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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个月，成都市长葛红林或许是全国600多位市长中“曝光度”最高的市长之一。
9月25日，他出现在成都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并在“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了《成都---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的主题演讲；此前十多天，他率市政府代表团作为全国少数城市的代表奔赴大连参加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最重要的亮相，是今年6月6日至8日在成都举行的2013财富全球论坛。这是继上海、香港、北京之后，全球最负盛名的财经盛会首次来到中国西部城市举办，葛红林在论坛上参加了听众最多的“全球商业转移：新兴经济体的诱惑”特别圆桌论坛和西部崛起讨论会，与一大批全球财经界“巨头”热烈探讨了大量有关外资西进成都的话题。
这是中国许多城市和市长们均特别看重的机会，但成都“抢”到了。这显然是全球的“财富”精英对成都最大的肯定。对此，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表示，财富全球论坛落地中国、选址四川，充分凸显了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也必将有力促进四川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知名企业的交流合作。
成都一直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第四城”。据百度百科介绍，早在1941年朱自清先生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前些年，《新周刊》杂志曾再次竭力为成都打造“第四城”概念。尽管争议始终存在，成都这些年来在多个指标中挺进全国前列、甚至吸引了全球瞩目，却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一半笔记本电脑芯片产自成都
2004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播出一部纪录片，取名为《成都---东方伊甸园》。此前不久，导演张艺谋为成都拍摄了一部12分钟的中英文城市宣传片，孜孜不忘宣传“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休闲，是烙印在成都最鲜明的特征。遍布街巷的麻将声、数不胜数的茶馆、街头萦绕的火锅味道，成了外人眼中成都的全部，至于成都平原以外世界的日新月异，成都人似乎并不关心。
然而，变化始终在悄然进行中。
2003年，只有美国在成都设有领事馆，尚无法和临近的重庆、昆明等周边西部城市相比。但十多年后，已经有德国、法国、韩国、泰国等十多个国家选择在成都设立了领事馆。现在的成都，已是仅次于上海、广州的中国领事馆第三城。
从今年9月1日开始，成都对45个国家的外国人实行72小时过境免办签证政策，由此也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我国第四个实行72小时免签政策的城市。
对此，有成都市政府外办的官员表示，这标志着成都作为地标城市，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战略性地位得以巩固，在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环境建设中又一次走在了全国前面。
如今的成都已经打造了全产业链的IT产业，这也是成都大概自十余年前就开始着力打造的产业发展方向。对从2003年开始就担任成都市长的葛红林而言，他是成都这一系列变迁的亲历者。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全球每两台笔记本电脑的芯片就有一枚是“成都制造”，而全世界超过70%的iPad都产自成都，去年一年就生产了4000万台。
此外，据本刊记者了解，到今年底成都电子信息产值将有望超过4000亿元，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悄然挺进
葛红林向本刊记者展示了成都市统计局报给他的2张图表，分别是2002至2012年15座副省级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名。
从地区生产总值看，十年间，成都从2002年的全国排名第七上升到2012年的第三；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成都则自2006年以后就一直位列第一。从这些核心的经济发展指标可以鲜明地看出，那个曾经以“休闲”示人的成都，在主流城市评价体系中也早已名列前茅了。
像这样的图表，在葛红林十年的市长经历中所积累的各类工作资料中还有很多，这也是他研究成都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的参考和依据。而对于图表中数据和排名的变化，工科出身的葛红林有着天然的敏感，每张图表他都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比如，对成都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在2008年后的不断攀升，葛红林认为，这是因为2008年以前，东部沿海城市享有率先改革开放的红利，继续保持领先发展位次，而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外向度高、对国际市场依赖大的东部沿海城市影响更大，而内需推动型中西部城市得益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深入实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沿海城市，所以位次不断前进。
对于中西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持续处于高位，葛红林则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成都、沈阳、武汉等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产业加速发展，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大量的机遇。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持续增加，还让葛红林觉察到，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成都依然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认为，作为西部城市如果能发挥好后发优势，科学地承接好产业转移，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就能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活力。
