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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眼里，“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是一种尊严，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淡泊名利的舒乙从不张扬自己是谁的儿子，也从不对外打打老舍这张牌，而是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赢得尊严。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画家、老舍研究专家舒乙，同时也是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坚定保护者。接受采访时，他说到高兴处，表情和语调都很生动，竟坐在椅子上把脚都兴奋地跷起来，不时还打着手势。
他曾当着大众的面向市长“叩头”，他曾一次次不顾领导的“面子”而慷慨激昂地与领导唱反调，他对家父不称“爸爸”而尊称“先生”……其实，“不识时务”的舒乙不失尊严，不看他人脸色行事的舒乙为自己赢得了尊严，“夹着尾巴做人”的舒乙尊严地生活着！
高呼“手下留情”与向市长“叩头”
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主席台上的讲台前，一位身材魁梧、颇有绅士风度的政协委员脸色凝重、语音洪亮地疾呼：“当前，我国的城乡面貌正在经历一次翻天覆地般的剧变，居民的居住环境正在得到空前的改善。然而，伴随好事而来的，却是本来不该发生的建设性破坏，大量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的建筑被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故居……给子孙多留点东西吧。文化名人故居就是物质的史书，它们能起托物寄情，托物寄人，托物寄史的作用。让我们多多珍惜它们吧。”
他痛心疾首的呼吁在大会堂四周回荡，一时似乎与“两会”喜庆的气氛相左，其铿锵之词引人关注。这位作大会发言的就是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舒乙，他所作的发言是《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是当前先进文化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急迫任务》。
其实，舒乙在政协会议上作过两次大会发言，一次是关于保护名人故居，一次是关于保护北京旧城。发言的题目尽管不同，但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一个：优秀的古城文化不能丢！
“走遍全世界，只中国有政协，绝对是个发明。要说‘中国特色’，政协是最有资格的，是个很好的东西，非常有用。政协按照界别组成，选择每个界别里面的优秀人才，政协是个人才库。”说起政协，舒乙津津乐道：“国家除了有一个‘人大’立法机构之外，还有‘政协’这么一个专门的议政讲坛，很好！它允许各行各界各级的代表人物、多半是专家型的代表人物——讲话，提出建议或者批评，很好！”舒乙说，政协不立法，又无权，只是讲话——有这个讲坛，和没有这个讲坛，本身就很不同，没有就是一个声音，有了就是民主，这是辉煌的言论表演场地，这里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他说，那些不同的建议和批评汇总起来，就是民众的声音，就是中国人的尊严表现。他认为，这就是民主，一种质量很高的民主、赤胆忠心的民主、中国式的现代民主，中国式尊严的体现。
在舒乙眼里，当“政协委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他说：“当政协委员是比较累人的，要付出许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要善于动脑，要修炼得有耐心，但我喜欢，因为它让我愉快，让我有责任感，有收获的喜悦，有施展才能和看到效果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付出的最好补偿。”政协委员每次视察于他而言就是盛大的节日，每次都留下难言的印象和获益匪浅的见识。
舒乙曾当了15年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委员，舒乙感觉自己很有尊严，能够挺起腰板为人民说话，他为此恪尽职守、鞠躬尽瘁。舒乙对北京很有感情。父亲老舍就是一位“老北京”，生长在北京，写北京，作品“京味儿”很浓。舒乙说，从北京市政协到全国政协，20多年的政协委员经历，参政的核心就是保护传统文化。尤其这些年，为使北京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他执著地发言、写提案、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与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对话……面对北京曾经“推平头”式的房地产开发，面对转眼之间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10条紧急建议”，他们奋力疾呼：“手下留情！”
