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的西郊在1977年曾发现一座明代墓葬，墓主人陈文德是当地人氏。墓葬形制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只有墓中出土的几件文物入藏市博物馆，有两只陶质平口罐、一个白布袋、一张符箓和一方木质印章，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方篆文木印，印呈长方形，木质细腻，颜色较浅，背面有清晰的木纹，其长5厘米、宽4厘米、厚2厘米，正面印文为九叠篆文“灵宝中盟之印”。从这方木印形式和印文来看应该属于道教法印。
　　所谓法印，就是道家行法时所用天、真、仙、圣之印玺，名为法印。道教之印其种类颇多，依其内涵大略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道教尊神名号为印文。第二类以神司、道职之名为印。第三类是以经文章句为印。第四类以符箓咒语为印，符文之印，功用同于神符，以朱砂为泥，或印于纸帛器物上，或直接印诸人身。
　　道教法印起源较早，从考古来看，战国时期的肖形印已经具有宗教的功能，道教法印应源自世俗官印制度，两者的不同在于官印比较重视世俗权力和权威性的突出，而法印则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神圣性与神秘性，带有更多的宗教神学色彩。在道教看来，法印代表着三界神灵职司的威权，故行法用印，犹人间行政施行必用官印。宁全真《上清灵宝大法》卷二七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灵宝玉鉴》卷一亦曰：“法之为言正也，正其邪也。亦犹德礼之有政刑，以道之齐之也。故章表奏申关牒符檄，又必假天府之印，以示信也。”
　　宗教用印在唐宋元时期逐步盛行，并由秦汉印系统中道教黄神天帝类发展到佛教、景教。这类印记虽不是官印，但也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一种社会群体的公印。唐、五代、宋元佛教、道教极为兴盛，这类印记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道教法印是其中主要部分，其随着道教的兴衰而起落，隋唐时期道教大盛，出现了木质法印并日益推广使用，《隋书·经籍志》中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又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这是官修正史中第一次记录道教木质法印。宋金元时期佛、道教常见的是“佛法僧宝”、“道经师宝”和“北极驱邪院印”、“太上老君敕”等，是佛、道家的法器之一。像“太上老君敕”、“雷霆都司”等印都被道家视为“神印”，由此中国的印章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品类。
　　道教之印在取材、刻印及用印上，都有一定之仪法。材质上通常以金属、玉、石和木制作镌成，就法印用途而言，十分广泛，不同的场所用不同的法印，如通神达灵、驱鬼辟邪、呼风运雷、炼丹修真、上章奏表、书符制箓皆需依式用印。
　　道教法印还有一大作用，即为了检束自己。《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一称，“行法以印，因以检束心身，后世无知，故心劳力屈。盖古人印心，今人印木。立之法印，以统法职，庶执印而有所皈依，下印而有所属隶，未悟之前，须假木印;既悟之后，惟在心印。故曰：天有印，则三光皎然;人有印，则神室清明”。
　　法印的形状基本是长方形或方形，且不同的法印有不同的规格，有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就早期道教法印而言，主要是用绳系于身上或腰间，故印章形体较小，印径一般均在三厘米以下，以方便携带。但自隋唐时期开始，大部分印章多是放置在印盒或印袋里，故印径大多都在五、六厘米以上，甚至有八厘米、十厘米、十二厘米的。在《灵宝净明新修九老神印伏魔秘法》中，除了法印材质选择，还详细介绍了法印尺寸的含义，“印式阔二寸四分，以应二十四炁;长二寸八分，以应二十八宿;厚一寸二分，以应一十二辰”。
　　法印在行法过程中并非单独使用，它通常要与章表、符箓等文书一起使用，本来法印离开章表、符箓等文书也可以单独使用的，但是法印单独使用的功能多不传，是以法印也就失去了单独使用的资格，现在多要与章表、符箓等文书配合使用。所以从行法的层面讲，法印与文书等是相互依存、不能分离的。
　　泰州明墓中出土的木印很好地印证了文献记载，与法印一起出土的有一张符箓，已经残缺不全，只留存一小部分，且粘连在一起，上面既有原来的印刷文字，又有后来加写的墨笔文字，四周有红黑波浪线条和圆圈边框装饰，文字内容模糊辨认不全，大抵应该是有关的道教程式内容。它们一起放在一个白布袋里，布袋为长方形，有长条背带已经断裂，袋盖为三角形，尖端有铜质的搭扣。
　　此印印文为“灵宝中盟之印”，应该属于道教中的灵宝派法印，灵宝派为早期道教派别之一，由东晋末年葛巢甫在古《灵宝经》传授基础上进一步造作“灵宝”类经典之后所建。几乎所有关于法印的论述中，都会特别凸显“灵宝印”的地位。灵宝中盟的记载见于《上清灵宝大法》，其卷二七道：“本法止用灵宝大法司印，今既进品洞玄，佩中盟箓，行灵宝法，则职位已重，除拜章外，上而奏牍，下而关申、牒帖、行移、告文、符箓，三界十方之曹局，九州四海之冥司，九地、重阴、洞天、仙治、幽显所隶，并用灵宝大法司印，实本执法之信也，其可推以他。印也，应申奏、文状、方函并上下一体施用，惟章牍并章函用通章印而已，若遣章关牒亦用本执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