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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二十世纪美国著名通俗历史学家、科普作家和文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英国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房龙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他们对“文明”概念的重视程度。其次，汤因比与房龙分别在其作品中使用了叙述体。值得一提的是，汤因比与房龙的作品都先后在中国掀起过一阵浪潮。房龙与汤因比对于文明的见解是超越时代的，且他们对于文明的理解或者说侧重点也有不同之处。
关键词： 房龙 汤因比 文明观
一、房龙与汤因比的介绍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二十世纪美国著名通俗历史学家、科普作家和文学家。1920年圣诞节期间，房龙的《人类文明的开端》问世，与此同时，英国作家H.G威尔斯也顺势推出了作品《世界史纲》，两本著作齐头并进，一时洛阳纸贵，正是这两本书的畅销催生了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众史学”热。房龙一生写得通俗历史书籍有30多本，其中《人类的故事》、《宽容》、《房龙地理》等书在欧美、中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至今畅销不衰。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英国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著有《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从东方到西方》等书，其中尤以《历史研究》与《人类与大地母亲》最为享有盛名，前者是汤因比文明史观的集中体现。区别于兰克学派立足政治军事史或以重要人物或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叙述主义史学，汤因比试图通过哲学范式建立一种“统一历史解释学”，他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后者是一部从全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综合考查的著作，汤因比以散文诗般的优美笔调，叙述了上其约五十万年前人类形成，下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即“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
二、房龙与汤因比的相似之处
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房龙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他们对“文明”概念的重视程度。汤因比没有给“文明”这一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对“文明”进行了如下描述：“意思是指在一个特定时代存在的一种特定文化或特定文化阶段……一个文明可以确定为‘一个可认识的研究领域’，可以看作是处在一些不同民族的个别活动场所之间的共同场地，也可以当作一个特定的‘种’社会的代表。”汤因比主张：“能够予以认识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又不是（在大小规模上处于另一端点的）人类整体，而是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某个群体。”[1]按照这个标准，他归纳出了21个现存或已灭亡的文明社会：“21个文明社会实际上分成了两类，其中15个社会与先前的同类社会有着亲缘关系……后6个社会直接由原始社会脱胎而来。我们建议把我们的注意力现在集中于这6个社会，它们是埃及社会、苏美尔社会、米诺斯社会、中国社会、玛雅社会和安第斯社会。”
而房龙在《人类文明的开端》和《人类的故事》中着重笔墨叙述了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却对同样有着悠久历史且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一笔带过，原因大致为这两方面：第一，房龙对东方不太了解，见其对孔子的描述评价：“他只是个人情练达、以慈悲為怀的人，喜欢独自漫游，喜欢吹一曲忧郁的洞箫。他不要求获得任何承认，也不要求有人追随他、崇拜他。”[2]第二，作为一个通俗历史学家，房龙的整体史观，或者说历史叙事的整体性要比汤因比差上不少，而同是作为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于中华文明高度赞扬，并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二十一世纪。然而，我们需清楚地看到，汤因比奉承的依然是披着全球史观外衣下的西方史观。实际上，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早已指出：“对于他所研究的21个文明的知识是不平衡的，在古代希腊方面（希腊罗马），他的知识非常出色，而在其他方面却显得极为薄弱。”[3]汤因比的“西方中心论”可以从《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中瞥见：“我们全都感到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实际收入必须增加。经济落后的国家感到，他们必须达到发达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准。显然，这将是不可能的。”[4]对此，有学者这样认为：“在汤因比看来，只有中国和非洲的民族保持着现在或者更原始的状态，世界才有希望。”[5]
