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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四十年前，即1979年，我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商周史专业读研究生，因为同时又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先秦史研究的具体状况，深深感到改革开放对于先秦史研究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勃勃生机。
在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断代里面，先秦史研究涵盖的时间应是最长的，从原始社会末期一直到秦代。为免琐碎，我不讲具体问题，这里仅从两个方面对四十年来先秦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一些归纳：一个方面是有关理论的研究，一个方面是有关史料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先秦社会形态问题。这是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牵涉到先秦时期的社会性质，也牵涉到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便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最重要的一点突破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突破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或者“文革”之前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先秦社会性质的僵化论定。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出发，我们不再按照所谓“五种社会形态”去规范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不认为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之后一定是经历了奴隶制社会，然后又经历封建社会这样一套发展模式。这是对中国古代社會形态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首先是突破了过去人们笃守的中国不能没有奴隶制社会这样一个“框框”，然后又进一步对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提出质疑。当时的学术界，不仅是先秦史学界，还有经济史学界、民族史学界，甚至考古学界的很多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讨论。其中有中青年学者，也有老一辈的专家。经过讨论，大家很快就达成了这样一种基本共识：中国没有经历过什么奴隶制社会，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普遍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说法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意思，而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苏联学者自己的归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重新认识，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在理论上的收获和突破，这是首要的一点。
第二点，在有关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方面的探讨中，也取得了一些理论上的突破。上面谈到的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认识，可以说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学习所取得的成果。而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方面的理论认识，我觉得更大程度应当归纳为引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开放对于社会科学理论来说，很大程度就是引进，引进一些国际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比如美国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等人有关早期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学者或简称之为“酋邦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学界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过去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最早是蒙昧阶段，就是原始群;然后进化到野蛮阶段，就是有了氏族和部落;然后进化到国家阶段，就是从氏族部落状态发展到国家。现在新的进化论提出人类进化的四个阶段说：最早的一个阶段叫“游团”，相当于过去的原始群;然后是“部落”这个阶段，相当于野蛮时代。再往后，新进化论者提出了新的理论构思，就是在国家和部落之间加进了“酋邦”这个阶段。所谓“酋邦”，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氏族部落结构。新进化论者提出在平等的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加进这么一个不平等的氏族组织阶段，使得人们对国家自然发生的过程看得更为清晰。新进化理论并未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却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的学说，这无论对中国先秦史有关国家产生和起源的研究，还是对现代考古学有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点，关于早期国家的理论。什么叫早期国家呢？就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一批国家。在我国，就是最早进入国家状态的夏商周三代国家。这是对三代国家形态作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概括。过去人们没有“早期国家”和“成熟国家”这种区分，只笼统地讲我们何时何地进入国家状态，产生了国家。如今我们意识到夏商周三代在国家形态方面确实还很不健全，还有很多氏族社会遗留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氏族血缘关系还一直被保存着，三代国家实际不是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而仍然是建立在各种氏族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这样一种既保持有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公共权力，又普遍存在着氏族、宗族组织的国家，我们称之为“早期国家”。这种归纳，应当也是一种理论的突破。这个理论一半来自于国外，另一半来自我们自己的总结。在国际学术界提出早期国家概念的同时，国内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也体会到了我们的夏商周三代不同于战国秦汉以后的领土国家形态，应当称之为早期国家。这种认识对我们理解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非常有利。当然这也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形成标志的理解。通过早期国家理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的概念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这也是先秦史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
