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读书的代价为什么这么大？农村的孩子可以干什么呢？
　　而对农村教育，杨林在看清自己的命运之后，也发出了勇敢的斥责之声：“我觉得农村教育很多方面都很不公平，为什么城里的学生考分不用那么高，而农村的学生考得那么高分还不能上大学?农村除了喂猪。种田。打零工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来源，而有钱人300多分就可以上大学，但是我们不行。毕业后还要还一大笔债，读书的代价太沉重了。”
　　杨林一口气说完心中的不平之后，最后道出了千万农村孩子的心声：“应该给农村孩子更多关注，更多优惠啊！”
　　7月3日，崔孟恒领着我在他的学校转了一圈。
　　
　　一间寝室住70人
　　
　　全校现有3000多个学生，只有两栋5层高的公寓，每间寝室住12个人，一栋住男生，一栋住女生。一到晚上学生下了晚自习，就是用水高峰期，住五楼的一滴水都接不到，因为水压不够大。住五楼的学生只能等楼下的洗漱完毕，再去接一桶水留着明天用。大夏天的，住四五楼的热得一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没有一个宿舍装有电扇。住一二楼虽然能免除“蒸桑拿”之苦，但也一夜睡不着觉，因为低层潮湿蚊子多。饶是这样，能住这两层，那也是在享受高级待遇，而且只有等到上高三的时候才能享受这种待遇，因为学校的声誉全维系在高三的升学率上。
　　
　　扳着指头算一算，高三总共700多人，全校还有2000多学生都住在什么地方?这所学校的宿舍一共分三种，一种就是刚才介绍过的公寓，第二种就是民房，第三种就是杂牌楼。说到民房，大家应该很清楚在农村郊区经常看到的红砖土瓦盖起来的三层、两层家住小楼房。在小溪塔高中，这样的房子就被改造成了学生宿舍。民房有三栋，有门窗的，上面也满是大小窟窿；没有门窗的，让人很担心万一有学生想不开要跳楼，那里简直是最佳去处。民房专供低年级男生的“享用”，抓阄运气不好，就要被分去住民房。每栋民房住7个班男生，每间寝室多的住12人，少的至少也要住8人。外间能见阳光的寝室，地上尚且一天不干积水，因为一层楼只有一个洗澡间，里面啥都没有，洗澡只能端水到寝室洗。更不用说里间不见阳光的寝室，大白天的伸手只能微见手指，灯也是不亮的， 因为到晚上就寝时才给供电。
　　剩下的男生和女生都住在杂牌楼。所谓杂牌楼，就是“三位一体”的科技楼，既有教室又有寝室，还有办公室。每层楼的西头住男生，中间是教室，东头是女生宿舍。杂牌楼里面的寝室大小不一，小的住12人；大的可以住七八十人，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大教室。躺在床上就可以听到隔壁或对面教室的读书声，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此破了“零”纪录
　　
　　就这样勉勉强强让学生们有张床睡觉了。没有正规的办公楼，老师的办公室混迹在寝室教室对面或者寝室堆里，连校长的办公室也在一个男生寝室隔壁。这些闷胀拥挤的基础设施说明了一个事实，农村的高中教育越来越吃香了，处在一个高峰期。小溪塔高中的蔡宏发校长说，从1998年办学以来，班级数目一年比着一年在曾加。“1998年筹建学校时，办校规模是24个班，每班不超过50人。但是现在已经有33个班，3000多个学生了。”
　　但是，它的教育成绩与它的办学条件一样让人尴尬。
　　今年，这所高中创造了这个学校的“吉尼斯纪录”：三个应届高三学生上了一批本科线，自学校创建以来，第一次打破了应届生上一批线的“零纪录”，全校学生都在为这个成绩兴奋着。“今年我们学校考得很好。在以往，重点班能上二批线就很满意了。”祝长征真的捡了一个宝，他就是这三个破纪录学生的班主任。
　　高三理科共有6个班，一个快班四个慢班一个复读班，共420多人，三个应届生上了一批线，复读的往届生中10个人上了一批线。整个高三，文科理科加在一起730多人，上一批和二批线的共有七八十人，只占整个高三学生的1／10。而剩下的9／10则十之八九是没有书读了，“上三批线没用，一年就要花一万多块，在农村，没有家庭可以负担得起这个费用。”
　　这个1／10拿来与夷陵区另外两所普通高中相比，还是遥遥领先的。夷陵区一共有一所重点高中、三所普通高中。祝长征说，另外两所高中还没有破应届生上一批的零纪录。
　　
　　上不了大学只好打工
　　
　　杨林(化名)就是一下子被抛进社会的9／10中的一个。她是崔孟恒的邻居，她那山上的老家房子现在已经荒草丛生，只等着某一天在风雨中倒塌了。
