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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3至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职业教育再一次成为新一轮公众关注的教育热点。对此，不同的专家学者都有其各自独到见解。
熊丙奇：不能片面坚持就业导向
人物简介：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教育》旬刊：从总体上来看，您认为职业教育的方向对吗？
熊丙奇：发展职业教育的教育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职业教育所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很复杂。
《教育》旬刊：那么如何才能促进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呢？
熊丙奇：围绕技能培养构建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要坚持就业导向，这没有错。但是坚持就业导向，不是让学生一进学校就去“就业”，不是片面追求“就业率”，而是应该培养学生的就业技能。只关注招生规模和就业去向的职业教育，最终可能让学生接受“有职业无教育”的职业教育，这并未实现受教育者职业技能的提高，也无益于整个国家人力资源的优化，更难以向大量技术岗位提供高素质的实用技能人才，这是偏离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培养学生有一技之长的就业能力，是发展职业教育的本质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职业教育学校准确定位、科学设置职业教育内容与职业教育环节，形成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的紧密衔接和相互补充。
建立职业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竞争，还存在无序状态。职业教育吸引生源，依靠的不是职业教育本身的质量和品牌，而是一些“宣传攻势”，有的甚至用“传销”手段。这不是长久发展职业教育的道路，影响的恰恰是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品牌。建立职业教育的竞争机制，必须进一步透明职业教育的办学过程，向社会公布职业教育学校的招生标准、职业教育学生的资助政策、职业教育学校的办学情况、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去向。不透明的办学，必然导致职业教育的鱼目混珠现象，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不能为了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而放任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让家长和学生在不清楚办学情况下受骗上当。
在职业教育中实施教育券制度。目前通过学校向学生发放国家资助金的政策，不但可能出现学校克扣国家资助金的问题，还不利于职业教育学校间的竞争。国家可以通过给职业教育学生教育券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学生可以得到真正的好处，而学校也无法赚“政策钱”，更可促使职业教育真正关心教育质量。在国家对所有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均实行免费后，实施教育券制度的意义，就更为重大。
严格审查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企业的教育资格。根据我国的国情，充分利用城市和东部地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大力推进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的联合招生、合作办学工作，十分必要。但是，要避免合作办学中的“劳务输出”变调，必须对长期接受学生进行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的合作办学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在国外职业教育发展中，不少企业也介入职业教育，但是，这些企业必须具有职业教育的能力。我国目前有的接受学生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的企业，本身就存在经常让员工加班、使用童工等用工不规范、不合法的问题。近年来曝光的大批未成年学生被组织超时工作的问题，大多发生在这些企业。这样的企业，其实应该排除在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机构之外。还有的企业，能让学生做的是强体力劳动、技术简单的活，根本无法培养所谓的专业技能，让学生们去这些企业顶岗实习，实则是让这些企业大赚廉价劳动力的钱。
杨东平：中职观念需改变
人物简介：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
《教育》旬刊：您长期以来也在关注着中国的教育，那么您对最近升温的“职业教育”怎么看？
杨东平：当下，在不少地区，上中职是没有进入普高之后的无奈选择，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中职教育规模已经达到在校生2238.50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7.78%。一直以来，免费就不是学生选择中职的主要因素。但这并非学生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中考招生计划安排使然。按照国家的部署，各地在中考招生中必须按1：1制订普高计划与中职的计划。如此一来，没有达到普高分数线的学生也就只有选择中职了。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有的中职继续开办普高班，其办学目标，还是针对高考，所谓中职“普高化”。
我国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发展中职教育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但却没有妥善解决社会对中职的认同度低的问题，多年前，中职就被认为是“差生集中营”，近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但中职发展仍存在三方面问题。其一，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仍旧低人一等，具体表现为中职招生，通常安排在普通学校之后；其二，职业教育毕业学生，在求职中，学历受到歧视，如果要进一步深造，“过低”的中职学习经历，也成为障碍；其三，中职学校自身没有办学特色，甚至有些学校的教育，在举办者追求眼前利益的情况下严重“空心化”，这导致很多学生及其家长不相信中职。本来，如果中职办出特色，学生能学到一门技术，再以过硬的技术找到一份薪资不错的工作，这是可以改变社会对中职的认识的。一些中职学校也确实因为办学定位清晰、学生出路不错，受到欢迎。
