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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指从1920年8月起，到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建立的共产党组织。2013年12月，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认定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共有58人。在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以下简述8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情况，以资纪念。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在1918年1月开始共事的，两人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同年12月，两人创办《每周评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大造革命舆论，后积极领导五四运动。1919年6月11日晩，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遭北洋政府逮捕入狱。 1920年2月，李大钊为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再遭拘捕的危险，亲自护送陈独秀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去天津转赴上海，返回相对安全的南方。在由北京去天津途中，两人共同商议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大计，为党史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来到上海，4月迁入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寓居。当时，上海《星期评论》主笔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等人，都是陈独秀的新朋旧友，还都住在法租界，彼此相距不远，往来密切；不久，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施存统来到上海并认识了陈独秀；4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的俞秀松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的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稿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追求思想进步，时常拜访陈独秀，一时间，老渔阳里2号群贤云集。5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反复座谈。据陈望道回忆：“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到了6月，鉴于当时工人运动急需理论指导，经陈独秀倡议，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接着在6月19日，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这5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个党员。
1920年8月，李达为“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从日本回国，和陈独秀接触后，参与了筹备建党。8月中旬，在老渔阳里2号，由陈独秀主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告成立，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关于组织的名称，陈独秀致函李大钊，经认真斟酌，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由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全国各地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发挥了推动和指导作用，具有发起组的性质，又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到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时，人员经历了出走和加入的变化，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沈泽民、李中、李启汉等。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李大钊的带领和影响下，1920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学习的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19位学生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个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员也发展很快。它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了重要准备。
此后不久的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學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不久，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后，李大钊和张国焘便分头接洽优秀分子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张国焘找来北京大学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李大钊发展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柏根、华林、王竟林等6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成员多后，便有了分工。李大钊负总责，主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国焘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黄凌霜、陈德荣编辑、发行《劳动音》周刊；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来因为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全国或地方性的领导以及各种职务和纪律，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严明的组织纪律，加上无政府主义者又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两者产生分歧，11月，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无政府主义者走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和罗章龙4个人，后来陆续发展了一些成员，包括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人，队伍又壮大起来。
1920年底，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吴雨铭、江浩和朱务善等。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1919年2月，在武昌开办律师事务所的董必武与张国恩来到上海，被推举为湖北善后公会驻沪代表，主持公务。两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正好与一个叫李汉俊的湖北人为邻。大家都是湖北人，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李汉俊向董必武和张恩国介绍过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革命，革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董必武和张国恩从上海回到武汉后，仍然和李汉俊保持着联系。正因为这样，1920年8月，正与陈独秀等一起在上海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汉俊，写信给已在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的董必武和仍为律师的张国恩，希望两人也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董必武在写给李汉俊的复信中表示，可以与张国恩一起开展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同时，也把李汉俊的意见告诉了早就志同道合的挚友陈潭秋（时任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在私立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陈潭秋表示热烈赞同。 此期间，在广州开办《惟民》周刊社的湖北人刘伯垂，从广州回武汉途中路过上海时，前去访晤早就相识的陈独秀。陈独秀和刘伯垂谈过几次话后，即发展他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委托他回武汉去找包惠僧和郑凯卿开展建党工作，还亲笔写了一封信托刘伯垂转给包惠僧。刘伯垂抄了一份《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就赶回武汉。
陈独秀之所以让刘伯垂回到武汉去找包惠僧和郑凯卿开展建党工作，是因为他在不久前的2月份去武汉讲学时，包惠僧曾以记者的身份对他进行过采访。陈独秀住在文华书院时，又深得校工郑凯卿的照应。陈独秀觉得包、郑二人思想激进，工作干练，能成大器。刘伯垂回到武汉后就按照陈独秀的嘱托，首先与包惠僧和郑凯卿取得联系，并联系上董必武、陈潭秋和张国恩，在共同商讨组建共产党组织的过程中，取得了一致意见。
1920年10月的一天，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97号董必武寓所（也是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会上，大家首先传阅刘伯垂从上海带回的由陈独秀等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的手抄本，接着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情况。会议决定把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会议还研究了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会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张国恩负责财务。会议还商谈了今后的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5号作为党的活动机关，门前挂“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参加成立会议的人有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和赵子俊等8人。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产生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为了筹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在新民学会内物色成员。到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这是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毛泽东秘密联系了新民学会中的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一些先进分子，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11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易礼容6人在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了名，成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需要指出的是：1920年8月12日和9月16日，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曾给毛泽东写过兩封信，信中都谈到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问题。这两封信直至12月才由回国的萧子升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写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在该信中，毛泽东并没有告诉蔡和森，长沙已在1920年11月开始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事项，这也说明了，1920年11月发起筹建的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只是一个初具雏形、处于起步阶段的组织，还未形成一个像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那样规模的组织。