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凤凰山上,举目望北方。杞麓的湖水碧波荡漾，把我的思绪带向远方，让我思念蒙古的故乡；
　　忘不了那一天，号角催、骑驹壮，纵横大漠，长歌狂笑，告别草原戍边南方；
　　忘不了临行时，阿爸他安慰我：巴特尔（勇敢的汉子）别想家，不要想阿妈，不要想你心上的吭格尔（美丽的姑娘）……
　　———兴蒙情歌
　　
　　“蓝蓝的天空，绿绿的草原，清清的湖水，这是我的家……”每当听到腾格尔深情地唱起这首歌，总会忍不住想起北方那辽阔的大草原，草原深处的座座蒙古包，以及那些诗意地栖居着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然而今天，当历史的烽烟在岁月的长河中消逝散尽，当蒙古汉子的歌声在高原的土地上响彻云霄，我不禁惊异，在云南省通海县兴蒙乡还定居着这样一支蒙古人———他们虽然远离草原，远离自己的故乡，但血脉中依然沸腾着草原的呼唤，鲜活着蒙古人那与生俱来的热情与奔放。
　　10月2日，我被邀请到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采访“蒙古人历滇（1253—2003）750周年”庆典活动。在那片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我看到了来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族同胞与红土高原上的蒙古族乡亲紧紧拥抱，仿佛久别重逢的亲人！我看到他们手拉着手载歌载舞，仿佛想要永不分离！我看见他们默默相对，无语泪流，似要诉尽这750年来的沧桑悲喜……
　　就在那一瞬间,我被这个民族750年也阻断不了的同胞深情所震撼，我突然对这个民族有了一种由衷地好奇。没有奔驰的骏马，没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是什么原因使这支蒙古人远离了他们美丽的故乡，走向了这片深沉的红土高原？
　　
　　从牧民到渔民再到农民
　　
　　通海兴蒙蒙古族乡是云南唯一的蒙古族聚居乡，如今居住着5000多蒙古族同胞。兴蒙乡蒙古族是元代随军入滇镇守曲陀关之后落籍通海的蒙古族后裔。
　　公元1253年，一支由成吉思汗孙忽必烈率领的10万蒙古大军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跃马挥戈，浩浩荡荡来到了山高水险的云南高原。多民族的云南从此打破了唐宋以来南诏、大理割据一方的局势，云南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公元1381年，即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后的第13年，30万明军进军云南，结束了元朝在云南128年的统治。当年驻守云南的大部分元军将士被迫落籍云南，他们希望回到北方，回到大草原上去，无奈山路险峻，明军压境，阻断了北归的道路。散居在云南各地的元军将士只好隐姓埋名，渐渐就融入其他民族中去了，唯有镇守曲陀关的部分蒙古族官兵，避过明军追杀，不改姓，不变装，逐步散居到杞麓湖西岸，成为了云南唯一保持着蒙古族特色的小群体，繁衍至今。
　　


　　750年过去了,逝者如斯，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多少次的风云变幻,这支曾经震撼世界的草原民族的后裔终以他顽强的生存意志征服了峰峦绵延的高原。聚居于杞麓湖畔，背山而居，面对湖水，结束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涯成为一种必然，那种自由放达的游牧生活很自然就转换成了撑船荡浆为渔而歌的生活。如今杞麓湖边海东村附近的“渔夫堆”以及镇海附近的“渔夫坟”，就是对那段历史最好的无声的佐证。
　　明朝中后期，湖水逐渐退落，渔业已不可能提供足够的供给，定居于此的蒙古人又开始围湖造田，扩大耕地，加入到南方农耕民族的行列，生产及生产方式的彻底改变从本质上帮助他们实现了从牧民到渔民，再到农民的转变，当然，这种顺应环境的改变同时也决定了这支定居高原的蒙古人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一样的民族不一样的生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元朝统治中国的历史只是短暂的瞬间，对于蒙古族本土的人们说来，之后经历的社会变迁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对于被这段历史抛到遥远的异乡的蒙古人而言，这段历史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在与异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民族特点。