采访中，舒乙紧抿双唇，语气凝重地说：“总的说来，四合院有它光荣的传统，有美学上的价值，有建筑学上的价值，有人文上的价值，有居住上的价值，还有它非常先进的思想，那么它不应该被当作一种落后的东西，被历史所淘汰。相反的，我们应该挖掘它里面科学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千方百计的把它保护起来，能够变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新的生命。” 受父母亲的影响，舒乙对文化的保护是执着的，年过七旬的他为了保护文化小院，不辞劳苦，屡次上访，多次用画作和言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舒乙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执著人们褒贬不一，一方面热烈响应，反响强烈；另一方面，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但舒乙坚信“说了不白说”。因为，他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北京市政府责成首规委、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该规划几乎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为此，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这时，他感受自己作为一位政协委员很有尊严，能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做一点努力。
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
2005年，北京市公交公司重新确定了1660个站名，拟重新调整其中35个带“坟”字的公交站名。舒乙得悉后，表示强烈抵制改地名：“地名包括站名都属于老北京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名称背后都是一段历史。”舒乙告诉记者，比如现在的灯市口西街以前叫“奶子府”，这源于专供宫里的奶妈。有一个奶妈“奶大”的孩子做了皇帝，于是奶妈就有了显赫的地位，修了一个府，也就有了“奶子府”这个地名。民国初年很多人觉得“奶子府”难听，就把名字改了，以至于后来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
“还有很多地名改得莫名其妙！”舒乙说，“以前有一个‘狗尾巴胡同’音译改为了‘高义伯胡同’，简直狗屁不通！”舒乙表示，地名是一种民俗文化，越通俗越好记，不能单纯为了好听更改。
在那次的“站名之争”中，也有不少人要求将以往所改地名逐个恢复。对此，舒乙认为，已经改了几十年的地名就没必要恢复了。他还表示，如果市民都举手赞成改某处地名也是可以考虑的，除了考虑京味文化以外，大家的感情也应照顾到。
一次北京市政协小组会上，舒乙痛斥“官本位”———冰心先生因几十年前翻译了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和《沙与沫》，黎巴嫩总统签署命令，授予她国家级勋章。在国内举行的授勋仪式上，主持人介绍贵宾，第三位才介绍冰心先生，而她正是授勋仪式的主角。第四介绍黎巴嫩大使和夫人，然后是各级官员，直到所有的官员都介绍完了，才开始介绍到会的著名作家张光年、王蒙、萧乾……舒乙对此十分不满。会后，有人问舒乙能不能将刚刚的发言写成一篇文章。舒乙沉思了几秒钟，说“什么时候要？”“当然越快越好。”没几天，稿子寄过去了，舒乙在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官本位”：“毛病出在不分场合不看具体情况一律以官位来排队，把它当成衡量事物的第一标准和惟一标准。这是个相当迂腐的坏习惯，不仅败坏风气，而且常闹笑话，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干部行为原则，即不论多大的职位，都是人民的公仆。”
一次，中国作协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集中在北戴河办学习班。对于领导的发言，许多人都顺着领导人思路，表示赞同，或者就着领导的意思发挥，尽管个人方式不同。但大家为了这种任务式的学习，谁也不愿得罪领导。可是，舒乙却“不识时务”地提出了与领导相反的观点，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讲得有根有据，慷慨激昂，根本不顾领导的“面子”！ 坐在前排专门来听大会发言的作协领导，脸色渐渐不悦。主持会议的作协机关党委负责人再也坐不住了，直跟舒乙使眼色、作手势……舒乙全看在眼里，但他一点也不停顿，反而口若悬河，越讲越激动，越讲声音越大！
这就是一个外表长得斯文、儒雅，但骨子里很些文人的清高和桀骜的舒乙。他不迎合上头、不媚俗，不攀附权贵，不看别人眼色行事。看到舒乙书桌上的鲁迅著作，让记者觉得自己好像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里的好个“我”，被他的高大“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想起他当年因古城文化保护向市长大人抱拳“叩头”的场面与这次在作协会上不给面子的情景，记者十分感动：向市长“折腰”是一种睿智，不看脸色说话同样是一种高贵！
尊称“先生”背后的学术尊严
“文革”结束后，老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点研究的对象。于是，就有很多人来找舒乙，请他协助研究老舍。因为在老舍67年的生命里，由于各方面原因，不为外界所知的“空白”竟占了30多年。这30多年“空白”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是在老舍24岁当作家之前，他那时是个穷人，没有家谱，文字记录非常少；第二段是1924年到1929年，老舍25岁时去了英国，在伦敦大学教了5年书，别人对这段历史也不清楚；第三段是1946年到1949年，老舍在美国，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中美两国一直势不两立，老舍也就一直没提在美国的事。
