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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通州区金沙镇花家渡村的百岁老人张新甫,是我的表伯。我从记事起,就知道表伯是个教书先生。后来又听说表伯在抗战时期给南通县第一任县长梁灵光当过秘书。我当时对这些情况并不怎么在意,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自从退休参加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之后,通过学习抗战史,尤其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对梁灵光当年在南通地区战斗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表伯给梁灵光当秘书的情况我还不太知晓。我想,从抢救史料的角度来说,应该趁表伯健在,赶紧去采访。于是,我于2012年10月20日專门拜访了表伯。
那天,表伯半躺半坐在他当年参加县书法竞赛获奖得到的那张藤椅上。虽说是百岁高龄的老人了,可脑子很清醒,尤其是一双眼睛,不戴眼镜照样看书、看报。站在一旁的92岁的表伯母说,你伯伯耳朵听不见你说的话,眼睛好的,脑子也好的,你要同他说话就得写出来让他看,然后他说给你听或写给你看。就这样,我采访表伯用就采取了我一边在纸上写出提问的内容,一边请表伯用解答的方法进行。在那次采访中,我了解了很多有关表伯参加抗日斗争及他后来经历的有关情况。
表伯1913年4月6日出生。他28岁那年,也就是1940年11月,经朱伯阳(又叫朱锦春)介绍,到梁灵光处做秘书工作。当时,梁灵光任南通县政府县长。表伯说:“提起梁灵光,我不禁想起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激起我对他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的深深怀念。他待人和善、诚恳、工作踏实、打仗勇敢。”当时部队在北兴桥,县政府也设在那里。部队有两个团,表伯每天都要负责做好部队的有关工作。表伯说:“我没有武装,我主要是拿笔的。比如,梁灵光开会作报告,我帮他整理讲话稿,每天部队站岗用的口令,都由我先编出来,然后再秘密地送到各个连队。”当时,日军在北兴桥大肆扫荡,梁灵光宣布“我们要乡不离乡,村不离村,一定要在原地作坚决的斗争,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有一次,梁灵光叫表伯和他到南通去收集情报。他们从北兴桥县政府出发,梁灵光带了一支盒子枪,子弹上膛,叫了一部小车。由县政府向西到二窎,经过临港桥、兴仁、到南通。在南通城里由小石桥到十字街,再经西门牌坊到痘神殿有一个地下联络点,老板姓陈,家里开酒店。表伯和梁灵光见到酒店老板后,三人在一起接头办事。忽然有人喊,鬼子来了!向门外一看,果然有六个全部武装的鬼子,已经到店门口。此时,梁灵光急中生智,拿起酒壶就打起酒来,表伯也立刻坐到灶门口去烧火。鬼子看到他们之后,问老板他们是什么人,老板说是店里伙计。鬼子端着枪到处翻翻看看,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就走了。等鬼子走远后,他们立即乘车返回了北兴桥。
表伯说:“我娘去世时,我28岁,当时在北兴桥县政府工作。那是农历11月12日夜里,来了十多个土匪,是汉奸带来的,到我家破门而入,首先把我娘的小布衫脱了,用皮带抽了一阵之后,一汉奸对我娘说:‘你儿子是新四军,快把你儿子交出来,如果你不交,立刻把你打死。’我娘哪里肯交,越不交打得越凶,他们用绳子在我娘的颈部收紧,当时我娘就死了。我回来到房里看到我娘颈部很多绳印子,满身紫块。伤心呀!对这些汉奸、土匪,我真的有切齿仇恨。”说到这里,表伯大哭起来了,并说:“娘呀!您死得惨……每年的农历11月12日是我的‘母难日’,1999年农历11月12日,是我娘去世59周年,2011年农历11月12日,是我娘去世71周年,我都分别写过祭文,现在还放在我的枕头底下,我拿给表侄子看看。”
当时,正场属于西亭区,区长叫张竞成,生产乡乡长叫季尤善。鬼子驻在正场,鬼子通知每一个乡每天要去一个人到正场向他们汇报情况。领导研究决定,由表伯去生产乡。梁灵光吩咐他:“你白天在那儿,假装积极点儿,取得他们对你的信任,晩上回来把鬼子的情况向我汇报。”表伯说:“说实话,我对鬼子早就恨之入骨,哪里还积极得起来。鬼子说我工作不负责任,说我敷衍了事,所以,我被鬼子打耳光是常事。”