其次，汤因比与房龙分别在作品《人类与大地母亲》、《人类文明的开端》与《人类的故事》中使用了叙述体。一般说来，传统史学作品都是叙述史，比如中国古代的《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虽然各为编年体、纪传体、通鉴体，甚至有纪事本末体，但都体现了纪事、记叙的特点；而西方从希罗多德的《历史》、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甚至到兰克的《教皇史》，无论写作时代如何不同，都是采用记叙的写法。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尔·杜兰特这样评价房龙：“一手拿笔，一手拿画笔，眼中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他的作品将笑傲半个世纪。”他没有说错，房龙生前生后作品都很畅销，这在于他独树一帜的叙述风格，从他嘴里说出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一个生动的故事。笔者才疏学浅，却也知晓从事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人都避不开的三座大山：兰克学派、年鉴学派与后现代主义；然而以笔者为代表的普通读者与历史爱好者读相关的著作，总是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特别是在计量方法等自然科学引入历史写作中后，阅读体验一落千丈，自觉需了解其使用的科学方法才能跟上作者的写作视野。
叙述史更能体现出作者的主观情感，比如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的人文情怀就得到了一以贯之的体现：“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6]对此，国内有学者如下评述：“由此可见，重视人，关心人类的未来，一直是这位历史学家难以抹去的心头之忧。”[7]同样的人文情怀，也出现在了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中：“新时代基础只是在不久前才奠定的。只有当人类敢于对一切产生疑问，只有当人类敢于质疑一切并能在‘知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更理性更现实的人类社会时，人类才能真正地获得文明化的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汤因比与房龙的作品都先后在中国掀起过一阵浪潮。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国内兴起“房龙热”，房龙的作品受到读者的青睐，这是因为他的著作特别符合现代中国人的心理：务实进取的时代，读书趋向于知识性、趣味性。而汤因比热的原因主要为他在《展望21世纪》这本谈话录中对中国做出的预言，这本书由他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汤因比这样说道：“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房龙与汤因比的作品在中国的走红恰恰构成了一部中国人的历史需求史，历史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方面考古学的新发现不断为现有的史实添枝加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今天的历史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历史都更令人费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反映了时代的需求，时至今日，房龙与汤因比的作品在中国的研究热度不减，其原因可见一斑。
房龙与汤因比对于文明的见解是超越时代的。房龙在《人类文明的开端》中写道：“事实上，文明从来不会仅仅在某一个区域延续太长时间，而是一直都在向外传播，但绝不只是向西传播，有的时候向东或向南。很多时候，文明传播的路径在地图上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线。但他一直没有停止传播。”而“汤因比认为，每一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文明起源的法则是‘挑战和应战’，文明生长的法则是少数超人的‘退隐和复出’，文明的衰落在于‘丧失了自决的能力’，而解体的原因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8]。
三、房龙与汤因比对于“文明”观念理解的不同之处
房龙与汤因比对于文明的理解或者说侧重点也有不同之处，如果说用关键词表示二人的文明观念的话，房龙的就是“人”、“地理”、“开端”，而汤因比的则是“整体”、“未来”、“格局”。
1.房龙关于“文明”的开端
房龙的《人类文明的开端》详述了其对于文明开端的理解，在开头几章中，他花了大量笔墨描述了原始人的“兽性”到“人性”的转变，“他的手指细长，但却相当有力，看上去和猴子的指头差不多。他的前额很低，下颌就和那些食肉动物一样——既有刀的功能，也有叉的功能，可以撕裂食物……要么马上死亡，要么学会痛苦的思考，面对这样的选择，幸存者们开始尝试制作工具，比如把石头制作成石斧，以解决老一辈们从未碰到的困难……最终，有个特别聪明的家伙灵光乍现，把生肉扔进炙热的灰烬中，然后再吃。他这个小小的创举为全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一笔财富，使得这些穴居的原始人觉得自己终于达到了所谓文明的高度”[9]。房龙认为，对工具与火的使用使原始人类最终走向文明，接着他把笔锋转到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上来，似乎他也察觉到了写作的突兀性，所以这样解释：“不幸的是，历史一点也不像数学。你做一道数学题时，总是从a到b、从b到c、从c到d，以此类推，而历史则不同，它时常从a直接到z，再回到f，紧接着又跳到m，看不出有什么严谨的逻辑和顺序。”