　　7月3日，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她第一句话就是：“不要问我高考的事情，我一句话也不想说。”接着就是哭，哽咽着只能说一句话“对不起爸妈，没考上大学。”她恨自己复读一年后考得太差，简直出乎意料，那点成绩实在对不起背井离乡的父母。
　　杨林还有一个与她同上高三的弟弟，为了姐弟俩的学费，再也不能守着老家那点田了，只好外出打工，过着“一家人似乎只有过年才能在一起吃饭”的生活。杨林爸爸的生活很“传奇”，因为得过胆结石，胆已经被切除了，他不能干重活。他想去山西挖煤，但是一家人齐声反对，姐弟俩更是威胁说他要去的话，他们两个就不读书了。最后，杨林的爸爸选择了挖药草，一个人跑到神农架的深山老林里，辗转到过宜昌西北部、四川交界处，并且还打算上重庆，行踪不定，吃喝都在山里，连杨林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挖药萆。“他对我们说山里总有人家，天黑了就在别人家里借宿，一天给10块钱。其他的事情他就不说了，怕我们担心。”
　　杨林爸爸一个人挣钱不能养活两个上学的孩子，所以杨林妈妈也跟着亲戚去了北京一家服装厂剪线头，“一天工作18个小时，一个月工资600元，到现在都没有结到账。”
　　为了节约钱，杨林的生活相当节制，高中三年在校很少吃荤菜，只是每个星期天去小姨家改善一下生活。早上一块钱的早饭，中午两块钱的素菜，晚上几乎都不吃饭，而是买方便面。寝室的同学合伙买一箱方便面，平均起来每包方便面就只有六毛到八毛钱，这样更划算。一个月150块钱的生活费，除了吃，还要节约出来买文具。
　　一切只是为了6月份的高考。
　　6月23日，杨林的爸爸特意从山里出来了，等着看女儿和儿子的高考分数。25日，查到分数后，杨林跑进了卧室拴上房门，“从晚上9点到半夜2点，爸爸一直在开导我，说上大学并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完了之后，我就听到他进进出出地走，第二天看见地上一地的烟头，他吸了一夜的烟。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和失望。第二天他还是不相信我的分数，怎么都不听劝，要去再查一次分数。”
　　6月25日以后，杨林再也没有去学校了，无颜面对老师，同学们报考志愿也与她无关了。开始她很想出远门，“心里特别烦，也想不到去哪里，托表哥在广州帮忙找个事打工，表哥说没有文凭和技术，只能当车间工，不包吃住，一个月700元，还不如学个电脑，当个文员。”爸爸很担心杨林想不开，特意多呆了几天陪着女儿，给她出主意，最终他们商定就采纳表哥的建议。
　　6月29日，杨林就在夷陵区里一家打字复印的小店里学电脑，“一心想把电脑学好了考个证，10月份去广州找事情做。”而杨林的弟弟也考得不好，只能上专科，学费昂贵。“爸爸还是想让弟弟去读，让我不要觉得他偏心，但是弟弟态度很坚决，不读书了，他要在8月份南下广州，做个学徒工，学点技术，三年学费至少4万块。”
　　两个孩子的命运安排好以后，7月1日，杨林的爸爸又进山挖草药去了。一家人又各奔东西，“爸爸说要挣点钱，以后自己开一个小店子收购药材。今年一家人就不一起过年了。”
　　
　　“农村孩子读书的代价太沉重了”
　　
　　哭着讲完她的故事以后，杨林对眼前的命运多了一份反思的镇定。“有时我在想，去读大学的话，困难重重，学费、生活费从什么地方来?虽然有国家贷款，但是四年都贷款的话，毕业了就要还债。再加上爸爸得病后欠的债，还有这些年来我们读书的费用，家里已经负债两三万了，即使上了大学出来，肯定还是承受不了。”
　　更何况，到现在，杨林一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2003年，杨林上高二，弟弟上高一的时候，全家搬到市郊，租了一间房子住。这两年来，姐弟两个上学在学校寄宿，父母两个出门挣钱，连租的房子都退掉了。去年过年，一家人就是临时再租了一间房子团圆的。“现在尽管我们姐弟两个不读书了，爸爸还是松不下气。老家的房子不要了，弟弟以后结婚还要房子，况且还要还债。”
　　这个懂事的孩子曾经有一个美丽而凄凉的梦——“即使我考上了自己很想上的大学，我还是会犹豫去不去，因为大学收费太高了，我绝对会选最便宜的大学。”在“因学返贫”之后，杨林只想好好学电脑，然后去广州打工赚钱。“我希望明年能挣点钱寄回来给爸妈开个小店。再多过几年，弟弟和我在外面打工还完债，就在宜昌弄个房子。虽然爸爸一直说不要我们姐弟帮着还债，但是我们肯定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