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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管厚爱，引导孩子，坚守理想信念。继承光荣传统，奋发有为，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五个孩子其中有四个走上了领导岗位，一个当了人民教师。良好的家教形成的思想品质和作风，化成了每个人推动工作、开拓局面的正能量。年迈的陈云，对已经成年的孩子依然十分关心，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提高对孩子的要求，特别注意对子女进行坚强的党性教育，并在四个方面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陈元在回忆中说：“父亲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一生把社会主义当作理想追求，认为是最神圣的事业，认为是最正义和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父亲认为，旧中国的烂摊子，在新中国能发展得这么快，就是因为共产党搞了社会主义，这是最大的成功。对建设社会主义，“父亲一生致力于中国特色”，始终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特点，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抓的财政、商业、外贸、金融，很少照搬苏联经验，而是自己摸索适合国情的路子，搞突破，很自豪。父亲反复讲中国有10亿人口、8亿农民、基础差的特点，强调要根据这个特点，找出使中国尽快发展的路子。父亲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很开放，既看到了社会主义在早期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主张，也看到了在苏联的成功、失误和教训。父亲认为苏联垮台，不是社会主义不行了，主要是党内没有民主，搞特权，少数人说了算;经济发展太慢，群众生活得不到改善;部分领导人没有全局观念，应对失策等。父亲总结的这些经验，都是一些他自己工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陈元说：父亲对社会主义的感情非常深厚，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成功;对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群众利益、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获得人民拥护坚信不疑。陈云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伟兰说：父亲确实是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人民，交给了中国，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交给了社会主义事业，“把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当成了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这种信仰也感染了我们子女”。“我们做不了他那么大的事情，但至少在行为上不应该违背他的意愿。”
第二，共产党的干部要用权于民，为人民办事。
五个子女都回忆过，父亲常对他们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在他们年幼时，对主管全国经济的父亲总是惦记老百姓生活的许多实例都记忆深刻。
经过“文化大革命”，文教科技成了重灾区，知识分子许多问题急待解决。陈云很快注意到这个群体。他从于老那看到北航教师反映知识分子生活负担重的来信;又从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的伟力那具体了解了知识分子待遇长期没有改善，工资收入低，住房紧张;工作任务重，工作条件很差;生活负担大，营养状况不好，健康水平下降等情况。然后，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信，提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并建议此事“责成中央书记处来抓”。不久，陈云在家破例放了一次电影，影名是《人到中年》。电影放完后，伟兰注意到，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紧紧握着爸爸的手，泪流满面。父亲面色沉重，对身边秘书说：“这部电影是放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从电影厅回到办公室，爸爸坐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不说话。
此前，已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工作的于老，曾向陈云建议，中国食品工业要大力发展方便食品。因为当时中国食品工业就是生产糖果、饼干和点心。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同志反映，外国食品工业主要是生产方便食品，一个家庭主妇半个小时就能准备好一顿丰盛的午餐，就是因为很多食品是半成品。于老对陈云说：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有条件请保姆解决家务问题。看了《人到中年》的电影，陈云认定了这个建议的价值，向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提出建议。这一建议促进了中国方便食品工业的发展，也大大减轻了知识分子和所有双职工的家务负担。
