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他是一位雄才大略很有作为的开国君主。吕思勉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下册》中说道：“（南北朝）北朝的君主，有荒淫暴虐的，也有能励精图治的，前一种代表了胡风，后一种代表了汉化。隋文帝就是后一种的典型。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废除了，而府库充实，仓储则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里也对此赞叹道：“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钱穆先生并给出了一个表：《自晋至隋户口一览表》，由表可见到以下从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开始，直到隋朝人口升降的大致情况：
　　在晋武帝太康元年时有人口16163863人；
　　到北周时，人口已降至9009604人；
　　到隋炀帝大业二年，人口就已跃升到46019956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1.隋文帝杨坚之年号为开皇、仁寿（581-605），在位共计有24年。
　　2.隋炀帝杨广之年号为大业（604-617），在位共计有13年。
　　由此可见隋炀帝大业二年只是他刚即位两年的人口统计结果，这个人口统计结果当然应该主要是隋文帝的政绩，因为隋文帝治国已有二十四年，所以这个人口统计应该主要是隋文帝的惊人业绩，在他治下的短短二十几年之中，就使北周时期的不满一千万人口，急升了五倍，达到四千多万人。这显然是隋文帝统治时期的府库充盈，老百姓生活富足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看起来隋文帝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能够抵御住皇帝宝座的绝大诱惑，不为所动，不被腐蚀。而是专心致志于利用这个宝座所有的无上权威，来为自己的老百姓做些好事。
　　首先是吏治。自西魏宇文泰，苏绰以来，都很重视搞好吏治。隋文帝也继承了这个遗风。他很注意精兵简政，裁减冗员，罢黜一切不称职的人，严惩贪污受贿。他和他的臣子之间曾有着以下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帝受禅，杨尚希上表以为：‘今郡国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帝嘉之，遂罢天下诸郡。时刺史多任武将，不称职，柳彧上表谏，多为罢免。又使彧持节巡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賍污者二百余人。开皇三年，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奏令民间立义仓，自是州里豊衍。其他长吏，多有吏幹惠政，为当时所称。’”（引自钱穆《国史大纲》）
　　此外，“隋文帝时社会上的阶级已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时代之门第特权，至此皆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了一平等线，而隶属于一中央政权之下，故下层负担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此乃隋代与西汉之不同点。西汉积高，惠，文，景四帝六十年之休养，至武帝始盛；而隋代则文帝一代即已富足。盖汉初尚未脱封建之遗毒，有异姓，同姓诸王侯，财富不能集中于中央。中央政权所直辖者，不过全国之三分之一。王室虽恭俭，而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自纵，与隋初形势大不相同，而隋初王室生活之节俭，自不待言。于是在文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遂以招来炀帝之奢淫。”（引自钱穆《国史大纲》）
　　书到这里，钱穆先生还引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帝末年国家之富足。钱先生说道：“在炀帝继位的第二年，他置洛口仓，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两窖总共可积米二千六百万石。后来隋末李密作乱时，凭人自取，群盗及家属来就食者近百万人。”可见文帝治国时国家之富足。
　　另一方面，隋文帝对北方外患突厥所采取的政策也很值得称道。他对突厥则刚柔并济，软硬兼施，取得了很完美的结果。吕思勉先生对此曾写道：
　　“突厥狃于南北朝末年的积习，求索无厌。中国不能满足其欲时，则拥护高齐之遗族，和中国为难。文帝遂决然定计征伐，大破其兵，突厥遂有所收敛。文帝又离间其西方的达头可汗和其大可汗，突厥由是则分为东，西。后文帝又又以宗女妻其东方的突利可汗。其大可汗的都蓝怒，攻突利。突利逃奔中国，中国则处之夏，胜二州之间（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北，胜州在今绥远额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西岸），并赐号为启民可汗。后都蓝死，启民可汗因隋援，遂尽其众，臣服于隋。从此，自南北朝末年以来畏服北狄的心理，至此则为之一变。”（引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最后，还要谈一谈科举制度的建立。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这是隋文帝和他的儿子隋炀帝共同创造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先是在隋文帝时期就已开始用考试来选拔官员，这是中国科举制的最早雏形。然后他的儿子隋炀帝在位时期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就设立了科举选士的制度，科举制度就此正式诞生，其影响深远，一直影响到满清末年的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西方更为先进的由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引进为止，长达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至此中国科举制度才算正式诞生。
　　谈过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后，就要谈隋炀帝杨广了，他是个亡国之君。钱穆先生说隋炀帝是个夸大狂。钱先生如此说他的理由有以下几条：
　　“炀帝即位，即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
　　元年，开通济渠，引榖，洛水达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淮。遂即南游扬州。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道。自长安至江都筑离宫四十余所。造龙船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接二百里，骑兵翼两岸。
　　三年，北巡榆林，甲士五十万。幸启民可汗帐，筑长城，四年又筑。 　　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
　　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里，广十丈。
　　八年，亲征高丽，发兵百余万，分二十四军。九军渡辽凡三十万，还至辽东者不足三千人。
　　九年，十年，再度两伐高丽，天下遂乱。隋炀帝被弑，隋亡。”
　　（以上均引自钱穆：《国史大纲》。）
　　隋亡以后，群雄再次并起。在混战之中，唐高祖李渊在其子李世民的有力扶助下，经历了十年内战，最终平定了群雄，建立了大唐帝国。不久唐高祖李渊就让位于其子李世民，是为唐太宗。一个长达289年的大一统之王朝得以再次建立。
　　总结以上所述，在如何应对权力腐蚀律的问题上，隋文帝杨坚和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确是两个相反的典型。
　　隋文帝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能够抗拒住皇帝宝座的诱惑，不被腐蚀。反而能够利用此宝座的无上权威，来为他所建立的隋朝服务，为他治下的老百姓做些好事。他终其毕生的精力励精图治，在他治下的短短二十四年内，他就创造出惊人的业绩，使他的帝国拥有空前的财富。所谓“国计之富者莫如隋”是也。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重大功绩。根据钱穆先生的介绍，即使是后来的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盛世，也还赶不上隋文帝的隋朝。
　　“然贞观之治的社会情况，实未必盛于隋朝。如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值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四年，始大稔。”（语见钱穆：《国史大纲》。）
　　唐朝的财富情况，一直六传至唐玄宗时，在唐玄宗前期的励精图治时期，才终于赶上了隋文帝的隋朝：
　　“一到唐玄宗时社会的富庶才与隋代相似。”（语见钱穆：《国史大纲》。）
　　可见隋文帝的历史地位至少不应低于唐太宗才对。
　　他的儿子隋炀帝则与他的父亲相反。隋炀帝意志薄弱，他一坐上这个具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宝座，就被这宝座绝对地腐蚀了。隋炀帝他贪图享乐，好大喜功，役使老百姓无度。仅仅在他统治的十三年里，浩繁的役使或征伐老百连年不断，于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百姓，就纷纷起来造他的反。隋朝遂之而仅仅传了两代，就因此灭亡，隋炀帝也就成为一位亡国之君。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隋炀帝。这就是要考虑到前面已经讲过的，他所开创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个制度终结了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官员，都来自世袭制，或来自大官们的推荐。隋炀帝以他开创的这个制度，就为底层的老百姓可以通过考试，从而能进入上层的精英社会，参与国家大事的治理。他的科举制度从此为底层老百姓上升到上层社会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并惠及此后一千三百多年的老百姓，可以说是居功至伟。隋炀帝的这个重大的业绩，理应永留人们的心中，光照后代，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