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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20年宁夏海原地震是20世纪中国震级最高的一次大地震，造成的灾害也是空前的。地震发生后，执政的北洋政府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救助，便把抗震救灾的重任让渡给了民间社会。新闻媒体在这次震灾救助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甘肃旅京同乡会和华洋义赈会担当起了救灾的主力。近代中国抗震救灾的各种要件在这次震灾中已经基本具备，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
关键词 海原地震，民间社会，新闻媒体，华洋义赈会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018-05
1920年12月16日晚8时零6分，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当年属甘肃省管辖)发生里氏8.5级地震。震源在静宁、隆德、固原、海原、平凉和化平6县境内，震中位置在北纬36.7°、东经104.90°震中烈度Ⅻ度。全球96个地震台全部记录到了这次大地震，并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海原地震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社会各界踊跃捐款，以民间社会为主导的震后救助和重建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斐然，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抗震救灾史上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但是，以往关于1920年海原地震的研究多偏重于技术层面，极少注意到抗震救灾和震后重建活动，更未注意到近代中国抗震救灾制度的生长过程。本文即为弥补这一缺陷，力图揭示民国前期地震灾害救助机制的生长发育过程而作的一次尝试。
一、1920年海原地震回顾
据测算，海原大地震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投放了2.2亿吨TNT炸药或11.2个唐山大地震，很多城池化为废墟。极震区内形成了230公里长的地震破裂带，震中区的一个盐湖向北迁移逾1公里，黄土高坡到处崩塌，堵流成湖，由于震动强烈，许多‘地方的黄土塬形成了黄土流。这次地震的破坏范围极大，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广州“掉灰泥片”，汕头“客轮荡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其有感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在越南海防附近的观象台上也有“时钟停摆”的现象。
海原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也是巨大的。地震发生后一周，甘肃陇东镇守使陆洪涛急电当时的北洋政府：“16日平凉及四乡各十余县地震十余次，惟固原一县尤重。各县至甘省电线均坏。”得到消息的北洋政府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同派委员6人，驰赴受灾地点，实地调查，弄清真相，半年后发布了灾情报告：“……顷据本部所派调查陕西、甘肃地震委员歙事翁文灏、地质调查技师谢家荣就甘肃各县因地震死亡数列表呈报前来，计达246004名，相应抄原件，咨请查照可也。附抄件一纸。”我们现在使用的海原地震死亡数字24.6万人，就是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来的。
当时的媒体对地震灾害程度做了真实的报道：“此次地震非常剧烈，或十余分钟至二十余分钟，城堞圮落，房屋倒塌，死伤不可胜计……当较本年北五省旱灾情形尤为重。海原县城，半城塌陷，各县村镇全行毁失者甚多。计灾情至省城以西较轻，东路及东南北毗连各县较重。”北五省旱灾是指1920年发生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5个省份的大面积旱灾，灾区面积约9万平方英里，饥民达3500万人。说海原地震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方面的伤害超过北五省旱灾，可能是言过其实，但是从短期内的伤害程度上说比北五省旱灾更加剧烈，倒是比较恰当。因为地震灾害是突如其来的，在没有得到可靠预报的情况下对人们的心理影响远甚于旱灾，救助地震灾害的难度也远远超过了旱灾。
二、政府救助能力严重不足
1 中央政府软化，救助能力极为低下