有意思的是，存在教育“空心化”的中职学校，有不少在国家推出免费政策之前，就已经实行“免费”，他们告诉学生，选择中职，不用缴纳学费，也不用出生活费，非但如此，还要给学生钱，并承诺包分工作。学生进中职后，也确实没缴学费，每月拿到几百元报酬，今后的工作也不愁，可是，他们却觉得自己没有接受什么教育，反而对其十分不满。原来，他们一进校，就被校方以“顶岗实习”之名，派到一些工厂做廉价劳动力，学校的角色俨然成为“民工中介”，不是办学而是做生意。按照这一模式，国家投入大量的经费举办中职，却难以培养出新一代的技术工人。对于中职学校的这些做法，教育部曾明令禁止，不得组织低年级中职生“顶岗实习”，但不时还是有学校违规安排中职生实习，侵犯中职生权益的新闻曝出。 《教育》旬刊：那么您对职业教育的前景有何预期呢？
杨东平：要让中职健康发展，在我看来，必须抓好三个环节。首先，取消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政策、制度，让职业教育成为与普通教育平行发展的一类教育，而不是比普通教育低一个层次的教育，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建立互相课程、学分互认。其次，给予职业学校办学自主权，同时赋予受教育者充分选择教育的权利，目前国家采取计划的方式，“分流”学生进入中职，这貌似保护了职业教育，但其实一方面造成职业学校的惰性，另一方面导致受教育者缺乏对职业教育的感情，只有让职校和学生双向选择，才能让职业教育发展走上正途。最后，政府部门必须保障职校的投入，让学校有合格的师资和良好的实习实训条件，同时监管职业学校依法办学，切实维护受教育者的权益。当前，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发文，要求职校组织学生必须到某企业实习，这种做法只会助长学校的违规办学。在此基础上，再推行免学费政策、国家助学金政策，方可起到吸引农村生，促进中职健康发展的作用。
朱永新：加强行业参与
人物简介：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教育》旬刊：您对职业教育在宏观层面有什么见解？
朱永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存在很多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最直接的表现是培养的劳动者无论数量、质量， 还是结构都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旺盛需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职业教育要有生命力，必须是在政府的宏观管理下，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中介、协调、组织和服务作用，以行业为依托，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行业组织对职业教育的参与度严重不足，很多职业院校与行业组织的合作只是流于形式，甚至是挂一块牌子了事。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行业组织定位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法律不健全。目前我国的法律对行业组织的职责、权利界定不够清晰，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等社会事务的表述都较为笼统和模糊，行业组织和政府的权力边界划分不够清晰，缺乏对行业组织有效的监督和规范，导致实际运作中，政府该转出去的行政职能、公共服务职能没有转出去，转出去的行政职能、公共服务常常被当做行政权力滥用。
其次，政府留给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空间有限。2011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虽然提出要使行业企业在专业设置、课程教材建设和教学实习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在现实中，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权利还是牢牢的掌握在政府手中，行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
最后，行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我国的行业组织包括有行政职能的行业组织、大型企业牵头的行业组织、政府部门管理机构改革转制形成的行业组织、市场中自发形成的行业组织等几种不同类型。由于其历史和形成方式不同，各类行业组织能力差异较大，许多行业组织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在行业内缺乏权威性，没有能力制定行业技能标准、指导行业职业教育发展；有些行业组织热衷于评优颁奖、排座次并以此牟利，公益之心淡薄而江湖气息浓重，缺乏规范的管理；很多行业协会资源贫乏、经费困难，连维持自身运作都捉襟见肘，更没有能力去主动参与行业职业教育的发展。
《教育》旬刊：那您对职业教育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朱永新：建议是有的，但关键还是要看贯彻效果。通过立法明确行业组织的地位和参与职业教育的责权利。将预测行业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制定行业相关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开发行业内职业教育相关专业、课程、教材，培训师资，评估职业学校等纳入行业组织的职责范畴。赋予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职教准入标准，进行行业职教资格认定的权力。只有明确了行业组织的独立地位和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权力，才能使其摆脱政府的束缚，充分发挥自身源自行业、贴近行业的优势，真正代表行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以行业企业代表的身份实施或参与职业教育。
政府简政放权，依法落实职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留出空间。将招生、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和人才培养的自主权交还给学校，使其能够直接面对行业组织和企业的需求导向，直接与行业组织和企业的资源支撑、服务能力相对接。如此以来，职业教育不仅为行业和企业提供优质人力资源，甚至能为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提供平台，产学融合、校企合作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生命力。
加强对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引导、鼓励和监督。政府应加强对行业组织实施、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扶持，对所有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业组织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给予财政支持；根据行业组织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程度和效果，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强化监督，建立行业组织问责机制，规范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行为，加大资格鉴定、证书发放、资金使用等环节的监管力度。
