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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4年4月的天空是怎样的？
我指的是贵阳。
有小雨落下，有微风吹过。尽管云贵高原少有污染，常常天蓝如碧，但那一刻的贵阳却乌云沉沉。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穿着朴素的服装，就在这样的天气里踏上了南行的列车。拥挤的车上根本没有座，二位老人就那么站着，一直到有年轻人将座位让出来，他们才算喘了一口气。
二位老人是我的战友闫诗跃的父母，他们是去云南边疆的麻栗坡看望整整二十年没见面的儿子。二十年了，二位老人日夜思儿，却难以成行。今天，终于有条件来买一张硬座车票了，终于能够坐在南行的列车上认真地想想儿子的模样了。
母亲说：“还记得多少年了吗？”
父亲说：“咋能忘啊？不正好二十年吗。”
母亲又说：“二十年一晃啊！”
父亲说：“可晃得心疼！晃得头晕……”
这是很久之后，一位从贵州跑到山东推销竹制地板的战友含着眼泪向我描述的情景。
二位老人坐在南行的列车上，一直泪流满面，继而是喃喃自语。
二位老人的喃喃自语必是一声声呼唤，他们在呼唤儿子抬起头来看看：你爹你娘，终于能够来看你了，难道不想和二老说点啥？当然，他们只能和儿子的魂灵对话，因为儿子早在二十年前的那场边境保卫战中，化作一抷骨灰“躺”在云南省麻栗坡烈士陵园的角落里。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二位老人怎么样，而是在拼命想那时的自己在干啥。终于想起来了，二位老人在南行列车上喃喃自语时，我正在一家宾馆里做着接待工作。当时，有被接待者端起一杯酒，轻轻抿了一口，淡淡地说了一声好酒。
从贵州来的战友告诉我，闫诗跃的父母之所以过了二十年才去云南边疆看儿子，关键就是一个字：穷！儿子虽然死了，做父母的却掏不出跑几千里地看望儿子的往返路费。云贵高原的乡村与北方乡村差别很大，大多是山区，一年到头除了吃穿剩不下几个钱。因此，二位老人对去边疆看儿子只是一个念想。一直到2004年的清明节之前，才在得知情况的战友帮助下还了那份心愿。
我又想起接待桌上的那杯酒。那真是一杯好酒，如果每一次接待少喝那么一点点，将省下来的钱救济贫穷的烈士父母，不知道有多少如闫诗跃父母一般的老人将念想变成现实。
有些扯远，但又想起生活在乡村的91岁的老妈。
不久前，母亲翻看着我当年在前线拍下的照片，说：“咱真有福，你那时打了五六年的仗，枪子都没打着你，好好地回来了，都是菩萨保佑哩。”我说：“如果最后没能回来，你老人家会怎样？”母亲说：“还能怎样，去云南把你抱回来呗。”我又说：“如果盘缠钱都没有呢？”母亲说：“那怕啥，有国家哩。”我说：“国家是谁？”母亲摇摇头，脸上显出茫然。
几天前，读到当年老山、者阴山作战时的主攻师师长如今的将军陈昌友接受媒体采访说过的话：“当时，一个烈士的抚恤金只有400元，后来民政部一位副部长到前线视察，部队积极反映情况，才涨到两千多元。一个儿子，两千多元卖给国家，咱们的人民何等境界？”
闫诗跃牺牲时，那位民政部副部长还没到前线视察，牺牲烈士的抚恤金还没涨到两千元。将军虽然如此感叹，但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也不能就“境界”二字有过多说道，但一条生命被区区两千元买下，好像又不能不让人生出诸多联想。
2
尽管如今已过去三十年，但战友闫诗跃牺牲时的情景，还是不由自主地闪进脑际。
1984年7月的一天，老山、者阴山战斗进入防御阶段，激烈的“7·12”打反扑刚刚过去。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天空碧蓝。作为前线炮兵师政治部的组织干事，我正在帐篷里将头一天从前沿连队采访得来的材料汇编成《战时政治工作简报》。突然，宣传科副科长匆匆从外面跑回来，说：“炮阵地上出事了。”我一惊，问：“什么事？”他说：“刚刚遭敌炮袭。”我又问：“有伤亡吗？”他说：“当然有，三个，医助闫诗跃和两名战士牺牲。”
