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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主要是传播知识和思想的文化活动
无论中西方的出版史都可以追溯几千年，出版活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非商业行为，其主要目的亦非营利，而是为了使人类的知识、思想得以传播发扬。在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向无著作权观念，许多作品连作者署名都被有意忽略。在西方，著作权观念的兴起是谷登堡现代印刷术发明以后的事情。而法律意义上对作者著作权的保障则要迟至1709年英国安妮女王颁布“安妮法案”之时。著作权观念和作者署名现象在中西方迟迟出现，此种现象也恰恰说明，彼时的出版活动都不以商业面目出现，而仅仅为了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因此之故，即使后来作者署名已较普遍，依然很少有作者向出版商主张个人收益的，荷兰的伊拉斯谟还因向出版商讨要“版税”，而受到政敌的嘲笑与奚落。此外，更有大量假托他人之名出版的图书流通于世，其作者的商业目的更是付之阙如，显而易见是着重于某种思想主张得以流播之故。由此可见，在古代，无论中西方，出版活动传播文化的意义远远大于其经济利益的诉求。
在美利坚建国和发展的历程中，有三本书的出版，改写了历史，三位作者撰写和出版各自的著作，都并非为个人之名与利，他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俱是出于以思想影响社会、以观念启人心智的良知。1776年1月，在美国正式宣布独立前夕，北美殖民地出版了潘恩的小册子《常识》，这部小书激烈反对英国在北美的专制统治，鼓吹独立，三个月内销售了12万册，影响遍及殖民地的每个角落，在当时北美人民甚至大陆军高层还因是否独立摇摆不定的时候，已经在思想上使美国获得独立。果然，该书出版6个月后，美国宣布独立。同潘恩的《常识》一样，斯托夫人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雷切尔·卡逊所著《寂静的春天》也是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作品。前者出版于1852年，当时美国奴隶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危机虽面临一触即发的境地，但由于利益阶层的反对而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该书出版后，引起空前的社会反响，使奴隶制的存废成为当时的核心社会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使奴隶制因之废除。110年后，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面世，作者警告世人，由于滥用农药，人类美好的田园将成昔日梦境，生机勃勃的自然界正走向死寂。该书出版后，曾遭遇利益集团频频施压和诋毁，但却赢得社会瞩目和民众赞誉，促成了美国环境保护局的诞生，开启了环境保护的时代。以上三本书的出版，不仅体现了作者和出版者的勇气与担当，他们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表达了人类建设美好家园的理想和诉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出版的本质在于传播文化、传递思想、造福人类，优秀的出版人具有探索、发现、坚持和传播真理的热情，并以极大的勇气、独特的眼光催生出有价值的思想，为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此种理想，自古至今，从未改变！
二、从出版业自身看，从业者也大多不为谋利
鲁迅曾说，“书坊专为牟利，是不好的，这能使中国没有好书”。作为出版家的巴金也曾表示：“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些观念，代表了中国历代出版人对出版活动的一种追求与期许。欧洲中世纪时，思想上虽处于黑暗时代，但书籍抄写被认为既是一项辛苦劳役，更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相传，12世纪中叶的斯威彻是一名僧侣抄写员，在他临终的卧床旁，罪孽和他所抄写的书籍被放在天平上进行称量……结果，这位抄写员安然升入天堂。又如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其著述及出版活动，大都不是为了牟利赚钱，而是为了启蒙思想的流传。稍后的英国人钱伯斯兄弟主编的《钱伯斯百科全书》、法国人狄德罗等人所编《百科全书》宗旨亦如此。狄德罗曾言，编纂《百科全书》是为了“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向现实同我们一起活着的人们阐述它们的普遍体系，并将此书传之于我们的后人，从而使得过去时代的业绩对未来的时代不是无用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弟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使我们与世长辞的时候无愧于人的称号”。我国现代著名出版家韬奋先生、张静庐先生亦曾认识到，图书出版，事关文化事业建设，是不能单纯以商业目的一言以蔽之的。
三、当代出版业要重视发挥图书作为商品的功效和做大图书产业的意义
