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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板基督徒”设法把一个职业群体与信仰群体整合起来的时候，一个职业共同体也建设起来，通过使用职业共同体的途径重建社会规范、社会信任乃至社会信仰。
2008年,“5·12”地震一个月后，温州20多位基督徒企业家每人出资10万元，一起成立了浙江省华福慈善基金会。华福慈善基金会成为中国基督教企业家中第一个私募基金。这个基金会的背景是“温州企业家团契”，原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地信仰基督教的企业家们“共享资源，分享经验，心灵痛苦的时候互相抚慰”。
这时，距离1866年 9 月，苏格兰人曹雅直（George Stott）来到温州传教，已过了146年。作为有传教士活动的地区之一，许多温州人都有家庭信教背景。
并没有官方数据佐证温州基督教信徒的具体数量，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助理教授曹南来博士在温州基督教研究专著《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中提到，有估计认为，温州有约一百万基督教徒以及超过两千家教堂。据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估计，“大约10%-15%的温州人信仰基督教”。
“老板基督徒”
2005年，陈村富出版了著作《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一书，他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用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详尽地讲述了温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基督教发展，在书中，他提出来了“老板基督徒”这一说法。他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过去的农民教徒群体、城市街道教徒群体外，温州正在出现一个以“老板教徒”为主的新兴教徒群体。这些老板基督徒类似于14至15世纪欧洲新兴城市形成时的市民，所以也可称之为“市民身份基督徒”。
陈村富对温州市四个教堂进行了调研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个体经营者(俗称老板)和大公司、企业高层人士增长很快，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礼拜人数的50% 上下。
华福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蔡小林就是“老板基督徒”之一。蔡小林说，在温州他不算是大老板，只是“中等商人”。
1977年，15岁的蔡小林接受洗礼。他在温州经营一家鞋材企业，在上海又开办一个公司。他进入温州皮鞋产业的时间很早，从下班后的自家作坊开始，后来停薪留职，同时他要参加礼拜、聚会和讲道。
那时候温州的制造业刚刚兴起，经济模式正式以低档次、赶订单的状态发展，每当客户下订单，温州的皮鞋作坊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制出来。蔡小林回忆，“制造业利润不高，很多人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就转到了其他产业——很多人做了十年十几年的企业，不如家里人炒两三年房赚回来，做实业没法赚那么多。”但实业可以解决就业，为国家创造税收，“我希望员工在这里过得快乐，其乐融融地工作。”蔡小林的企业在温州每年都是明星企业，企业里90%都是外来民工。
在企业里，蔡小林被称为“老师”而不是“老板”，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人格同等”，“我也给他们上课，我也是传道人，会讲一些信仰，比如如何做人。”
2008年6月，蔡小林参与组建了浙江省华福慈善基金会，9月，他们与四川省扶贫基金会合作，策划了“爱在冬天”公益活动，捐赠十万余件羊毛衫送往四川青川、绵竹、北川等地。
基督徒参与的公益
在温州，2008年成立的华福慈善基金会是第一家基督徒成立的基金会，目前，也有另一家基督教背景的慈善基金会处于起步阶段。成立近四年的华福先后筹划了川震救济、首创眼角膜基金等大型活动，在当地积累了很大的知名度。
“基督徒参与公益，目的很纯洁，没有什么商业目的，参与的基督徒企业家都做跟自己行业无关的公益活动。”他认为，如今不少传统和大型基金会暴露出来的体制漏洞和丑闻，卷入商业利益，说明了二者的区别，基督徒行善，依靠自己的信仰来把关。
“除了第一年的‘十万冬衣’金额大些以外，每年都是一百多万的善款，企业家成员自己补贴管理成本，但是今年开始有了两名全职工作人员。”在雇佣全职工作人员以前，华福慈善基金会倡导“零费用”的管理模式，每一笔管理费都由理事们自掏腰包，此前的财务审计报告中，一年的管理费用只有1万多元。