有一次,表伯和梁灵光去南通取情报,看见有一个鬼子向他们迎面走来。梁灵光从腰里拔岀手枪,对准鬼子就是一枪,把鬼子打死了,并很快叫人来把鬼子丟进了河里。表伯说:“当时看到鬼子血淋淋地躺在地上,脚还在动,我很害怕。梁灵光笑着对我说,你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太小,看到敌人还能心慈手软吗?”正场有个翻译姓胡,人们叫他胡翻译,记得他脚上经常穿一双红皮鞋,处处帮日本人说话,是个汉奸。表伯说:“这人月月向我们部队要钱,说是帮我们搞情报,要我们给他发工资。我把这一情况向梁灵光同志汇报之后,经研究,一天深夜,我们把这个汉奸叫了岀来,然后用绳子把他捆住丟进了河里。用这种方法将汉奸弄死叫做扎粽子。”
后来,梁灵光在带领部队渡江时要表伯留下来,临别时,梁灵光对表伯说:“我到江南之后,再写信和你联系,你在家乡继续工作。”表伯说:“他在梁灵光那里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可从那之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屈指一算,至今已有70年左右的时间了”。
新中国成立后,表伯带领群众搞生活,协助区公所收公粮,并负责本乡的扫盲工作,晚上组织农民学文化。因他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西亭区的嘉奖和表扬。后来,他看到村里的孩子读书要走很多的路,为了方便孩子读书,1953年经领导批准,他创办了一所小学——七房民办小学,设两个班,很受群众欢迎。1958年,因他家被错划为富农,房屋财产全部被没收,一家8口人借住人家的一间小草房。因无法生活,表伯母抱着小儿子到如东讨饭,夜里住在窑洞里。后来实在没有办法生活下去,表伯母只好在讨饭途中,把小儿子送给了如东花丰乡一个叫王卫星的农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表伯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戴着高帽子到处游乡、批斗,以致10年卧床不起。表伯说:“打倒‘四人帮’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广东当省长的梁灵光同志。他得知我的情况之后,非常重视,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南通县政府。南通县政府领导接到梁灵光同志的信之后,立即派人来调查,找我谈话,很快为我平反昭雪,落实了政策。”表伯年岁大了,我怕他激动的时间过长,会影响老人家的身体,就中断了采访。
谁知,在我采访表伯后不足5个月,也就是在2013年的3月14日,表伯就去世了。
(责任编辑 李赞庭)
那天,表伯半躺半坐在他当年参加县书法竞赛获奖得到的那张藤椅上。虽说是百岁高龄的老人了,可脑子很清醒,尤其是一双眼睛,不戴眼镜照样看书、看报。站在一旁的92岁的表伯母说,你伯伯耳朵听不见你说的话,眼睛好的,脑子也好的,你要同他说话就得写出来让他看,然后他说给你听或写给你看。就这样,我采访表伯用就采取了我一边在纸上写出提问的内容,一边请表伯用解答的方法进行。在那次采访中,我了解了很多有关表伯参加抗日斗争及他后来经历的有关情况。
表伯1913年4月6日出生。他28岁那年,也就是1940年11月,经朱伯阳(又叫朱锦春)介绍,到梁灵光处做秘书工作。当时,梁灵光任南通县政府县长。表伯说:“提起梁灵光,我不禁想起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激起我对他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的深深怀念。他待人和善、诚恳、工作踏实、打仗勇敢。”当时部队在北兴桥,县政府也设在那里。部队有两个团,表伯每天都要负责做好部队的有关工作。表伯说:“我没有武装,我主要是拿笔的。比如,梁灵光开会作报告,我帮他整理讲话稿,每天部队站岗用的口令,都由我先编出来,然后再秘密地送到各个连队。”当时,日军在北兴桥大肆扫荡,梁灵光宣布“我们要乡不离乡,村不离村,一定要在原地作坚决的斗争,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有一次,梁灵光叫表伯和他到南通去收集情报。他们从北兴桥县政府出发,梁灵光带了一支盒子枪,子弹上膛,叫了一部小车。由县政府向西到二窎,经过临港桥、兴仁、到南通。在南通城里由小石桥到十字街,再经西门牌坊到痘神殿有一个地下联络点,老板姓陈,家里开酒店。表伯和梁灵光见到酒店老板后,三人在一起接头办事。忽然有人喊,鬼子来了!向门外一看,果然有六个全部武装的鬼子,已经到店门口。此时,梁灵光急中生智,拿起酒壶就打起酒来,表伯也立刻坐到灶门口去烧火。鬼子看到他们之后,问老板他们是什么人,老板说是店里伙计。鬼子端着枪到处翻翻看看,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就走了。等鬼子走远后,他们立即乘车返回了北兴桥。