民国初年的救灾工作由内务部的民治司掌管，这是1914年7月公布的《内务部厅司分科章程》规定的。1920年9月14日，《筹议赈灾临时委员会章程》公布，规定由内务、农商、交通3部合组该机构，以专门筹议临时救灾及善后事宜。所以，海原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派出的灾情调查人员即由这3个部的专家组成。1921年5月13日，中央政府颁发《赈务处暂行条例》，规定由赈务处综理灾区赈济及善后事宜。赈务处的权力很大，所有灾区状况及赈灾事宜，地方政府都要向其汇报。赈务处成立后，海原地震灾区已进入震后重建时期，办理急赈的关键阶段已经过去，故而影响不大。
但1920年前后的中国政局极不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威有限，政令不出首都大门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央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也很有限。海原地震发生时，秉持中央政府权柄的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他在收到甘肃地方当局的报告后采取的举措仅仅是派员赴灾区调查灾情。另外，还组织了一个全国急募赈款大会。软弱的中央政府无法发动大规模的地震灾害救助工作，只能将重任让渡给民间社会。
2 甘肃地方当局的力量更是不足以担负起灾害救助的重任
甘肃省督军张广建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1)省内方面：设立筹赈公所，倡捐集募，分发仓粮，并提公款急办毡衣；饬被灾较重各县截留应解款项，立办急赈，并电令各镇道集款分发。(2)向中央政府求助：要求颁发帑银，以救灾黎；申请将甘省邮电因赈加费，所属官吏二成俸费之上加增一成，尽数截留充捐；申请准于盐款、烟酒印花项下暂行指拨若干，以供急用。从这些措施看，甘肃地方当局确实尽到了最大努力，基本上动员了可以动用的所有资源。至于实施后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相关统计资料和历史记录，我们无法做出准确而翔实的判断，这一缺憾正是深化研究的突破口，我们将继续努力，也盼望能有人于此获得进展。
从定性的角度考量，张广建督甘时期的抗震救灾措施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当时的甘肃政局动荡不安，张广建与马福祥为了甘肃督军的位子争得不可开交，发生交火事件的流言不断，省内各地实力派也争斗不休，省督的命令很难推行到全省。1921年年初张广建被迫离开甘肃，中央政府发表陆洪涛护理甘肃督军。陆洪涛督甘后，各地镇守使把持各县民财两政，对省署形成割据之势，导致省署财政吃紧，命令不出省垣，严重影响了抗震救灾的效果。但是，“甘肃自民国成立以来交通不便，远隔新的潮流，社会风气无大变易，一切保守故常，农民勤朴守贫，士兵固陋循分，全省形为静止形态，岁时秩序晏然，虽间有外氛之侵入及少数内讧之暴动，但不久即消失，地方无大破坏，闾阎安静，道路无虞，以视当时南北各省战祸之纷繁，则甘肃尚形良好。”在这种秩序如常的大环境下，民间力量才得以积聚和释放，才能够进行有效的震后救护和重建。
甘肃的地方官员在抗震救灾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一名地方官员在地震时临危不惧、积极指挥救灾：“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次日人民需要遮蔽物时，他把衙门中的70多个帐篷全部拿了出来，而他自己则几乎是露天地睡在地上。他从备荒粮仓里发给没食物的人一个月的粮 食。他从当铺里拿衣服给无衣的人，还命令出资埋葬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这名官员的行为无疑地增强了灾区百姓的信心和凝聚力，他甚至还注意到了地震会引发疫情的事实，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以及良好的政治操守。这类事例可能还有，需要多多挖掘，以揭示地方政府官员在抗震救灾中所起到的作用。
三、新闻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空前凸显
新闻媒体在1920年海原地震中的作用空前凸显，这是在以前的几次大地震中所没有出现过的。我们把新闻媒体的作用划分为这样五个方面：
1 对受灾情况的报道和展示
海原地震发生后，京沪两地报纸马上进行了报道。《锡报》1920年12月22日发布消息说：“兹悉中央连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直隶、江苏各省来电，均有地震发生，中以甘肃、陕西两省为最。”同日，北京《晨报》报道："16日开封地震，历时约10分钟，震塌房屋10余间。”开封地震只是海原地震的影响所及，尚不能确定震中位置，两天后该报转发陆洪涛的电报已如前面所引，对震中位置有了大概判断。1921年1月11日该报发表甘肃庆阳来函，对地震灾情做了描述：“阴历十一日戌刻，地忽大震，山崩地裂，有声如雷鸣牛吼，约六七分之久。后复震动亦尽夜不息。”1921年1月30日《民国日报》的一则消息对地震造成的破坏情况做了比较性的报道：“……皋兰、西宁、凉州、肃州各属，或以电线毁坏，或以道路断绝，迄今尚无确报。”