“明眸工程”是基金会参与的第二项大型活动。触发他们参与的契机是另一个传教士的创奇故事。在贵州石门坎流传着传教士伯格理的故事。1887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来到中国，在贵州石门坎建立教堂、开办学校。1915年，51岁的伯格理在席卷当地的传染病中把最后的药品让给苗族人，自己染病去世。去那里之前，蔡小林没有想到居然有很多年轻人眼睛都看不见。当问道为什么不去看病时，得到的回答让他很震惊，他们说，“我们没有钱。”
“很多年轻人有白内障，虽然基金会不大，大家都有意向去帮他们。” 看到不少人因为付不起两千元的治疗费用耽误了病情，眼睛慢慢看不见。华福慈善基金会开始“明眸工程”之后，蔡小林发现，有的人的病情已经不止是白内障，不少人的眼角膜已经损坏，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人造眼角膜。后来，华福开始做眼角膜库，“救治白内障的人很多，但是眼角膜严重稀缺”，蔡小林认为，主要是文化上的捆绑，不少人不愿意捐献眼角膜，“有时候即使老人同意捐献，子女也会反对”。
2009年11月，有20多名白内障患者通过华福慈善基金会的帮助复明。2010年4月，华福资助了云南昭通地区5例眼角膜手术。2010年起，蔡小林开始在教会里宣传眼角膜捐献，“我很有信心，中国有这么多基督徒，每当有基督徒去世，我就去参加追思礼拜，我认为基督徒完全可以做到。”
“如果中国的基督徒都能把自己有用的器官都捐出来，对中国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今年3月开始在教会里的宣讲计划，蔡小林希望，一年后可以完成100例眼角膜捐献，帮助一百个人重见光明，但他知道，中国还有好几百万人口在等待眼角膜。
2011年5月，华福慈善基金会启动“爱在光明：中国首个眼角膜复明基金”，目标是“致力打造中国最大的眼角膜捐献中心，推进中国眼角膜供体捐献，培训眼角膜移植医生，推进眼角膜捐献公益事业发展。” 老板的财富观
曾经流传一种说法，温州人是东方犹太人，因为基督徒人数多，温州也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但蔡小林并不认同，“温州人敬业、吃苦耐劳、抱团，敢为天下先，但是我们跟犹太人没法比，我们是非常浮躁的一个群体，骨子的文化沉淀很肤浅。”他认为，温州还只是小商人的社会，不论是做大企业还是要“成为犹太人”，“我们需要回归到文化和信仰的层面去反思。”
但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当“老板基督徒”设法把一个职业群体与信仰群体整合起来的时候，一个职业共同体也就得以建设起来了，甚至是在使用职业共同体的途径来重建社会规范、社会信任乃至社会信仰。
在陈村富的调查中，这些“老板基督徒”又是温州教会资产、教堂建设、教会管理的主力，他们财力雄厚、见识广，社会联系多，能量大，而他们处理财富也表现出了的特殊之处。他们也有赚钱的冲动，但“老板基督徒”能比较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去年下半年开始，温州遭遇了金融危机，有商人跑路、跳楼，不少企业资金紧张，对于依靠理事成员捐款的私募基金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尽管遭遇资金瓶颈，华福并不缺钱的来路，他们刚刚拒绝了一笔捐款。“很多人愿意捐钱给基金会，但我们要考察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周忠德告诉记者，“有的人为了商业目的，我们就回绝了，我们收钱非常谨慎。”周忠德很坦诚地说，“我们也很矛盾，但我们不能让基金会的名誉受损。”
周忠德在80年代离开国营单位开始下海经商，从温州到云南盈江靠近缅甸的地区做皮革生意，“第一桶金赚了6万块，当时的工资一般是几十块钱，赚回第一桶金，我买了很大的房子。”走南闯北不到十年，周忠德的很多愿望都实现了，“房子越住越大，越来越好。”周忠德感慨，“以前赚6万块觉得很幸福，但后来有各种各样的忧愁和烦恼。”2011年年，华福慈善基金会到了云南盈江，帮助当地白内障患者，“看到40多个孩子恢复光明，那种幸福感又来了。”
周忠德保持着记录的习惯，用文章记录每次参与公益活动的心得，谈起信仰对自己的影响，他说，“施比受更为快乐。”周忠德认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把大部分财产都捐献出去，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要理解这种行为，必须了解西方文化”，“一切的财富都是上天给你的机会，给你才能，给你恩赐，你白白拿到，又白白失去，因为这种文化怜悯穷人，上天会偿还你的。”
蔡小林的财富观和周忠德很相似，在商贾云集的温州，奢侈生活和享受形成了潮流，开豪车、住豪宅，赌博成为普遍的现象。“大家追求一种物质上的富裕，忽略了精神、品格和道德，”蔡小林认为，这些对财富的认识和管理，远远不够，企业主只是财富的管家，财富不属于你，管理者有责任管好财富，让财富增值，不能小富即安。