伟华是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批入学的大学生，这届学生学习能力强，又有社会经验，很多人毕业后，分到国家机关。伟华被分到人事部。“文革”中，教师被视为“臭老九”，很多人不愿意当老师，师范生毕业后，都另谋出路。陈云了解到这个情况很忧虑。伟华也从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今北京师大实验中学）校长那了解到这个情况，而且知道学校历史组缺人。她是師大历史系毕业生，曾在农村当了10年老师，也喜欢教师工作。但这时她在人事部已经是副处级干部了，有很好的发展前途。陈云通过秘书，向伟华婉转建议：她是师范毕业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伟华非常清楚当时教师待遇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清楚自己现在职位的前途。但她考虑到父亲对整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忧虑，考虑到国家教育事业现在需要人，自己作为一名师范生，又是陈云的孩子，应该带这个头。1985年，伟华毅然决然放弃了在人事部的工作，回到母校当了一名普通的历史课教师。对于伟华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也有人认为是“作秀”。事情在社会上披露后，不少人给她写信，记者也前来采访。伟华觉得，这正说明，教师这个职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像她这样背景的干部子弟，当普通教师让人难以置信。伟华没有张扬，也没有豪言壮语，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踏踏实实地在这个普通中学教师岗位上干到退休。在校工作期间，她没有丝毫特殊，兢兢业业，以敬业精神和精湛业务，赢得学校领导、老师、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学生们发自内心地把陈老师称为“国宝”。这个一辈子骑车上班，衣着极其朴素，谈吐朴实，看似平常的知识女性，不了解情况的人，又有谁会想到她是“共和国大管家”陈云的女儿呢？多少年过去了，以世俗的眼光看，伟华在她家，或与同样家庭背景的子弟们相比，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是低的。但伟华从未对自己的选择后悔过，觉得做一名人民教师无尚光荣！是爸爸帮她下了这个决心，在国家教育事业需要后继有人的时候，踏入了人民教师的行列！“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陈云一生奉行的准则，伟华以一辈子在普通中学教师岗位上勤恳工作的实际行动，学习和践行了父亲的风范。
伟力曾在回忆中说：“父亲这一生，始终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放在最重要位置，他时刻想着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来不轻易使用手中权力，从来没有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或家人身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 第三，要摆正自己在工作中的位置。
陈云一辈子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在党内有口皆碑。陈方回忆说：父亲每逢填写各种登记表时，都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填上“小学”二字。父亲曾坦诚地说：“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陈云把名利看得很淡，一向反对宣传自己。伟兰记得，1983年春节，父亲在家中会见部分烈士子弟并座谈，大家都很激动，父亲也很激动。散会后，她陪父亲回办公室，看到爸爸情绪仍未平复，脸涨得通红。这种状态对于向来心态平和、善于控制情绪的陈云来说，极其少有。陈云对伟兰说：中国革命特别艰难，牺牲的人太多了，成千上万的人都牺牲了。很多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我们都没有宣传过。在这些人中，有些人是我的上级，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高，资历也比我老。中国有一大批老干部还在世，他们很多人对党有很大贡献，因条件局限我们都没有宣传过。所以，陈云对伟兰讲，对自己就是不能宣传！以后不止在一个场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都交待了这件事，并作为一项原则，要求严格执行。陈云对一些老同志也非常严肃地讲了这项要求，说，不是所有人都在历史上留名，我就做不留名的1
1983年，伟兰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有一次把她叫到办公室，询问开展工作的情况。伟兰报告了情况，也说了自己的打算。陈云半天没说话，静了一会儿问伟兰：“如果你工作中有一点别人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你怎么办？”伟兰说：“我谦虚谨慎呀！”陈云进一步问：“你怎么才能谦虚谨慎？”伟兰说：“就是时时在思想上警示自己。”听了伟兰的回答，陈云平静地说：“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块儿做的，是群众和领导一块儿做的，你不能把成绩算在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账上。”陈云又问：“如果你工作有缺点，别人批评你怎么办？”伟兰说：“那我就找批评我的人再谈谈。”陈云点点头说：“这样好！共产党员就是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了自我批评精神，才配做共产党员！”伟兰记得，这次谈话结束后，她已经从父亲办公室走出来了，爸爸还在她身后喊着：“记住，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陈云类似的嘱咐对其他几个做领导工作的孩子也有过。在陈云严格要求下，谦虚谨慎，低调平和，宽容厚道，不仅成为几个孩子共同的品质，也成为他们的工作作风，各自都能在工作岗位上恰当处理好各种关系，将淡泊名利的家风很好地传承了下来。
第四，共产党的干部要严格自律，清正廉洁。