海原震后，新闻媒体和相关部门把地震灾情和灾民的苦难生活拍成照片和电影，播映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在近代中国抗震救灾史上是一个创举，提高了宣传效果。“甘肃地震照片，在甘15万人死亡。北京5月27日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调查员霍先生和海格斯先生带回在甘肃遭破坏的地震照片，引起人们很大的关心。这两位调查员应群众的请求，将于6月1日在北京广场放映，将所有收入交给甘肃地震救济机构，极大的关注集中于地震是由于北京感到震动……照片充分显示了破坏的普遍现象以及一段落的地面和住宅在滑坡的上部被移动了很长距离的惊人现象。”外国友人用照片客观真实地向公众展示了海原大地震给群众带来的灾难，以直观形象的方式打动了广大公众的心灵，并且将展出收入全部用于灾区，更加激动人心。
上海《时报》也报道了放映灾情电影的情况：“震之势力极大，兰州一路，有山16座，皆因震陷塌，山上之土落入，将居洞之人与兽，压死无算。山溪因为大石所塞，致不能流，乃横行日四出。”“灾地实情，已经摄成影片，不日在津京映演，且有人演说云。”惨烈的场面拍成电影，根据文字的描述足以想象出那种揪人裂心的感觉，再配以场外的解说，宣传效果会更加明显。我们现代用以宣传的直观手段在当时已经成型，抗震救灾的质量会比以前提高了不少。1921年7月2日《申报》对青年会公映甘肃地震影片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但公映效果未见到详细报道。
2 对劝募捐款的呼吁和宣传
大灾面前，能凝聚起社会公众的力量，使其积极行动起来，尽到自己的一份力，新闻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1921年4月26日《字林西报》报道说：“从未记入地形图的北方某处传来了一个呼吁：向我们为甘肃人民乞援。他们于去年12月受到极其可怕的地震侵袭。”接下来该报全文刊登呼吁书，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不久“甘肃震灾救济会”在京成立，担负甘肃省的赈灾任务，负责募集和发放赈灾款项。“甘肃震灾救济会”由当时的风云人物黎元洪、曹锟、张作霖、阎锡山、吴佩孚及平民慈善家熊希龄等84人发起并组成，具体工作由所属4个股承担，通过电话与全国各地联络，呼吁各界踊跃捐款。捐献者的名字全部在报纸上公布，捐献者有社会名流、军政要人、教育名家、工商界人士以及广大的学生、民众，值得一提的是捐献者名单中还有当时不问政事的女士10多名。
3 讨论赈灾和灾后重建的方式、方法
1921年6月23日北京《晨报》的文章对当时的各种赈济之法做了归纳：“有主张以工代赈者，其目的在疏通河道，华洋义赈会之外国人持之最力；有主张按照死亡人数而放款者，本地士绅持之最力；有主张建筑衙署、监狱、城垣及公共处所者，此间行政官吏持之最力。”此文也特别指出“防疫一端，无人提倡”。虽然文中没有对这三种赈灾之法做出评论，但是特意提出来供公众讨论已经是史无前例。
4 对政府的不当举措进行了批评
由于全国急募赈款大会所筹款项被国际统一救灾会抽走，致使救灾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甘肃旅京人员在报上发表给总统的报告书，抨击政府的不作为：“甘肃此次劫灾，因地方岂邮电交通不便，平昔在外游宦经商之罕稀，遂使弥天劫尘，不成空气，而责任当局，亦不关心。莽莽七十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蚩蚩九百万人民，于共和国家之内，为孤孽饮痛而无泪可挥。我公主持正义为甘力争，无任感激，岂仍力争加入，无澈初旨。若万无效，可否将急募项下保留一部分急赈甘灾。”在君主专制制度刚被推翻不久，国内民主政治气氛十分淡薄的社会大环境下，媒体敢于冒着巨大风险批评中央政府当局，勇气可嘉。舆论的监督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运作程式，弥补施政偏差，这在救灾时期意义更加不一般。
5 进行了早期的地震科普宣传
1920年12月21日，即震后第5天，鹤晃就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科普文章，题目为“地震的道理如何”。文中已经谈及陷落地震、火山地震、地壳形变和移动引起的地震，即现代所说的构造地震，并介绍了美国利德氏弹性回跳理论。这是新闻媒体第一次详细报道地震的成因问题。1921年2月23日，即地震后2个月，北京《晨报》又发表了国外学者有关地震的讲演稿，其讲演的中文稿是赵亚憎的翻译笔记(赵亚憎为中国知名的地质学家，后在地质考察时不幸被土匪杀害)。讲演的题目为“地震，它的性质成因及重大地震的讲演”。这一报道说明本世纪的新闻媒体已经注重宣传地震科普知识了。地震科普知识的宣传普及，对于消除人们的恐慌思想有很大帮助，间接地支持了震后重建和恢复工作。
四、民间组织承担了大部分抗震救灾的任务