　　来到兴蒙乡，不了解这段历史，你很难把这里的蒙古族同胞和你想象中的那个“马背上的民族”联系到一起。最先让我惊异的是，他们的头饰和服装已完全地有别于北方的蒙古族，只有男人穿的长袍和围腰基本上还与北方蒙古族相似。一个叫杨必富的老人告诉我，他们只有在重大的活动中才穿这样的“蒙古袍”，以此来怀念他们的祖先，平时劳作时穿的衣服和当地的汉族差不多。妇女的服装则有了很大的不同，被称为“两叠水”或“三叠水”（未婚少女穿“两叠水”，已婚妇女穿“三叠水”）一套上衣共有三件间衬，第一件贴身，袖长及手腕，第二件居中，其长及臀，而袖长仅及肘，外衣是一件无领无扣短及腰间的对襟式夹布坎肩，钉有一排银制圆形钮扣。露在外面的衣领衣袖和围腰上都绣有绚丽的图案和花边，看上去很大方。为适应南方的农耕生活，这里的蒙古族妇女已将传统的长袍改变成了方便劳作的统裤。
　　此外，兴蒙乡蒙古族妇女的头饰也非常别具一格，两股发辫交叉盘于头上翘成犄角状；戴凤冠帽；脑后有两束红缨，称为“喜毕”。已婚少妇不戴凤冠，而将一块长1.5米的青布折成近6厘米宽的包头围在头上，叫“撮务施”，头前的辫梢不再上翘而是微微下垂；生过孩子的妇女，发辫则要全部盘在头顶，用包头布蒙严，不能外露头发，当然，脑后的“喜毕”也不能再戴了。
　　


　　我听不懂蒙古族语言，我问杨必富老人，他们的语言和北方的蒙古族语还一样吗。老人说，不可能完全一样啦，750年的传奇经历让他们和祖先有了许多的不同，但有一些民歌调中还保留着鄂尔多斯或成吉思汗卫队部落的民歌特点。我问，你们过那达慕节吗，老人一脸自豪地说：“当然过，那达慕是我们蒙古族的传统节日，过节时，我们都要按传统习俗，杀猪宰羊开怀畅饮！”
　　庆典会上，我被兴蒙乡乡民们纯朴的歌舞节目深深吸引。女子舞龙、跳乐等表演性民间舞蹈实在精彩至极，但其间已加入了不少彝族等当地民族的文化元素。
　　所有节目中，唯独“摔跤”依然保持着北方蒙古汉子的粗犷与豪迈。只见两个并不算骠悍的蒙古族小伙穿着摔跤服昂首挺胸走进摔跤场中，一招一式仿佛为他们的祖先所亲授亲传。750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变化，但草原民族所特有的那种豪迈的性格却通过特定的方式代代相传，不曾改变。摔跤可谓是草原民族最传统的体育项目，别看今天摔跤的小伙看上去并非“草原大汉”，但他们已将心目中那个“马背上的民族”所拥有的强悍和不可屈服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草原和高原永远紧紧相连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今天兴蒙乡的蒙古族同胞为了表达他们对祖先的追忆和对北方大草原的思念，借这次难逢的“庆祝蒙古族历滇750周年”盛会之机，在乡政府所在地树起了一块巨大的石碑，石碑庄重肃穆，顶端有一匹奔驰的骏马，骏马面朝北方，仰天长啸，似要告诉所有来来往往的人，那段深藏于高原蒙古族人心中永远无法忘却的历史。
　　采访中，我还有幸结识了专程从内蒙古赶来参加庆典大会的蒙古族汉子阿拉腾奥乐和齐木德等朋友。他们豪爽的酒风及豪迈的歌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着“草原上的民族”。阿拉腾奥乐告诉我，他们这次到云南来找到了“久违的亲人”心情别提有多激动，千言万语也只能融入一杯薄薄的酒中。生活在兴蒙乡的蒙古族同胞非常的了不起，他们虽然服装变了，语言变了，但血脉不曾改变；同胞们虽然不再穿蒙古袍，不再住蒙古包，但他们的内心依然高扬着草原民族伟岸的精神，坚持着祖先不屈的生存意志。
　　在兴蒙乡最寻常的小巷里，我看见一位来自北方的穿着蒙古袍的蒙古族妇女将自己脖子上的哈达取下，含着眼泪虔诚地敬献给当地一位素不相识的蒙古族老大妈，老大妈紧紧地抓住这位中年妇女的手，一直不愿放开。她们之间虽然语言不通，但所有的情愫已在无声的倾诉中流动融合。是啊，她们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性格，不管经历多少时光的流离，他们永远是一家人，纵是山高水长，却也无法阻止这份情意绵绵的骨肉之情穿越时空的隧道，将高原和草原紧紧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