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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婴儿时，有的婴儿刚出生就在买受人家中生活，对买受人的依赖要远高于亲生父母的依赖。何况大多数婴儿已经无法找到其亲生父母了，解救之后如何安置是个难题
“有个大姑娘刚生了个孩子没几天，不想养，你准备要吗？”“我一胎生了个儿子（或女儿），现在不想生了，想抱养个女儿（或儿子），你能给打听打听吗？”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坊间，在人流如织的喧闹城市，在咖啡馆，在酒店，或者在亲戚、朋友家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问话。乍一听，很像是在帮助别人，为人解忧。殊不知，问话的双方，已经触及刑法中极其严重的犯罪罪名——拐卖儿童罪。而那些无辜、无知的婴儿，就在他们的交谈及接下来的行动中，变成了牟利的“商品”。
3月30日，山东省临沂市破获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在调查中，仍然可以听到许多人说，以为在中间给双方介绍一下，帮帮忙，事后拿些好处费，无可厚非。没想到，这竟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孜孜不倦”介绍贩婴
2013年7月，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农民李爱兰与丈夫张玉坤结婚，然而，直到2014年夏天她仍然没有怀上孩子，心里很着急。一次，李爱兰回娘家，一位自称是“老六”的妇女找到她，说看她一直没怀上孩子，娘家人都很着急，不如抱个给她养着。李爱兰当时没同意。后来几次回娘家时，“老六”每次都来找她，问她收养孩子的事。最后一次，“老六”告诉李爱兰，她手里有个小男孩，刚出生没几天，要不过去看看，如果合适就可以抱走。这次李爱兰动了心，同意和丈夫张玉坤一起去看看孩子。
出了家门，李爱兰发现一辆电动三轮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三轮车左拐右转，最后把她们拉到一间民房里。民房里坐着两个外地人，一男一女，床上躺着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婴儿。李爱兰一眼就看中了婴儿，把丈夫拉到一边商议了一下，答应了买下来。第二天，李爱兰与丈夫一起去医院里为婴儿做了体检，当医生说婴儿健康后，李爱兰就应对方要求，付给了她们7.55万元，把孩子抱走了。
实际上，“老六”已经不是第一次介绍买卖婴儿的事了。另一名费县的农民沈理明于2008年结婚，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两人还想再要一个男孩，结果直到2014年妻子也没有怀上孩子。两口子开始有了买个男孩养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很快就让“老六”知道了。“老六”找到沈理明的父亲沈杰，说她手上有一个男孩，刚出生没几天，不如送给他儿子养着。沈杰很高兴，给沈理明打电话，沈理明马上开车拉着他妻子与他父亲去看孩子。但“老六”不让他开车，说是坐她的三轮车。三轮车的车主正是与沈理明同村的杨会波。就这样，沈理明一家人被拉到一间民房里，民房里正躺着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婴。沈家人对男婴比较满意，双方以7.8万元成交，把男婴抱走了。
此外，还有费县农民张德玉夫妇，也通过中介买了孩子来养。其实，两人一胎生了个男孩后，一直没有再要，而是天天忙着挣钱。2014年，正巧赶上国家政策放宽了二胎生育，两人商计不如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距离生育第一个孩子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他们转眼也四十多岁了，错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对生孩子有心无力。张德玉就找到嫂子薛美芬说：“我们儿子也大了，现在又很想要个女儿，你找机会给联系联系。”薛美芬一听，爽快地答应了。