宣传科副科长当时就在现场，正好目睹了我方炮阵地遭敌炮袭的情景。他说很惨，先是两位战士受伤，被抬进简易防炮洞后，卫生队医助闫诗跃跑来实施抢救，炮弹再一次袭来，又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整个炮阵地被烟雾笼罩，简易防炮洞被炸了个面目全非……之后，我知道与闫诗跃一起牺牲的两名战士，其中的张吉东还是山东老乡，刚刚当了两年兵，就血洒疆场。
“他们都已进到防炮洞了，炮弹还是直接命中了洞口，一下子把三个人都给炸飞了……”宣传科副科长摇头叹息着，分明是不忍说出“这就是命”，但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俗话说，生有处，死有地。闫诗跃三人的牺牲也许就是一种宿命，如果他们不当兵，如果他们不参战，如果他们……事情当然不能假设，但不能想象的是烈士的父母竟然二十年后才站在儿子墓前，这不应该用“宿命”来解释吧？
闫诗跃牺牲的第二天，宣传科副科长写出一篇通讯发表在《解放军报》上，讴歌了干部战士冒着炮火进行反击的情景，并详细介绍了医助闫诗跃无数次抢救伤员的英雄事迹。尽管已过去三十年，那篇通讯中的一个细节至今还印在我的记忆里：“见医助闫诗跃和两名战士躺在血泊中，连长急了，举起冲锋枪，对着天空射出一梭子子弹。随着枪声，他扯着嗓子喊出两个字：报仇！于是，大炮再一次怒吼……”
上级领导看到这篇通讯，连长差一点遭处分，原因是违反战场纪律，私自冲天开枪。多亏有人说情，最后在军人大会上做过检讨了事。之后，那位连长私下里说，即便是受了处分，哪怕被撤职都不怕，闫诗跃作为一名战地医助，给一线干部战士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最后把命都搭上了，俺挨个处分又算什么？
“两山”作战时前线贼热，每天气温四十度以上，许多战士患上烂裆病，奇痒无比。因此，大家见到闫诗跃就像见到大救星。他每天背着药箱在阵地上巡诊，给近百名战士擦洗过患处。战士们烂裆的地方很臭，患处望着都恶心，他却从不嫌弃，擦洗的特别认真、仔细，以至于有的战士不再喊他闫医助，而是喊他闫大哥。巡诊路上，他也曾无数次遭遇炮袭，每一次都不顾个人安危，尽力掩护受伤或患病的战士……
3
后来，贵州战友发来一张照片，是闫诗跃的母亲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看望儿子的现场照。闫诗跃牺牲时只是痛心，却没有掉眼泪，毕竟是在战场，每天都有战友牺牲，每天都有战报传来。这一次，望着一位母亲在儿子墓前伫立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泪如泉涌。那一刻，我甚至撕裂地喊了一声妈妈。那是战友闫诗跃的母亲，但同样是我的母亲。作为闫诗跃的战友，如果在她面前，也一定会长跪不起，一定会告诉老人家，她的一个儿子没了，还有无数个儿子牵挂着她。
还是那位战友告诉我，坐了大火车再坐小火车，然后又坐汽车，终于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时，二位老人费了很大劲才在不显眼的位置找到儿子的墓。于是，二位老人眼含泪水，哆嗦着双手，从包里取出精美的饼干和糖果。家境虽然不富裕，老人穿着也简朴，但带给儿子的祭品却很精致。之后，二位老人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走，他们也给儿子两边的烈士送了饼干和糖果。母亲颤颤地说：“诗跃，娘晓得，这些孩子和你一样，都是娘的心头肉。”
接下来，便是一声尖利、拖着长音的哀嚎……
那一刻，母亲的哭声成为一种诉说，告诉所有“孩子们”，妈妈来“招”他们回家。苦痛哀伤的母亲，在以怎样的襟怀把孩子们的魂魄招在麾下？无数孩子以怎样的姿势偎依在母亲的怀抱？他们挣脱开二十年的寒冷，终于享受到了妈妈的爱抚……
2004年4月的天空是怎样的？
我指的是贵阳。
有小雨落下，有微风吹过。尽管云贵高原少有污染，常常天蓝如碧，但那一刻的贵阳却乌云沉沉。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穿着朴素的服装，就在这样的天气里踏上了南行的列车。拥挤的车上根本没有座，二位老人就那么站着，一直到有年轻人将座位让出来，他们才算喘了一口气。
