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峰会期间，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接受本刊记者专访，就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关系、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激励等提出个人观点，并对山东的新旧动能转换做出了建议。
　　对于媒体和社会大众而言，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勝军并非陌生角色。
　　刘胜军在新浪微博的名字叫做“刘胜军改革”，个人简介这样写道：中国改革再出发。他是个“微博控”，几乎每天能发十条微博，从疫苗问题到中美贸易战，从趣店K线到贪官落马，阅读下来，可见其思维之活跃、见解之独到。目前，他拥有微博粉丝200万，且数字持续增长中。
　　微博之外，他开辟了名为“刘胜军微财经”的微信公号，虽非每日必更，却常有万字雄文。他对自己的定义是“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因此每每直面问题，从不讳言。有意思的是，公号的招聘栏目，又特意注明“领导很nice”，似乎有意“挽尊”言辞犀利的日常形象。
　　刘胜军表示，伴随着成本优势、规模优势的丧失以及边际投资回报率的递减，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高投入+政府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转而向创新、消费、城镇化寻求动力。
　　在这一背景下，经济的增长由要素驱动、效率驱动过渡到创新驱动。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互联网对经济的渗透、改造和颠覆越来越明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创新效率和观念的革新，将是山东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金融如何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齐鲁周刊》：在很多人看来，新旧动能转换更多是产业问题，和金融关系不大。
　　刘胜军：从根本上讲，任何产业和投资的发展都需要钱，社会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就是钱的流向出了问题，钱的流向出问题就是金融出现问题。所以金融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非常大。
　　新旧动能转换一方面是摆脱低成本低质量的改革，另一方面是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两方面转变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创新”，而创新除了需要科技技术进步，还需要企业家精神。
　　《齐鲁周刊》：金融怎样才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或者说金融怎样才能配合创新？
　　刘胜军：我想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从间接到直接融资。中国银行过度发达，资本市场先天发育不良，要实现这个转变，最重要的是落实IPO注册制改革。也就是说，企业上市要投资者说了算，而不是发审委说了算。
　　第二个我们的银行要为中小微服务，也提高为其服务的能力。第三是要控制资产价格的泡沫。让企业从迷恋金融投机的短期信贷中摆脱出来，回到创新创业的正路上来，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四就是减少资源的错位。这种错位主要有两方面表现，一是资源错配于僵尸企业；二是国进民退，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大大低于民营企业，按照金融的市场化原理，整个社会贷款应该更多的给民营企业。但我们看到一个数字，2016年国企拿到了新增企业贷款的78%。而创造2/3GDP的民营企业只拿到了17%。
　　银行业和实体经济是相互影响的，这些都是金融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金融要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创新，我想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金融改革。
　　《齐鲁周刊》：金融改革具体改什么？
　　刘胜军：这里我提四个任务，通过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化；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实行IPO注册制等措施，同时搭配大规模减税逐渐恢复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以及为地方政府和银行制定“KPI”等配套措施，加速金融改革，实现金融改革创新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但要注意的是实体经济回报率与地方政府、银行的“激励”以及对中小企业加大投资力度等问题。
　　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
　　《齐鲁周刊》：您刚刚提到，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近十多年来，企业家精神被业界频繁提出。其涵义是否存在迭代和进化？
　　刘胜军：从学术上讲，企业家精神主要有两部分组成。第一是承担风险，没有敢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第二是创新，企业家从事的是“创造性破坏”的工作，而创新的实质是做不同的事，而非将已经做过的事做得更好。真正的创新要靠企业家整合各种生产要素以及资源。马云虽然不懂技术，但他将不同领域的技术人才凝聚到阿里巴巴的平台上，阿里巴巴变成为一个庞大的创新机器。
　　中国的企业家也有进化的过程。第一代企业家如年广久等，承担时代所特有的政治风险，最终创立企业；第二代企业家在中国的发展大势中崛起，如各大地产商；新一代企业家赶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风口，时代对他们创新能力的要求也更高。我们看到，新一代企业家大多是80、90，甚至00后。我们需要承认自然规律，随着年龄提高，对新事物接受程度也有所减弱，这就需要企业家不断培养创新的本领。
　　《齐鲁周刊》：从制度设计方面应该如何保障企业家精神？
　　刘胜军：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就必须提高“正向激励”：最重要的是保护企业家的产权，孟子云“有恒产者有恒心”；减少行政审批，为企业家精神松绑；破除各种垄断，真正公平竞争。还必须减少“负向激励”：只有政府的资源支配权减少了，才能减少寻租和腐败。
　　山东转型的关键
　　《齐鲁周刊》：您是山东人，近年对家乡颇多关注。对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有何直观感受？
　　刘胜军：首先，刘书记在年初的新旧动能转换动员会上列举了一系列山东与南方的对比数据，可谓当头一棒。我作为山东人，在想象中山东也不至于如此落后，而数据的对比颇为震撼，也很及时。
　　再者，全国都在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山东独具代表性。中国经济地域特色明显，从南向北，产业结构愈加不合理。山东是大工业省，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南北交接处，当然文化上更偏北方一些，但可以看做是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典型代表。
　　第三，每个省份都有过去。山东在排浪式消费时期享受到诸多红利，青岛至今是家电重镇。但今天中国消费结构变化、产业不断升级，趋势是从物质和产品消费向体验经济过渡，这就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更重要的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互联网技术促进下，新的商业模式快速涌现，山东在这一历史阶段与南方诸省拉开了差距。山东要迎头赶上，这也需要依靠企业家精神。
　　《齐鲁周刊》：对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有何建议？
　　刘胜军：山东转型的关键，要有富有远见的领导，要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还要有观念的革新。比如充分挖掘儒家文化中真正激发企业家精神的精华，而不是被一些传统观念和条条框框所束缚，企业家需要进一步思想解放。同时公众要适当降低期望值。新旧动能转换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观念的革新，刘书记抛出问题、敲醒公众，已经是历史性贡献。
　　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创新转型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目前山东出现的不少问题并非新问题，而是制度顽疾。所谓“三分制度、七分执行”，新旧动能转换除了思想的转变，还需要从每一个案件、每一项政策、每一项法律的细节做起。行胜于言，有时一个案件的影响超过一厚摞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