2014年9月中旬的一天，薛美芬对张德玉说，她刚从一四川夫妇那里抱来了一个还不满月的女孩，可以先去看看，如果行就抱来养。张德玉夫妇在薛美芬的带领下看了孩子，都比较满意。薛美芬就让他们抱回去养，没有向他们提要多少钱的事。原来，薛美芬夫妇开了一家纸板工厂，张德玉夫妇正在他们厂里打工，薛美芬夫妇曾经向张德玉夫妇借了8万多元借款，薛美芬当时不要钱的目的，就是想用这个孩子折抵一部分债务。
在临沂费县，想买孩子养的并不都是农村人，还有些在城市里上班的，也想买个孩子抚养。例如在费县县城某机关上班的姜华、李菲夫妇，结婚后一直没有生孩子。2001年，两人办理了收养证后收养了一个女孩。十几年过去后，他们还想再抱养一个男孩，但收养证比较难办，通过正当渠道收养孩子也比较复杂，这使得他们想到了从人贩子手中购买。李菲把这个想法很快告诉了她的母亲。
有一次，李菲母亲给李菲打电话，说给联系了一个男孩。李菲当即便与丈夫开车去了娘家。到了娘家的时候，已有一位妇女等候在那里了。妇女带着他们来到一家民房，找到了孩子。这时，李菲才发现卖孩子的竟然是她的小学同学薛美芬。薛美芬告诉李菲，孩子刚出生不到一个星期，是她所在的厂里两个打工青年生的，不想要了。李菲比较喜欢这个孩子，经医院体检后，就决定买了下来。
生了孩子不想要，送人不如卖掉
经案后查明，发生在临沂费县的这系列拐卖婴儿案，时间跨度达两年，犯罪嫌疑人共计作案16起，卖掉16名婴儿。办案检察官发现，案件中许多当事人对买卖婴儿竟已习以为常，甚至可以说十分“包容”。有一句话口耳相传：“生了孩子不要可以送人，不能生孩子的可以花钱抱养。”有人还认为，如果送人收养，还要主动去找人家，办手续，不仅难度大，而且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不如干脆送给人贩子，还可以从人贩子手中得到一笔不菲的“酬金”。人性的阴暗面，就这样使这些父母站在了犯罪的边缘。
还有一种情况是，农村打工家庭的子女，因为缺乏父母的管教，年纪轻轻就不小心怀上孩子，这种情况一旦被人贩子发现，她们会千方百计让女孩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以此牟利。例如四川籍人贩子乃古理拉，受薛美芬之托寻找婴儿来卖。乃古理拉联系到在当地板材厂打工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她独自在家。就在这女孩把孩子生下来不到10天，乃古理拉就抱走了孩子。
还有在薛美芬工厂打工的一对夫妇，前后两胎生了两个儿子，后来，他们还想要个女孩。2015年2月底，他们又怀了第三胎，结果生下来还是个儿子，夫妇俩很快就有了将刚出生的儿子卖掉的想法。他们找到薛美芬让她设法联系，薛美芬便通过一个医院的护士史惠芬，以6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在银行工作的李芹芹。 一般来说，主动联系卖自己孩子的，大多数是客观上无法抚养孩子的父母。除了年轻的打工者外，还有偏远省份或地区的农村夫妇，他们大多迫于生计，知道生下孩子来无力抚养，“放在自己家里受苦，还不如让孩子找个好人家”。
这系列拐卖婴儿案中出现的好几处神秘的民房，就住着这些从偏远省份过来的夫妇，他们在老家发现怀上孩子后，就在人贩子的引领下，千里迢迢来到临沂，找个民房住了下来，等待生下孩子就地卖掉，然后再回老家。用这种方式买卖婴儿，不仅降低了危险系数，而且也有着很强的隐蔽性。所以，这个作案交易频繁的拐卖儿童团伙，直到悄然运转了两年以后，才得以被公安机关发现并查处。
知道是违法的，但就是想要
除了介绍贩婴的团伙、卖婴儿的父母对贩卖婴儿的恶性程度认识不足以外，买受人通常也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
临沂市沂水县泉庄乡农民江松，他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后来，江松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但妻子怀不上。江松的外甥女曾领着江松夫妇到一家诊所，去看看到底什么问题导致孩子怀不上。诊所的大夫叫杜昌龄。杜昌龄给两人开药调理好长时间，仍然没有效果。江松对外甥女说，不如抱养个算了。
不多久，杜昌龄告诉江松，一个在厂子里打工的大姑娘生了个女孩，刚出生没几天，问他想不想要，不过得花5.5万元。江松夫妇同意了。
到了案发的时候，江松抱养的这个女婴已经6个月大了，而孩子的父母是谁、家住哪里，已经无法查询了。面对办案人员，江松说，他知道花钱买个孩子养是犯法的，但他实在是想要一个孩子。
