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努力过，也曾拼搏过，也曾玩命过，结局依然惨淡。2011年的中国足球一败涂地。国人不停追问，中国足球怎么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平心而论，以目前国足的实力，奥运会、世界杯出线几为幻想，提前出局是实至名归。以公认的亚洲二三流的水平，难获出线的结果也应可以接受。即使发挥好一点、运气好一点，也不过场面好看一点，或在出线的征途上多捱若干时日，将国人失望的怨气推后而已。以今日国足之表现，即使上天凭空送它几分进入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决赛圈，它又能怎么样呢？
　　实至而名归，国人本该坦然接受，怨愤和怒骂应属多余的情绪了？众声喧哗反倒成了无理取闹之举不成？不然，国人的不满实在是有理由。情绪的堆积全在于反差之巨，中国足球现时代落后于过往表现的巨大反差，低产出落后于高投入的巨大反差，悲惨结局落后于热切期望的巨大反差。无有如此巨大反差，国人也不会失望如斯了。
　　不消说昔日铿锵玫瑰奥运会、世界杯两度获亚军，在亚洲独步江湖的辉煌，即令男足也曾有1988年、2002年冲进奥运会、世界杯的灵光一闪(2008年国奥队借东道主之利直接晋级当不在此列)，晋级亚洲区决赛圈，与亚洲劲旅鏖战最后关头始功亏一篑的局面更屡屡出现。而如今小组赛即被淘汰，未曾结缘的当届世界杯、奥运会刚刚结束未有几日便与下届绝缘道声bye-bye，当然令国人难以接受。
　　在经济学乃至在人们的普遍心理中，收益和成本的核算总是联系一贯，如果说足球的投入不足而结局不佳则也罢了，却分明是拿着高工资、享受高待遇、吸引众商家，而收益却如此不成比例。有人曾推算举国体制下的奥运金牌的投入产出比，金牌的代价可谓高昂，但毕竟金灿灿的金牌放在那里足可补偿人心。足球的高投入没有高产出、中产出，难怪人们不愿做这冤大头了。更无须说除了物质投入，还有人们的情感投入。而高投入自然带来了高期望。
　　中国足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间国人并未稍减期望，说国人有足球情结也罢，说足球已成为国人的“心病”也罢，说国人的期望一厢情愿不切实际也罢，事实是国人对足球的梦想恒存，但恒存的梦想总成空，美梦总易为噩梦。
　　无论国人的足球情结何来，也无论这情结给国人带来几多痛苦，有此情结足可成为国人的幸事。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受诸神的惩罚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巨石因自身的重量从山顶滚落下去，西西弗走下山去，重新把巨石推上山顶，西西弗的命运由此而定。足球对于国人，恰如西西弗的巨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次次无效的抗争恰显示了民族心理中潜在的力、潜在的美。
　　体育乃人类专意创设的虚拟世界，它是现实世界的理想化，是人类公平公正理想的最后乐园。“在人生与社会中，你永远也找不到田径场上同一条起跑线，足球场上一边11人这样的公平竞争”(郑也夫，游戏人生)。体育是人生的完美模拟，是现实的理想化缩影，如果说现实坚硬如石，体育则优美如画。
　　而足球运动，作为唯一用脚来控制球的运动项目，因其粗野与精巧、大场面与小场面、长时间与一瞬间、战略与战术、实力与运气的妙然天成(郑也夫，游戏人生)，成为运动之王，吸引全球各国民众趋之若鹜，虽万难而不悔。足球场内外，无不淋漓尽致地体现个体的品质和民族的深层根性。如果说体育是社会的缩影，足球足可称为社会的标本。
　　就中国足球征战国际比赛而言，悬置最后的结果不言，回到不懈追求本身，屡战而屡败，屡败而屡战，看似荒谬，实则足具打动人心的力量。面对虚无的世界，人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它加上了终极意义。加缪如此描述荒谬，“在人的心灵中充满着执着的希望”，“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加缪，西西弗的神话)。与之神似，中国足球的屡败屡战恰以屡战屡败为基础，正因屡战屡败中展现的义无反顾的激情，让中国人以中国足球的方式对现实说“是”。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价值的东西是毁灭了，但悲剧的净化作用正证明了悲剧的力量。尼采用狂暴的，不知疲倦、不知满足的酒神精神给他的悲观主义赋予了一种乐观主义的亮色，命运固然可悲，人生诚然痛苦，但正视痛苦，勇敢接受命运的挑战，始能在悲壮的痛苦中显出生命的坚强。
　　张洪潭先生认定体育的本质为“永无止境地强化体能”，认定体育的本质恰为叔本华哲学中“盲目而不可遏止的冲动”的人性的一种映射。而屡屡无功而返却又义无反顾地重新踏上征程的中国足球，不也准确诠释了体育乃至人性的本质吗？
　　人们要生存，首先要解决吃穿住，即首先要满足物质需要，而人之所以超拔于动物界而为人，就在于人的精神需要，在于人把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并使之成为人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