表伯说:“我娘去世时,我28岁,当时在北兴桥县政府工作。那是农历11月12日夜里,来了十多个土匪,是汉奸带来的,到我家破门而入,首先把我娘的小布衫脱了,用皮带抽了一阵之后,一汉奸对我娘说:‘你儿子是新四军,快把你儿子交出来,如果你不交,立刻把你打死。’我娘哪里肯交,越不交打得越凶,他们用绳子在我娘的颈部收紧,当时我娘就死了。我回来到房里看到我娘颈部很多绳印子,满身紫块。伤心呀!对这些汉奸、土匪,我真的有切齿仇恨。”说到这里,表伯大哭起来了,并说:“娘呀!您死得惨……每年的农历11月12日是我的‘母难日’,1999年农历11月12日,是我娘去世59周年,2011年农历11月12日,是我娘去世71周年,我都分别写过祭文,现在还放在我的枕头底下,我拿给表侄子看看。”
当时,正场属于西亭区,区长叫张竞成,生产乡乡长叫季尤善。鬼子驻在正场,鬼子通知每一个乡每天要去一个人到正场向他们汇报情况。领导研究决定,由表伯去生产乡。梁灵光吩咐他:“你白天在那儿,假装积极点儿,取得他们对你的信任,晩上回来把鬼子的情况向我汇报。”表伯说:“说实话,我对鬼子早就恨之入骨,哪里还积极得起来。鬼子说我工作不负责任,说我敷衍了事,所以,我被鬼子打耳光是常事。”
有一次,表伯和梁灵光去南通取情报,看见有一个鬼子向他们迎面走来。梁灵光从腰里拔岀手枪,对准鬼子就是一枪,把鬼子打死了,并很快叫人来把鬼子丟进了河里。表伯说:“当时看到鬼子血淋淋地躺在地上,脚还在动,我很害怕。梁灵光笑着对我说,你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太小,看到敌人还能心慈手软吗?”正场有个翻译姓胡,人们叫他胡翻译,记得他脚上经常穿一双红皮鞋,处处帮日本人说话,是个汉奸。表伯说:“这人月月向我们部队要钱,说是帮我们搞情报,要我们给他发工资。我把这一情况向梁灵光同志汇报之后,经研究,一天深夜,我们把这个汉奸叫了岀来,然后用绳子把他捆住丟进了河里。用这种方法将汉奸弄死叫做扎粽子。”
后来,梁灵光在带领部队渡江时要表伯留下来,临别时,梁灵光对表伯说:“我到江南之后,再写信和你联系,你在家乡继续工作。”表伯说:“他在梁灵光那里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可从那之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屈指一算,至今已有70年左右的时间了”。
新中国成立后,表伯带领群众搞生活,协助区公所收公粮,并负责本乡的扫盲工作,晚上组织农民学文化。因他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西亭区的嘉奖和表扬。后来,他看到村里的孩子读书要走很多的路,为了方便孩子读书,1953年经领导批准,他创办了一所小学——七房民办小学,设两个班,很受群众欢迎。1958年,因他家被错划为富农,房屋财产全部被没收,一家8口人借住人家的一间小草房。因无法生活,表伯母抱着小儿子到如东讨饭,夜里住在窑洞里。后来实在没有办法生活下去,表伯母只好在讨饭途中,把小儿子送给了如东花丰乡一个叫王卫星的农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表伯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戴着高帽子到处游乡、批斗,以致10年卧床不起。表伯说:“打倒‘四人帮’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广东当省长的梁灵光同志。他得知我的情况之后,非常重视,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南通县政府。南通县政府领导接到梁灵光同志的信之后,立即派人来调查,找我谈话,很快为我平反昭雪,落实了政策。”表伯年岁大了,我怕他激动的时间过长,会影响老人家的身体,就中断了采访。
谁知,在我采访表伯后不足5个月,也就是在2013年的3月14日,表伯就去世了。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