像江松这种明知犯法也非得抱养的买受人，并不是个例。例如另外一名买受人李伟祥，他妻子一连生了两个女儿，怀了第三胎后，让人给做过B超，发现仍然是个女孩，他就想让妻子打掉。几年前，李伟祥卖保险时认识了薛美芬，薛美芬知道这件事后，对李伟祥说，别流了，生下来送人家也是条生路。真想要个男孩也行，想生就再生，不想生就抱养一个。
李伟祥也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但他实在想要一个男孩。他想了想，决定将自己的女儿生下来卖掉换钱，再去买一个男孩。就这样，李伟祥的妻子将女婴生下来后送给了薛美芬。没几天，李伟祥就从薛美芬手中抱来了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婴。
费县费城镇农民孙方也是如此，孙方到兰山区亲戚家喝孩子的满月喜酒时，看到孩子长得很可爱，一问方知孩子是买的，惊叹不已。刚开始，孙方觉得这是犯罪行为，容易受到追究，但他回家后想了想，还是决定也去买一个。后来，他通过张园园、张方振、刘易兰等人介绍，认识了薛美芬。最终，他从薛美芬手中花8万元买了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婴。后来案发后，面对警方的讯问，孙方也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犯罪，他解释，“你们解救我不阻拦，可我实在是想喂养这个孩子”。
间接交易，利益均沾
在这系列拐卖婴儿案件中，浮现着一条隐约的利益链条。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所有贩婴交易都有人贩“头子”薛美芬的参与。薛美芬下面又有多名中间人向她介绍交易。所有中间人都可以分得一定好处费。
例如，孙方的案件中，孙方通过张园园、张方振和刘易兰从薛美芬手中买到婴儿后，如数给了薛美芬8万元。而通常情况下，薛美芬从卖方手中买到一名婴儿，男婴大约需4万元到5万元，女婴一般要3万元到4万元。而卖给孙方的这名婴儿，由于是上述三人介绍的，薛美芬就根据她们三人所起的不同作用，分别给了750元到1200元不等的好外费，其余收入自己腰包。而在其他几起拐卖儿童案件中，也有中间人起到的作用比较大的，薛美芬给予的好处费最高能达到4000余元。
绝大多数案件中，中间人一般让买卖方与薛美芬牵上线后就退出了，基本不参与实际交易，她们只是动动嘴、打个电话，几百元、几千元的好处费就拿到手了，剩下跑腿的事，就由人贩子薛美芬干了。案发后，这些中间人也以替人解忧、为人帮忙等理由推脱自己的责任。然而，只要是收了钱，都证明他们是为了私利而介绍贩卖婴儿，毫无疑问是犯罪行为。实际上，这些人也无一例外都知道他们做的是犯罪行为，之所以明知故犯地去冒险，其实就是为了那笔不菲的好处费。
这系列拐卖婴儿的案件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买卖双方不直接见面。多起案件中，收买婴儿方明确提出不见出卖方，他们只想通过第三方见到孩子，看中了就给钱抱走。所以，一个贩卖婴儿的全部行为，需要经过“出卖方——人贩子——中间人——买受人”等环节。人贩子负责与出卖方打交道，中间人负责找买家，各有分工，缺一不可。
案件中，临沂费县、兰山区一带还有大量神秘的出租屋，里面居住的人深居简出，几乎不和外界打交道。而案后查明，这些出租屋就是人贩子为出买婴儿的夫妇准备的。一旦有怀孕妇女不想要孩子了，人贩子就会让其住在这里，等待生产、出卖。安排好以后，人贩子有时候自己找买家，有时候与中间人联系，让她们去找。至于人贩子宣传的“孩子是大姑娘生的不要了”等，有时是真的，但多数是谎言。因为交易中买受人与出卖方根本无从见面，哪里能调查得清楚？对这些话，买受人宁可相信，也不可能去调查。
利益方面，人贩子赚取的是绝大部分，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交易的价码。一方面，人贩子向出卖方压价，另一方面又向买受人抬价，中间人的好处费，也是人贩子来定。所以，拐卖婴儿案背后的利益链，全都掌控在人贩子手中，只需要一个人贩子，就能带动大量出卖方、中间人、买受人的交易。
“三难”的“打拐”路
