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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给巴基斯坦送去460亿美元的大单,相当于巴基斯坦过去八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三倍。“巴铁”兄弟们很激动,但中国舆论场里又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认为这些年中国在外面撒钱太多了。
这让人想起十年前的那场印尼海啸,中国援助了5.2亿人民币,很多人说这是“冷脸贴热屁股”,排华骚乱的前科都忘了;前几年中国给马其顿捐赠校车,很多人说中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自己国家的孩子都没有校车,却给外国人捐校车,面子工程做到国外去了。
这种逻辑是不太说得通的。一个人即便很穷,也并不妨碍他做善事。不管看到谁落难,拉一把是应该的;即便以前有点矛盾,也一码是一码。所谓人道嘛,跟面不面子也扯不上太多关系。
可是这种事一上升到国家层面,逻辑似乎就变了:纳税人的钱不能瞎花,政府首先要为本国国民牟利,外交要捍卫每一分国家利益,这些原则每一条说出来政治上都非常正确,因而每次关于中国“在外撒钱”的讨论都会掀起舆论风波。网上爱国人士有脾气比较冲的,说你“傻”算好的,没说你“卖国”就不错了。于是,外交部的收发室里可能又默默地多收了一堆“钙片”。
到了2013年菲律宾风灾的时候,中国一开始的捐款数额是10万美元。这下轮到国际舆论大哗。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媒体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大国,在非政治性的人道主义问题上,这点度量让人寒心。而反观美国,不但大把送钱送物,还把航空母舰开到菲律宾港口,动用军队参与菲律宾救灾。这一年正是美国“回归亚洲”、试图孤立中国的关键当口。一场援助风波变成了地区局势的注脚。
中国人作为个体不能说不大方,也不能说没有情商,甚至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宏观“关系”格局的重视要一贯大于对眼前微观利益的关注。可是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人的心态普遍比较敏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被丧权辱国搞怕了。百年来中国外交的主题,就是“维权”、“护利”。这种思维习惯可能还会长期存在。
中国还有一种思维叫做“居安思危”。即便状况好了,也要时刻提防新的威胁。这些年外国人总是在说中国强大的方面。而中国人则更愿意看到自己的虚弱和不足。有时候外国人让中国担负巨大责任,中国人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怀疑发达国家居心不良。外国对中国的期待,和中国对自己的定位,产生了微妙的差异。这让中外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可以说,近代屈辱的历史经历,让中国很多民众在外交观上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在一定的环境下是必然的结果。在短暂的特殊时期,中国外交曾一度用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国际主义过度压倒了国家利益,还走过不少的弯路。国家利益至上是中国外交在历尽波折后得到的基本历史教训。
可是,我们在生活经验中知道,一个聪明利己的人不会吃亏,但代价可能是没什么朋友,更当不上领导,不会走上很高的社会地位。中国外交搞了几十年,生意伙伴越来越多,真正的朋友却似乎比较少。现有的朋友好多也都是当年无私援助的时候交下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硬实力地位不断上升,可是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却没有跟上。
因此,今天中国外交要重新思考“义”与“利”的平衡。“义”这个词,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根红苗正,可是引入到国家生活中却要带来观念冲击,这涉及对我们某些旧有观念的重构。比如国家之间如果“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么所谓情义、道义还存在吗?21世纪的国际关系还跟19世纪俾斯麦所说的那样,完全是赤裸裸的“强权即公理”吗?