熊丙奇：不能片面坚持就业导向
人物简介：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教育》旬刊：从总体上来看，您认为职业教育的方向对吗？
熊丙奇：发展职业教育的教育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职业教育所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很复杂。
《教育》旬刊：那么如何才能促进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呢？
熊丙奇：围绕技能培养构建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要坚持就业导向，这没有错。但是坚持就业导向，不是让学生一进学校就去“就业”，不是片面追求“就业率”，而是应该培养学生的就业技能。只关注招生规模和就业去向的职业教育，最终可能让学生接受“有职业无教育”的职业教育，这并未实现受教育者职业技能的提高，也无益于整个国家人力资源的优化，更难以向大量技术岗位提供高素质的实用技能人才，这是偏离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培养学生有一技之长的就业能力，是发展职业教育的本质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职业教育学校准确定位、科学设置职业教育内容与职业教育环节，形成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的紧密衔接和相互补充。
建立职业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竞争，还存在无序状态。职业教育吸引生源，依靠的不是职业教育本身的质量和品牌，而是一些“宣传攻势”，有的甚至用“传销”手段。这不是长久发展职业教育的道路，影响的恰恰是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品牌。建立职业教育的竞争机制，必须进一步透明职业教育的办学过程，向社会公布职业教育学校的招生标准、职业教育学生的资助政策、职业教育学校的办学情况、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去向。不透明的办学，必然导致职业教育的鱼目混珠现象，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不能为了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而放任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让家长和学生在不清楚办学情况下受骗上当。
在职业教育中实施教育券制度。目前通过学校向学生发放国家资助金的政策，不但可能出现学校克扣国家资助金的问题，还不利于职业教育学校间的竞争。国家可以通过给职业教育学生教育券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学生可以得到真正的好处，而学校也无法赚“政策钱”，更可促使职业教育真正关心教育质量。在国家对所有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均实行免费后，实施教育券制度的意义，就更为重大。
严格审查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企业的教育资格。根据我国的国情，充分利用城市和东部地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大力推进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的联合招生、合作办学工作，十分必要。但是，要避免合作办学中的“劳务输出”变调，必须对长期接受学生进行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的合作办学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在国外职业教育发展中，不少企业也介入职业教育，但是，这些企业必须具有职业教育的能力。我国目前有的接受学生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的企业，本身就存在经常让员工加班、使用童工等用工不规范、不合法的问题。近年来曝光的大批未成年学生被组织超时工作的问题，大多发生在这些企业。这样的企业，其实应该排除在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机构之外。还有的企业，能让学生做的是强体力劳动、技术简单的活，根本无法培养所谓的专业技能，让学生们去这些企业顶岗实习，实则是让这些企业大赚廉价劳动力的钱。
杨东平：中职观念需改变
人物简介：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
《教育》旬刊：您长期以来也在关注着中国的教育，那么您对最近升温的“职业教育”怎么看？
杨东平：当下，在不少地区，上中职是没有进入普高之后的无奈选择，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中职教育规模已经达到在校生2238.50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7.78%。一直以来，免费就不是学生选择中职的主要因素。但这并非学生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中考招生计划安排使然。按照国家的部署，各地在中考招生中必须按1：1制订普高计划与中职的计划。如此一来，没有达到普高分数线的学生也就只有选择中职了。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有的中职继续开办普高班，其办学目标，还是针对高考，所谓中职“普高化”。
我国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发展中职教育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但却没有妥善解决社会对中职的认同度低的问题，多年前，中职就被认为是“差生集中营”，近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但中职发展仍存在三方面问题。其一，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仍旧低人一等，具体表现为中职招生，通常安排在普通学校之后；其二，职业教育毕业学生，在求职中，学历受到歧视，如果要进一步深造，“过低”的中职学习经历，也成为障碍；其三，中职学校自身没有办学特色，甚至有些学校的教育，在举办者追求眼前利益的情况下严重“空心化”，这导致很多学生及其家长不相信中职。本来，如果中职办出特色，学生能学到一门技术，再以过硬的技术找到一份薪资不错的工作，这是可以改变社会对中职的认识的。一些中职学校也确实因为办学定位清晰、学生出路不错，受到欢迎。
有意思的是，存在教育“空心化”的中职学校，有不少在国家推出免费政策之前，就已经实行“免费”，他们告诉学生，选择中职，不用缴纳学费，也不用出生活费，非但如此，还要给学生钱，并承诺包分工作。学生进中职后，也确实没缴学费，每月拿到几百元报酬，今后的工作也不愁，可是，他们却觉得自己没有接受什么教育，反而对其十分不满。原来，他们一进校，就被校方以“顶岗实习”之名，派到一些工厂做廉价劳动力，学校的角色俨然成为“民工中介”，不是办学而是做生意。按照这一模式，国家投入大量的经费举办中职，却难以培养出新一代的技术工人。对于中职学校的这些做法，教育部曾明令禁止，不得组织低年级中职生“顶岗实习”，但不时还是有学校违规安排中职生实习，侵犯中职生权益的新闻曝出。 《教育》旬刊：那么您对职业教育的前景有何预期呢？