房龙关于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两个文明的介绍则是按照“地理”的视角展开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发源于尼罗河谷一个我们称之为埃及的国家。第二个文明中心坐落于西亚两条大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上，古人們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第三个文明中心你会发现位于地中海沿岸，那里居住着世界上最早的殖民者——腓尼基人，以及赋予整个世界道德律令的犹太人。第三个文明中心因其古巴比伦名称‘苏里’而闻名于世，我们现在也叫他叙利亚。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类，其历史跨越了五千多年。”房龙使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两河流域文明的形成：“众所周知，所有的生物都喜欢舒适的生活……而在亚洲的西部，这种所有生物试图用最少的力气获得尽可能多的舒适度的本能迫使住在寒冷、不宜居的山区居民，以及住在酷热难当的沙漠地区的居民，纷纷想要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欢乐谷寻找一片栖息之所。为了独占这片人间天堂，双方互相争斗……只有那些最聪明、最强壮的人才得以幸存。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一个最强大族群的家园，这群人能够创造如此辉煌的文明，并泽被后世。”于埃及文明，似乎是人们的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争斗，灌溉出了这片富饶的土地：“每到夏季，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变成一片汪洋，成为内海。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水，以确保在洪水中生存，在每年的八九月份，在某些地方拦河筑坝、建造一些小岛，为人和动物提供栖身之所就显得尤为必要……这种需要迫使当地居民们求同存异，于是，很快整个尼罗河谷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居民，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一起劳作，彼此互相依靠以求得生存和繁荣。这个小小的开端成就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从而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迈出了伟大的一步。”
与房龙相比，汤因比对于文明的开端有着一套更系统的解释方法：“根据他的研究，认为文明起源于对一种特别困难的挑战进行了应战的结果……挑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界的生存环境的挑战，文明的起源便是对其成功应战的结果，如古代埃及人成功地战胜了尼罗河严峻的生存环境，从而创造了埃及古代文明。”[10]汤因比的交通观念构成了文明开端的基石：“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些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绝非偶然。”[11]
2.汤因比关于“文明”的结局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汤因比将文明分为四个过程：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衰落是通向其结局的过程，而文明的解体则是其结局不可避免的结果：“文明衰落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三点：创造性个体丧失了创造能力，从此只能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少数人’；大多数人收回了对于创造性个体的忠诚和模仿；最后是社会统一体的瓦解。”[12]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证明，技术的倒退和外部军事入侵导致的地理空间的萎缩不是文明衰落的衡量标准和原因，“罗马官道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灌溉系统的废弃不是修建它们的先前文明衰落的原因，而是一种结果……即使一个社会处于衰落之中，对于它的攻击也会激励它采取行动，使得它的寿命得以进一步延续”。 那什么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呢？汤因比认为是自决能力的丧失：“少数创造者受到刻板的、机械的、被动的社会的环境的熏陶，同时为了适应毫无创造力的民众，自己也就陷入呆板、无活力的模仿的机械性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少数英雄人物没有进行自我角色的转换，即他们没有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相应的调整自己，另一方面是由于创造性的人物面对既得的成就踌躇满志，丧失了进一步取得成功的内在动力，靠着船桨休息，这主要是对昔日的成就产生了眷恋和崇拜的心理，即偶像崇拜。”[13]
“挑战与应战”是文明起源的法则，而当文明无法对某个日益增强的挑战做出回应后，解体就不可避免。文明解体的衡量标准是社会躯体分裂成三个部分：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此外，大一统国家的出现不过是给走向尽头的文明强行续了一命。虽然大一统国家给文明的社会载体带来了政治统一，但是它们兴起于文明崩溃之后，而不是文明崩溃之前。
房龙关于文明的结局有许多地方与汤因比有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认为亚述帝国的放纵与骄横导致了其自身的毁灭，汤因比认为“从军事上说，它是越来越强大的，之所以毁灭除了使其近邻难以容忍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持续不断的侵略行为使得它筋疲力尽”[14]。房龙认为是亚述帝国对被征服地方残暴的管理方式招致了人们对其的仇恨和厌恶，并且它没完没了、劳民伤财的战事也加速了自身的毁灭。
参考文献：
[1][12][13]汤因比，著.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上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3，574-575，249.
[2]房龙，著.徐船山，译.人类的故事[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5：174.
[3]索罗金，耿淡如.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1（3）.
[4]汤因比，厄本，著.王少如，沈晓红，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99.
[5]杨晓敏.近二十年国内对汤因比及其著作之研究评述[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2）：148.