还有一些具体理论，包括考古学领域的，例如文明产生的标志，文明产生在物质形态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这些也是从国外引进的理论，这里就不具体谈了。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史料运用和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也总结了如下三点：首先，我们对传世古文献资料的把握，应该说比过去显得更有理性。大家知道建国前有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派提出对古史古书不要盲从，要先抱着怀疑的态度，对之进行认真考辨。这样一种对于古史和古书的理性态度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怀疑过了头，造成了对于某些古史古书的“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以李学勤先生为首的部分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要求对古史资料抱以尊重为主的态度，并对上述“冤假错案”进行甄别。一个是“疑古”，一个是“走出疑古”，这两种态度都牵扯到对古代文献、古代史事的认识问题。到底应当采取何种正确的立场？包括先秦史学界在内的古史学界是经过认真讨论的。记得我们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就为之组织过全国性的研讨会。经过各种意见的相互踫撞，应当说大家在这个方面的认识是有所提高的。如今学者对古书、古文献的认识趋于更加理性，既不一味地疑古，也对古史资料保持科学审视的态度。这无疑是我们对传世古史资料把握上的一个提高。 第二点，我们对地下出土古文献的研究与利用，也比过去上了一个台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近年大批新的地下出土文献的涌现。这些文献的涌现并不完全与考古有关，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考古发现的，而是盗墓贼偷盗出来，有关方面花高价钱从海外买回来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地下出土的大批古文献资料，对于我们先秦史研究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先秦史研究过去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文献资料，如今大批地下出土文献资料尤其是大批简牍资料的面世，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从改革开放之初公布的云梦秦简开始，到之后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等，每一批资料的公布，都促使大批先秦史学者和古文献学者投入到相关的研究领域之中，促进先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种大规模地对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利用，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第三点，是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跟近年考古工作的进展有很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田野考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陆续揭示了一系列震惊整个学术界的重大考古发现。首先是四川的三星堆、中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接着是浙江的良渚文化遗址、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等等。这些考古发现使得研究者把注意力纷纷转移到田野考古方面来，通过历史与考古的结合，提出新问题，探讨新的未知的东西，使我们取得了先秦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也取得很大的收获。
以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的简单回顾，下面再简单对四十年先秦史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一些反思。我个人总的体会是，历史研究一定要坚持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因为四十年先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来说，可提出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的思想路线，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思想解放。比如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认识，哪儿来的？就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是从夏、商、西周一个个社会的具体情况总结出来的。三代社会哪来那么多奴隶？商代的基本社会生产者是“众人”，西周是“庶人”，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奴隶，为什么一定要说三代是奴隶社会呢？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出发，以前所谓的奴隶社会的框框一定要打破，这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取得的认识。到现在为止，从事先秦史研究的主流学者对于中国无奴隶社会这一点可以说基本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学术界也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前几年我参加国家博物馆新馆陈列大纲的讨论，当时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陈列就不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进行阶段划分了，这反映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在社会上也取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当然我也注意到，目前一些搞教条主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又有所回潮，我奉劝这些先生，走回头路是没有出息的，因为那些旧的思想主张是与历史实际背道而驰的，早晚还会被人们抛弃。
第二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不搞教条。例如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标志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早期国家的概念，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不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搞成教条。我们提出的这么一种概念，既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也尊重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不只是古代中国，我们的四大文明古国应当都比较适合这么一种说法，也都可以称作是早期国家。我们不跟马克思主义相冲突，但是我们不搞教条，所以得出这么一个认识。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目前有部分学者，主要是考古界的学者，对于早期国家有一种错误解释。他们提出中国古代国家产生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是邦国阶段，第二是王国阶段，第三是帝国阶段，认为所谓邦国即是早期国家。这实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谓“邦国”时期是指五帝时代，那时天下有很多的“邦”，合称为“天下万邦”，他们称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就是早期国家。其实这些邦并不是什么国家，而是现代人类学者所说的酋邦，也就是一些氏族血缘组织。所谓“五帝”也不过是各地区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酋邦集团（姓氏集团）的首领，或其奉祀的祖先，与国家并无何种关系。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三点，要坚持对外开放，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刚才我已经谈到了新进化理论即酋邦理论，这是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非常重要的一项理论。现在一些学者还在抵制酋邦理论，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学说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
第四点，要继续加深对传世文献的研究。我们既尊重传世文献，同时不应放弃对古书真伪及其时代的考察，以及包括通过文字、音韵、训诂等手段对史料具体的考证，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史料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放弃过去传统的做法。
第五点，对新出土文献资料在加强运用的同时，也要具体分析。对地下出土文献不能陷入盲目，不是说凡地下出土的就是可信的。我们现在出土的主要是大批的竹简，甲骨和金文出土的不多，而竹简是战国、秦汉的东西，除少数流传下来的“书”类文献外，绝大部分只能看作是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作为历史资料，那上面记载的史事只是戰国秦汉时人对过去时代，比如对西周甚至对更早时期的回顾和总结，不能因为它们是地下出土的东西，就把原来《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都一概推翻。
第六点，要坚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过去我们通过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认识问题，今天我们仍然提倡这二者的结合。遗憾的是目前这一原则似乎有些受到冷落。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搞历史的和搞考古的说不到一起去，考古学者说对方不懂考古，搞历史研究的说对方不懂文献，双方互不买帐。这确实影响到对一些重要历史环节的研究。例如夏代历史的研究，就因为双方缺乏沟通而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今年以来《历史研究》编辑部就曾组织了两次历史与考古的对话，一对话，确实发现双方存在着不少误解。当然这也伴随着争论，因为确实有些是非问题需要澄清。但不管怎样，历史与考古双方一定要互相尊重，互相结合，保持对话与沟通，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大历史写好。