填补父亲留下的历史“空白”，自然是做儿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1978年，舒乙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老舍的童年》，解开了老舍研究问题上的一些谜团。当时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最详细的记载只有4行字，但还有一批与老舍同时代的人活着，舒乙用了几年时间采访了100多人，“居然可以将他的空白按年份做出补充。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这些素材，简单加以整理，提供给别人；另一种是我干脆自己将这些写出来，于是我拿起笔。由于散文不同于报告文学，文字比较活泼，比较抒情，可以加很多个人的因素进去。所以我决定用散文的方式写‘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很受欢迎，很多人给他写信。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父亲最后的两天》、《散记老舍》、《老舍和朋友们》和《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等10多部著作，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老舍研究专家。
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舒乙几乎句句以“老舍先生”相称；但对母亲胡絜青，他称的是“妈妈”或”母亲”。问到他为什么这样称父亲，舒乙说自己1984年从文以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他。舒乙说，“客观”是一位学者应有的尊严。另外，“先生”是别人对老舍的尊称，所以他也从众，称其为先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11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2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地理背景、风土人情的有150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240多个地名，95％都是真实的。“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研究。
常常有人在介绍舒乙时，少不了说“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往往这时，舒乙有些无奈。舒乙承认：“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父亲是大作家，母亲是画家，当老舍先生的儿子有种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老舍先生，我为此而感到很骄傲。”
在他眼里，“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是一种尊严。淡泊名利的舒乙从不张扬自己是谁的儿子，也从不对外打打老舍这张牌，而是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赢得尊严。说起父亲老舍，舒乙充满深情，他很感谢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但同时，父亲也是个极富中国式尊严的人！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画家、老舍研究专家舒乙，同时也是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坚定保护者。接受采访时，他说到高兴处，表情和语调都很生动，竟坐在椅子上把脚都兴奋地跷起来，不时还打着手势。
他曾当着大众的面向市长“叩头”，他曾一次次不顾领导的“面子”而慷慨激昂地与领导唱反调，他对家父不称“爸爸”而尊称“先生”……其实，“不识时务”的舒乙不失尊严，不看他人脸色行事的舒乙为自己赢得了尊严，“夹着尾巴做人”的舒乙尊严地生活着！
高呼“手下留情”与向市长“叩头”
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主席台上的讲台前，一位身材魁梧、颇有绅士风度的政协委员脸色凝重、语音洪亮地疾呼：“当前，我国的城乡面貌正在经历一次翻天覆地般的剧变，居民的居住环境正在得到空前的改善。然而，伴随好事而来的，却是本来不该发生的建设性破坏，大量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的建筑被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故居……给子孙多留点东西吧。文化名人故居就是物质的史书，它们能起托物寄情，托物寄人，托物寄史的作用。让我们多多珍惜它们吧。”
他痛心疾首的呼吁在大会堂四周回荡，一时似乎与“两会”喜庆的气氛相左，其铿锵之词引人关注。这位作大会发言的就是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舒乙，他所作的发言是《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是当前先进文化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急迫任务》。
其实，舒乙在政协会议上作过两次大会发言，一次是关于保护名人故居，一次是关于保护北京旧城。发言的题目尽管不同，但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一个：优秀的古城文化不能丢！
“走遍全世界，只中国有政协，绝对是个发明。要说‘中国特色’，政协是最有资格的，是个很好的东西，非常有用。政协按照界别组成，选择每个界别里面的优秀人才，政协是个人才库。”说起政协，舒乙津津乐道：“国家除了有一个‘人大’立法机构之外，还有‘政协’这么一个专门的议政讲坛，很好！它允许各行各界各级的代表人物、多半是专家型的代表人物——讲话，提出建议或者批评，很好！”舒乙说，政协不立法，又无权，只是讲话——有这个讲坛，和没有这个讲坛，本身就很不同，没有就是一个声音，有了就是民主，这是辉煌的言论表演场地，这里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他说，那些不同的建议和批评汇总起来，就是民众的声音，就是中国人的尊严表现。他认为，这就是民主，一种质量很高的民主、赤胆忠心的民主、中国式的现代民主，中国式尊严的体现。