在这方面陈云身体力行，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陈元记得，“大跃进”时期，父亲开完郑州会议，从河南上车，往徐州、上海方向去。父亲从不坐专列，只坐公务车，挂一节车皮，跟着所在列车正常运行。省里在他挂的那节车厢，装了两三只鸡，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到下一站，硬是把这几只鸡拿下去，并让人告诉省里收回。为这事，父亲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认为这是腐败作风。以后没有人敢送礼。陈元还记得，父亲破例收过韩先楚叔叔的一只野鸡。韩叔叔和父亲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次他提着一只野鸡来看父亲说：这不是送礼，是自己打的。父亲收下了。除此以外，什么礼品都没收过。家里人也知道，陪陈云休养，照顾他，不能再拿单位工资。1959年，陈云因心脏病到杭州休养一年，于老随同照顾。陈云告诉于老，你陪我期间工资一分不能拿。于老回单位后，国家科委把一年的工资发给她，她全部退回，科委开了收据。“文革”期间，伟力去江西照顾父亲近10个月。陈云也明确对她说，国家给你发工资，是为国家做事，你来照顾我，就不能拿工资。伟力谨记父亲的话，把物理所这段时间发给她的工资全部退回，单位也开了收据。
陈云类似严格自律的事例很多，给家人以很深刻的印象，也深深影响着他们。陈元说：父亲在党内的声望有三个方面是比较一致的。一是长征前后，大家认为陈云公道，做干部工作最合适。1937年他从苏联回来，做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这在党内是众望所归，毛主席和中央都支持。二是关注群众，关注农民，关注农民生活，这在全党也是闻名的。三是他的清廉，為人正派，在高级干部中声望很高。大家拥戴他做中央纪委第一书记，跟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个风格和特点有关。父亲特别憎恨党内以权谋私现象，认为共产党员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多次提出，要严抓党风，而且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父亲说，许多事情都是上行下效，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干部自己开口子，下面就乱套了。陈元记得，有个老干部的孩子卷入一个案件中，转着弯找父亲说情。父亲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事情要自己负责。以后就再也没有对这件事情讲任何一句话。
20世纪80年代初，党内出现严重经济犯罪现象。陈云主张坚决打击，开杀戒，决不能让此风蔓延。这建议得到邓小平和党中央坚定的支持。在家中，他一方面嘱咐家人防止犯罪分子报复;另一方面警示孩子，管好自己。陈方记得，一次他下班回来，父亲正在洗手准备吃饭，看见他回来，就把他叫进办公室。陈云对陈方严肃地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加了，影响很坏，你一定要管好自己，不能跟着他们做错事！记住了吗？”陈方使劲儿回答：“记住啦！”自小的严格教育，陈方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但陈方十分理解爸爸对他的要求。父亲身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处在严打指挥的第一线。这个工作现在非常重要。作为他的子女，一定要管好自己，不能出任何事情，否则父亲作为中央纪委书记将如何主持工作？！陈方说：“我们觉得我们有这方面的责任，管好我们自己来支持爸爸的工作。”
陈云在上述四个方面的突出要求和身体力行，给几个孩子扣好了一生不走邪路、不投机取巧、廉洁奉公、勤奋努力、正直做人的“风纪扣”。陈云的“家风戒尺”，将他们铸造成了真正能够继承父亲遗愿，能够传承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荣传统，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报效祖国、行稳致远的国家栋梁之材，各自都在工作岗位上做出重要贡献，有的还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岗位，肩负着重大责任。 陈云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不到两万元的稿费和一万多元工资和补贴。陈云一生重情重义，乐善好施，孩子们都知道，父親的每月工资要分寄许多人。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老同事，商务印书馆是陈云革命起步的地方，陈云忘不了他们;还有青浦乡下的亲戚和老邻居，以及孤寡老人，陈云幼年失去父母，他忘不了困境时养育和帮助过他的人。对这两部分人的经济帮助，陈云坚持了许多年，按时寄钱给他们。还有在上海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战友，以及后来在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有困难，陈云也慷慨解囊，给以帮助。所以，家里经济并不富裕。于老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毛衣也是她织的，上学的书包是她用缝纫机缝制的，孩子们穿的鞋也是找人做的。为了节省钱，家里只有两个大孩子上了育英寄宿学校，三个小一点的孩子都上了北长街普通小学，学费可以低一点。