这个问题争议很大,一时半会儿也争不出结果。但至少我们的外交可以像人的生活一样,把各种资源投入划出一定比例。一个人要过比较体面的生活,除了花钱吃喝拉撒,享受一定的文化生活,也会分出一些时间做公共服务、给慈善机构捐款。怎么做一个国家和怎么做一个人,在这方面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有时候“傻”一点也没关系。尤其是在有力量的前提下,傻一点才可亲可爱。只要别傻过头就行。
更何况,中国的对外援助,绝大多数情况下更像一个人花钱请朋友吃饭、给同事送一点小礼物、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手帮个忙。用网上的话说,这叫“攒人品”。国际局势风云变换,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未来的国际竞争,包括中美的竞争、中日的竞争,除了拼实力,还要拼“人品”、拼人气、拼人心。讲到这里,“义”和“利”就知道该怎么平衡了。
这让人想起十年前的那场印尼海啸,中国援助了5.2亿人民币,很多人说这是“冷脸贴热屁股”,排华骚乱的前科都忘了;前几年中国给马其顿捐赠校车,很多人说中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自己国家的孩子都没有校车,却给外国人捐校车,面子工程做到国外去了。
这种逻辑是不太说得通的。一个人即便很穷,也并不妨碍他做善事。不管看到谁落难,拉一把是应该的;即便以前有点矛盾,也一码是一码。所谓人道嘛,跟面不面子也扯不上太多关系。
可是这种事一上升到国家层面,逻辑似乎就变了:纳税人的钱不能瞎花,政府首先要为本国国民牟利,外交要捍卫每一分国家利益,这些原则每一条说出来政治上都非常正确,因而每次关于中国“在外撒钱”的讨论都会掀起舆论风波。网上爱国人士有脾气比较冲的,说你“傻”算好的,没说你“卖国”就不错了。于是,外交部的收发室里可能又默默地多收了一堆“钙片”。
到了2013年菲律宾风灾的时候,中国一开始的捐款数额是10万美元。这下轮到国际舆论大哗。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媒体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大国,在非政治性的人道主义问题上,这点度量让人寒心。而反观美国,不但大把送钱送物,还把航空母舰开到菲律宾港口,动用军队参与菲律宾救灾。这一年正是美国“回归亚洲”、试图孤立中国的关键当口。一场援助风波变成了地区局势的注脚。
中国人作为个体不能说不大方,也不能说没有情商,甚至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宏观“关系”格局的重视要一贯大于对眼前微观利益的关注。可是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人的心态普遍比较敏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被丧权辱国搞怕了。百年来中国外交的主题,就是“维权”、“护利”。这种思维习惯可能还会长期存在。
中国还有一种思维叫做“居安思危”。即便状况好了,也要时刻提防新的威胁。这些年外国人总是在说中国强大的方面。而中国人则更愿意看到自己的虚弱和不足。有时候外国人让中国担负巨大责任,中国人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怀疑发达国家居心不良。外国对中国的期待,和中国对自己的定位,产生了微妙的差异。这让中外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可以说,近代屈辱的历史经历,让中国很多民众在外交观上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在一定的环境下是必然的结果。在短暂的特殊时期,中国外交曾一度用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国际主义过度压倒了国家利益,还走过不少的弯路。国家利益至上是中国外交在历尽波折后得到的基本历史教训。
可是,我们在生活经验中知道,一个聪明利己的人不会吃亏,但代价可能是没什么朋友,更当不上领导,不会走上很高的社会地位。中国外交搞了几十年,生意伙伴越来越多,真正的朋友却似乎比较少。现有的朋友好多也都是当年无私援助的时候交下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硬实力地位不断上升,可是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却没有跟上。
因此,今天中国外交要重新思考“义”与“利”的平衡。“义”这个词,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根红苗正,可是引入到国家生活中却要带来观念冲击,这涉及对我们某些旧有观念的重构。比如国家之间如果“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么所谓情义、道义还存在吗?21世纪的国际关系还跟19世纪俾斯麦所说的那样,完全是赤裸裸的“强权即公理”吗?
这个问题争议很大,一时半会儿也争不出结果。但至少我们的外交可以像人的生活一样,把各种资源投入划出一定比例。一个人要过比较体面的生活,除了花钱吃喝拉撒,享受一定的文化生活,也会分出一些时间做公共服务、给慈善机构捐款。怎么做一个国家和怎么做一个人,在这方面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有时候“傻”一点也没关系。尤其是在有力量的前提下,傻一点才可亲可爱。只要别傻过头就行。
更何况,中国的对外援助,绝大多数情况下更像一个人花钱请朋友吃饭、给同事送一点小礼物、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手帮个忙。用网上的话说,这叫“攒人品”。国际局势风云变换,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未来的国际竞争,包括中美的竞争、中日的竞争,除了拼实力,还要拼“人品”、拼人气、拼人心。讲到这里,“义”和“利”就知道该怎么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