在舒乙眼里，当“政协委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他说：“当政协委员是比较累人的，要付出许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要善于动脑，要修炼得有耐心，但我喜欢，因为它让我愉快，让我有责任感，有收获的喜悦，有施展才能和看到效果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付出的最好补偿。”政协委员每次视察于他而言就是盛大的节日，每次都留下难言的印象和获益匪浅的见识。
舒乙曾当了15年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委员，舒乙感觉自己很有尊严，能够挺起腰板为人民说话，他为此恪尽职守、鞠躬尽瘁。舒乙对北京很有感情。父亲老舍就是一位“老北京”，生长在北京，写北京，作品“京味儿”很浓。舒乙说，从北京市政协到全国政协，20多年的政协委员经历，参政的核心就是保护传统文化。尤其这些年，为使北京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他执著地发言、写提案、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与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对话……面对北京曾经“推平头”式的房地产开发，面对转眼之间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10条紧急建议”，他们奋力疾呼：“手下留情！”
采访中，舒乙紧抿双唇，语气凝重地说：“总的说来，四合院有它光荣的传统，有美学上的价值，有建筑学上的价值，有人文上的价值，有居住上的价值，还有它非常先进的思想，那么它不应该被当作一种落后的东西，被历史所淘汰。相反的，我们应该挖掘它里面科学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千方百计的把它保护起来，能够变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新的生命。” 受父母亲的影响，舒乙对文化的保护是执着的，年过七旬的他为了保护文化小院，不辞劳苦，屡次上访，多次用画作和言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舒乙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执著人们褒贬不一，一方面热烈响应，反响强烈；另一方面，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但舒乙坚信“说了不白说”。因为，他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北京市政府责成首规委、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该规划几乎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为此，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这时，他感受自己作为一位政协委员很有尊严，能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做一点努力。
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
2005年，北京市公交公司重新确定了1660个站名，拟重新调整其中35个带“坟”字的公交站名。舒乙得悉后，表示强烈抵制改地名：“地名包括站名都属于老北京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名称背后都是一段历史。”舒乙告诉记者，比如现在的灯市口西街以前叫“奶子府”，这源于专供宫里的奶妈。有一个奶妈“奶大”的孩子做了皇帝，于是奶妈就有了显赫的地位，修了一个府，也就有了“奶子府”这个地名。民国初年很多人觉得“奶子府”难听，就把名字改了，以至于后来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
“还有很多地名改得莫名其妙！”舒乙说，“以前有一个‘狗尾巴胡同’音译改为了‘高义伯胡同’，简直狗屁不通！”舒乙表示，地名是一种民俗文化，越通俗越好记，不能单纯为了好听更改。
在那次的“站名之争”中，也有不少人要求将以往所改地名逐个恢复。对此，舒乙认为，已经改了几十年的地名就没必要恢复了。他还表示，如果市民都举手赞成改某处地名也是可以考虑的，除了考虑京味文化以外，大家的感情也应照顾到。
一次北京市政协小组会上，舒乙痛斥“官本位”———冰心先生因几十年前翻译了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和《沙与沫》，黎巴嫩总统签署命令，授予她国家级勋章。在国内举行的授勋仪式上，主持人介绍贵宾，第三位才介绍冰心先生，而她正是授勋仪式的主角。第四介绍黎巴嫩大使和夫人，然后是各级官员，直到所有的官员都介绍完了，才开始介绍到会的著名作家张光年、王蒙、萧乾……舒乙对此十分不满。会后，有人问舒乙能不能将刚刚的发言写成一篇文章。舒乙沉思了几秒钟，说“什么时候要？”“当然越快越好。”没几天，稿子寄过去了，舒乙在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官本位”：“毛病出在不分场合不看具体情况一律以官位来排队，把它当成衡量事物的第一标准和惟一标准。这是个相当迂腐的坏习惯，不仅败坏风气，而且常闹笑话，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干部行为原则，即不论多大的职位，都是人民的公仆。”
