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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省内外转移数量的变化情况，认为省内转移数量持续上升，而省外转移数量持续下降。指出劳动力大量省外转移的主要原因是转入地经济发达，就业渠道广，而省内经济快速发展、省外转移成本过大以及家庭因素则促进了劳动力省内转移。对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省内外转移决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越长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省外转移；从事非农工作时间越短的人，越可能选择省内转移。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省外转移；省内转移；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S-9；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4）18-06036-03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四川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2012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资源3 343.3万人，其中转移就业2 414.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的72.2%。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劳动力供给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不同区域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有较大差异，转移地域的选择对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途径有重要影响。因此，从微观层面研究农村劳动力省内外转移决策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就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省内外转移数量变化
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分布在2012年之前一直以省外转移为主。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东企西移”、“外资西进”，加上农村独生子女增多，念家情节较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多选择离家较近的地区或单位打工挣钱，以便兼顾改善经济和照顾家庭双重责任，因而西部地区劳务需求逐步增大。201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就业出现新格局，首次出现省内转移就业人数超过省外转移就业人数。2012年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1 291.87万人，占全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53.50%；省外输出1 117.27万人，占全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46.27%。值得注意的是，2010～2012年，省内转移农村劳动力数量连续3年增长，其中2012年比2011年增加200万人，增速为18.34%；而同期省外转移农村劳动力则持续下降，其中2012年比2011年下降87.9万人，减少了7.29%。同时，四川省境内境外劳务输出并存，劳务经济持续对外发展。2006～2012年，境外输出农村劳动力均超过3.5万人，2012年达到了5.50万人。
2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省外与省内转移原因分析
2.1省外转移原因
2.1.1转入地经济发达。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动因是收入差距[1]。农村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过上更好的生活，会选择去经济条件相对发达的地区工作，这些地区工资相对于四川省要高很多。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平均工资要远远高于四川省平均工资。2011年度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5 482元，而四川省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31 489元。巨大的工资收入差距足以吸引大批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北京就业。
2.1.2就业渠道广。四川省农村劳动力选择省外转移不仅有收入差距的原因，还有就业渠道的原因。经济发达的省份，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的第二、三产业相对于四川省来说已经非常成熟，其需要的劳动力很多，这就吸引了大批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2省内转移原因
2.2.1省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东企西移”、“外资西进”、天府新区建设等政策的实施，为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2.2.2省外转移成本过大。省外转移要面临一些必要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转移的成本要比省内转移大得多[2]。随着四川省经济不断发展，与中东部发达省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更多的人会选择省内转移。
2.2.3家庭因素。农村独生子女增多，念家情节较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多选择离家较近的地区或单位务工，以便实现既改善经济，又照顾家庭。因而，省内转移就业量逐步增大。
3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省内外转移决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四川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的就业地域选择行为（省内转移或省外转移），笔者在2013年对四川省成都市和射洪县的135位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了问卷调查。除去6份回答内容明显不合常理以及不完整的无效问卷，有效问卷129份，有效率为95.56%。该研究利用129份有效调研问卷，就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与具体的就业地域选择行为，采用二元选择Probit模型进行分析，以期找出影响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或省内转移就业地域选择行为的因素。