在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断代里面，先秦史研究涵盖的时间应是最长的，从原始社会末期一直到秦代。为免琐碎，我不讲具体问题，这里仅从两个方面对四十年来先秦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一些归纳：一个方面是有关理论的研究，一个方面是有关史料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先秦社会形态问题。这是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牵涉到先秦时期的社会性质，也牵涉到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便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最重要的一点突破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突破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或者“文革”之前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先秦社会性质的僵化论定。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出发，我们不再按照所谓“五种社会形态”去规范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不认为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之后一定是经历了奴隶制社会，然后又经历封建社会这样一套发展模式。这是对中国古代社會形态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首先是突破了过去人们笃守的中国不能没有奴隶制社会这样一个“框框”，然后又进一步对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提出质疑。当时的学术界，不仅是先秦史学界，还有经济史学界、民族史学界，甚至考古学界的很多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讨论。其中有中青年学者，也有老一辈的专家。经过讨论，大家很快就达成了这样一种基本共识：中国没有经历过什么奴隶制社会，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普遍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说法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意思，而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苏联学者自己的归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重新认识，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在理论上的收获和突破，这是首要的一点。
第二点，在有关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方面的探讨中，也取得了一些理论上的突破。上面谈到的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认识，可以说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学习所取得的成果。而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方面的理论认识，我觉得更大程度应当归纳为引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开放对于社会科学理论来说，很大程度就是引进，引进一些国际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比如美国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等人有关早期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学者或简称之为“酋邦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学界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过去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最早是蒙昧阶段，就是原始群;然后进化到野蛮阶段，就是有了氏族和部落;然后进化到国家阶段，就是从氏族部落状态发展到国家。现在新的进化论提出人类进化的四个阶段说：最早的一个阶段叫“游团”，相当于过去的原始群;然后是“部落”这个阶段，相当于野蛮时代。再往后，新进化论者提出了新的理论构思，就是在国家和部落之间加进了“酋邦”这个阶段。所谓“酋邦”，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氏族部落结构。新进化论者提出在平等的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加进这么一个不平等的氏族组织阶段，使得人们对国家自然发生的过程看得更为清晰。新进化理论并未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却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的学说，这无论对中国先秦史有关国家产生和起源的研究，还是对现代考古学有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点，关于早期国家的理论。什么叫早期国家呢？就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一批国家。在我国，就是最早进入国家状态的夏商周三代国家。这是对三代国家形态作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概括。过去人们没有“早期国家”和“成熟国家”这种区分，只笼统地讲我们何时何地进入国家状态，产生了国家。如今我们意识到夏商周三代在国家形态方面确实还很不健全，还有很多氏族社会遗留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氏族血缘关系还一直被保存着，三代国家实际不是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而仍然是建立在各种氏族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这样一种既保持有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公共权力，又普遍存在着氏族、宗族组织的国家，我们称之为“早期国家”。这种归纳，应当也是一种理论的突破。这个理论一半来自于国外，另一半来自我们自己的总结。在国际学术界提出早期国家概念的同时，国内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也体会到了我们的夏商周三代不同于战国秦汉以后的领土国家形态，应当称之为早期国家。这种认识对我们理解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非常有利。当然这也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形成标志的理解。通过早期国家理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的概念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这也是先秦史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
还有一些具体理论，包括考古学领域的，例如文明产生的标志，文明产生在物质形态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这些也是从国外引进的理论，这里就不具体谈了。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史料运用和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也总结了如下三点：首先，我们对传世古文献资料的把握，应该说比过去显得更有理性。大家知道建国前有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派提出对古史古书不要盲从，要先抱着怀疑的态度，对之进行认真考辨。这样一种对于古史和古书的理性态度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怀疑过了头，造成了对于某些古史古书的“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以李学勤先生为首的部分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要求对古史资料抱以尊重为主的态度，并对上述“冤假错案”进行甄别。一个是“疑古”，一个是“走出疑古”，这两种态度都牵扯到对古代文献、古代史事的认识问题。到底应当采取何种正确的立场？包括先秦史学界在内的古史学界是经过认真讨论的。记得我们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就为之组织过全国性的研讨会。经过各种意见的相互踫撞，应当说大家在这个方面的认识是有所提高的。如今学者对古书、古文献的认识趋于更加理性，既不一味地疑古，也对古史资料保持科学审视的态度。这无疑是我们对传世古史资料把握上的一个提高。 第二点，我们对地下出土古文献的研究与利用，也比过去上了一个台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近年大批新的地下出土文献的涌现。