这系列拐卖婴儿案侦破后，面对前来解救婴儿的警方，买受人基本都说了这句话：“你们解救，我不阻拦，但我确实是想抱养这个孩子。”孩子是解救了，但警方却来了难题：孩子怎么办？一番倒卖下来，即使是人贩子也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了，孩子解救了却没有地方可去。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总结，在“打拐”路上，司法部门还普遍面临着“三难”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发现难。与以往拐卖儿童案不同的是，拐卖婴儿，通常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父母就已经确定要卖了。几个从外省卖过来的婴儿，其实运送来的不是婴儿，而是孕妇。这样一来，贩卖婴儿的几个环节，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的，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其次是取证难。拐卖婴儿所进行的现金交易，都不开具任何收条或相关字据。所以几次倒卖的过程中，几方是否进行了现金交易，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或许有个别案件有银行的提款证据，或存入对方账户的存款证据，而这两个证据，并不能证明是因为拐卖婴儿交易而产生的。办案人员介绍，该系列案中就有好几名参与拐卖的人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对他们定罪。
最让人头痛的是解救难。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婴儿时，有的婴儿刚出生就在买受人家中生活，对买受人的依赖要远高于亲生父母的依赖。何况大多数婴儿已经无法找到其亲生父母了，解救之后如何安置是个难题。目前来说，不得已的办法是在提取了婴儿的DNA后，仍让其生活在买受人家中。
“目前，参与该案的薛养芬、李伟祥、杜昌龄、乃古理拉、张园园、张方振和刘易兰等共11名犯罪嫌疑人已如数被抓获归案，并已被提起公诉。但拐卖婴儿的行为会不会就此停止或者杜绝，这确实是个难题。”4月5日，接受采访的临沂市检察院办案人员说，“目前，国家二胎政策放开了，那些‘60后’、‘70后’想要第二个孩子，多数却早已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是否还要从人贩子手中购买，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为此，作为司法部门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加大对拐卖儿童等犯罪行为的打击”。
“有个大姑娘刚生了个孩子没几天，不想养，你准备要吗？”“我一胎生了个儿子（或女儿），现在不想生了，想抱养个女儿（或儿子），你能给打听打听吗？”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坊间，在人流如织的喧闹城市，在咖啡馆，在酒店，或者在亲戚、朋友家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问话。乍一听，很像是在帮助别人，为人解忧。殊不知，问话的双方，已经触及刑法中极其严重的犯罪罪名——拐卖儿童罪。而那些无辜、无知的婴儿，就在他们的交谈及接下来的行动中，变成了牟利的“商品”。
3月30日，山东省临沂市破获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在调查中，仍然可以听到许多人说，以为在中间给双方介绍一下，帮帮忙，事后拿些好处费，无可厚非。没想到，这竟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孜孜不倦”介绍贩婴
2013年7月，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农民李爱兰与丈夫张玉坤结婚，然而，直到2014年夏天她仍然没有怀上孩子，心里很着急。一次，李爱兰回娘家，一位自称是“老六”的妇女找到她，说看她一直没怀上孩子，娘家人都很着急，不如抱个给她养着。李爱兰当时没同意。后来几次回娘家时，“老六”每次都来找她，问她收养孩子的事。最后一次，“老六”告诉李爱兰，她手里有个小男孩，刚出生没几天，要不过去看看，如果合适就可以抱走。这次李爱兰动了心，同意和丈夫张玉坤一起去看看孩子。
出了家门，李爱兰发现一辆电动三轮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三轮车左拐右转，最后把她们拉到一间民房里。民房里坐着两个外地人，一男一女，床上躺着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婴儿。李爱兰一眼就看中了婴儿，把丈夫拉到一边商议了一下，答应了买下来。第二天，李爱兰与丈夫一起去医院里为婴儿做了体检，当医生说婴儿健康后，李爱兰就应对方要求，付给了她们7.55万元，把孩子抱走了。