[6]汤因比，著.徐波，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下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641.
[7]张廣智.浅谈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以汤因比为例.科学社会战线，2011（10）：225.
[8]乐小欢.房龙与史学大众化[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3：16.
[9]房龙，著.王玉强，译.人类文明的开端[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5-10.
[10]林芊.从历史研究到人类与大地母亲——汤因比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J].贵阳师专学报（科学社会版），1995（1）：52.
[11]汤因比，著.徐波，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上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33.
[14]汤因比，著.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下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590-591.
本文是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平台计划“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交通观与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1713579010Y，指导老师为刘宝。
关键词： 房龙 汤因比 文明观
一、房龙与汤因比的介绍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二十世纪美国著名通俗历史学家、科普作家和文学家。1920年圣诞节期间，房龙的《人类文明的开端》问世，与此同时，英国作家H.G威尔斯也顺势推出了作品《世界史纲》，两本著作齐头并进，一时洛阳纸贵，正是这两本书的畅销催生了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众史学”热。房龙一生写得通俗历史书籍有30多本，其中《人类的故事》、《宽容》、《房龙地理》等书在欧美、中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至今畅销不衰。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英国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著有《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从东方到西方》等书，其中尤以《历史研究》与《人类与大地母亲》最为享有盛名，前者是汤因比文明史观的集中体现。区别于兰克学派立足政治军事史或以重要人物或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叙述主义史学，汤因比试图通过哲学范式建立一种“统一历史解释学”，他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后者是一部从全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综合考查的著作，汤因比以散文诗般的优美笔调，叙述了上其约五十万年前人类形成，下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即“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
二、房龙与汤因比的相似之处
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房龙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他们对“文明”概念的重视程度。汤因比没有给“文明”这一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对“文明”进行了如下描述：“意思是指在一个特定时代存在的一种特定文化或特定文化阶段……一个文明可以确定为‘一个可认识的研究领域’，可以看作是处在一些不同民族的个别活动场所之间的共同场地，也可以当作一个特定的‘种’社会的代表。”汤因比主张：“能够予以认识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又不是（在大小规模上处于另一端点的）人类整体，而是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某个群体。”[1]按照这个标准，他归纳出了21个现存或已灭亡的文明社会：“21个文明社会实际上分成了两类，其中15个社会与先前的同类社会有着亲缘关系……后6个社会直接由原始社会脱胎而来。我们建议把我们的注意力现在集中于这6个社会，它们是埃及社会、苏美尔社会、米诺斯社会、中国社会、玛雅社会和安第斯社会。”
而房龙在《人类文明的开端》和《人类的故事》中着重笔墨叙述了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却对同样有着悠久历史且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一笔带过，原因大致为这两方面：第一，房龙对东方不太了解，见其对孔子的描述评价：“他只是个人情练达、以慈悲為怀的人，喜欢独自漫游，喜欢吹一曲忧郁的洞箫。他不要求获得任何承认，也不要求有人追随他、崇拜他。”[2]第二，作为一个通俗历史学家，房龙的整体史观，或者说历史叙事的整体性要比汤因比差上不少，而同是作为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于中华文明高度赞扬，并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二十一世纪。然而，我们需清楚地看到，汤因比奉承的依然是披着全球史观外衣下的西方史观。实际上，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早已指出：“对于他所研究的21个文明的知识是不平衡的，在古代希腊方面（希腊罗马），他的知识非常出色，而在其他方面却显得极为薄弱。”[3]汤因比的“西方中心论”可以从《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中瞥见：“我们全都感到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实际收入必须增加。经济落后的国家感到，他们必须达到发达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准。显然，这将是不可能的。”[4]对此，有学者这样认为：“在汤因比看来，只有中国和非洲的民族保持着现在或者更原始的状态，世界才有希望。”[5]