3.2.2性别构成。男性101人，占总数的78.29%；女性28人，占总数的21.71%。在省内转移的90人中，男性占7778%，女性占22.22%；在省外转移的39人中，男性占7949%，女性占21.71%。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的男女比例差异不大。
3.2.3年龄结构。25～35岁的有40人，占总人数的3101%；25岁以下和39～45岁的都是37人，各自占总人数的28.68%；45岁以上的有15人，占总人数的11.63%。可以看出，45岁以下的占了转移劳动力的88.37%，构成了外出务工人员的主体。在省内转移的90人中，占比最大的是36～45岁的劳动力，共有31人，占省内转移劳动力人数的3444%；其次是25～35岁的劳动力，共有26人，占比为2889%；接下来是25岁以下的劳动力，人数为24人，占比为2667%；最少的是45岁以上的劳动力，只有9人，占比为10%。在省外转移的39人中，占比最大的是25～35岁的劳动力，共有14人，占省外转移劳动力人数的35.90%；其次是25岁以下的劳动力，共有13人，占比为33.33%；36～45岁的劳动力和45岁以上的劳动力，各自都有6人，占比为1538%。 3.2.4婚姻状况。已婚的有109人，占总人数的84.50%；未婚的20人，占总人数的15.50%。其中在省内转移的90人中，已婚的占88.89%，未婚的占比为11.11%；在省外转移的39人中，已婚的占74.36%，未婚的占25.64%。
3.2.5家庭人口情况。64.34%的家庭有未成年子女，其中省内转移的受访对象67.78%的家庭有未成年子女，省外转移的受访对象56.41%的家庭有未成年子女。20.16%的家庭有60岁以上老人，其中省内转移的受访对象21.11%的家庭有60岁以上老人，省外转移的受访对象17.95%的家庭有60岁以上老人。
3.2.6受教育程度。44.96%的具有小学学历，43.41%的具有初中学历，7.75%的具有高中学历，0.78%的具有技校/中专学历，233%的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此外还有1人是文盲。在90位省内转移劳动力中没有文盲；小学文化程度的有45人，占50.00%；初中文化程度的有36人，占40%；高中文化程度的有6人，占6.67%；技校/中专文化程度的有1人，占1.1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1人，占2.22%。在39位省内转移劳动力中，有1位文盲，占0.78%；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3人，占3.33%；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0人，占51.28%；高中文化程度的有4人，占10.26%；没有技校/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人，占2.56%。
3.2.7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56.59%的人从事非农工作时间为3～5年，其次有21.71%的人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0年以上，有17.83%的受访对象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6～9年，有3.10%的受访对象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2年，只有1位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年以内。在省内转移的90人中，63.33%的人从事非农工作时间为3～5年，其次有1889%的人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0年以上，有1333%的受访对象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6～9年，有333%的受访对象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2年，只有1位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年以内。在省外转移的39人中，4103%的人从事非农工作时间为3～5年，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0年以上和在6～9年的各自都占28.21%，有1位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2年，没有人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年以内。
3.2.8非农工作的从事形式。64.34%的人在企业打工，2636%的人自己经营小生意，8.53%的人从事非固定工作。在90位省内转移的劳动力中，64.44%的人在企业打工，2666%的人自己经营小生意，8.89%的人从事非固定工作；在39位省外转移的劳动力中，64.10%的人在企业打工，2564%的人自己经营小生意，7.69%的人从事非固定工作。
3.2.9收入水平。55.81%的人月收入在1 000～1 999元，31.78%的人月收入在2 000～2 999元，18.60%的人月收入在3 000～3 999元，有1位月收入超过了8 000元，还有1位月收入低于1 000元。相对于2012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工资2 290元，受访对象的月收入水平略微偏低。探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受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实实在在收入偏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部分受访者本着“财不外露”的思想，低报了收入水平。省内转移劳动力的月收入状况分布和省外转移劳动力的月收入状况分布并没有明显差异。
3.2.10职业技能培训。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高达118人，占受访转移劳动力的91.47%；有5人自己付费参加技能培训机构的培训，6人接受过用工企业的内部培训。令人困惑的是没有人回答接受过政府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这可能反映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还需进一步落到实处，也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受访对象出来时间已经很久，要么淡忘了曾经接受过的培训，要么错过了培训。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劳动力接受培训的比例差不多。
3.3结果分析利用Eviews 5.1分析软件对参数进行估计和检验，得到回归模型结果见表2。HL检验和Andrews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拟合效果很好。