但陈云却给孩子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并教导他们学会了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能力。于老在陈云的嘱咐下，在孩子们上小学时，就引导他们学做一些简单家务，几个孩子都会洗衣做饭。伟力高小时就能够缝补衣服，上中学后，还学会了用缝纫机做衣服。陈元中学时开始自己缝被子。伟华也学会了织毛衣和手套等。几个孩子曾深情地说：“我们非常幸运，能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以近距离观察他，可以和他谈话，交换思想，可以亲身体验和感受他。他是慈爱的父亲、睿智的父亲、严格的父亲。他和所有的父亲一样，关心每一个孩子，希望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成长起来。他给我们指导，也给我们宽松的环境，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的挫折与成功中取得经验，锻炼自立于社会的能力。”“真正在人生道路上指点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爸爸。而且应该说是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是长远地、长久地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几个孩子坐在一起谈论父亲。他们认为：作为子女虽然和父亲长期生活在一起，但对他的思想，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在不断观察学习和思考中逐渐领悟，是透过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体验逐步理解的。对父亲认识越深，他的思想和精神对我们吸引力就越大。几个孩子有一个共识：父亲“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完全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顽强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父亲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在工作中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认真听取内行、专家和当事人的意见。第三个原因是他能够认真听取反面意见。作为子女能够从这个层面认识他们的父亲，笔者作为一名党和国家培养、有着近30年专门从事陈云研究工作的人认为：他们真正理解了自己的父亲，理解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中重要成员的陈云！
陈云同志的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精神富矿中的一部分，对全社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有着重要教育意义和启示。人生最初的启蒙在家庭熏陶，家风清正，更容易将正直刚健、诚实守信、勤奋宽容等良好品性注入孩子的血脉;在他们成人，走向工作岗位时，家风塑造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敬畏之心更容易形成他们成熟良好的人格而化成自觉的行为;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家风戒尺也会助其分辨黑白对错，做出正确抉择。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强调：“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
（责任编辑：聂红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五个孩子其中有四个走上了领导岗位，一个当了人民教师。良好的家教形成的思想品质和作风，化成了每个人推动工作、开拓局面的正能量。年迈的陈云，对已经成年的孩子依然十分关心，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提高对孩子的要求，特别注意对子女进行坚强的党性教育，并在四个方面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陈元在回忆中说：“父亲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一生把社会主义当作理想追求，认为是最神圣的事业，认为是最正义和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父亲认为，旧中国的烂摊子，在新中国能发展得这么快，就是因为共产党搞了社会主义，这是最大的成功。对建设社会主义，“父亲一生致力于中国特色”，始终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特点，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抓的财政、商业、外贸、金融，很少照搬苏联经验，而是自己摸索适合国情的路子，搞突破，很自豪。父亲反复讲中国有10亿人口、8亿农民、基础差的特点，强调要根据这个特点，找出使中国尽快发展的路子。父亲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很开放，既看到了社会主义在早期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主张，也看到了在苏联的成功、失误和教训。父亲认为苏联垮台，不是社会主义不行了，主要是党内没有民主，搞特权，少数人说了算;经济发展太慢，群众生活得不到改善;部分领导人没有全局观念，应对失策等。父亲总结的这些经验，都是一些他自己工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陈元说：父亲对社会主义的感情非常深厚，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成功;对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群众利益、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获得人民拥护坚信不疑。陈云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伟兰说：父亲确实是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人民，交给了中国，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交给了社会主义事业，“把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当成了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这种信仰也感染了我们子女”。“我们做不了他那么大的事情，但至少在行为上不应该违背他的意愿。”
