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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的事实，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式赶超”的奇特效应。在“中国崛起”似乎成为国际社会主流判断的情况下，何时超越美国成为国内外热议的焦点。那么，科学、理性看待“中国赶超”，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认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言下之意，“死”是注定的，只是死法不同。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预测中国要“崩溃”。但是，3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文革”后经济几近崩溃的灾难、80年代民主浪潮的冲击、90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的打击，中国不但没“死”，反而它的“崛起”却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于那些预测中国注定“崩溃”以及接受或认同这种预测的人来说，中国今天的状况，确实是个“奇迹”。
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相伴随，国际社会在不断校正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从最早的“黄祸论”，到“威胁论”，再到“机遇论”，又到金融危机后的“救世论”。这种认识和判断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
一系列数据反映的事实也确实显示了中国奇特的发展速度和惊人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发生了明显提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力明显提高。反映人民生活总体水平的一些数据也保持了良好的记录。
多年来，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领先的制造大国。这一个个头衔让许多国家大为惊叹。更加刺激世人眼球、甚至让人眼热的是，奥运会、世博会空前气派，磁悬浮、高铁、地铁等政府项目进展神速，政府海外采购出手不凡，企业海外并购胃口大开，中国商人海外投资遍地开花，中国游客走遍世界掀起购物风潮，中国富人榜上有名且节节攀升，中国人变成豪宅、豪车、国际名牌新的消费群。所有这些极具感官刺激的信息，都在激发和强化一个概念——“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各种解释
人们试图解释这种变化，希望找到“奇迹”的原因。从中国领导人不同场合的讲话以及官方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大体归功于三个要素：前所未有的好领导（党的集体领导），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举国体制的好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府主导，试验性的渐进改革，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被看作是中国发展方式的进一步解释。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所提出的“北京共识”算的上是外国人对“中国奇迹”的代表性看法。在他看来，中国提供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另外一种发展经验。
面对上述解释，中国学界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60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制度优越。这种制度或许被解释为“中华政体”，具有民本主义理念、绩优选拔制度、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分工制衡”的纠错机制等优势；或者被概括为“平等与中性的政府”，具有“不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结盟且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平等地对待不同社会集团的制度优势；或者被界定为“新共和制”，具有“把西方法治传统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以及中国传统的‘太上皇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五位一体”的制度优势。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是摒弃传统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模式、引入责任机制和市场化原则对既有体制创新性改造的结果，因此，它实质上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就其“不断扩大社会与个人自主和自由的空间”而言，它与“华盛顿共识”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所谓的“中国奇迹”只是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国际竞争中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在80年代东亚国家“二元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阶段也曾经出现过。所以，“中国奇迹”不过是被指认为“政府主导”的“威权主义”模式的“东亚奇迹”的再现。
当然，也应该看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既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重视基础教育和宏观经济稳定等，也有许多特有的条件和特征，如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模式，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革命”，大规模工业化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城镇化带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发展进程等。总之，过去3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奇迹”意味着在世界多样化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不留情面的意见直指“中国奇迹”的“软肋”和“痛处”，认为，“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经济（GDP）至上模式，即政府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其特点可以归结为“全球化”+“低人权优势”。所谓“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就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从而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既然“中国奇迹”以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人权为代价，那么，与其说它是值得炫耀的“奇迹”，不如说它是特定条件下经济起飞的无奈结果。
少谈赶超，多谈问题
无视中国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认为中国有一种别的国家根本不具备的神奇力量会推动它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恐怕又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人们普遍承认存在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包含了许多要素，如，市场经济，一党执政，贤人政治，政府主导，举国体制，运动式管理，GDP锦标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等等。这些要素在许多人看来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模式”面临挑战。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须正视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换来的：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经济发展。后发国家的经验显示，以威权体制、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完成经济积累和起飞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为经济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权、环境、腐败、协调发展、对外依赖性等）。
随着民众对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状况忍受性的降低，这种模式下经济发展的难度会增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的发展带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等，可以说是这种发展的另一种效应，而且，目前这种发展也正面临多重困境（民生不昌、民力不强、内需不足、环境不支、创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其可持续性令人堪忧。目前，中国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要谋求经济的可持续性，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需要进一步明确，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恐怕还必须要改变目前的“中国模式”。
有人认为，“富强”和“文明”是两个概念。30年来中国的崛起仅仅意味着“富强崛起”，并不一定是“文明崛起”。也有人指出，“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如果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那么，在面对“中国奇迹”这个话题时，恰当的态度就应当是：少谈奇迹，多谈问题，少一点骄傲自满，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畏葸不前固步自封，多一点锐意进取改革创新。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导）