政府的软化，使抗震救灾的空间直接暴露在民间组织面前，于是民间力量经过聚合重组成长为抗震救灾的主力。海原地震后民间救灾力量的生长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第一，旅京甘肃震灾同乡会的成立和积极活动。1921年1月9日，甘肃旅京同乡在北京南横街吴公祠开会，组织甘肃旅京震灾救济会，举定柴春霖为干事长，苏源泉为副干事长，另有干事21名，统一协调筹款募捐事宜。1月12日，同乡会提出5项具体的救灾措施：(1)通电各省长官公团及各种赈灾团体，报告灾情，要求协助；(2)复电张广建，赞成扣留烟酒盐各项税款，办理急赈；(3)推定干事郑澹等人向府院接洽，要求速拨赈款以救灾黎；(4)电 请在籍巨绅刘尔祈，速将彼所保管公益存款拨付数万，就近赈济；(5)通电各县询问震灾情形。这些措施都属于应急性质，是震后紧急救灾的有力补充和保证。
1月20日，同乡会致电马福祥，要求将在宁夏扣留萧山道尹孔宪庭之黄金8000两、烟土千余两，概行没收，拨付赈灾；致电中央政府当局认甘肃为被灾省份之一，于已经筹得的400万赈款内拨付若干，并陈请任命刘尔祈为甘肃赈务会办。后来，甘肃旅京震灾救济会又多次与相关方面接洽协调，有力地推动了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
“甘肃震灾救济会”募捐的成绩也是不错的。自1921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共收到捐款大洋3万零932元1角、国库券15元、有利国库券22元、京钱160大串；共出汇大洋3万零943元7角6分8厘。账目清楚，分配有力，为缓解甘肃救灾压力出了一定的力气。
第二，华洋义赈会的赈灾措施及成绩。华洋义赈会作为当时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积极投入了抗震救灾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华洋义赈会起源于1920年北方五省的持续旱灾，起初是散布在各地的救灾组织，1921年11月16日全国各地华洋赈灾团体在上海集会，宣布成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华洋义赈会成立后，开启了建设救灾的新思路，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展救灾防灾工作，成效显著。1922年4月13日上海《时报》报道：“上年甘肃因大地震而成灾，经中西人认真办赈，计用捐款十三万五千元，成绩甚好。因灾区颇广，约一万三千方哩，交通又不便，实行以工代赈之法，其雇灾民先后数万人，最后之一次雇一万五千人。已成之工程，为掘发压埋之处二十一所，造路四、桥一、大水沟一，又开湖二十。北京义赈会本据十四万元，今尚余五千元……”谢家荣也在报告中写道：“河道壅塞及井泉涨缩现象如上所述，山崩附近之河道，多被土壅塞。计重要河流之被塞者，如清江驿之响河，长约二千五百公尺。七里铺、孙家沟等处之长源河，又名苦水河，被塞之处共五六段之多。通渭之散渡河上流壅塞二处，固原蒿艾里之清水河上流壅塞一处，隆德滥河壅塞三处，海原清水河壅塞一处，又苦水河下流壅塞三处。以上各处，其距村舍甚近、关系密切者，皆由华洋救济会招本地灾民开挖，寓以工代赈之意。各县工程，以会宁、静宁、通渭三县为最大。固原、隆德、海原三县次之，而其中尤以会宁之清江驿一段，面积最大，费工最多，所用款项在三万元左右。以上各河工，于民国十年十一月以前一律竣事。共用款约十五万元左右，其中除用于河工外，复从事于桥梁道路之修筑。”这种办法既解决了灾民的生计问题，又推动了震后经济的恢复，把救灾和防灾结合起来，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直到今天仍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甘肃震灾救济会”是在震后紧急救灾阶段发挥作用的民间团体，是临时性的组织，一俟地震危机过去便结束了使命，它的作用更主要的体现在协调政府、士绅和其他民间力量的关系上；华洋义赈会则着眼于较长时段内的灾后重建，广泛动员国内外资源，依靠自己的力量，采用新的方式赈济灾民，而且抗震救灾只是它的工作方向之一。它们在宁夏海原地震灾害救助过程中不自觉地实现了互补和良性互动，构造了和谐有序的民间抗震救灾格局。填补了由于政府软化所形成的“真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较好地完成了抗震救灾的重任。民间力量的自发生长和自觉行动，是我们今夫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也是需要从海原地震救助中吸收的宝贵经验。
1920年甘肃海原地震后的救灾工作是在政府、媒体和民间组织良性互动中完成的，尽管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仍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但是近代中国抗震救灾事业的各种要件均已在那次救灾中显现。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政府有义务将实情告知公众，媒体有责任将救灾进展披露出来，民间组织则利用政府让渡出来的权利努力工作，多方合作，构建全民抗震救灾的崭新格局。这或许是我们从1920年甘肃海原地震获得的一点有益启示吧。