观察这些图表时，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多个城市的上述数据在过去十多年间均出现过明显波动，而成都很少见地一直保持着较为平滑的增长曲线。究其原因，和其余副省级城市市长多有变动不同，唯有成都十年来市长始终由葛红林担任。葛红林坦言，新官上任自然会想有所作为，肯定会或多或少地调整前任的做法，在某些领域加大工作力度，在曲线中出现一些凹凸的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
市长要当好“城市CEO”
正如这些年来成都各项挺进全国前列的指标一样，工科出身的葛红林十年间也记录了一整套自己担任市长的系列总结。本刊记者在葛红林的办公室看到，从市长办公桌背后顶到天花板的大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册册标着“内部资料、注意保存”的工作总结。据葛红林介绍，如今分门别类已有30多个专题。
和以往领导干部将工作报告、正式发言稿简单编撰集合成书不同，这是葛红林出任成都市市长10年来所有的“为官之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业感悟”的合集，很多内容都是他对如何当好市长的总结和思考。 显然，这些笔记是了解成都这十年变迁，以及一个特大都市市长最具价值的鲜活资料。用葛红林自己的话说，他一直将市长当作一门科学工程来进行研究。葛红林称，对如何当好市长，“我干了十年，也整整思考了十年。”
葛红林首次将市长定义为“城市CEO”，还是在2008年。这是他所能回忆起的最早表述，参加当年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市长论坛时，葛红林提出，市长从事的是一门城市的科学工程，包涵众多而又复杂的变量，这是一门不比一个企业或者一项工程的管理学术性弱的学科，因而不能将市长视为一个非专业性的官位来简单看待。
解答市长这门学科的钥匙是什么？葛红林的回答是两个字：改革。回顾过去十余年来成都留给舆论最大的记忆，城乡一体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问题应是无法绕开的最大焦点。
早在2005年，成都就曾出台《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提出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正确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这几乎是最早在实践层面提出农村土地可以流转的地方政府之一。土地改革，始终是我国农村改革最核心和最敏感的话题。一时间，舆论争辩激烈。
为此，成都发动了3000多名大学生村官进驻全市各乡村，用了整整3年时间前后花费约4亿元，基本完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在葛红林看来，只有实现确权到户，给予农民产权证，才能实现农民“离土离乡不离权”，其意义在于，农民即使选择留在城市，也依然可以通过在农村保留稳固的产权而获得收入。用葛红林的话说，这正是让农民从“土地人”变身“社会人”的关键步骤。
葛红林向本刊记者解释，所谓的“社会人”，是指享有完整财产权利、基本社会保障权利和自由迁徙权利的公民，与享有更完整的社会权利的城市居民相比较而提出的概念。这样做的核心意义在于，保证农民在保有对农村的土地财产权利后，无论是否离开农村都能通过对原来农村土地权证的拥有、流转、出租、入股获得收益。
舆论将成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形容为“还权赋能”。在葛红林看来，成都的农村基本产权制度始终坚持以农村土地为基础，使得土地既成为农民拥有基本产权的资本，又不会成为农民到城镇发展的束缚，“让农民从‘一亩三分地’的束缚中真正得到解放。”
参与过上述制度设计的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曾表示，和1978年开始的那场改革不同，成都这轮改革是以确权为标志，一开始就从法律上明确了土地是农民的财产，农民是土地的主人。
“成都试验”
改革并不是简单一纸文件就可以实现的。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不仅使得城市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乏力，也使得成都跟全国一样对农村“欠账”严重。葛红林坦言，成都如今广受好评的城乡一体化试验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沉重的“弥补历史欠账”的压力。
2003年，成都开始“自费”进行城乡一体化探索。之所以称为“自费”，葛红林解释说，此时成都并没有得到任何层面的扶持和政策优惠，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2004年初，成都出台了纲领性文件《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由此，广受关注的成都城乡一体化“试验”号角正式吹响。
经过几年实践，成都的一系列试验举措被具体归纳为“三项核心制度改革”与“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以及四大基础工程”，成为指导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基本施政方略。
据了解，其具体内容指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三项核心制度改革”，大力实施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四大基础工程”，统筹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三个集中”，深入实施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六个一体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和城乡同发展共繁荣新局面。
2007年1月，国家发改委调研组专题调研成都城乡一体化实施情况后指出：成都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注重城乡统筹的一系列重大改革，符合中央精神，符合改革的方向和要求，正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地区发展的道路。5个月后，“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成都等地的探索由此上升为国家改革战略。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曾在谈及“成都经验”时认为，“土地级差地租收益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成都的经验在于充分利用土地级差地租这一规律，为城乡统筹服务。”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也曾在接受成都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有必要提出成都模式这一概念。”
