海的维经斯基，随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也因经济短缺相继离沪，自此经济资助隔绝，上海发起组（临时中央）亦不再接受俄方任何资助，完全依靠自筹经费（包括新青年社的盈利收入）。据李达回忆，“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可见，从1920年5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直到同年10月底，苏俄最后一笔汇款为止，苏俄金援历时不过半年即告罄。
自主创业的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是名副其实的“临时中央”，“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陈独秀对建党工作颇为重视，他亲自负责武汉、广州、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1920年6月，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到沪，陈独秀与他交谈了马克思主义，8月即请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定期提供资助。包惠僧忆及武汉小组是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直接资助下建立的，并强调“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从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组织。各地小组以上海为中心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在一大召开前，“计算（全国）六个小组共有57同志”。而且，“一次大会以前经费是自筹的，上海新青年社原来有2000元，营业赢利计4000元，汉俊设法筹措一些，湖南等处，每月由中央津贴二三十元。（广东不在内）北京因与俄同志接近，募了一些捐款。一次大会以后，中央则由国际津贴”。
另据《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手稿本）提及“在1920（年）冬汉俊曾写了一本小册子买给商务书馆，得了300元”。此番论述可旁证陈望道、李达等人回忆上海发起组的经费主要依靠上海的党员卖文维持这一说法确系实情。关于广东小组的情形，讲稿中提及“当时小组是与无政府联合的。开办群报，公博、平山编辑，陈炯明每月津贴400元”。
另外还提及新青年社原有（股本）资金2000元，其资金来源颇可深究。譬如，1920年7月2日，正在为新青年社独立发行而招股的陈独秀致函高一涵，言辞恳切地称“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可见新青年社之原始股本金中有一半有明确来由，系由招外股所得，尚余1000元股款之来源因史料缺乏存疑。然而，共产国际档案则称《新青年》得到了苏俄资助，譬如，共产国际代表在1921年4月的报告中陈述，“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 ‘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可见，《新青年》杂志在上海的编辑、印刷和出版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助。然而，苏俄方面是否提供了《新青年》原始股本2000元的余下部分即1000元股款，则不得而知。
可见到1920年底，苏俄经费断绝后，此时共产党之主要经费为自筹，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上海发起组开办的新青年社创收所得。于此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以《新青年》编辑部为财政依托，不仅通过各种创收手段自筹经费，而且还给予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经济资助，陈独秀亦颇为重视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
在各地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构想已在上海发起组中逐渐酝酿。5月，上海发起组委托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沪或将上海发起组迁往广州，但陈独秀认为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政治环境不利，地理位置也不适合，不便于各地联系，因此仍属意上海。6月初，上海发起组与刚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马林商谈后，认为建党的条件业已成熟，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上海发起组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以后，发函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请每地派两位代表赴上海开会（每位代表附寄路费100元，回去时又每人送50元）。按照包惠僧的回忆，路费是由马林，也就是共产国际提供的，“钱由马林拿出来，张国焘用”。
由此可知，中共建党经费来源的历史脉络纷繁复杂。首先，建党经费的源头起自苏俄，从1920年5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主要由苏俄出资赞助中共建党，其间陈本人亦利用私人网络筹措了部分资金（如新青年社的原始股本中即有一半由此而来），然而，到同年10月底，经费短缺的苏俄方面最后一笔汇款为止，苏俄金援历时不过半年即告罄。此后，从1920年底一直到1921年7月一大建党前夕，依靠着上海临时中央的自主创收，自筹经费，勉力维持、建构起全国性共产党网络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则由共产国际直接资助一大召开的差旅费用。
（作者单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