作者简历 王长征，男，1967年生，河北衡水学院法政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彭秀良，男，1968年生，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福利思想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 海原地震，民间社会，新闻媒体，华洋义赈会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018-05
1920年12月16日晚8时零6分，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当年属甘肃省管辖)发生里氏8.5级地震。震源在静宁、隆德、固原、海原、平凉和化平6县境内，震中位置在北纬36.7°、东经104.90°震中烈度Ⅻ度。全球96个地震台全部记录到了这次大地震，并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海原地震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社会各界踊跃捐款，以民间社会为主导的震后救助和重建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斐然，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抗震救灾史上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但是，以往关于1920年海原地震的研究多偏重于技术层面，极少注意到抗震救灾和震后重建活动，更未注意到近代中国抗震救灾制度的生长过程。本文即为弥补这一缺陷，力图揭示民国前期地震灾害救助机制的生长发育过程而作的一次尝试。
一、1920年海原地震回顾
据测算，海原大地震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投放了2.2亿吨TNT炸药或11.2个唐山大地震，很多城池化为废墟。极震区内形成了230公里长的地震破裂带，震中区的一个盐湖向北迁移逾1公里，黄土高坡到处崩塌，堵流成湖，由于震动强烈，许多‘地方的黄土塬形成了黄土流。这次地震的破坏范围极大，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广州“掉灰泥片”，汕头“客轮荡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其有感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在越南海防附近的观象台上也有“时钟停摆”的现象。
海原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也是巨大的。地震发生后一周，甘肃陇东镇守使陆洪涛急电当时的北洋政府：“16日平凉及四乡各十余县地震十余次，惟固原一县尤重。各县至甘省电线均坏。”得到消息的北洋政府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同派委员6人，驰赴受灾地点，实地调查，弄清真相，半年后发布了灾情报告：“……顷据本部所派调查陕西、甘肃地震委员歙事翁文灏、地质调查技师谢家荣就甘肃各县因地震死亡数列表呈报前来，计达246004名，相应抄原件，咨请查照可也。附抄件一纸。”我们现在使用的海原地震死亡数字24.6万人，就是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来的。
当时的媒体对地震灾害程度做了真实的报道：“此次地震非常剧烈，或十余分钟至二十余分钟，城堞圮落，房屋倒塌，死伤不可胜计……当较本年北五省旱灾情形尤为重。海原县城，半城塌陷，各县村镇全行毁失者甚多。计灾情至省城以西较轻，东路及东南北毗连各县较重。”北五省旱灾是指1920年发生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5个省份的大面积旱灾，灾区面积约9万平方英里，饥民达3500万人。说海原地震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方面的伤害超过北五省旱灾，可能是言过其实，但是从短期内的伤害程度上说比北五省旱灾更加剧烈，倒是比较恰当。因为地震灾害是突如其来的，在没有得到可靠预报的情况下对人们的心理影响远甚于旱灾，救助地震灾害的难度也远远超过了旱灾。
二、政府救助能力严重不足
1 中央政府软化，救助能力极为低下
民国初年的救灾工作由内务部的民治司掌管，这是1914年7月公布的《内务部厅司分科章程》规定的。1920年9月14日，《筹议赈灾临时委员会章程》公布，规定由内务、农商、交通3部合组该机构，以专门筹议临时救灾及善后事宜。所以，海原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派出的灾情调查人员即由这3个部的专家组成。1921年5月13日，中央政府颁发《赈务处暂行条例》，规定由赈务处综理灾区赈济及善后事宜。赈务处的权力很大，所有灾区状况及赈灾事宜，地方政府都要向其汇报。赈务处成立后，海原地震灾区已进入震后重建时期，办理急赈的关键阶段已经过去，故而影响不大。