显然，这都是对成都城乡一体化探索与实践的充分肯定。
9月25日，他出现在成都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并在“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了《成都---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的主题演讲；此前十多天，他率市政府代表团作为全国少数城市的代表奔赴大连参加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最重要的亮相，是今年6月6日至8日在成都举行的2013财富全球论坛。这是继上海、香港、北京之后，全球最负盛名的财经盛会首次来到中国西部城市举办，葛红林在论坛上参加了听众最多的“全球商业转移：新兴经济体的诱惑”特别圆桌论坛和西部崛起讨论会，与一大批全球财经界“巨头”热烈探讨了大量有关外资西进成都的话题。
这是中国许多城市和市长们均特别看重的机会，但成都“抢”到了。这显然是全球的“财富”精英对成都最大的肯定。对此，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表示，财富全球论坛落地中国、选址四川，充分凸显了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也必将有力促进四川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知名企业的交流合作。
成都一直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第四城”。据百度百科介绍，早在1941年朱自清先生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前些年，《新周刊》杂志曾再次竭力为成都打造“第四城”概念。尽管争议始终存在，成都这些年来在多个指标中挺进全国前列、甚至吸引了全球瞩目，却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一半笔记本电脑芯片产自成都
2004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播出一部纪录片，取名为《成都---东方伊甸园》。此前不久，导演张艺谋为成都拍摄了一部12分钟的中英文城市宣传片，孜孜不忘宣传“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休闲，是烙印在成都最鲜明的特征。遍布街巷的麻将声、数不胜数的茶馆、街头萦绕的火锅味道，成了外人眼中成都的全部，至于成都平原以外世界的日新月异，成都人似乎并不关心。
然而，变化始终在悄然进行中。
2003年，只有美国在成都设有领事馆，尚无法和临近的重庆、昆明等周边西部城市相比。但十多年后，已经有德国、法国、韩国、泰国等十多个国家选择在成都设立了领事馆。现在的成都，已是仅次于上海、广州的中国领事馆第三城。
从今年9月1日开始，成都对45个国家的外国人实行72小时过境免办签证政策，由此也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我国第四个实行72小时免签政策的城市。
对此，有成都市政府外办的官员表示，这标志着成都作为地标城市，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战略性地位得以巩固，在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环境建设中又一次走在了全国前面。
如今的成都已经打造了全产业链的IT产业，这也是成都大概自十余年前就开始着力打造的产业发展方向。对从2003年开始就担任成都市长的葛红林而言，他是成都这一系列变迁的亲历者。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全球每两台笔记本电脑的芯片就有一枚是“成都制造”，而全世界超过70%的iPad都产自成都，去年一年就生产了4000万台。
此外，据本刊记者了解，到今年底成都电子信息产值将有望超过4000亿元，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悄然挺进
葛红林向本刊记者展示了成都市统计局报给他的2张图表，分别是2002至2012年15座副省级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名。
从地区生产总值看，十年间，成都从2002年的全国排名第七上升到2012年的第三；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成都则自2006年以后就一直位列第一。从这些核心的经济发展指标可以鲜明地看出，那个曾经以“休闲”示人的成都，在主流城市评价体系中也早已名列前茅了。
像这样的图表，在葛红林十年的市长经历中所积累的各类工作资料中还有很多，这也是他研究成都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的参考和依据。而对于图表中数据和排名的变化，工科出身的葛红林有着天然的敏感，每张图表他都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比如，对成都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在2008年后的不断攀升，葛红林认为，这是因为2008年以前，东部沿海城市享有率先改革开放的红利，继续保持领先发展位次，而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外向度高、对国际市场依赖大的东部沿海城市影响更大，而内需推动型中西部城市得益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深入实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沿海城市，所以位次不断前进。
对于中西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持续处于高位，葛红林则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成都、沈阳、武汉等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产业加速发展，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大量的机遇。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持续增加，还让葛红林觉察到，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成都依然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认为，作为西部城市如果能发挥好后发优势，科学地承接好产业转移，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就能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活力。