他说：“在财富方面，拼命赚钱，然后拼命去捐钱。这样，有钱人不会因为钱多而浪费，穷人不会因为没钱而没饭吃。”
2008年,“5·12”地震一个月后，温州20多位基督徒企业家每人出资10万元，一起成立了浙江省华福慈善基金会。华福慈善基金会成为中国基督教企业家中第一个私募基金。这个基金会的背景是“温州企业家团契”，原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地信仰基督教的企业家们“共享资源，分享经验，心灵痛苦的时候互相抚慰”。
这时，距离1866年 9 月，苏格兰人曹雅直（George Stott）来到温州传教，已过了146年。作为有传教士活动的地区之一，许多温州人都有家庭信教背景。
并没有官方数据佐证温州基督教信徒的具体数量，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助理教授曹南来博士在温州基督教研究专著《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中提到，有估计认为，温州有约一百万基督教徒以及超过两千家教堂。据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估计，“大约10%-15%的温州人信仰基督教”。
“老板基督徒”
2005年，陈村富出版了著作《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一书，他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用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详尽地讲述了温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基督教发展，在书中，他提出来了“老板基督徒”这一说法。他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过去的农民教徒群体、城市街道教徒群体外，温州正在出现一个以“老板教徒”为主的新兴教徒群体。这些老板基督徒类似于14至15世纪欧洲新兴城市形成时的市民，所以也可称之为“市民身份基督徒”。
陈村富对温州市四个教堂进行了调研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个体经营者(俗称老板)和大公司、企业高层人士增长很快，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礼拜人数的50% 上下。
华福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蔡小林就是“老板基督徒”之一。蔡小林说，在温州他不算是大老板，只是“中等商人”。
1977年，15岁的蔡小林接受洗礼。他在温州经营一家鞋材企业，在上海又开办一个公司。他进入温州皮鞋产业的时间很早，从下班后的自家作坊开始，后来停薪留职，同时他要参加礼拜、聚会和讲道。
那时候温州的制造业刚刚兴起，经济模式正式以低档次、赶订单的状态发展，每当客户下订单，温州的皮鞋作坊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制出来。蔡小林回忆，“制造业利润不高，很多人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就转到了其他产业——很多人做了十年十几年的企业，不如家里人炒两三年房赚回来，做实业没法赚那么多。”但实业可以解决就业，为国家创造税收，“我希望员工在这里过得快乐，其乐融融地工作。”蔡小林的企业在温州每年都是明星企业，企业里90%都是外来民工。
在企业里，蔡小林被称为“老师”而不是“老板”，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人格同等”，“我也给他们上课，我也是传道人，会讲一些信仰，比如如何做人。”
2008年6月，蔡小林参与组建了浙江省华福慈善基金会，9月，他们与四川省扶贫基金会合作，策划了“爱在冬天”公益活动，捐赠十万余件羊毛衫送往四川青川、绵竹、北川等地。
基督徒参与的公益
在温州，2008年成立的华福慈善基金会是第一家基督徒成立的基金会，目前，也有另一家基督教背景的慈善基金会处于起步阶段。成立近四年的华福先后筹划了川震救济、首创眼角膜基金等大型活动，在当地积累了很大的知名度。
“基督徒参与公益，目的很纯洁，没有什么商业目的，参与的基督徒企业家都做跟自己行业无关的公益活动。”他认为，如今不少传统和大型基金会暴露出来的体制漏洞和丑闻，卷入商业利益，说明了二者的区别，基督徒行善，依靠自己的信仰来把关。
“除了第一年的‘十万冬衣’金额大些以外，每年都是一百多万的善款，企业家成员自己补贴管理成本，但是今年开始有了两名全职工作人员。”在雇佣全职工作人员以前，华福慈善基金会倡导“零费用”的管理模式，每一笔管理费都由理事们自掏腰包，此前的财务审计报告中，一年的管理费用只有1万多元。