但1920年前后的中国政局极不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威有限，政令不出首都大门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央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也很有限。海原地震发生时，秉持中央政府权柄的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他在收到甘肃地方当局的报告后采取的举措仅仅是派员赴灾区调查灾情。另外，还组织了一个全国急募赈款大会。软弱的中央政府无法发动大规模的地震灾害救助工作，只能将重任让渡给民间社会。
2 甘肃地方当局的力量更是不足以担负起灾害救助的重任
甘肃省督军张广建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1)省内方面：设立筹赈公所，倡捐集募，分发仓粮，并提公款急办毡衣；饬被灾较重各县截留应解款项，立办急赈，并电令各镇道集款分发。(2)向中央政府求助：要求颁发帑银，以救灾黎；申请将甘省邮电因赈加费，所属官吏二成俸费之上加增一成，尽数截留充捐；申请准于盐款、烟酒印花项下暂行指拨若干，以供急用。从这些措施看，甘肃地方当局确实尽到了最大努力，基本上动员了可以动用的所有资源。至于实施后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相关统计资料和历史记录，我们无法做出准确而翔实的判断，这一缺憾正是深化研究的突破口，我们将继续努力，也盼望能有人于此获得进展。
从定性的角度考量，张广建督甘时期的抗震救灾措施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当时的甘肃政局动荡不安，张广建与马福祥为了甘肃督军的位子争得不可开交，发生交火事件的流言不断，省内各地实力派也争斗不休，省督的命令很难推行到全省。1921年年初张广建被迫离开甘肃，中央政府发表陆洪涛护理甘肃督军。陆洪涛督甘后，各地镇守使把持各县民财两政，对省署形成割据之势，导致省署财政吃紧，命令不出省垣，严重影响了抗震救灾的效果。但是，“甘肃自民国成立以来交通不便，远隔新的潮流，社会风气无大变易，一切保守故常，农民勤朴守贫，士兵固陋循分，全省形为静止形态，岁时秩序晏然，虽间有外氛之侵入及少数内讧之暴动，但不久即消失，地方无大破坏，闾阎安静，道路无虞，以视当时南北各省战祸之纷繁，则甘肃尚形良好。”在这种秩序如常的大环境下，民间力量才得以积聚和释放，才能够进行有效的震后救护和重建。
甘肃的地方官员在抗震救灾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一名地方官员在地震时临危不惧、积极指挥救灾：“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次日人民需要遮蔽物时，他把衙门中的70多个帐篷全部拿了出来，而他自己则几乎是露天地睡在地上。他从备荒粮仓里发给没食物的人一个月的粮 食。他从当铺里拿衣服给无衣的人，还命令出资埋葬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这名官员的行为无疑地增强了灾区百姓的信心和凝聚力，他甚至还注意到了地震会引发疫情的事实，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以及良好的政治操守。这类事例可能还有，需要多多挖掘，以揭示地方政府官员在抗震救灾中所起到的作用。
三、新闻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空前凸显
新闻媒体在1920年海原地震中的作用空前凸显，这是在以前的几次大地震中所没有出现过的。我们把新闻媒体的作用划分为这样五个方面：
1 对受灾情况的报道和展示
海原地震发生后，京沪两地报纸马上进行了报道。《锡报》1920年12月22日发布消息说：“兹悉中央连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直隶、江苏各省来电，均有地震发生，中以甘肃、陕西两省为最。”同日，北京《晨报》报道："16日开封地震，历时约10分钟，震塌房屋10余间。”开封地震只是海原地震的影响所及，尚不能确定震中位置，两天后该报转发陆洪涛的电报已如前面所引，对震中位置有了大概判断。1921年1月11日该报发表甘肃庆阳来函，对地震灾情做了描述：“阴历十一日戌刻，地忽大震，山崩地裂，有声如雷鸣牛吼，约六七分之久。后复震动亦尽夜不息。”1921年1月30日《民国日报》的一则消息对地震造成的破坏情况做了比较性的报道：“……皋兰、西宁、凉州、肃州各属，或以电线毁坏，或以道路断绝，迄今尚无确报。”