另外，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到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时，长沙党组织的成员仍为上述6人，没有再吸收新的成员。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都是广东籍人，原是北京大学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在北京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接受了民主、科学、自由的观念，参与创办进步杂志，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暑假，3人在北京大学毕业，途经上海，与陈独秀商谈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返回广州后，开展革命宣传教育工作，组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广东群报》。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之事，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发起组织。同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达广州，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他们是经参加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的，所以到广州后，他们即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和刘石心等取得联系，并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组成以“广东共产党”命名的组织，租用永汉北路（今北京路）光光眼镜店二楼作为活动中心。他们主要开展劳工状况调查，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和发动工作。同年10月，他们创办《劳动者》周刊，用通俗的文字宣传劳工神圣，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反对资本家压迫。参加这个组织的共9人，除两位俄国人，7位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组织。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到达广州后，立即与“广东共产党”联系。他发现该组织绝大多数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于是草拟了一份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供该组织讨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党纲与他们的信仰迥然不同，发生激烈争论，最后7位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党。陈独秀又与谭平山等联系，准备建立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真正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建立，陈独秀任书记，不久由谭平山继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随陈独秀从上海来的李季。
与除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外的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比较，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亲自指导与参与创建的。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青岛主权和山东权益的主张失败。因此，山东人民参加斗争更为踊跃。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尽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在运动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在斗争中，王尽美和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的邓恩铭结识，从此成为挚友和战友，共同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活动，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 1919年下半年，北京国立8所院校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为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到北京，接触到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外埠通讯会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与李大钊会谈后，由翻译杨明斋（山东平度人，后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陪同去上海，途经济南时停留，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取得联系，加强了济南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函约齐鲁书社社长王乐平组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王乐平推荐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系，着手筹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9月，为了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学习和研究，王尽美和邓恩铭联络在齐鲁书社读书活动中的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秘密建立“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理论。
1920年11月，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山东第一个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学术团体“励新学会”。12月15日，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王尽美被推举为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总揽会务。当时在济南法政专门学校做文案工作的王翔千虽然不是励新学会成员，却积极赞助并经常参加学会的活动。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建济南劳动周刊社，出版《山东劳动周刊》，王翔千是主要成员，担任周刊主编。因为思想上的志同道合，王尽美、邓恩铭和王翔千成了最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畅谈时事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北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发起成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王翔千。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组织励新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深入济南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企业活动，进行调查研究，传播革命思想，还吸收了少数工人参加励新学会。
东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4月，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施存统因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引起轰动的“一师风潮”，被迫离开学校，后到上海，打算从上海去福建的漳州，投奔当时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经人介绍认识陈独秀后，就决定留在上海。5月，施存统加入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和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1920年夏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途退出）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日本东京，施存统经常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陈独秀、李达还介绍施存统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东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该组织的负责人。
周佛海1917年初夏从上海乘船去日本学习。1920年，周佛海利用暑假回上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周佛海在张东荪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周佛海就这样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暑假结束后，返回日本继续学习。这就是陈独秀让施存统联系周佛海的原因。
东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刚成立时，发展缓慢，到中共一大召开前，成员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两人。当接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他们两人就互相推选对方担任代表，因为周佛海已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最后决定由周佛海代表东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回国参加此次大会。
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12月，已在北京和李大钊、张国焘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张申府，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等人同船去法国。到达法国后，由蔡元培等推荐，张申府被聘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教逻辑学。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委托张申府在法国成立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2月，张申府在巴黎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清扬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位女党员，第一位女党员是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缪伯英）。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先于张申府到达法国，在张申府到来后很快与他见面。由于在国内周恩来与张申府经常见面，互诉心声，周恩来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张申府与刘清扬一起找周恩来谈入党之事，周恩来很高兴地接受他们的介绍，并在1921年二三月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三四月间，已在巴黎的赵世炎（1920年6月离开上海到达巴黎）和陈公培（1920年8月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随身带一份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的党纲）先后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后，与张申府取得联系。于是，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5人正式成立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亦称“赴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由张申府负责。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之所以没有派代表参加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是因为会前在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寄发邀请函时，感到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就没有给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寄发邀请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由于这8个中共早期组织燃起了革命星火，才有了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1921 年7 月23 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上海兴业路76号）李书城家的一楼饭厅里秘密举行。