“明眸工程”是基金会参与的第二项大型活动。触发他们参与的契机是另一个传教士的创奇故事。在贵州石门坎流传着传教士伯格理的故事。1887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来到中国，在贵州石门坎建立教堂、开办学校。1915年，51岁的伯格理在席卷当地的传染病中把最后的药品让给苗族人，自己染病去世。去那里之前，蔡小林没有想到居然有很多年轻人眼睛都看不见。当问道为什么不去看病时，得到的回答让他很震惊，他们说，“我们没有钱。”
“很多年轻人有白内障，虽然基金会不大，大家都有意向去帮他们。” 看到不少人因为付不起两千元的治疗费用耽误了病情，眼睛慢慢看不见。华福慈善基金会开始“明眸工程”之后，蔡小林发现，有的人的病情已经不止是白内障，不少人的眼角膜已经损坏，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人造眼角膜。后来，华福开始做眼角膜库，“救治白内障的人很多，但是眼角膜严重稀缺”，蔡小林认为，主要是文化上的捆绑，不少人不愿意捐献眼角膜，“有时候即使老人同意捐献，子女也会反对”。
2009年11月，有20多名白内障患者通过华福慈善基金会的帮助复明。2010年4月，华福资助了云南昭通地区5例眼角膜手术。2010年起，蔡小林开始在教会里宣传眼角膜捐献，“我很有信心，中国有这么多基督徒，每当有基督徒去世，我就去参加追思礼拜，我认为基督徒完全可以做到。”
“如果中国的基督徒都能把自己有用的器官都捐出来，对中国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今年3月开始在教会里的宣讲计划，蔡小林希望，一年后可以完成100例眼角膜捐献，帮助一百个人重见光明，但他知道，中国还有好几百万人口在等待眼角膜。
2011年5月，华福慈善基金会启动“爱在光明：中国首个眼角膜复明基金”，目标是“致力打造中国最大的眼角膜捐献中心，推进中国眼角膜供体捐献，培训眼角膜移植医生，推进眼角膜捐献公益事业发展。” 老板的财富观
曾经流传一种说法，温州人是东方犹太人，因为基督徒人数多，温州也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但蔡小林并不认同，“温州人敬业、吃苦耐劳、抱团，敢为天下先，但是我们跟犹太人没法比，我们是非常浮躁的一个群体，骨子的文化沉淀很肤浅。”他认为，温州还只是小商人的社会，不论是做大企业还是要“成为犹太人”，“我们需要回归到文化和信仰的层面去反思。”
但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当“老板基督徒”设法把一个职业群体与信仰群体整合起来的时候，一个职业共同体也就得以建设起来了，甚至是在使用职业共同体的途径来重建社会规范、社会信任乃至社会信仰。
在陈村富的调查中，这些“老板基督徒”又是温州教会资产、教堂建设、教会管理的主力，他们财力雄厚、见识广，社会联系多，能量大，而他们处理财富也表现出了的特殊之处。他们也有赚钱的冲动，但“老板基督徒”能比较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去年下半年开始，温州遭遇了金融危机，有商人跑路、跳楼，不少企业资金紧张，对于依靠理事成员捐款的私募基金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尽管遭遇资金瓶颈，华福并不缺钱的来路，他们刚刚拒绝了一笔捐款。“很多人愿意捐钱给基金会，但我们要考察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周忠德告诉记者，“有的人为了商业目的，我们就回绝了，我们收钱非常谨慎。”周忠德很坦诚地说，“我们也很矛盾，但我们不能让基金会的名誉受损。”
周忠德在80年代离开国营单位开始下海经商，从温州到云南盈江靠近缅甸的地区做皮革生意，“第一桶金赚了6万块，当时的工资一般是几十块钱，赚回第一桶金，我买了很大的房子。”走南闯北不到十年，周忠德的很多愿望都实现了，“房子越住越大，越来越好。”周忠德感慨，“以前赚6万块觉得很幸福，但后来有各种各样的忧愁和烦恼。”2011年年，华福慈善基金会到了云南盈江，帮助当地白内障患者，“看到40多个孩子恢复光明，那种幸福感又来了。”
周忠德保持着记录的习惯，用文章记录每次参与公益活动的心得，谈起信仰对自己的影响，他说，“施比受更为快乐。”周忠德认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把大部分财产都捐献出去，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要理解这种行为，必须了解西方文化”，“一切的财富都是上天给你的机会，给你才能，给你恩赐，你白白拿到，又白白失去，因为这种文化怜悯穷人，上天会偿还你的。”
蔡小林的财富观和周忠德很相似，在商贾云集的温州，奢侈生活和享受形成了潮流，开豪车、住豪宅，赌博成为普遍的现象。“大家追求一种物质上的富裕，忽略了精神、品格和道德，”蔡小林认为，这些对财富的认识和管理，远远不够，企业主只是财富的管家，财富不属于你，管理者有责任管好财富，让财富增值，不能小富即安。
他说：“在财富方面，拼命赚钱，然后拼命去捐钱。这样，有钱人不会因为钱多而浪费，穷人不会因为没钱而没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