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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美国，与其独特的历史、政治和诉讼文化背号以及个人为中心的高度自由观念是息息相关的，是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博弈的结果。我国的相关法律中也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子，但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诱供的案件屡见不鲜，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是怎么样造成的？什么样的操作程序才能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到平衡保护人权和控制犯罪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