海原震后，新闻媒体和相关部门把地震灾情和灾民的苦难生活拍成照片和电影，播映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在近代中国抗震救灾史上是一个创举，提高了宣传效果。“甘肃地震照片，在甘15万人死亡。北京5月27日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调查员霍先生和海格斯先生带回在甘肃遭破坏的地震照片，引起人们很大的关心。这两位调查员应群众的请求，将于6月1日在北京广场放映，将所有收入交给甘肃地震救济机构，极大的关注集中于地震是由于北京感到震动……照片充分显示了破坏的普遍现象以及一段落的地面和住宅在滑坡的上部被移动了很长距离的惊人现象。”外国友人用照片客观真实地向公众展示了海原大地震给群众带来的灾难，以直观形象的方式打动了广大公众的心灵，并且将展出收入全部用于灾区，更加激动人心。
上海《时报》也报道了放映灾情电影的情况：“震之势力极大，兰州一路，有山16座，皆因震陷塌，山上之土落入，将居洞之人与兽，压死无算。山溪因为大石所塞，致不能流，乃横行日四出。”“灾地实情，已经摄成影片，不日在津京映演，且有人演说云。”惨烈的场面拍成电影，根据文字的描述足以想象出那种揪人裂心的感觉，再配以场外的解说，宣传效果会更加明显。我们现代用以宣传的直观手段在当时已经成型，抗震救灾的质量会比以前提高了不少。1921年7月2日《申报》对青年会公映甘肃地震影片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但公映效果未见到详细报道。
2 对劝募捐款的呼吁和宣传
大灾面前，能凝聚起社会公众的力量，使其积极行动起来，尽到自己的一份力，新闻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1921年4月26日《字林西报》报道说：“从未记入地形图的北方某处传来了一个呼吁：向我们为甘肃人民乞援。他们于去年12月受到极其可怕的地震侵袭。”接下来该报全文刊登呼吁书，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不久“甘肃震灾救济会”在京成立，担负甘肃省的赈灾任务，负责募集和发放赈灾款项。“甘肃震灾救济会”由当时的风云人物黎元洪、曹锟、张作霖、阎锡山、吴佩孚及平民慈善家熊希龄等84人发起并组成，具体工作由所属4个股承担，通过电话与全国各地联络，呼吁各界踊跃捐款。捐献者的名字全部在报纸上公布，捐献者有社会名流、军政要人、教育名家、工商界人士以及广大的学生、民众，值得一提的是捐献者名单中还有当时不问政事的女士10多名。
3 讨论赈灾和灾后重建的方式、方法
1921年6月23日北京《晨报》的文章对当时的各种赈济之法做了归纳：“有主张以工代赈者，其目的在疏通河道，华洋义赈会之外国人持之最力；有主张按照死亡人数而放款者，本地士绅持之最力；有主张建筑衙署、监狱、城垣及公共处所者，此间行政官吏持之最力。”此文也特别指出“防疫一端，无人提倡”。虽然文中没有对这三种赈灾之法做出评论，但是特意提出来供公众讨论已经是史无前例。
4 对政府的不当举措进行了批评
由于全国急募赈款大会所筹款项被国际统一救灾会抽走，致使救灾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甘肃旅京人员在报上发表给总统的报告书，抨击政府的不作为：“甘肃此次劫灾，因地方岂邮电交通不便，平昔在外游宦经商之罕稀，遂使弥天劫尘，不成空气，而责任当局，亦不关心。莽莽七十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蚩蚩九百万人民，于共和国家之内，为孤孽饮痛而无泪可挥。我公主持正义为甘力争，无任感激，岂仍力争加入，无澈初旨。若万无效，可否将急募项下保留一部分急赈甘灾。”在君主专制制度刚被推翻不久，国内民主政治气氛十分淡薄的社会大环境下，媒体敢于冒着巨大风险批评中央政府当局，勇气可嘉。舆论的监督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运作程式，弥补施政偏差，这在救灾时期意义更加不一般。
5 进行了早期的地震科普宣传
1920年12月21日，即震后第5天，鹤晃就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科普文章，题目为“地震的道理如何”。文中已经谈及陷落地震、火山地震、地壳形变和移动引起的地震，即现代所说的构造地震，并介绍了美国利德氏弹性回跳理论。这是新闻媒体第一次详细报道地震的成因问题。1921年2月23日，即地震后2个月，北京《晨报》又发表了国外学者有关地震的讲演稿，其讲演的中文稿是赵亚憎的翻译笔记(赵亚憎为中国知名的地质学家，后在地质考察时不幸被土匪杀害)。讲演的题目为“地震，它的性质成因及重大地震的讲演”。这一报道说明本世纪的新闻媒体已经注重宣传地震科普知识了。地震科普知识的宣传普及，对于消除人们的恐慌思想有很大帮助，间接地支持了震后重建和恢复工作。
四、民间组织承担了大部分抗震救灾的任务
政府的软化，使抗震救灾的空间直接暴露在民间组织面前，于是民间力量经过聚合重组成长为抗震救灾的主力。海原地震后民间救灾力量的生长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第一，旅京甘肃震灾同乡会的成立和积极活动。1921年1月9日，甘肃旅京同乡在北京南横街吴公祠开会，组织甘肃旅京震灾救济会，举定柴春霖为干事长，苏源泉为副干事长，另有干事21名，统一协调筹款募捐事宜。1月12日，同乡会提出5项具体的救灾措施：(1)通电各省长官公团及各种赈灾团体，报告灾情，要求协助；(2)复电张广建，赞成扣留烟酒盐各项税款，办理急赈；(3)推定干事郑澹等人向府院接洽，要求速拨赈款以救灾黎；(4)电 请在籍巨绅刘尔祈，速将彼所保管公益存款拨付数万，就近赈济；(5)通电各县询问震灾情形。这些措施都属于应急性质，是震后紧急救灾的有力补充和保证。