（1）从事非农工作时间的系数显著为正。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越长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省外转移；从事非农工作时间越短的人，越可能选择省内转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从事非农工作时间越长的人，外出就业的时间越早，而在早些年，省内劳动力转移的吸引力相对较低，越早出去的人，越是到省外特别是沿海地区就业。而一旦在沿海就业，适应了就业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选择惯性，进而习惯选择熟悉的环境就业。而从事非农工作时间较短的人，加入劳动力转移大军的时间较短，近两年省内就业环境越来越好，对劳动力的吸引越来越大，因此，他们一开始转移就业地就是省内，而不用舍近求远到省外去转移就业。
（2）性别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性别系数为正，表示男性更可能选择省外转移就业，女性更可能选择省内转移就业。但该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3）年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婚姻状况系数为负，也不显著。年龄系数为负，表示年纪越大的人越可能选择省内转移，而年纪越轻的人越可能四处闯荡。婚姻状况系数为负，表示未婚青年更可能跨省就业，已婚人士可能会因为家庭等因素选择省内转移。
（4）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和是否有60岁以上老人的系数都为负，但都不显著。系数为负，表明照顾未成年子女和老人，更可能让劳动力选择省内就业。
（5）是否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系数为负表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外转移，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内。这可能反映了职业技能培训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找寻工作的能力，降低在省外城市失业的风险。
4结语
研究表明，四川省农村劳动力就业地域的选择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非农就业时间对转移地域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非农就业时间长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外转移就业，反之则更可能选择省内转移就业。非农就业时间越长的转移劳动力，经验更丰富，技能更熟练，是企业最需要的劳动力。然而，这类劳动力由于就业选择惯性，更可能选择省外就业。吸引熟练劳动力回省就业、创业，对四川省吸引承接“东企西移”、“外资西进”、加快全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采取多种措施吸引熟练劳动力回省就业、创业，是全省制定就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由于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3]，要利用非农就业时间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省内转移的特点，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优先满足四川省经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王继杰，李富田.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邛崃市羊安镇，天台山镇调查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0，（5）：120-121.
[2] 赵成柏.江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障碍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3）：134-136.
[3] 杜兴端，陈成，李晓.四川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估计及政策建议[J].南方农业学报，2014，45（4）：656-660.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省外转移；省内转移；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S-9；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4）18-06036-03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四川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2012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资源3 343.3万人，其中转移就业2 414.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的72.2%。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劳动力供给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不同区域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有较大差异，转移地域的选择对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途径有重要影响。因此，从微观层面研究农村劳动力省内外转移决策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就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省内外转移数量变化
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分布在2012年之前一直以省外转移为主。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东企西移”、“外资西进”，加上农村独生子女增多，念家情节较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多选择离家较近的地区或单位打工挣钱，以便兼顾改善经济和照顾家庭双重责任，因而西部地区劳务需求逐步增大。201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就业出现新格局，首次出现省内转移就业人数超过省外转移就业人数。2012年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1 291.87万人，占全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53.50%；省外输出1 117.27万人，占全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46.27%。值得注意的是，2010～2012年，省内转移农村劳动力数量连续3年增长，其中2012年比2011年增加200万人，增速为18.34%；而同期省外转移农村劳动力则持续下降，其中2012年比2011年下降87.9万人，减少了7.29%。同时，四川省境内境外劳务输出并存，劳务经济持续对外发展。2006～2012年，境外输出农村劳动力均超过3.5万人，2012年达到了5.50万人。
2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省外与省内转移原因分析
2.1省外转移原因
