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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55岁时一场车祸让他永远离了我们,母亲最终还是开始了和其他男人的约会。那些男人出现时动作招摇,又紧张不安,新理了发,还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可他们几乎没人能在我们家呆上过半天,更没人来过两次。对我和妹妹来说,他们只是我们开玩笑的话柄或捉弄的对象。
在妈妈的一次约会中,对方在厨房里喝汽水,太阳镜放在客厅,我觉得试验一下镜架的强度很是不错,结果镜架就像小嫩枝一样断了。后来,那人返回客厅,捡起碎眼镜,装进口袋,匆匆离开了。母亲几乎没说我什么,但她似乎明白了14岁的我心里萦绕着的那份恶意。我看见了她暗暗抹着的眼泪。
几个月后,妹妹来到我的房间。“妈妈又找了个男朋友。”她尖声地说。“有个大鼻子,还说要来我们家吃晚饭。”
打父亲走后,母亲还没有将其他男人邀请来吃晚饭。我似乎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看来,母亲这次对那个叫车又军的男人是认真的。
果然,第二天晚上,一个头发呈干草黑色、具有罗马雕塑般脸部线条的男人轻轻松松地站在我们的面前。他确实有个大鼻子。“这是车叔,”母亲小心地向我们介绍,手里还紧张地拧着条刷碗巾,“江南大修厂的车叔,专修汽车。”
“我叫车又军。”他伸出手来,我笨拙地握了握。在他那结了硬茧的钳工手里,我的手又小又精致。“我们以前见过,”他说,“你8岁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你,那时,你正躺在氧气罩里。”
是的,8岁那年我患上了严重的假膜性喉炎,呼吸困难,不得不接受紧急气管切开术。我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一个星期。但我已记不起面前的这个男人是谁。
“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一天,他搭我的工具车去医院,我带给你一辆红色的救火车玩具。”
对人没了印象,但提到那辆救火车,我还是想起来了。救火车是钢做的,橡胶轮子转起来快又平稳。我很喜欢这玩具,有时候抱着它睡觉,直至今天,我仍能回忆起它贴在我脸上的冰冷感觉,还有那亮漆发出的气味。……
不管我们怎么讨厌他,那年春夏季,车又军还是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家中了。一年后,他不但每天晚上在我们家吃饭,而且还跟母亲谈到了结婚。
我的怒火在燃烧。我很难想象这个男人占据父亲曾经拥有的位置。“我不会叫他爸爸的。”我对妹妹说。
“妈妈说,我们可以叫他叔叔。”
“我也不会叫他叔叔。”我回答。我想,一个陌生男人,要想构建我们之间的亲密,只能是梦。父亲虽然性情冷漠,常发火,但他在我们家的存在是那么强有力,至今我还能感觉得到。
但车又军与母亲的关系却像春天的小草滋生起来。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玩完垒球回家,当我走进前门时,听到一支弗兰克·西那多的曲子。透过窗户,我看到车又军和母亲在厨房中慢悠悠地跳舞。我过去从没看到过母亲和父亲在一起跳舞,或者彼此情意绵绵。我—直等曲子结束才进了屋,脸上当然是沮丧的表情。
“大修厂在人民路有份劳务活,报酬是每小时6元。”车又军看到我,显得很高兴,“要是你想做的话,明天和我一块去。”
我一直在找份夏季工作。暑假打工的那种。犹豫了—下,我还是说,“我很感兴趣。”
第二天早上7点钟,他就开来那辆破旧的工具车,将我接走。在清晨的阳光中,我们开进了人民路。我被派去从拖车上搬卸轮胎,当然跟他一起。
“怎么样?”下班后,他问我。
“还好。”我告诉他,累得不想多说,但挣了48元钱,对我这个一生之中第一次挣“外快”的穷小子来说,我还是很感谢他为我提供了这次机会。
不久,我们的心似乎贴近了许多。那时,我正跟一个大学同学恋爱。“你妈妈说她很温柔,谈谈她吧。”一天,他对我说,脸上当然还有赞许的味儿。这似乎激起了我心中的某样东西,我也笑起来,说,“好,她的确相当温柔,还善解人意。”
车又军几乎一辈子都住在那条又窄又小的小巷。一天,母亲带我跟妹妹去他的家,从邻居面前经过时,他很骄傲地将我介绍给他的邻居们,“看,某某大学的高材生,学法律的。”话语虽轻,却还是激起我心中的自豪,让我的脚步似乎轻了許多。
大二那年,车又军开始在星期六叫上我去大修厂帮帮忙,无非是帮忙写写算算什么的。那时,母亲下岗,又要供我上学,经济上不是太宽裕,我没有拒绝他。后来,他还教会了我修车,说将来自己有了私家车,出了故障也不需要另求人。工作时,他将工具箱带在身边,我就站在一旁学习他的手艺。
有时候,车又军也带我去小吃店吃午饭。在那儿,他似乎认识所有的人。一次,他和一帮伙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宣布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大学里的巧师傅。”虽然那时候,我刚刚学会怎样装卸轮胎。
大学毕业第二年的一天上午,我告诉车又军,由于预算削减,我失去了司法局的固定工作。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我连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都保不住,怎么还能找到愿做的事情呢?”他深思了片刻才开了口:“即使你找不到想干的工作,也总能找到挣钱的事情。还想得起来第一次上人民路的事儿吗?”当然,那一次,48元,为此我兴奋了好些天。
也就在那一天,我意识到车又军在教我一种技能,一种生存的技能。虽然,他并没有外露自己的慈爱,但他已用自己知道的独有的方式在默默地扮演着我的父亲。实际上,那时,他跟母亲还没有正式结婚。
后来,我便进了车又军的大修厂。跟他一样,做修理工,工资是律师的两倍多。
有一天车又军得知我在发烧,开车来到我们家,带来一些水果。“你看起来不太好。”他说,低头看着我。
“我觉得不太好。”
“我让你妈妈给你煮些鸡汤。还希望我给你带点别的什么吗?”