■（ 责编/周晓燕 李逸浩 美编/李祥峰）
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言下之意，“死”是注定的，只是死法不同。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预测中国要“崩溃”。但是，3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文革”后经济几近崩溃的灾难、80年代民主浪潮的冲击、90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的打击，中国不但没“死”，反而它的“崛起”却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于那些预测中国注定“崩溃”以及接受或认同这种预测的人来说，中国今天的状况，确实是个“奇迹”。
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相伴随，国际社会在不断校正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从最早的“黄祸论”，到“威胁论”，再到“机遇论”，又到金融危机后的“救世论”。这种认识和判断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
一系列数据反映的事实也确实显示了中国奇特的发展速度和惊人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发生了明显提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力明显提高。反映人民生活总体水平的一些数据也保持了良好的记录。
多年来，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领先的制造大国。这一个个头衔让许多国家大为惊叹。更加刺激世人眼球、甚至让人眼热的是，奥运会、世博会空前气派，磁悬浮、高铁、地铁等政府项目进展神速，政府海外采购出手不凡，企业海外并购胃口大开，中国商人海外投资遍地开花，中国游客走遍世界掀起购物风潮，中国富人榜上有名且节节攀升，中国人变成豪宅、豪车、国际名牌新的消费群。所有这些极具感官刺激的信息，都在激发和强化一个概念——“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各种解释
人们试图解释这种变化，希望找到“奇迹”的原因。从中国领导人不同场合的讲话以及官方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大体归功于三个要素：前所未有的好领导（党的集体领导），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举国体制的好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府主导，试验性的渐进改革，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被看作是中国发展方式的进一步解释。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所提出的“北京共识”算的上是外国人对“中国奇迹”的代表性看法。在他看来，中国提供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另外一种发展经验。
面对上述解释，中国学界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60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制度优越。这种制度或许被解释为“中华政体”，具有民本主义理念、绩优选拔制度、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分工制衡”的纠错机制等优势；或者被概括为“平等与中性的政府”，具有“不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结盟且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平等地对待不同社会集团的制度优势；或者被界定为“新共和制”，具有“把西方法治传统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以及中国传统的‘太上皇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五位一体”的制度优势。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是摒弃传统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模式、引入责任机制和市场化原则对既有体制创新性改造的结果，因此，它实质上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就其“不断扩大社会与个人自主和自由的空间”而言，它与“华盛顿共识”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所谓的“中国奇迹”只是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国际竞争中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在80年代东亚国家“二元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阶段也曾经出现过。所以，“中国奇迹”不过是被指认为“政府主导”的“威权主义”模式的“东亚奇迹”的再现。
当然，也应该看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既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重视基础教育和宏观经济稳定等，也有许多特有的条件和特征，如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模式，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革命”，大规模工业化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城镇化带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发展进程等。总之，过去3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奇迹”意味着在世界多样化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不留情面的意见直指“中国奇迹”的“软肋”和“痛处”，认为，“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经济（GDP）至上模式，即政府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其特点可以归结为“全球化”+“低人权优势”。所谓“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就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从而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既然“中国奇迹”以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人权为代价，那么，与其说它是值得炫耀的“奇迹”，不如说它是特定条件下经济起飞的无奈结果。
少谈赶超，多谈问题
无视中国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认为中国有一种别的国家根本不具备的神奇力量会推动它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恐怕又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人们普遍承认存在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包含了许多要素，如，市场经济，一党执政，贤人政治，政府主导，举国体制，运动式管理，GDP锦标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等等。这些要素在许多人看来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模式”面临挑战。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须正视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换来的：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经济发展。后发国家的经验显示，以威权体制、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完成经济积累和起飞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为经济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权、环境、腐败、协调发展、对外依赖性等）。
随着民众对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状况忍受性的降低，这种模式下经济发展的难度会增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的发展带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等，可以说是这种发展的另一种效应，而且，目前这种发展也正面临多重困境（民生不昌、民力不强、内需不足、环境不支、创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其可持续性令人堪忧。目前，中国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要谋求经济的可持续性，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需要进一步明确，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恐怕还必须要改变目前的“中国模式”。
有人认为，“富强”和“文明”是两个概念。30年来中国的崛起仅仅意味着“富强崛起”，并不一定是“文明崛起”。也有人指出，“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如果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那么，在面对“中国奇迹”这个话题时，恰当的态度就应当是：少谈奇迹，多谈问题，少一点骄傲自满，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畏葸不前固步自封，多一点锐意进取改革创新。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导）
■（ 责编/周晓燕 李逸浩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