2.1.1转入地经济发达。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动因是收入差距[1]。农村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过上更好的生活，会选择去经济条件相对发达的地区工作，这些地区工资相对于四川省要高很多。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平均工资要远远高于四川省平均工资。2011年度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5 482元，而四川省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31 489元。巨大的工资收入差距足以吸引大批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北京就业。
2.1.2就业渠道广。四川省农村劳动力选择省外转移不仅有收入差距的原因，还有就业渠道的原因。经济发达的省份，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的第二、三产业相对于四川省来说已经非常成熟，其需要的劳动力很多，这就吸引了大批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2省内转移原因
2.2.1省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东企西移”、“外资西进”、天府新区建设等政策的实施，为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2.2.2省外转移成本过大。省外转移要面临一些必要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转移的成本要比省内转移大得多[2]。随着四川省经济不断发展，与中东部发达省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更多的人会选择省内转移。
2.2.3家庭因素。农村独生子女增多，念家情节较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多选择离家较近的地区或单位务工，以便实现既改善经济，又照顾家庭。因而，省内转移就业量逐步增大。
3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省内外转移决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四川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的就业地域选择行为（省内转移或省外转移），笔者在2013年对四川省成都市和射洪县的135位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了问卷调查。除去6份回答内容明显不合常理以及不完整的无效问卷，有效问卷129份，有效率为95.56%。该研究利用129份有效调研问卷，就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与具体的就业地域选择行为，采用二元选择Probit模型进行分析，以期找出影响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或省内转移就业地域选择行为的因素。
3.2.2性别构成。男性101人，占总数的78.29%；女性28人，占总数的21.71%。在省内转移的90人中，男性占7778%，女性占22.22%；在省外转移的39人中，男性占7949%，女性占21.71%。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的男女比例差异不大。
3.2.3年龄结构。25～35岁的有40人，占总人数的3101%；25岁以下和39～45岁的都是37人，各自占总人数的28.68%；45岁以上的有15人，占总人数的11.63%。可以看出，45岁以下的占了转移劳动力的88.37%，构成了外出务工人员的主体。在省内转移的90人中，占比最大的是36～45岁的劳动力，共有31人，占省内转移劳动力人数的3444%；其次是25～35岁的劳动力，共有26人，占比为2889%；接下来是25岁以下的劳动力，人数为24人，占比为2667%；最少的是45岁以上的劳动力，只有9人，占比为10%。在省外转移的39人中，占比最大的是25～35岁的劳动力，共有14人，占省外转移劳动力人数的35.90%；其次是25岁以下的劳动力，共有13人，占比为33.33%；36～45岁的劳动力和45岁以上的劳动力，各自都有6人，占比为1538%。 3.2.4婚姻状况。已婚的有109人，占总人数的84.50%；未婚的20人，占总人数的15.50%。其中在省内转移的90人中，已婚的占88.89%，未婚的占比为11.11%；在省外转移的39人中，已婚的占74.36%，未婚的占25.64%。
3.2.5家庭人口情况。64.34%的家庭有未成年子女，其中省内转移的受访对象67.78%的家庭有未成年子女，省外转移的受访对象56.41%的家庭有未成年子女。20.16%的家庭有60岁以上老人，其中省内转移的受访对象21.11%的家庭有60岁以上老人，省外转移的受访对象17.95%的家庭有60岁以上老人。
3.2.6受教育程度。44.96%的具有小学学历，43.41%的具有初中学历，7.75%的具有高中学历，0.78%的具有技校/中专学历，233%的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此外还有1人是文盲。在90位省内转移劳动力中没有文盲；小学文化程度的有45人，占50.00%；初中文化程度的有36人，占40%；高中文化程度的有6人，占6.67%；技校/中专文化程度的有1人，占1.1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1人，占2.22%。在39位省内转移劳动力中，有1位文盲，占0.78%；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3人，占3.33%；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0人，占51.28%；高中文化程度的有4人，占10.26%；没有技校/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人，占2.56%。
3.2.7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56.59%的人从事非农工作时间为3～5年，其次有21.71%的人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0年以上，有17.83%的受访对象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6～9年，有3.10%的受访对象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2年，只有1位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年以内。在省内转移的90人中，63.33%的人从事非农工作时间为3～5年，其次有1889%的人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0年以上，有1333%的受访对象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6～9年，有333%的受访对象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2年，只有1位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年以内。在省外转移的39人中，4103%的人从事非农工作时间为3～5年，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0年以上和在6～9年的各自都占28.21%，有1位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2年，没有人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在1年以内。