一次，中国作协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集中在北戴河办学习班。对于领导的发言，许多人都顺着领导人思路，表示赞同，或者就着领导的意思发挥，尽管个人方式不同。但大家为了这种任务式的学习，谁也不愿得罪领导。可是，舒乙却“不识时务”地提出了与领导相反的观点，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讲得有根有据，慷慨激昂，根本不顾领导的“面子”！ 坐在前排专门来听大会发言的作协领导，脸色渐渐不悦。主持会议的作协机关党委负责人再也坐不住了，直跟舒乙使眼色、作手势……舒乙全看在眼里，但他一点也不停顿，反而口若悬河，越讲越激动，越讲声音越大！
这就是一个外表长得斯文、儒雅，但骨子里很些文人的清高和桀骜的舒乙。他不迎合上头、不媚俗，不攀附权贵，不看别人眼色行事。看到舒乙书桌上的鲁迅著作，让记者觉得自己好像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里的好个“我”，被他的高大“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想起他当年因古城文化保护向市长大人抱拳“叩头”的场面与这次在作协会上不给面子的情景，记者十分感动：向市长“折腰”是一种睿智，不看脸色说话同样是一种高贵！
尊称“先生”背后的学术尊严
“文革”结束后，老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点研究的对象。于是，就有很多人来找舒乙，请他协助研究老舍。因为在老舍67年的生命里，由于各方面原因，不为外界所知的“空白”竟占了30多年。这30多年“空白”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是在老舍24岁当作家之前，他那时是个穷人，没有家谱，文字记录非常少；第二段是1924年到1929年，老舍25岁时去了英国，在伦敦大学教了5年书，别人对这段历史也不清楚；第三段是1946年到1949年，老舍在美国，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中美两国一直势不两立，老舍也就一直没提在美国的事。
填补父亲留下的历史“空白”，自然是做儿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1978年，舒乙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老舍的童年》，解开了老舍研究问题上的一些谜团。当时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最详细的记载只有4行字，但还有一批与老舍同时代的人活着，舒乙用了几年时间采访了100多人，“居然可以将他的空白按年份做出补充。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这些素材，简单加以整理，提供给别人；另一种是我干脆自己将这些写出来，于是我拿起笔。由于散文不同于报告文学，文字比较活泼，比较抒情，可以加很多个人的因素进去。所以我决定用散文的方式写‘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很受欢迎，很多人给他写信。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父亲最后的两天》、《散记老舍》、《老舍和朋友们》和《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等10多部著作，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老舍研究专家。
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舒乙几乎句句以“老舍先生”相称；但对母亲胡絜青，他称的是“妈妈”或”母亲”。问到他为什么这样称父亲，舒乙说自己1984年从文以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他。舒乙说，“客观”是一位学者应有的尊严。另外，“先生”是别人对老舍的尊称，所以他也从众，称其为先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11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2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地理背景、风土人情的有150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240多个地名，95％都是真实的。“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研究。
常常有人在介绍舒乙时，少不了说“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往往这时，舒乙有些无奈。舒乙承认：“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父亲是大作家，母亲是画家，当老舍先生的儿子有种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老舍先生，我为此而感到很骄傲。”
在他眼里，“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是一种尊严。淡泊名利的舒乙从不张扬自己是谁的儿子，也从不对外打打老舍这张牌，而是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赢得尊严。说起父亲老舍，舒乙充满深情，他很感谢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但同时，父亲也是个极富中国式尊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