我脱口而出:“一个红色的救火车怎么样?”
他一时迷惑不解,又突然笑了:“当然。”当他将我的工资放到床头柜上时,我说:“谢谢,爸爸。”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几星期后,他打电话来说他要去墓地凭吊父母,问我愿不愿一块去。他知道我父亲跟他的父母埋在同一墓区,而自父亲的葬礼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
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进了墓地大门,车又军向我轻轻一点头,就走向了他父母的墓。我看着他走开了,迟迟疑疑地,我也去寻找父亲的墓了。
找到父亲的墓后,我呆呆地站立了很长时间,直直地盯着刻在白色石头上面父亲简短一生的生卒年代。我想,他早逝的最可怕的后果是,我根本不了解他。他是谁?他爱我吗?
我站在墓前一动也不动,后来车又军来了,揽住了我的肩膀。“你父亲是个好人,”他说,“他愿意为你做一切。”这句赞美的话打开了自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关闭的感情闸门。我开始抽泣起来,他搂住了我。
回家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我很感谢他为我做的一切。他叫我一起去墓地,让我恢复了自己并不知道的那正在消失的有关父亲的记忆和情感。而更重要的是在父亲的墓前,他紧站在我身边,让我知道了:他们两人都占据了我的心田。
然而,三年后的夏天,车又军出现背部剧烈疼痛。X射线发现他患了肺部肿瘤,后来又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了骨头。我们惊慌失措。他一辈子没有得过重病。
但他却很坦然。面对所有的化验、可怕的报告单和化疗,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或失去信心,坚信医生能治愈他的病。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在向肺里送氧气的插管下面,他露出笑容说:“别急,事情总会有好结果的。”
我紧握住他的手,我想像着孩提时他站在我病床旁的情景。
离开的时间到了。我俯下身深情地对他说:“我爱你,爸爸。”车又军双眼迷蒙地看着我,轻轻点着头,紧握着我的手。那一丝微笑又浮上了脸。他心里清楚。
“再见,爸爸。”我说,“明天见。”我走进冷气逼人的秋天暮色中,强忍着泪水。
第二天下午,车又军在睡梦中去世了。当我接到这噩耗时,目瞪口呆。我再也不能听到他的声音了,再也不能将工具放在他那有力的大手里了。
葬礼过后几个星期,我去母亲的地下室找一把扳钳,想替她更换漏水栓塞的垫圈。我打开了车又军的工具箱,拿出扳钳,但我没有返回,而是紧:紧地将掘钳抱在胸前。一股悲哀突袭而来,我闭上眼睛,想起我和车又军一起的许多情景,深深感谢他和我一起度过那些时光。
母亲带着一篮换洗的衣服走下台阶。她看见我站在工具箱旁,手里紧抓着扳钳。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工具带回家?”她说,“你车叔他会乐意你拥有它们的。”
“车叔是个好人,妈妈,我很高兴你拥有了他。”
那是我第一次承认车又军在母亲生活中的重要性,直到那时,我才充分意识到母亲需要更早地听到我说出这些。在那堆工具旁,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任无声的泪水滴落在扳钳上。
在妈妈的一次约会中,对方在厨房里喝汽水,太阳镜放在客厅,我觉得试验一下镜架的强度很是不错,结果镜架就像小嫩枝一样断了。后来,那人返回客厅,捡起碎眼镜,装进口袋,匆匆离开了。母亲几乎没说我什么,但她似乎明白了14岁的我心里萦绕着的那份恶意。我看见了她暗暗抹着的眼泪。
几个月后,妹妹来到我的房间。“妈妈又找了个男朋友。”她尖声地说。“有个大鼻子,还说要来我们家吃晚饭。”
打父亲走后,母亲还没有将其他男人邀请来吃晚饭。我似乎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看来,母亲这次对那个叫车又军的男人是认真的。
果然,第二天晚上,一个头发呈干草黑色、具有罗马雕塑般脸部线条的男人轻轻松松地站在我们的面前。他确实有个大鼻子。“这是车叔,”母亲小心地向我们介绍,手里还紧张地拧着条刷碗巾,“江南大修厂的车叔,专修汽车。”