第二，共产党的干部要用权于民，为人民办事。
五个子女都回忆过，父亲常对他们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在他们年幼时，对主管全国经济的父亲总是惦记老百姓生活的许多实例都记忆深刻。
经过“文化大革命”，文教科技成了重灾区，知识分子许多问题急待解决。陈云很快注意到这个群体。他从于老那看到北航教师反映知识分子生活负担重的来信;又从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的伟力那具体了解了知识分子待遇长期没有改善，工资收入低，住房紧张;工作任务重，工作条件很差;生活负担大，营养状况不好，健康水平下降等情况。然后，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信，提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并建议此事“责成中央书记处来抓”。不久，陈云在家破例放了一次电影，影名是《人到中年》。电影放完后，伟兰注意到，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紧紧握着爸爸的手，泪流满面。父亲面色沉重，对身边秘书说：“这部电影是放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从电影厅回到办公室，爸爸坐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不说话。
此前，已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工作的于老，曾向陈云建议，中国食品工业要大力发展方便食品。因为当时中国食品工业就是生产糖果、饼干和点心。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同志反映，外国食品工业主要是生产方便食品，一个家庭主妇半个小时就能准备好一顿丰盛的午餐，就是因为很多食品是半成品。于老对陈云说：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有条件请保姆解决家务问题。看了《人到中年》的电影，陈云认定了这个建议的价值，向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提出建议。这一建议促进了中国方便食品工业的发展，也大大减轻了知识分子和所有双职工的家务负担。
伟华是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批入学的大学生，这届学生学习能力强，又有社会经验，很多人毕业后，分到国家机关。伟华被分到人事部。“文革”中，教师被视为“臭老九”，很多人不愿意当老师，师范生毕业后，都另谋出路。陈云了解到这个情况很忧虑。伟华也从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今北京师大实验中学）校长那了解到这个情况，而且知道学校历史组缺人。她是師大历史系毕业生，曾在农村当了10年老师，也喜欢教师工作。但这时她在人事部已经是副处级干部了，有很好的发展前途。陈云通过秘书，向伟华婉转建议：她是师范毕业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伟华非常清楚当时教师待遇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清楚自己现在职位的前途。但她考虑到父亲对整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忧虑，考虑到国家教育事业现在需要人，自己作为一名师范生，又是陈云的孩子，应该带这个头。1985年，伟华毅然决然放弃了在人事部的工作，回到母校当了一名普通的历史课教师。对于伟华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也有人认为是“作秀”。事情在社会上披露后，不少人给她写信，记者也前来采访。伟华觉得，这正说明，教师这个职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像她这样背景的干部子弟，当普通教师让人难以置信。伟华没有张扬，也没有豪言壮语，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踏踏实实地在这个普通中学教师岗位上干到退休。在校工作期间，她没有丝毫特殊，兢兢业业，以敬业精神和精湛业务，赢得学校领导、老师、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学生们发自内心地把陈老师称为“国宝”。这个一辈子骑车上班，衣着极其朴素，谈吐朴实，看似平常的知识女性，不了解情况的人，又有谁会想到她是“共和国大管家”陈云的女儿呢？多少年过去了，以世俗的眼光看，伟华在她家，或与同样家庭背景的子弟们相比，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是低的。但伟华从未对自己的选择后悔过，觉得做一名人民教师无尚光荣！是爸爸帮她下了这个决心，在国家教育事业需要后继有人的时候，踏入了人民教师的行列！“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陈云一生奉行的准则，伟华以一辈子在普通中学教师岗位上勤恳工作的实际行动，学习和践行了父亲的风范。
伟力曾在回忆中说：“父亲这一生，始终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放在最重要位置，他时刻想着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来不轻易使用手中权力，从来没有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或家人身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 第三，要摆正自己在工作中的位置。