这些文献的涌现并不完全与考古有关，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考古发现的，而是盗墓贼偷盗出来，有关方面花高价钱从海外买回来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地下出土的大批古文献资料，对于我们先秦史研究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先秦史研究过去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文献资料，如今大批地下出土文献资料尤其是大批简牍资料的面世，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从改革开放之初公布的云梦秦简开始，到之后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等，每一批资料的公布，都促使大批先秦史学者和古文献学者投入到相关的研究领域之中，促进先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种大规模地对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利用，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第三点，是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跟近年考古工作的进展有很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田野考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陆续揭示了一系列震惊整个学术界的重大考古发现。首先是四川的三星堆、中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接着是浙江的良渚文化遗址、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等等。这些考古发现使得研究者把注意力纷纷转移到田野考古方面来，通过历史与考古的结合，提出新问题，探讨新的未知的东西，使我们取得了先秦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也取得很大的收获。
以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的简单回顾，下面再简单对四十年先秦史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一些反思。我个人总的体会是，历史研究一定要坚持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因为四十年先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来说，可提出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的思想路线，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思想解放。比如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认识，哪儿来的？就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是从夏、商、西周一个个社会的具体情况总结出来的。三代社会哪来那么多奴隶？商代的基本社会生产者是“众人”，西周是“庶人”，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奴隶，为什么一定要说三代是奴隶社会呢？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出发，以前所谓的奴隶社会的框框一定要打破，这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取得的认识。到现在为止，从事先秦史研究的主流学者对于中国无奴隶社会这一点可以说基本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学术界也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前几年我参加国家博物馆新馆陈列大纲的讨论，当时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陈列就不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进行阶段划分了，这反映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在社会上也取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当然我也注意到，目前一些搞教条主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又有所回潮，我奉劝这些先生，走回头路是没有出息的，因为那些旧的思想主张是与历史实际背道而驰的，早晚还会被人们抛弃。
第二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不搞教条。例如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标志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早期国家的概念，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不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搞成教条。我们提出的这么一种概念，既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也尊重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不只是古代中国，我们的四大文明古国应当都比较适合这么一种说法，也都可以称作是早期国家。我们不跟马克思主义相冲突，但是我们不搞教条，所以得出这么一个认识。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目前有部分学者，主要是考古界的学者，对于早期国家有一种错误解释。他们提出中国古代国家产生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是邦国阶段，第二是王国阶段，第三是帝国阶段，认为所谓邦国即是早期国家。这实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谓“邦国”时期是指五帝时代，那时天下有很多的“邦”，合称为“天下万邦”，他们称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就是早期国家。其实这些邦并不是什么国家，而是现代人类学者所说的酋邦，也就是一些氏族血缘组织。所谓“五帝”也不过是各地区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酋邦集团（姓氏集团）的首领，或其奉祀的祖先，与国家并无何种关系。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三点，要坚持对外开放，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刚才我已经谈到了新进化理论即酋邦理论，这是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非常重要的一项理论。现在一些学者还在抵制酋邦理论，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学说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
第四点，要继续加深对传世文献的研究。我们既尊重传世文献，同时不应放弃对古书真伪及其时代的考察，以及包括通过文字、音韵、训诂等手段对史料具体的考证，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史料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放弃过去传统的做法。
第五点，对新出土文献资料在加强运用的同时，也要具体分析。对地下出土文献不能陷入盲目，不是说凡地下出土的就是可信的。我们现在出土的主要是大批的竹简，甲骨和金文出土的不多，而竹简是战国、秦汉的东西，除少数流传下来的“书”类文献外，绝大部分只能看作是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作为历史资料，那上面记载的史事只是戰国秦汉时人对过去时代，比如对西周甚至对更早时期的回顾和总结，不能因为它们是地下出土的东西，就把原来《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都一概推翻。
第六点，要坚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过去我们通过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认识问题，今天我们仍然提倡这二者的结合。遗憾的是目前这一原则似乎有些受到冷落。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搞历史的和搞考古的说不到一起去，考古学者说对方不懂考古，搞历史研究的说对方不懂文献，双方互不买帐。这确实影响到对一些重要历史环节的研究。例如夏代历史的研究，就因为双方缺乏沟通而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今年以来《历史研究》编辑部就曾组织了两次历史与考古的对话，一对话，确实发现双方存在着不少误解。当然这也伴随着争论，因为确实有些是非问题需要澄清。但不管怎样，历史与考古双方一定要互相尊重，互相结合，保持对话与沟通，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大历史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