实际上，“老六”已经不是第一次介绍买卖婴儿的事了。另一名费县的农民沈理明于2008年结婚，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两人还想再要一个男孩，结果直到2014年妻子也没有怀上孩子。两口子开始有了买个男孩养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很快就让“老六”知道了。“老六”找到沈理明的父亲沈杰，说她手上有一个男孩，刚出生没几天，不如送给他儿子养着。沈杰很高兴，给沈理明打电话，沈理明马上开车拉着他妻子与他父亲去看孩子。但“老六”不让他开车，说是坐她的三轮车。三轮车的车主正是与沈理明同村的杨会波。就这样，沈理明一家人被拉到一间民房里，民房里正躺着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婴。沈家人对男婴比较满意，双方以7.8万元成交，把男婴抱走了。
此外，还有费县农民张德玉夫妇，也通过中介买了孩子来养。其实，两人一胎生了个男孩后，一直没有再要，而是天天忙着挣钱。2014年，正巧赶上国家政策放宽了二胎生育，两人商计不如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距离生育第一个孩子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他们转眼也四十多岁了，错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对生孩子有心无力。张德玉就找到嫂子薛美芬说：“我们儿子也大了，现在又很想要个女儿，你找机会给联系联系。”薛美芬一听，爽快地答应了。
2014年9月中旬的一天，薛美芬对张德玉说，她刚从一四川夫妇那里抱来了一个还不满月的女孩，可以先去看看，如果行就抱来养。张德玉夫妇在薛美芬的带领下看了孩子，都比较满意。薛美芬就让他们抱回去养，没有向他们提要多少钱的事。原来，薛美芬夫妇开了一家纸板工厂，张德玉夫妇正在他们厂里打工，薛美芬夫妇曾经向张德玉夫妇借了8万多元借款，薛美芬当时不要钱的目的，就是想用这个孩子折抵一部分债务。
在临沂费县，想买孩子养的并不都是农村人，还有些在城市里上班的，也想买个孩子抚养。例如在费县县城某机关上班的姜华、李菲夫妇，结婚后一直没有生孩子。2001年，两人办理了收养证后收养了一个女孩。十几年过去后，他们还想再抱养一个男孩，但收养证比较难办，通过正当渠道收养孩子也比较复杂，这使得他们想到了从人贩子手中购买。李菲把这个想法很快告诉了她的母亲。
有一次，李菲母亲给李菲打电话，说给联系了一个男孩。李菲当即便与丈夫开车去了娘家。到了娘家的时候，已有一位妇女等候在那里了。妇女带着他们来到一家民房，找到了孩子。这时，李菲才发现卖孩子的竟然是她的小学同学薛美芬。薛美芬告诉李菲，孩子刚出生不到一个星期，是她所在的厂里两个打工青年生的，不想要了。李菲比较喜欢这个孩子，经医院体检后，就决定买了下来。
生了孩子不想要，送人不如卖掉
经案后查明，发生在临沂费县的这系列拐卖婴儿案，时间跨度达两年，犯罪嫌疑人共计作案16起，卖掉16名婴儿。办案检察官发现，案件中许多当事人对买卖婴儿竟已习以为常，甚至可以说十分“包容”。有一句话口耳相传：“生了孩子不要可以送人，不能生孩子的可以花钱抱养。”有人还认为，如果送人收养，还要主动去找人家，办手续，不仅难度大，而且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不如干脆送给人贩子，还可以从人贩子手中得到一笔不菲的“酬金”。人性的阴暗面，就这样使这些父母站在了犯罪的边缘。
还有一种情况是，农村打工家庭的子女，因为缺乏父母的管教，年纪轻轻就不小心怀上孩子，这种情况一旦被人贩子发现，她们会千方百计让女孩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以此牟利。例如四川籍人贩子乃古理拉，受薛美芬之托寻找婴儿来卖。乃古理拉联系到在当地板材厂打工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她独自在家。就在这女孩把孩子生下来不到10天，乃古理拉就抱走了孩子。