二位老人是我的战友闫诗跃的父母，他们是去云南边疆的麻栗坡看望整整二十年没见面的儿子。二十年了，二位老人日夜思儿，却难以成行。今天，终于有条件来买一张硬座车票了，终于能够坐在南行的列车上认真地想想儿子的模样了。
母亲说：“还记得多少年了吗？”
父亲说：“咋能忘啊？不正好二十年吗。”
母亲又说：“二十年一晃啊！”
父亲说：“可晃得心疼！晃得头晕……”
这是很久之后，一位从贵州跑到山东推销竹制地板的战友含着眼泪向我描述的情景。
二位老人坐在南行的列车上，一直泪流满面，继而是喃喃自语。
二位老人的喃喃自语必是一声声呼唤，他们在呼唤儿子抬起头来看看：你爹你娘，终于能够来看你了，难道不想和二老说点啥？当然，他们只能和儿子的魂灵对话，因为儿子早在二十年前的那场边境保卫战中，化作一抷骨灰“躺”在云南省麻栗坡烈士陵园的角落里。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二位老人怎么样，而是在拼命想那时的自己在干啥。终于想起来了，二位老人在南行列车上喃喃自语时，我正在一家宾馆里做着接待工作。当时，有被接待者端起一杯酒，轻轻抿了一口，淡淡地说了一声好酒。
从贵州来的战友告诉我，闫诗跃的父母之所以过了二十年才去云南边疆看儿子，关键就是一个字：穷！儿子虽然死了，做父母的却掏不出跑几千里地看望儿子的往返路费。云贵高原的乡村与北方乡村差别很大，大多是山区，一年到头除了吃穿剩不下几个钱。因此，二位老人对去边疆看儿子只是一个念想。一直到2004年的清明节之前，才在得知情况的战友帮助下还了那份心愿。
我又想起接待桌上的那杯酒。那真是一杯好酒，如果每一次接待少喝那么一点点，将省下来的钱救济贫穷的烈士父母，不知道有多少如闫诗跃父母一般的老人将念想变成现实。
有些扯远，但又想起生活在乡村的91岁的老妈。
不久前，母亲翻看着我当年在前线拍下的照片，说：“咱真有福，你那时打了五六年的仗，枪子都没打着你，好好地回来了，都是菩萨保佑哩。”我说：“如果最后没能回来，你老人家会怎样？”母亲说：“还能怎样，去云南把你抱回来呗。”我又说：“如果盘缠钱都没有呢？”母亲说：“那怕啥，有国家哩。”我说：“国家是谁？”母亲摇摇头，脸上显出茫然。
几天前，读到当年老山、者阴山作战时的主攻师师长如今的将军陈昌友接受媒体采访说过的话：“当时，一个烈士的抚恤金只有400元，后来民政部一位副部长到前线视察，部队积极反映情况，才涨到两千多元。一个儿子，两千多元卖给国家，咱们的人民何等境界？”
闫诗跃牺牲时，那位民政部副部长还没到前线视察，牺牲烈士的抚恤金还没涨到两千元。将军虽然如此感叹，但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也不能就“境界”二字有过多说道，但一条生命被区区两千元买下，好像又不能不让人生出诸多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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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今已过去三十年，但战友闫诗跃牺牲时的情景，还是不由自主地闪进脑际。
1984年7月的一天，老山、者阴山战斗进入防御阶段，激烈的“7·12”打反扑刚刚过去。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天空碧蓝。作为前线炮兵师政治部的组织干事，我正在帐篷里将头一天从前沿连队采访得来的材料汇编成《战时政治工作简报》。突然，宣传科副科长匆匆从外面跑回来，说：“炮阵地上出事了。”我一惊，问：“什么事？”他说：“刚刚遭敌炮袭。”我又问：“有伤亡吗？”他说：“当然有，三个，医助闫诗跃和两名战士牺牲。”