3.2.8非农工作的从事形式。64.34%的人在企业打工，2636%的人自己经营小生意，8.53%的人从事非固定工作。在90位省内转移的劳动力中，64.44%的人在企业打工，2666%的人自己经营小生意，8.89%的人从事非固定工作；在39位省外转移的劳动力中，64.10%的人在企业打工，2564%的人自己经营小生意，7.69%的人从事非固定工作。
3.2.9收入水平。55.81%的人月收入在1 000～1 999元，31.78%的人月收入在2 000～2 999元，18.60%的人月收入在3 000～3 999元，有1位月收入超过了8 000元，还有1位月收入低于1 000元。相对于2012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工资2 290元，受访对象的月收入水平略微偏低。探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受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实实在在收入偏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部分受访者本着“财不外露”的思想，低报了收入水平。省内转移劳动力的月收入状况分布和省外转移劳动力的月收入状况分布并没有明显差异。
3.2.10职业技能培训。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高达118人，占受访转移劳动力的91.47%；有5人自己付费参加技能培训机构的培训，6人接受过用工企业的内部培训。令人困惑的是没有人回答接受过政府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这可能反映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还需进一步落到实处，也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受访对象出来时间已经很久，要么淡忘了曾经接受过的培训，要么错过了培训。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劳动力接受培训的比例差不多。
3.3结果分析利用Eviews 5.1分析软件对参数进行估计和检验，得到回归模型结果见表2。HL检验和Andrews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拟合效果很好。
（1）从事非农工作时间的系数显著为正。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越长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省外转移；从事非农工作时间越短的人，越可能选择省内转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从事非农工作时间越长的人，外出就业的时间越早，而在早些年，省内劳动力转移的吸引力相对较低，越早出去的人，越是到省外特别是沿海地区就业。而一旦在沿海就业，适应了就业地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选择惯性，进而习惯选择熟悉的环境就业。而从事非农工作时间较短的人，加入劳动力转移大军的时间较短，近两年省内就业环境越来越好，对劳动力的吸引越来越大，因此，他们一开始转移就业地就是省内，而不用舍近求远到省外去转移就业。
（2）性别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性别系数为正，表示男性更可能选择省外转移就业，女性更可能选择省内转移就业。但该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3）年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婚姻状况系数为负，也不显著。年龄系数为负，表示年纪越大的人越可能选择省内转移，而年纪越轻的人越可能四处闯荡。婚姻状况系数为负，表示未婚青年更可能跨省就业，已婚人士可能会因为家庭等因素选择省内转移。
（4）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和是否有60岁以上老人的系数都为负，但都不显著。系数为负，表明照顾未成年子女和老人，更可能让劳动力选择省内就业。
（5）是否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系数为负表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外转移，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内。这可能反映了职业技能培训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找寻工作的能力，降低在省外城市失业的风险。
4结语
研究表明，四川省农村劳动力就业地域的选择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非农就业时间对转移地域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非农就业时间长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外转移就业，反之则更可能选择省内转移就业。非农就业时间越长的转移劳动力，经验更丰富，技能更熟练，是企业最需要的劳动力。然而，这类劳动力由于就业选择惯性，更可能选择省外就业。吸引熟练劳动力回省就业、创业，对四川省吸引承接“东企西移”、“外资西进”、加快全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采取多种措施吸引熟练劳动力回省就业、创业，是全省制定就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由于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3]，要利用非农就业时间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省内转移的特点，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优先满足四川省经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王继杰，李富田.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邛崃市羊安镇，天台山镇调查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0，（5）：120-121.
[2] 赵成柏.江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障碍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3）：134-136.
[3] 杜兴端，陈成，李晓.四川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估计及政策建议[J].南方农业学报，2014，45（4）：656-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