观察这些图表时，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多个城市的上述数据在过去十多年间均出现过明显波动，而成都很少见地一直保持着较为平滑的增长曲线。究其原因，和其余副省级城市市长多有变动不同，唯有成都十年来市长始终由葛红林担任。葛红林坦言，新官上任自然会想有所作为，肯定会或多或少地调整前任的做法，在某些领域加大工作力度，在曲线中出现一些凹凸的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
市长要当好“城市CEO”
正如这些年来成都各项挺进全国前列的指标一样，工科出身的葛红林十年间也记录了一整套自己担任市长的系列总结。本刊记者在葛红林的办公室看到，从市长办公桌背后顶到天花板的大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册册标着“内部资料、注意保存”的工作总结。据葛红林介绍，如今分门别类已有30多个专题。
和以往领导干部将工作报告、正式发言稿简单编撰集合成书不同，这是葛红林出任成都市市长10年来所有的“为官之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业感悟”的合集，很多内容都是他对如何当好市长的总结和思考。 显然，这些笔记是了解成都这十年变迁，以及一个特大都市市长最具价值的鲜活资料。用葛红林自己的话说，他一直将市长当作一门科学工程来进行研究。葛红林称，对如何当好市长，“我干了十年，也整整思考了十年。”
葛红林首次将市长定义为“城市CEO”，还是在2008年。这是他所能回忆起的最早表述，参加当年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市长论坛时，葛红林提出，市长从事的是一门城市的科学工程，包涵众多而又复杂的变量，这是一门不比一个企业或者一项工程的管理学术性弱的学科，因而不能将市长视为一个非专业性的官位来简单看待。
解答市长这门学科的钥匙是什么？葛红林的回答是两个字：改革。回顾过去十余年来成都留给舆论最大的记忆，城乡一体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问题应是无法绕开的最大焦点。
早在2005年，成都就曾出台《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提出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正确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这几乎是最早在实践层面提出农村土地可以流转的地方政府之一。土地改革，始终是我国农村改革最核心和最敏感的话题。一时间，舆论争辩激烈。
为此，成都发动了3000多名大学生村官进驻全市各乡村，用了整整3年时间前后花费约4亿元，基本完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在葛红林看来，只有实现确权到户，给予农民产权证，才能实现农民“离土离乡不离权”，其意义在于，农民即使选择留在城市，也依然可以通过在农村保留稳固的产权而获得收入。用葛红林的话说，这正是让农民从“土地人”变身“社会人”的关键步骤。
葛红林向本刊记者解释，所谓的“社会人”，是指享有完整财产权利、基本社会保障权利和自由迁徙权利的公民，与享有更完整的社会权利的城市居民相比较而提出的概念。这样做的核心意义在于，保证农民在保有对农村的土地财产权利后，无论是否离开农村都能通过对原来农村土地权证的拥有、流转、出租、入股获得收益。
舆论将成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形容为“还权赋能”。在葛红林看来，成都的农村基本产权制度始终坚持以农村土地为基础，使得土地既成为农民拥有基本产权的资本，又不会成为农民到城镇发展的束缚，“让农民从‘一亩三分地’的束缚中真正得到解放。”
参与过上述制度设计的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曾表示，和1978年开始的那场改革不同，成都这轮改革是以确权为标志，一开始就从法律上明确了土地是农民的财产，农民是土地的主人。
“成都试验”
改革并不是简单一纸文件就可以实现的。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不仅使得城市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乏力，也使得成都跟全国一样对农村“欠账”严重。葛红林坦言，成都如今广受好评的城乡一体化试验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沉重的“弥补历史欠账”的压力。
2003年，成都开始“自费”进行城乡一体化探索。之所以称为“自费”，葛红林解释说，此时成都并没有得到任何层面的扶持和政策优惠，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2004年初，成都出台了纲领性文件《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由此，广受关注的成都城乡一体化“试验”号角正式吹响。
经过几年实践，成都的一系列试验举措被具体归纳为“三项核心制度改革”与“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以及四大基础工程”，成为指导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基本施政方略。
据了解，其具体内容指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三项核心制度改革”，大力实施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四大基础工程”，统筹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三个集中”，深入实施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六个一体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和城乡同发展共繁荣新局面。
2007年1月，国家发改委调研组专题调研成都城乡一体化实施情况后指出：成都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注重城乡统筹的一系列重大改革，符合中央精神，符合改革的方向和要求，正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地区发展的道路。5个月后，“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成都等地的探索由此上升为国家改革战略。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曾在谈及“成都经验”时认为，“土地级差地租收益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成都的经验在于充分利用土地级差地租这一规律，为城乡统筹服务。”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也曾在接受成都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有必要提出成都模式这一概念。”
显然，这都是对成都城乡一体化探索与实践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