陈云一辈子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在党内有口皆碑。陈方回忆说：父亲每逢填写各种登记表时，都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填上“小学”二字。父亲曾坦诚地说：“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陈云把名利看得很淡，一向反对宣传自己。伟兰记得，1983年春节，父亲在家中会见部分烈士子弟并座谈，大家都很激动，父亲也很激动。散会后，她陪父亲回办公室，看到爸爸情绪仍未平复，脸涨得通红。这种状态对于向来心态平和、善于控制情绪的陈云来说，极其少有。陈云对伟兰说：中国革命特别艰难，牺牲的人太多了，成千上万的人都牺牲了。很多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我们都没有宣传过。在这些人中，有些人是我的上级，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高，资历也比我老。中国有一大批老干部还在世，他们很多人对党有很大贡献，因条件局限我们都没有宣传过。所以，陈云对伟兰讲，对自己就是不能宣传！以后不止在一个场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都交待了这件事，并作为一项原则，要求严格执行。陈云对一些老同志也非常严肃地讲了这项要求，说，不是所有人都在历史上留名，我就做不留名的1
1983年，伟兰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有一次把她叫到办公室，询问开展工作的情况。伟兰报告了情况，也说了自己的打算。陈云半天没说话，静了一会儿问伟兰：“如果你工作中有一点别人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你怎么办？”伟兰说：“我谦虚谨慎呀！”陈云进一步问：“你怎么才能谦虚谨慎？”伟兰说：“就是时时在思想上警示自己。”听了伟兰的回答，陈云平静地说：“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块儿做的，是群众和领导一块儿做的，你不能把成绩算在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账上。”陈云又问：“如果你工作有缺点，别人批评你怎么办？”伟兰说：“那我就找批评我的人再谈谈。”陈云点点头说：“这样好！共产党员就是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了自我批评精神，才配做共产党员！”伟兰记得，这次谈话结束后，她已经从父亲办公室走出来了，爸爸还在她身后喊着：“记住，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陈云类似的嘱咐对其他几个做领导工作的孩子也有过。在陈云严格要求下，谦虚谨慎，低调平和，宽容厚道，不仅成为几个孩子共同的品质，也成为他们的工作作风，各自都能在工作岗位上恰当处理好各种关系，将淡泊名利的家风很好地传承了下来。
第四，共产党的干部要严格自律，清正廉洁。
在这方面陈云身体力行，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陈元记得，“大跃进”时期，父亲开完郑州会议，从河南上车，往徐州、上海方向去。父亲从不坐专列，只坐公务车，挂一节车皮，跟着所在列车正常运行。省里在他挂的那节车厢，装了两三只鸡，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到下一站，硬是把这几只鸡拿下去，并让人告诉省里收回。为这事，父亲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认为这是腐败作风。以后没有人敢送礼。陈元还记得，父亲破例收过韩先楚叔叔的一只野鸡。韩叔叔和父亲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次他提着一只野鸡来看父亲说：这不是送礼，是自己打的。父亲收下了。除此以外，什么礼品都没收过。家里人也知道，陪陈云休养，照顾他，不能再拿单位工资。1959年，陈云因心脏病到杭州休养一年，于老随同照顾。陈云告诉于老，你陪我期间工资一分不能拿。于老回单位后，国家科委把一年的工资发给她，她全部退回，科委开了收据。“文革”期间，伟力去江西照顾父亲近10个月。陈云也明确对她说，国家给你发工资，是为国家做事，你来照顾我，就不能拿工资。伟力谨记父亲的话，把物理所这段时间发给她的工资全部退回，单位也开了收据。
陈云类似严格自律的事例很多，给家人以很深刻的印象，也深深影响着他们。陈元说：父亲在党内的声望有三个方面是比较一致的。一是长征前后，大家认为陈云公道，做干部工作最合适。1937年他从苏联回来，做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这在党内是众望所归，毛主席和中央都支持。二是关注群众，关注农民，关注农民生活，这在全党也是闻名的。三是他的清廉，為人正派，在高级干部中声望很高。大家拥戴他做中央纪委第一书记，跟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个风格和特点有关。父亲特别憎恨党内以权谋私现象，认为共产党员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多次提出，要严抓党风，而且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父亲说，许多事情都是上行下效，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干部自己开口子，下面就乱套了。陈元记得，有个老干部的孩子卷入一个案件中，转着弯找父亲说情。父亲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事情要自己负责。以后就再也没有对这件事情讲任何一句话。
20世纪80年代初，党内出现严重经济犯罪现象。陈云主张坚决打击，开杀戒，决不能让此风蔓延。这建议得到邓小平和党中央坚定的支持。在家中，他一方面嘱咐家人防止犯罪分子报复;另一方面警示孩子，管好自己。陈方记得，一次他下班回来，父亲正在洗手准备吃饭，看见他回来，就把他叫进办公室。陈云对陈方严肃地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加了，影响很坏，你一定要管好自己，不能跟着他们做错事！记住了吗？”陈方使劲儿回答：“记住啦！”自小的严格教育，陈方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但陈方十分理解爸爸对他的要求。父亲身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处在严打指挥的第一线。这个工作现在非常重要。作为他的子女，一定要管好自己，不能出任何事情，否则父亲作为中央纪委书记将如何主持工作？！陈方说：“我们觉得我们有这方面的责任，管好我们自己来支持爸爸的工作。”