宣传科副科长当时就在现场，正好目睹了我方炮阵地遭敌炮袭的情景。他说很惨，先是两位战士受伤，被抬进简易防炮洞后，卫生队医助闫诗跃跑来实施抢救，炮弹再一次袭来，又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整个炮阵地被烟雾笼罩，简易防炮洞被炸了个面目全非……之后，我知道与闫诗跃一起牺牲的两名战士，其中的张吉东还是山东老乡，刚刚当了两年兵，就血洒疆场。
“他们都已进到防炮洞了，炮弹还是直接命中了洞口，一下子把三个人都给炸飞了……”宣传科副科长摇头叹息着，分明是不忍说出“这就是命”，但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俗话说，生有处，死有地。闫诗跃三人的牺牲也许就是一种宿命，如果他们不当兵，如果他们不参战，如果他们……事情当然不能假设，但不能想象的是烈士的父母竟然二十年后才站在儿子墓前，这不应该用“宿命”来解释吧？
闫诗跃牺牲的第二天，宣传科副科长写出一篇通讯发表在《解放军报》上，讴歌了干部战士冒着炮火进行反击的情景，并详细介绍了医助闫诗跃无数次抢救伤员的英雄事迹。尽管已过去三十年，那篇通讯中的一个细节至今还印在我的记忆里：“见医助闫诗跃和两名战士躺在血泊中，连长急了，举起冲锋枪，对着天空射出一梭子子弹。随着枪声，他扯着嗓子喊出两个字：报仇！于是，大炮再一次怒吼……”
上级领导看到这篇通讯，连长差一点遭处分，原因是违反战场纪律，私自冲天开枪。多亏有人说情，最后在军人大会上做过检讨了事。之后，那位连长私下里说，即便是受了处分，哪怕被撤职都不怕，闫诗跃作为一名战地医助，给一线干部战士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最后把命都搭上了，俺挨个处分又算什么？
“两山”作战时前线贼热，每天气温四十度以上，许多战士患上烂裆病，奇痒无比。因此，大家见到闫诗跃就像见到大救星。他每天背着药箱在阵地上巡诊，给近百名战士擦洗过患处。战士们烂裆的地方很臭，患处望着都恶心，他却从不嫌弃，擦洗的特别认真、仔细，以至于有的战士不再喊他闫医助，而是喊他闫大哥。巡诊路上，他也曾无数次遭遇炮袭，每一次都不顾个人安危，尽力掩护受伤或患病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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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贵州战友发来一张照片，是闫诗跃的母亲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看望儿子的现场照。闫诗跃牺牲时只是痛心，却没有掉眼泪，毕竟是在战场，每天都有战友牺牲，每天都有战报传来。这一次，望着一位母亲在儿子墓前伫立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泪如泉涌。那一刻，我甚至撕裂地喊了一声妈妈。那是战友闫诗跃的母亲，但同样是我的母亲。作为闫诗跃的战友，如果在她面前，也一定会长跪不起，一定会告诉老人家，她的一个儿子没了，还有无数个儿子牵挂着她。
还是那位战友告诉我，坐了大火车再坐小火车，然后又坐汽车，终于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时，二位老人费了很大劲才在不显眼的位置找到儿子的墓。于是，二位老人眼含泪水，哆嗦着双手，从包里取出精美的饼干和糖果。家境虽然不富裕，老人穿着也简朴，但带给儿子的祭品却很精致。之后，二位老人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走，他们也给儿子两边的烈士送了饼干和糖果。母亲颤颤地说：“诗跃，娘晓得，这些孩子和你一样，都是娘的心头肉。”
接下来，便是一声尖利、拖着长音的哀嚎……
那一刻，母亲的哭声成为一种诉说，告诉所有“孩子们”，妈妈来“招”他们回家。苦痛哀伤的母亲，在以怎样的襟怀把孩子们的魂魄招在麾下？无数孩子以怎样的姿势偎依在母亲的怀抱？他们挣脱开二十年的寒冷，终于享受到了妈妈的爱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