其次，汤因比与房龙分别在作品《人类与大地母亲》、《人类文明的开端》与《人类的故事》中使用了叙述体。一般说来，传统史学作品都是叙述史，比如中国古代的《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虽然各为编年体、纪传体、通鉴体，甚至有纪事本末体，但都体现了纪事、记叙的特点；而西方从希罗多德的《历史》、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甚至到兰克的《教皇史》，无论写作时代如何不同，都是采用记叙的写法。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尔·杜兰特这样评价房龙：“一手拿笔，一手拿画笔，眼中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他的作品将笑傲半个世纪。”他没有说错，房龙生前生后作品都很畅销，这在于他独树一帜的叙述风格，从他嘴里说出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一个生动的故事。笔者才疏学浅，却也知晓从事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人都避不开的三座大山：兰克学派、年鉴学派与后现代主义；然而以笔者为代表的普通读者与历史爱好者读相关的著作，总是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特别是在计量方法等自然科学引入历史写作中后，阅读体验一落千丈，自觉需了解其使用的科学方法才能跟上作者的写作视野。
叙述史更能体现出作者的主观情感，比如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的人文情怀就得到了一以贯之的体现：“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6]对此，国内有学者如下评述：“由此可见，重视人，关心人类的未来，一直是这位历史学家难以抹去的心头之忧。”[7]同样的人文情怀，也出现在了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中：“新时代基础只是在不久前才奠定的。只有当人类敢于对一切产生疑问，只有当人类敢于质疑一切并能在‘知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更理性更现实的人类社会时，人类才能真正地获得文明化的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汤因比与房龙的作品都先后在中国掀起过一阵浪潮。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国内兴起“房龙热”，房龙的作品受到读者的青睐，这是因为他的著作特别符合现代中国人的心理：务实进取的时代，读书趋向于知识性、趣味性。而汤因比热的原因主要为他在《展望21世纪》这本谈话录中对中国做出的预言，这本书由他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汤因比这样说道：“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房龙与汤因比的作品在中国的走红恰恰构成了一部中国人的历史需求史，历史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方面考古学的新发现不断为现有的史实添枝加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今天的历史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历史都更令人费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反映了时代的需求，时至今日，房龙与汤因比的作品在中国的研究热度不减，其原因可见一斑。
房龙与汤因比对于文明的见解是超越时代的。房龙在《人类文明的开端》中写道：“事实上，文明从来不会仅仅在某一个区域延续太长时间，而是一直都在向外传播，但绝不只是向西传播，有的时候向东或向南。很多时候，文明传播的路径在地图上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线。但他一直没有停止传播。”而“汤因比认为，每一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文明起源的法则是‘挑战和应战’，文明生长的法则是少数超人的‘退隐和复出’，文明的衰落在于‘丧失了自决的能力’，而解体的原因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8]。
三、房龙与汤因比对于“文明”观念理解的不同之处
房龙与汤因比对于文明的理解或者说侧重点也有不同之处，如果说用关键词表示二人的文明观念的话，房龙的就是“人”、“地理”、“开端”，而汤因比的则是“整体”、“未来”、“格局”。
1.房龙关于“文明”的开端
房龙的《人类文明的开端》详述了其对于文明开端的理解，在开头几章中，他花了大量笔墨描述了原始人的“兽性”到“人性”的转变，“他的手指细长，但却相当有力，看上去和猴子的指头差不多。他的前额很低，下颌就和那些食肉动物一样——既有刀的功能，也有叉的功能，可以撕裂食物……要么马上死亡，要么学会痛苦的思考，面对这样的选择，幸存者们开始尝试制作工具，比如把石头制作成石斧，以解决老一辈们从未碰到的困难……最终，有个特别聪明的家伙灵光乍现，把生肉扔进炙热的灰烬中，然后再吃。他这个小小的创举为全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一笔财富，使得这些穴居的原始人觉得自己终于达到了所谓文明的高度”[9]。房龙认为，对工具与火的使用使原始人类最终走向文明，接着他把笔锋转到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上来，似乎他也察觉到了写作的突兀性，所以这样解释：“不幸的是，历史一点也不像数学。你做一道数学题时，总是从a到b、从b到c、从c到d，以此类推，而历史则不同，它时常从a直接到z，再回到f，紧接着又跳到m，看不出有什么严谨的逻辑和顺序。”