还有在薛美芬工厂打工的一对夫妇，前后两胎生了两个儿子，后来，他们还想要个女孩。2015年2月底，他们又怀了第三胎，结果生下来还是个儿子，夫妇俩很快就有了将刚出生的儿子卖掉的想法。他们找到薛美芬让她设法联系，薛美芬便通过一个医院的护士史惠芬，以6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在银行工作的李芹芹。 一般来说，主动联系卖自己孩子的，大多数是客观上无法抚养孩子的父母。除了年轻的打工者外，还有偏远省份或地区的农村夫妇，他们大多迫于生计，知道生下孩子来无力抚养，“放在自己家里受苦，还不如让孩子找个好人家”。
这系列拐卖婴儿案中出现的好几处神秘的民房，就住着这些从偏远省份过来的夫妇，他们在老家发现怀上孩子后，就在人贩子的引领下，千里迢迢来到临沂，找个民房住了下来，等待生下孩子就地卖掉，然后再回老家。用这种方式买卖婴儿，不仅降低了危险系数，而且也有着很强的隐蔽性。所以，这个作案交易频繁的拐卖儿童团伙，直到悄然运转了两年以后，才得以被公安机关发现并查处。
知道是违法的，但就是想要
除了介绍贩婴的团伙、卖婴儿的父母对贩卖婴儿的恶性程度认识不足以外，买受人通常也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
临沂市沂水县泉庄乡农民江松，他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后来，江松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但妻子怀不上。江松的外甥女曾领着江松夫妇到一家诊所，去看看到底什么问题导致孩子怀不上。诊所的大夫叫杜昌龄。杜昌龄给两人开药调理好长时间，仍然没有效果。江松对外甥女说，不如抱养个算了。
不多久，杜昌龄告诉江松，一个在厂子里打工的大姑娘生了个女孩，刚出生没几天，问他想不想要，不过得花5.5万元。江松夫妇同意了。
到了案发的时候，江松抱养的这个女婴已经6个月大了，而孩子的父母是谁、家住哪里，已经无法查询了。面对办案人员，江松说，他知道花钱买个孩子养是犯法的，但他实在是想要一个孩子。
像江松这种明知犯法也非得抱养的买受人，并不是个例。例如另外一名买受人李伟祥，他妻子一连生了两个女儿，怀了第三胎后，让人给做过B超，发现仍然是个女孩，他就想让妻子打掉。几年前，李伟祥卖保险时认识了薛美芬，薛美芬知道这件事后，对李伟祥说，别流了，生下来送人家也是条生路。真想要个男孩也行，想生就再生，不想生就抱养一个。
李伟祥也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但他实在想要一个男孩。他想了想，决定将自己的女儿生下来卖掉换钱，再去买一个男孩。就这样，李伟祥的妻子将女婴生下来后送给了薛美芬。没几天，李伟祥就从薛美芬手中抱来了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婴。
费县费城镇农民孙方也是如此，孙方到兰山区亲戚家喝孩子的满月喜酒时，看到孩子长得很可爱，一问方知孩子是买的，惊叹不已。刚开始，孙方觉得这是犯罪行为，容易受到追究，但他回家后想了想，还是决定也去买一个。后来，他通过张园园、张方振、刘易兰等人介绍，认识了薛美芬。最终，他从薛美芬手中花8万元买了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婴。后来案发后，面对警方的讯问，孙方也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犯罪，他解释，“你们解救我不阻拦，可我实在是想喂养这个孩子”。
间接交易，利益均沾
在这系列拐卖婴儿案件中，浮现着一条隐约的利益链条。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所有贩婴交易都有人贩“头子”薛美芬的参与。薛美芬下面又有多名中间人向她介绍交易。所有中间人都可以分得一定好处费。
例如，孙方的案件中，孙方通过张园园、张方振和刘易兰从薛美芬手中买到婴儿后，如数给了薛美芬8万元。而通常情况下，薛美芬从卖方手中买到一名婴儿，男婴大约需4万元到5万元，女婴一般要3万元到4万元。而卖给孙方的这名婴儿，由于是上述三人介绍的，薛美芬就根据她们三人所起的不同作用，分别给了750元到1200元不等的好外费，其余收入自己腰包。而在其他几起拐卖儿童案件中，也有中间人起到的作用比较大的，薛美芬给予的好处费最高能达到4000余元。
绝大多数案件中，中间人一般让买卖方与薛美芬牵上线后就退出了，基本不参与实际交易，她们只是动动嘴、打个电话，几百元、几千元的好处费就拿到手了，剩下跑腿的事，就由人贩子薛美芬干了。案发后，这些中间人也以替人解忧、为人帮忙等理由推脱自己的责任。然而，只要是收了钱，都证明他们是为了私利而介绍贩卖婴儿，毫无疑问是犯罪行为。实际上，这些人也无一例外都知道他们做的是犯罪行为，之所以明知故犯地去冒险，其实就是为了那笔不菲的好处费。