杨东平：要让中职健康发展，在我看来，必须抓好三个环节。首先，取消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政策、制度，让职业教育成为与普通教育平行发展的一类教育，而不是比普通教育低一个层次的教育，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建立互相课程、学分互认。其次，给予职业学校办学自主权，同时赋予受教育者充分选择教育的权利，目前国家采取计划的方式，“分流”学生进入中职，这貌似保护了职业教育，但其实一方面造成职业学校的惰性，另一方面导致受教育者缺乏对职业教育的感情，只有让职校和学生双向选择，才能让职业教育发展走上正途。最后，政府部门必须保障职校的投入，让学校有合格的师资和良好的实习实训条件，同时监管职业学校依法办学，切实维护受教育者的权益。当前，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发文，要求职校组织学生必须到某企业实习，这种做法只会助长学校的违规办学。在此基础上，再推行免学费政策、国家助学金政策，方可起到吸引农村生，促进中职健康发展的作用。
朱永新：加强行业参与
人物简介：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教育》旬刊：您对职业教育在宏观层面有什么见解？
朱永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存在很多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最直接的表现是培养的劳动者无论数量、质量， 还是结构都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旺盛需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职业教育要有生命力，必须是在政府的宏观管理下，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中介、协调、组织和服务作用，以行业为依托，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行业组织对职业教育的参与度严重不足，很多职业院校与行业组织的合作只是流于形式，甚至是挂一块牌子了事。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行业组织定位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法律不健全。目前我国的法律对行业组织的职责、权利界定不够清晰，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等社会事务的表述都较为笼统和模糊，行业组织和政府的权力边界划分不够清晰，缺乏对行业组织有效的监督和规范，导致实际运作中，政府该转出去的行政职能、公共服务职能没有转出去，转出去的行政职能、公共服务常常被当做行政权力滥用。
其次，政府留给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空间有限。2011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虽然提出要使行业企业在专业设置、课程教材建设和教学实习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在现实中，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权利还是牢牢的掌握在政府手中，行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
最后，行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我国的行业组织包括有行政职能的行业组织、大型企业牵头的行业组织、政府部门管理机构改革转制形成的行业组织、市场中自发形成的行业组织等几种不同类型。由于其历史和形成方式不同，各类行业组织能力差异较大，许多行业组织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在行业内缺乏权威性，没有能力制定行业技能标准、指导行业职业教育发展；有些行业组织热衷于评优颁奖、排座次并以此牟利，公益之心淡薄而江湖气息浓重，缺乏规范的管理；很多行业协会资源贫乏、经费困难，连维持自身运作都捉襟见肘，更没有能力去主动参与行业职业教育的发展。
《教育》旬刊：那您对职业教育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朱永新：建议是有的，但关键还是要看贯彻效果。通过立法明确行业组织的地位和参与职业教育的责权利。将预测行业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制定行业相关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开发行业内职业教育相关专业、课程、教材，培训师资，评估职业学校等纳入行业组织的职责范畴。赋予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职教准入标准，进行行业职教资格认定的权力。只有明确了行业组织的独立地位和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权力，才能使其摆脱政府的束缚，充分发挥自身源自行业、贴近行业的优势，真正代表行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以行业企业代表的身份实施或参与职业教育。
政府简政放权，依法落实职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留出空间。将招生、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和人才培养的自主权交还给学校，使其能够直接面对行业组织和企业的需求导向，直接与行业组织和企业的资源支撑、服务能力相对接。如此以来，职业教育不仅为行业和企业提供优质人力资源，甚至能为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提供平台，产学融合、校企合作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生命力。
加强对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引导、鼓励和监督。政府应加强对行业组织实施、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扶持，对所有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业组织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给予财政支持；根据行业组织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程度和效果，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强化监督，建立行业组织问责机制，规范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行为，加大资格鉴定、证书发放、资金使用等环节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