房龙关于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两个文明的介绍则是按照“地理”的视角展开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发源于尼罗河谷一个我们称之为埃及的国家。第二个文明中心坐落于西亚两条大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上，古人們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第三个文明中心你会发现位于地中海沿岸，那里居住着世界上最早的殖民者——腓尼基人，以及赋予整个世界道德律令的犹太人。第三个文明中心因其古巴比伦名称‘苏里’而闻名于世，我们现在也叫他叙利亚。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类，其历史跨越了五千多年。”房龙使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两河流域文明的形成：“众所周知，所有的生物都喜欢舒适的生活……而在亚洲的西部，这种所有生物试图用最少的力气获得尽可能多的舒适度的本能迫使住在寒冷、不宜居的山区居民，以及住在酷热难当的沙漠地区的居民，纷纷想要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欢乐谷寻找一片栖息之所。为了独占这片人间天堂，双方互相争斗……只有那些最聪明、最强壮的人才得以幸存。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一个最强大族群的家园，这群人能够创造如此辉煌的文明，并泽被后世。”于埃及文明，似乎是人们的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争斗，灌溉出了这片富饶的土地：“每到夏季，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变成一片汪洋，成为内海。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水，以确保在洪水中生存，在每年的八九月份，在某些地方拦河筑坝、建造一些小岛，为人和动物提供栖身之所就显得尤为必要……这种需要迫使当地居民们求同存异，于是，很快整个尼罗河谷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居民，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一起劳作，彼此互相依靠以求得生存和繁荣。这个小小的开端成就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从而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迈出了伟大的一步。”
与房龙相比，汤因比对于文明的开端有着一套更系统的解释方法：“根据他的研究，认为文明起源于对一种特别困难的挑战进行了应战的结果……挑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界的生存环境的挑战，文明的起源便是对其成功应战的结果，如古代埃及人成功地战胜了尼罗河严峻的生存环境，从而创造了埃及古代文明。”[10]汤因比的交通观念构成了文明开端的基石：“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些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绝非偶然。”[11]
2.汤因比关于“文明”的结局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汤因比将文明分为四个过程：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衰落是通向其结局的过程，而文明的解体则是其结局不可避免的结果：“文明衰落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三点：创造性个体丧失了创造能力，从此只能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少数人’；大多数人收回了对于创造性个体的忠诚和模仿；最后是社会统一体的瓦解。”[12]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证明，技术的倒退和外部军事入侵导致的地理空间的萎缩不是文明衰落的衡量标准和原因，“罗马官道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灌溉系统的废弃不是修建它们的先前文明衰落的原因，而是一种结果……即使一个社会处于衰落之中，对于它的攻击也会激励它采取行动，使得它的寿命得以进一步延续”。 那什么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呢？汤因比认为是自决能力的丧失：“少数创造者受到刻板的、机械的、被动的社会的环境的熏陶，同时为了适应毫无创造力的民众，自己也就陷入呆板、无活力的模仿的机械性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少数英雄人物没有进行自我角色的转换，即他们没有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相应的调整自己，另一方面是由于创造性的人物面对既得的成就踌躇满志，丧失了进一步取得成功的内在动力，靠着船桨休息，这主要是对昔日的成就产生了眷恋和崇拜的心理，即偶像崇拜。”[13]
“挑战与应战”是文明起源的法则，而当文明无法对某个日益增强的挑战做出回应后，解体就不可避免。文明解体的衡量标准是社会躯体分裂成三个部分：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此外，大一统国家的出现不过是给走向尽头的文明强行续了一命。虽然大一统国家给文明的社会载体带来了政治统一，但是它们兴起于文明崩溃之后，而不是文明崩溃之前。
房龙关于文明的结局有许多地方与汤因比有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认为亚述帝国的放纵与骄横导致了其自身的毁灭，汤因比认为“从军事上说，它是越来越强大的，之所以毁灭除了使其近邻难以容忍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持续不断的侵略行为使得它筋疲力尽”[14]。房龙认为是亚述帝国对被征服地方残暴的管理方式招致了人们对其的仇恨和厌恶，并且它没完没了、劳民伤财的战事也加速了自身的毁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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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汤因比，著.徐波，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上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33.
[14]汤因比，著.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下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590-591.
本文是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平台计划“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交通观与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1713579010Y，指导老师为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