1月20日，同乡会致电马福祥，要求将在宁夏扣留萧山道尹孔宪庭之黄金8000两、烟土千余两，概行没收，拨付赈灾；致电中央政府当局认甘肃为被灾省份之一，于已经筹得的400万赈款内拨付若干，并陈请任命刘尔祈为甘肃赈务会办。后来，甘肃旅京震灾救济会又多次与相关方面接洽协调，有力地推动了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
“甘肃震灾救济会”募捐的成绩也是不错的。自1921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共收到捐款大洋3万零932元1角、国库券15元、有利国库券22元、京钱160大串；共出汇大洋3万零943元7角6分8厘。账目清楚，分配有力，为缓解甘肃救灾压力出了一定的力气。
第二，华洋义赈会的赈灾措施及成绩。华洋义赈会作为当时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积极投入了抗震救灾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华洋义赈会起源于1920年北方五省的持续旱灾，起初是散布在各地的救灾组织，1921年11月16日全国各地华洋赈灾团体在上海集会，宣布成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华洋义赈会成立后，开启了建设救灾的新思路，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展救灾防灾工作，成效显著。1922年4月13日上海《时报》报道：“上年甘肃因大地震而成灾，经中西人认真办赈，计用捐款十三万五千元，成绩甚好。因灾区颇广，约一万三千方哩，交通又不便，实行以工代赈之法，其雇灾民先后数万人，最后之一次雇一万五千人。已成之工程，为掘发压埋之处二十一所，造路四、桥一、大水沟一，又开湖二十。北京义赈会本据十四万元，今尚余五千元……”谢家荣也在报告中写道：“河道壅塞及井泉涨缩现象如上所述，山崩附近之河道，多被土壅塞。计重要河流之被塞者，如清江驿之响河，长约二千五百公尺。七里铺、孙家沟等处之长源河，又名苦水河，被塞之处共五六段之多。通渭之散渡河上流壅塞二处，固原蒿艾里之清水河上流壅塞一处，隆德滥河壅塞三处，海原清水河壅塞一处，又苦水河下流壅塞三处。以上各处，其距村舍甚近、关系密切者，皆由华洋救济会招本地灾民开挖，寓以工代赈之意。各县工程，以会宁、静宁、通渭三县为最大。固原、隆德、海原三县次之，而其中尤以会宁之清江驿一段，面积最大，费工最多，所用款项在三万元左右。以上各河工，于民国十年十一月以前一律竣事。共用款约十五万元左右，其中除用于河工外，复从事于桥梁道路之修筑。”这种办法既解决了灾民的生计问题，又推动了震后经济的恢复，把救灾和防灾结合起来，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直到今天仍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甘肃震灾救济会”是在震后紧急救灾阶段发挥作用的民间团体，是临时性的组织，一俟地震危机过去便结束了使命，它的作用更主要的体现在协调政府、士绅和其他民间力量的关系上；华洋义赈会则着眼于较长时段内的灾后重建，广泛动员国内外资源，依靠自己的力量，采用新的方式赈济灾民，而且抗震救灾只是它的工作方向之一。它们在宁夏海原地震灾害救助过程中不自觉地实现了互补和良性互动，构造了和谐有序的民间抗震救灾格局。填补了由于政府软化所形成的“真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较好地完成了抗震救灾的重任。民间力量的自发生长和自觉行动，是我们今夫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也是需要从海原地震救助中吸收的宝贵经验。
1920年甘肃海原地震后的救灾工作是在政府、媒体和民间组织良性互动中完成的，尽管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仍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但是近代中国抗震救灾事业的各种要件均已在那次救灾中显现。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政府有义务将实情告知公众，媒体有责任将救灾进展披露出来，民间组织则利用政府让渡出来的权利努力工作，多方合作，构建全民抗震救灾的崭新格局。这或许是我们从1920年甘肃海原地震获得的一点有益启示吧。
作者简历 王长征，男，1967年生，河北衡水学院法政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彭秀良，男，1968年生，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福利思想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