　　足球和体育的其他项目一样，是人类社会“无用”的成分，而人类如此执着于无关物质生产和直接生存的这一面，恰如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所表征的那样，人类通过不懈的精神追求而达到了无限对有限超越的自由状态。
　　中国足球是存在着问题，且问题多多。在这些问题的诸成分中，有些是体育独有的，有些则是与社会共有的。“各个民族、国家在竞技体育中的不同表现曲折地反映了不同的社会体制、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格”(郑也夫，游戏人生)。更因社会其他领域的隐蔽和模糊，而体育的所有过程和结果无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现，因而体育相对其他领域更为直接和更为透彻地反映着社会体制、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格，当然也更为直接和更为透彻地反映着民族和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诸多缺陷。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足球的批评汹涌如潮，对其黑暗面的暴露累累如山，谩骂和诋毁更是随时随处可见可闻，种种揭批随国足在每次重大赛事的失利而呈周期性的集中爆发，随2009年和2010年足坛反赌打黑风暴中众多足协官员、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俱乐部官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步入高墙大狱而至高潮。说中国足球成为国人的“撒气筒”、“公共痰盂”亦不为过。难道说相对于中国社会其他领域，中国足球就更加落后、低质、低效和腐败吗？与其说中国足球缺陷多多，莫如说相对于其他领域中国足球的缺陷是暴露多多罢了。
　　暴露缺陷才有改善的机会。而自从近代体育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社会的民主、科学进程也自然因之多有改观，这些改观或因正向的开廓或引导，或因负向的揭批或暴露。近些年来，足球作为体育领域最先踏入改革进程的运动项目，作为体育改革的排头兵，不仅为体育的改革，也为整个社会的改革进行着积极的探索，而其吸引广大民众的极力关注，哪怕是讥讽乃至谩骂也未必没有积极意义。诚如张洪潭先生所言，“足球的堕落令人愤慨，但足球的改革也恰可成为国家整体改革的契机和切入点。”(张洪潭. 南非世界杯人文联想. 体育与科学，2011年第2期)
　　正如中国社会的民主和科学不可一蹴而就那样，中国足球的健康有序发展也难以在一朝一夕间达成。从中国近代史发展来看，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成为鲜明的线索，中国文化一直是在和世界各种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论争和交流中发展流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拿来主义”、“全盘西化”等等莫不是此种互动的明证，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风雨飘摇。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指出的，“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中国足球无疑也是中国社会主动应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足球对中国作为外来文化的一个成分，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也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历史。它不仅是一部任人侮辱、宰割、蹂躏的血泪历史，更是一部努力回到历史现场，作为积极回应和悲壮失利的历史。
　　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让世界满足自己(列宁语)。理想当然是现实的投射，但理想之所以是理想，恰在于它的超拔现实，因而通向理想的路程注定是艰难曲折的。屡战而屡败、屡败而屡战的中国足球以它蹒跚的步履和含泪的悲歌昭示着某些微弱然而顽固的希望。理想的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的理想，将理想的中国足球在某个时刻变为现实，必将是中国足球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理想。
　　中国足球的命运如此，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嚼得菜根，则百事可为，到中国人踢得好足球的那天，也许他们在其他方面也会无往而不胜。
　　为中国足球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