陈云在上述四个方面的突出要求和身体力行，给几个孩子扣好了一生不走邪路、不投机取巧、廉洁奉公、勤奋努力、正直做人的“风纪扣”。陈云的“家风戒尺”，将他们铸造成了真正能够继承父亲遗愿，能够传承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荣传统，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报效祖国、行稳致远的国家栋梁之材，各自都在工作岗位上做出重要贡献，有的还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岗位，肩负着重大责任。 陈云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不到两万元的稿费和一万多元工资和补贴。陈云一生重情重义，乐善好施，孩子们都知道，父親的每月工资要分寄许多人。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老同事，商务印书馆是陈云革命起步的地方，陈云忘不了他们;还有青浦乡下的亲戚和老邻居，以及孤寡老人，陈云幼年失去父母，他忘不了困境时养育和帮助过他的人。对这两部分人的经济帮助，陈云坚持了许多年，按时寄钱给他们。还有在上海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战友，以及后来在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有困难，陈云也慷慨解囊，给以帮助。所以，家里经济并不富裕。于老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毛衣也是她织的，上学的书包是她用缝纫机缝制的，孩子们穿的鞋也是找人做的。为了节省钱，家里只有两个大孩子上了育英寄宿学校，三个小一点的孩子都上了北长街普通小学，学费可以低一点。
但陈云却给孩子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并教导他们学会了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能力。于老在陈云的嘱咐下，在孩子们上小学时，就引导他们学做一些简单家务，几个孩子都会洗衣做饭。伟力高小时就能够缝补衣服，上中学后，还学会了用缝纫机做衣服。陈元中学时开始自己缝被子。伟华也学会了织毛衣和手套等。几个孩子曾深情地说：“我们非常幸运，能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以近距离观察他，可以和他谈话，交换思想，可以亲身体验和感受他。他是慈爱的父亲、睿智的父亲、严格的父亲。他和所有的父亲一样，关心每一个孩子，希望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成长起来。他给我们指导，也给我们宽松的环境，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的挫折与成功中取得经验，锻炼自立于社会的能力。”“真正在人生道路上指点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爸爸。而且应该说是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是长远地、长久地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几个孩子坐在一起谈论父亲。他们认为：作为子女虽然和父亲长期生活在一起，但对他的思想，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在不断观察学习和思考中逐渐领悟，是透过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体验逐步理解的。对父亲认识越深，他的思想和精神对我们吸引力就越大。几个孩子有一个共识：父亲“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完全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顽强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父亲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在工作中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认真听取内行、专家和当事人的意见。第三个原因是他能够认真听取反面意见。作为子女能够从这个层面认识他们的父亲，笔者作为一名党和国家培养、有着近30年专门从事陈云研究工作的人认为：他们真正理解了自己的父亲，理解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中重要成员的陈云！
陈云同志的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精神富矿中的一部分，对全社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有着重要教育意义和启示。人生最初的启蒙在家庭熏陶，家风清正，更容易将正直刚健、诚实守信、勤奋宽容等良好品性注入孩子的血脉;在他们成人，走向工作岗位时，家风塑造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敬畏之心更容易形成他们成熟良好的人格而化成自觉的行为;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家风戒尺也会助其分辨黑白对错，做出正确抉择。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强调：“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
（责任编辑：聂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