在西方，谷登堡15世纪50年代发明现代印刷术后，50年中，西方世界的图书从5万册迅速增长到2000万册，逾下一个世纪，已不可数计。而中国宋代毕癉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始终未获普及重视并大规模使用，直到晚清，依然是雕版印刷盛行，生产力发展迟缓，最后直接被西方活字印刷术取代。据说，中国历代出版、生产的图书累积只有3000万册。中外出版业产生以上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自谷登堡印刷术之后，出版活动的商业色彩日显，出版业的制度建设得到重视，这促进了图书出版活动的发展和印刷术、造纸术的渐次完善，商业造就文化，进而推动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的兴起，为西方文明的崛起奠定不朽功勋。而中国却因出版活动较少商业因素的推动，活字印刷技术竟湮没于历史洪流中。观念落后肇至技术停止、落后，出版强国也就沦为出版弱国了。因此，当下在重视中国出版的传统社会教化作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功效的前提下，同时重视发挥出版产业和商业的特性，也是极为必要的。我国最早成立、以传承文化、传播新知闻名海内外的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就曾言其“经营法宝”是“在商言商”，韬奋的文化事业中商业经营的成功也是从来被人称道的。由此可见，现代出版社的发展亦离不开管理的规范与产业的提升，这是中外现代出版史上运营成就非凡、文化业绩显著的出版社给予我们的启发。
四、目前中国出版业应该加强图书质量、“瘦身发展”
近年来，我国出版业的规模发展有目共睹，但发展过快带来的内容质量下滑、产业“滞涨”现象也发人深思。窃以为目前出版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图书流通渠道紊乱大有关系。图书流通中应该强调优秀文化、健康文化的有效供应，而流通渠道的不健康使得优秀文化供应明显不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我国台湾地区，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平均印量可以达到3000册，而同样优秀的学术著作在大陆的平均印量却在1000—1500册之间。如果考虑到两岸人口数量之悬殊，大陆出版业有效供应不足的问题就值得重视。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这一现象的成因以及纠错之道。从流通渠道方面看，图书流通环节需要政策的持续关注和大力支持，但同时特别要防止唯利是图的倾向。例如，市县级新华书店系统几乎是以中小学教材、教辅作为主营业务，一般图书几乎销声匿迹。有的甚至涉足地产等其他毫不相干行业；而民营书业热衷于虚假宣传、过度营销时髦畅销书的逐利经营弊病也时有所闻。好书上不了架，流通环节弊端百出，有效供应不足问题却日益突出。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的是“出版肌肉”而不是“出版赘肉”。
以上诸问题是传统纸质图书出版面临的困境。在此情况下，做好“媒体分流”成为关键一步。所谓“媒体分流”，就是将传统纸质图书出版与数字出版进行划分，适合纸质出版的，采用传统出版方式，将书做得更具艺术性、观赏性，追求高品质，使其成为多媒体时代有别于数字化文化产品的真正精品；适合数字出版的，则毫无保留地使其“告别”纸质出版，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发挥多媒体优势，将数字化出版物做得更实用、更有时代感。如此，各自俱能发挥其天然优势，整个出版行业的发展会呈现出新面貌，也定会更加稳健。
（作者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
责任编辑：洪滔
无论中西方的出版史都可以追溯几千年，出版活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非商业行为，其主要目的亦非营利，而是为了使人类的知识、思想得以传播发扬。在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向无著作权观念，许多作品连作者署名都被有意忽略。在西方，著作权观念的兴起是谷登堡现代印刷术发明以后的事情。而法律意义上对作者著作权的保障则要迟至1709年英国安妮女王颁布“安妮法案”之时。著作权观念和作者署名现象在中西方迟迟出现，此种现象也恰恰说明，彼时的出版活动都不以商业面目出现，而仅仅为了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因此之故，即使后来作者署名已较普遍，依然很少有作者向出版商主张个人收益的，荷兰的伊拉斯谟还因向出版商讨要“版税”，而受到政敌的嘲笑与奚落。此外，更有大量假托他人之名出版的图书流通于世，其作者的商业目的更是付之阙如，显而易见是着重于某种思想主张得以流播之故。由此可见，在古代，无论中西方，出版活动传播文化的意义远远大于其经济利益的诉求。
在美利坚建国和发展的历程中，有三本书的出版，改写了历史，三位作者撰写和出版各自的著作，都并非为个人之名与利，他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俱是出于以思想影响社会、以观念启人心智的良知。1776年1月，在美国正式宣布独立前夕，北美殖民地出版了潘恩的小册子《常识》，这部小书激烈反对英国在北美的专制统治，鼓吹独立，三个月内销售了12万册，影响遍及殖民地的每个角落，在当时北美人民甚至大陆军高层还因是否独立摇摆不定的时候，已经在思想上使美国获得独立。果然，该书出版6个月后，美国宣布独立。同潘恩的《常识》一样，斯托夫人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雷切尔·卡逊所著《寂静的春天》也是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作品。前者出版于1852年，当时美国奴隶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危机虽面临一触即发的境地，但由于利益阶层的反对而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该书出版后，引起空前的社会反响，使奴隶制的存废成为当时的核心社会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使奴隶制因之废除。110年后，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面世，作者警告世人，由于滥用农药，人类美好的田园将成昔日梦境，生机勃勃的自然界正走向死寂。该书出版后，曾遭遇利益集团频频施压和诋毁，但却赢得社会瞩目和民众赞誉，促成了美国环境保护局的诞生，开启了环境保护的时代。以上三本书的出版，不仅体现了作者和出版者的勇气与担当，他们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表达了人类建设美好家园的理想和诉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出版的本质在于传播文化、传递思想、造福人类，优秀的出版人具有探索、发现、坚持和传播真理的热情，并以极大的勇气、独特的眼光催生出有价值的思想，为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此种理想，自古至今，从未改变！