这系列拐卖婴儿的案件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买卖双方不直接见面。多起案件中，收买婴儿方明确提出不见出卖方，他们只想通过第三方见到孩子，看中了就给钱抱走。所以，一个贩卖婴儿的全部行为，需要经过“出卖方——人贩子——中间人——买受人”等环节。人贩子负责与出卖方打交道，中间人负责找买家，各有分工，缺一不可。
案件中，临沂费县、兰山区一带还有大量神秘的出租屋，里面居住的人深居简出，几乎不和外界打交道。而案后查明，这些出租屋就是人贩子为出买婴儿的夫妇准备的。一旦有怀孕妇女不想要孩子了，人贩子就会让其住在这里，等待生产、出卖。安排好以后，人贩子有时候自己找买家，有时候与中间人联系，让她们去找。至于人贩子宣传的“孩子是大姑娘生的不要了”等，有时是真的，但多数是谎言。因为交易中买受人与出卖方根本无从见面，哪里能调查得清楚？对这些话，买受人宁可相信，也不可能去调查。
利益方面，人贩子赚取的是绝大部分，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交易的价码。一方面，人贩子向出卖方压价，另一方面又向买受人抬价，中间人的好处费，也是人贩子来定。所以，拐卖婴儿案背后的利益链，全都掌控在人贩子手中，只需要一个人贩子，就能带动大量出卖方、中间人、买受人的交易。
“三难”的“打拐”路
这系列拐卖婴儿案侦破后，面对前来解救婴儿的警方，买受人基本都说了这句话：“你们解救，我不阻拦，但我确实是想抱养这个孩子。”孩子是解救了，但警方却来了难题：孩子怎么办？一番倒卖下来，即使是人贩子也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了，孩子解救了却没有地方可去。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总结，在“打拐”路上，司法部门还普遍面临着“三难”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发现难。与以往拐卖儿童案不同的是，拐卖婴儿，通常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父母就已经确定要卖了。几个从外省卖过来的婴儿，其实运送来的不是婴儿，而是孕妇。这样一来，贩卖婴儿的几个环节，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的，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其次是取证难。拐卖婴儿所进行的现金交易，都不开具任何收条或相关字据。所以几次倒卖的过程中，几方是否进行了现金交易，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或许有个别案件有银行的提款证据，或存入对方账户的存款证据，而这两个证据，并不能证明是因为拐卖婴儿交易而产生的。办案人员介绍，该系列案中就有好几名参与拐卖的人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对他们定罪。
最让人头痛的是解救难。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婴儿时，有的婴儿刚出生就在买受人家中生活，对买受人的依赖要远高于亲生父母的依赖。何况大多数婴儿已经无法找到其亲生父母了，解救之后如何安置是个难题。目前来说，不得已的办法是在提取了婴儿的DNA后，仍让其生活在买受人家中。
“目前，参与该案的薛养芬、李伟祥、杜昌龄、乃古理拉、张园园、张方振和刘易兰等共11名犯罪嫌疑人已如数被抓获归案，并已被提起公诉。但拐卖婴儿的行为会不会就此停止或者杜绝，这确实是个难题。”4月5日，接受采访的临沂市检察院办案人员说，“目前，国家二胎政策放开了，那些‘60后’、‘70后’想要第二个孩子，多数却早已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是否还要从人贩子手中购买，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为此，作为司法部门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加大对拐卖儿童等犯罪行为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