中共一大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战斗司令部，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在1918年1月开始共事的，两人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同年12月，两人创办《每周评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大造革命舆论，后积极领导五四运动。1919年6月11日晩，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遭北洋政府逮捕入狱。 1920年2月，李大钊为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再遭拘捕的危险，亲自护送陈独秀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去天津转赴上海，返回相对安全的南方。在由北京去天津途中，两人共同商议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大计，为党史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来到上海，4月迁入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寓居。当时，上海《星期评论》主笔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等人，都是陈独秀的新朋旧友，还都住在法租界，彼此相距不远，往来密切；不久，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施存统来到上海并认识了陈独秀；4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的俞秀松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的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稿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追求思想进步，时常拜访陈独秀，一时间，老渔阳里2号群贤云集。5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反复座谈。据陈望道回忆：“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到了6月，鉴于当时工人运动急需理论指导，经陈独秀倡议，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接着在6月19日，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这5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个党员。
1920年8月，李达为“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从日本回国，和陈独秀接触后，参与了筹备建党。8月中旬，在老渔阳里2号，由陈独秀主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告成立，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关于组织的名称，陈独秀致函李大钊，经认真斟酌，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由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全国各地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发挥了推动和指导作用，具有发起组的性质，又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到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时，人员经历了出走和加入的变化，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沈泽民、李中、李启汉等。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李大钊的带领和影响下，1920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学习的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19位学生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个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员也发展很快。它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了重要准备。
此后不久的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學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不久，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后，李大钊和张国焘便分头接洽优秀分子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张国焘找来北京大学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李大钊发展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柏根、华林、王竟林等6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成员多后，便有了分工。李大钊负总责，主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国焘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黄凌霜、陈德荣编辑、发行《劳动音》周刊；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来因为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全国或地方性的领导以及各种职务和纪律，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严明的组织纪律，加上无政府主义者又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两者产生分歧，11月，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无政府主义者走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和罗章龙4个人，后来陆续发展了一些成员，包括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人，队伍又壮大起来。
1920年底，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吴雨铭、江浩和朱务善等。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1919年2月，在武昌开办律师事务所的董必武与张国恩来到上海，被推举为湖北善后公会驻沪代表，主持公务。两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正好与一个叫李汉俊的湖北人为邻。大家都是湖北人，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李汉俊向董必武和张恩国介绍过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革命，革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董必武和张国恩从上海回到武汉后，仍然和李汉俊保持着联系。正因为这样，1920年8月，正与陈独秀等一起在上海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汉俊，写信给已在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的董必武和仍为律师的张国恩，希望两人也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董必武在写给李汉俊的复信中表示，可以与张国恩一起开展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同时，也把李汉俊的意见告诉了早就志同道合的挚友陈潭秋（时任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在私立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陈潭秋表示热烈赞同。 此期间，在广州开办《惟民》周刊社的湖北人刘伯垂，从广州回武汉途中路过上海时，前去访晤早就相识的陈独秀。陈独秀和刘伯垂谈过几次话后，即发展他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委托他回武汉去找包惠僧和郑凯卿开展建党工作，还亲笔写了一封信托刘伯垂转给包惠僧。刘伯垂抄了一份《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就赶回武汉。
陈独秀之所以让刘伯垂回到武汉去找包惠僧和郑凯卿开展建党工作，是因为他在不久前的2月份去武汉讲学时，包惠僧曾以记者的身份对他进行过采访。陈独秀住在文华书院时，又深得校工郑凯卿的照应。陈独秀觉得包、郑二人思想激进，工作干练，能成大器。刘伯垂回到武汉后就按照陈独秀的嘱托，首先与包惠僧和郑凯卿取得联系，并联系上董必武、陈潭秋和张国恩，在共同商讨组建共产党组织的过程中，取得了一致意见。
1920年10月的一天，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97号董必武寓所（也是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会上，大家首先传阅刘伯垂从上海带回的由陈独秀等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的手抄本，接着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情况。会议决定把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会议还研究了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会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张国恩负责财务。会议还商谈了今后的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5号作为党的活动机关，门前挂“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参加成立会议的人有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和赵子俊等8人。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产生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为了筹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在新民学会内物色成员。到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这是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毛泽东秘密联系了新民学会中的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一些先进分子，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11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易礼容6人在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了名，成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需要指出的是：1920年8月12日和9月16日，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曾给毛泽东写过兩封信，信中都谈到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问题。这两封信直至12月才由回国的萧子升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写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在该信中，毛泽东并没有告诉蔡和森，长沙已在1920年11月开始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事项，这也说明了，1920年11月发起筹建的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只是一个初具雏形、处于起步阶段的组织，还未形成一个像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那样规模的组织。另外，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到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时，长沙党组织的成员仍为上述6人，没有再吸收新的成员。