二、从出版业自身看，从业者也大多不为谋利
鲁迅曾说，“书坊专为牟利，是不好的，这能使中国没有好书”。作为出版家的巴金也曾表示：“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些观念，代表了中国历代出版人对出版活动的一种追求与期许。欧洲中世纪时，思想上虽处于黑暗时代，但书籍抄写被认为既是一项辛苦劳役，更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相传，12世纪中叶的斯威彻是一名僧侣抄写员，在他临终的卧床旁，罪孽和他所抄写的书籍被放在天平上进行称量……结果，这位抄写员安然升入天堂。又如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其著述及出版活动，大都不是为了牟利赚钱，而是为了启蒙思想的流传。稍后的英国人钱伯斯兄弟主编的《钱伯斯百科全书》、法国人狄德罗等人所编《百科全书》宗旨亦如此。狄德罗曾言，编纂《百科全书》是为了“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向现实同我们一起活着的人们阐述它们的普遍体系，并将此书传之于我们的后人，从而使得过去时代的业绩对未来的时代不是无用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弟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使我们与世长辞的时候无愧于人的称号”。我国现代著名出版家韬奋先生、张静庐先生亦曾认识到，图书出版，事关文化事业建设，是不能单纯以商业目的一言以蔽之的。
三、当代出版业要重视发挥图书作为商品的功效和做大图书产业的意义
在西方，谷登堡15世纪50年代发明现代印刷术后，50年中，西方世界的图书从5万册迅速增长到2000万册，逾下一个世纪，已不可数计。而中国宋代毕癉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始终未获普及重视并大规模使用，直到晚清，依然是雕版印刷盛行，生产力发展迟缓，最后直接被西方活字印刷术取代。据说，中国历代出版、生产的图书累积只有3000万册。中外出版业产生以上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自谷登堡印刷术之后，出版活动的商业色彩日显，出版业的制度建设得到重视，这促进了图书出版活动的发展和印刷术、造纸术的渐次完善，商业造就文化，进而推动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的兴起，为西方文明的崛起奠定不朽功勋。而中国却因出版活动较少商业因素的推动，活字印刷技术竟湮没于历史洪流中。观念落后肇至技术停止、落后，出版强国也就沦为出版弱国了。因此，当下在重视中国出版的传统社会教化作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功效的前提下，同时重视发挥出版产业和商业的特性，也是极为必要的。我国最早成立、以传承文化、传播新知闻名海内外的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就曾言其“经营法宝”是“在商言商”，韬奋的文化事业中商业经营的成功也是从来被人称道的。由此可见，现代出版社的发展亦离不开管理的规范与产业的提升，这是中外现代出版史上运营成就非凡、文化业绩显著的出版社给予我们的启发。
四、目前中国出版业应该加强图书质量、“瘦身发展”
近年来，我国出版业的规模发展有目共睹，但发展过快带来的内容质量下滑、产业“滞涨”现象也发人深思。窃以为目前出版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图书流通渠道紊乱大有关系。图书流通中应该强调优秀文化、健康文化的有效供应，而流通渠道的不健康使得优秀文化供应明显不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我国台湾地区，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平均印量可以达到3000册，而同样优秀的学术著作在大陆的平均印量却在1000—1500册之间。如果考虑到两岸人口数量之悬殊，大陆出版业有效供应不足的问题就值得重视。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这一现象的成因以及纠错之道。从流通渠道方面看，图书流通环节需要政策的持续关注和大力支持，但同时特别要防止唯利是图的倾向。例如，市县级新华书店系统几乎是以中小学教材、教辅作为主营业务，一般图书几乎销声匿迹。有的甚至涉足地产等其他毫不相干行业；而民营书业热衷于虚假宣传、过度营销时髦畅销书的逐利经营弊病也时有所闻。好书上不了架，流通环节弊端百出，有效供应不足问题却日益突出。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的是“出版肌肉”而不是“出版赘肉”。
以上诸问题是传统纸质图书出版面临的困境。在此情况下，做好“媒体分流”成为关键一步。所谓“媒体分流”，就是将传统纸质图书出版与数字出版进行划分，适合纸质出版的，采用传统出版方式，将书做得更具艺术性、观赏性，追求高品质，使其成为多媒体时代有别于数字化文化产品的真正精品；适合数字出版的，则毫无保留地使其“告别”纸质出版，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发挥多媒体优势，将数字化出版物做得更实用、更有时代感。如此，各自俱能发挥其天然优势，整个出版行业的发展会呈现出新面貌，也定会更加稳健。
（作者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