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都是广东籍人，原是北京大学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在北京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接受了民主、科学、自由的观念，参与创办进步杂志，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暑假，3人在北京大学毕业，途经上海，与陈独秀商谈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返回广州后，开展革命宣传教育工作，组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广东群报》。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之事，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发起组织。同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达广州，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他们是经参加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的，所以到广州后，他们即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和刘石心等取得联系，并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组成以“广东共产党”命名的组织，租用永汉北路（今北京路）光光眼镜店二楼作为活动中心。他们主要开展劳工状况调查，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和发动工作。同年10月，他们创办《劳动者》周刊，用通俗的文字宣传劳工神圣，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反对资本家压迫。参加这个组织的共9人，除两位俄国人，7位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组织。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到达广州后，立即与“广东共产党”联系。他发现该组织绝大多数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于是草拟了一份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供该组织讨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党纲与他们的信仰迥然不同，发生激烈争论，最后7位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党。陈独秀又与谭平山等联系，准备建立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真正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建立，陈独秀任书记，不久由谭平山继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随陈独秀从上海来的李季。
与除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外的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比较，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亲自指导与参与创建的。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青岛主权和山东权益的主张失败。因此，山东人民参加斗争更为踊跃。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尽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在运动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在斗争中，王尽美和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的邓恩铭结识，从此成为挚友和战友，共同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活动，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 1919年下半年，北京国立8所院校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为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到北京，接触到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外埠通讯会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与李大钊会谈后，由翻译杨明斋（山东平度人，后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陪同去上海，途经济南时停留，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取得联系，加强了济南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函约齐鲁书社社长王乐平组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王乐平推荐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系，着手筹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9月，为了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学习和研究，王尽美和邓恩铭联络在齐鲁书社读书活动中的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秘密建立“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理论。
1920年11月，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山东第一个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学术团体“励新学会”。12月15日，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王尽美被推举为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总揽会务。当时在济南法政专门学校做文案工作的王翔千虽然不是励新学会成员，却积极赞助并经常参加学会的活动。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建济南劳动周刊社，出版《山东劳动周刊》，王翔千是主要成员，担任周刊主编。因为思想上的志同道合，王尽美、邓恩铭和王翔千成了最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畅谈时事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北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发起成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王翔千。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组织励新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深入济南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企业活动，进行调查研究，传播革命思想，还吸收了少数工人参加励新学会。
东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4月，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施存统因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引起轰动的“一师风潮”，被迫离开学校，后到上海，打算从上海去福建的漳州，投奔当时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经人介绍认识陈独秀后，就决定留在上海。5月，施存统加入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和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1920年夏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途退出）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日本东京，施存统经常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陈独秀、李达还介绍施存统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东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该组织的负责人。
周佛海1917年初夏从上海乘船去日本学习。1920年，周佛海利用暑假回上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周佛海在张东荪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周佛海就这样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暑假结束后，返回日本继续学习。这就是陈独秀让施存统联系周佛海的原因。
东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刚成立时，发展缓慢，到中共一大召开前，成员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两人。当接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他们两人就互相推选对方担任代表，因为周佛海已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最后决定由周佛海代表东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回国参加此次大会。
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12月，已在北京和李大钊、张国焘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张申府，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等人同船去法国。到达法国后，由蔡元培等推荐，张申府被聘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教逻辑学。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委托张申府在法国成立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2月，张申府在巴黎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清扬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位女党员，第一位女党员是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缪伯英）。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先于张申府到达法国，在张申府到来后很快与他见面。由于在国内周恩来与张申府经常见面，互诉心声，周恩来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张申府与刘清扬一起找周恩来谈入党之事，周恩来很高兴地接受他们的介绍，并在1921年二三月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三四月间，已在巴黎的赵世炎（1920年6月离开上海到达巴黎）和陈公培（1920年8月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随身带一份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的党纲）先后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后，与张申府取得联系。于是，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5人正式成立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亦称“赴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由张申府负责。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之所以没有派代表参加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是因为会前在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寄发邀请函时，感到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就没有给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寄发邀请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由于这8个中共早期组织燃起了革命星火，才有了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1921 年7 月23 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上海兴业路76号）李书城家的一楼饭厅里秘密举行。中共一大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战斗司令部，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