“我叫车又军。”他伸出手来,我笨拙地握了握。在他那结了硬茧的钳工手里,我的手又小又精致。“我们以前见过,”他说,“你8岁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你,那时,你正躺在氧气罩里。”
是的,8岁那年我患上了严重的假膜性喉炎,呼吸困难,不得不接受紧急气管切开术。我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一个星期。但我已记不起面前的这个男人是谁。
“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一天,他搭我的工具车去医院,我带给你一辆红色的救火车玩具。”
对人没了印象,但提到那辆救火车,我还是想起来了。救火车是钢做的,橡胶轮子转起来快又平稳。我很喜欢这玩具,有时候抱着它睡觉,直至今天,我仍能回忆起它贴在我脸上的冰冷感觉,还有那亮漆发出的气味。……
不管我们怎么讨厌他,那年春夏季,车又军还是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家中了。一年后,他不但每天晚上在我们家吃饭,而且还跟母亲谈到了结婚。
我的怒火在燃烧。我很难想象这个男人占据父亲曾经拥有的位置。“我不会叫他爸爸的。”我对妹妹说。
“妈妈说,我们可以叫他叔叔。”
“我也不会叫他叔叔。”我回答。我想,一个陌生男人,要想构建我们之间的亲密,只能是梦。父亲虽然性情冷漠,常发火,但他在我们家的存在是那么强有力,至今我还能感觉得到。
但车又军与母亲的关系却像春天的小草滋生起来。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玩完垒球回家,当我走进前门时,听到一支弗兰克·西那多的曲子。透过窗户,我看到车又军和母亲在厨房中慢悠悠地跳舞。我过去从没看到过母亲和父亲在一起跳舞,或者彼此情意绵绵。我—直等曲子结束才进了屋,脸上当然是沮丧的表情。
“大修厂在人民路有份劳务活,报酬是每小时6元。”车又军看到我,显得很高兴,“要是你想做的话,明天和我一块去。”
我一直在找份夏季工作。暑假打工的那种。犹豫了—下,我还是说,“我很感兴趣。”
第二天早上7点钟,他就开来那辆破旧的工具车,将我接走。在清晨的阳光中,我们开进了人民路。我被派去从拖车上搬卸轮胎,当然跟他一起。
“怎么样?”下班后,他问我。
“还好。”我告诉他,累得不想多说,但挣了48元钱,对我这个一生之中第一次挣“外快”的穷小子来说,我还是很感谢他为我提供了这次机会。
不久,我们的心似乎贴近了许多。那时,我正跟一个大学同学恋爱。“你妈妈说她很温柔,谈谈她吧。”一天,他对我说,脸上当然还有赞许的味儿。这似乎激起了我心中的某样东西,我也笑起来,说,“好,她的确相当温柔,还善解人意。”
车又军几乎一辈子都住在那条又窄又小的小巷。一天,母亲带我跟妹妹去他的家,从邻居面前经过时,他很骄傲地将我介绍给他的邻居们,“看,某某大学的高材生,学法律的。”话语虽轻,却还是激起我心中的自豪,让我的脚步似乎轻了許多。
大二那年,车又军开始在星期六叫上我去大修厂帮帮忙,无非是帮忙写写算算什么的。那时,母亲下岗,又要供我上学,经济上不是太宽裕,我没有拒绝他。后来,他还教会了我修车,说将来自己有了私家车,出了故障也不需要另求人。工作时,他将工具箱带在身边,我就站在一旁学习他的手艺。
有时候,车又军也带我去小吃店吃午饭。在那儿,他似乎认识所有的人。一次,他和一帮伙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宣布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大学里的巧师傅。”虽然那时候,我刚刚学会怎样装卸轮胎。
大学毕业第二年的一天上午,我告诉车又军,由于预算削减,我失去了司法局的固定工作。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我连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都保不住,怎么还能找到愿做的事情呢?”他深思了片刻才开了口:“即使你找不到想干的工作,也总能找到挣钱的事情。还想得起来第一次上人民路的事儿吗?”当然,那一次,48元,为此我兴奋了好些天。
也就在那一天,我意识到车又军在教我一种技能,一种生存的技能。虽然,他并没有外露自己的慈爱,但他已用自己知道的独有的方式在默默地扮演着我的父亲。实际上,那时,他跟母亲还没有正式结婚。
后来,我便进了车又军的大修厂。跟他一样,做修理工,工资是律师的两倍多。
有一天车又军得知我在发烧,开车来到我们家,带来一些水果。“你看起来不太好。”他说,低头看着我。
“我觉得不太好。”
“我让你妈妈给你煮些鸡汤。还希望我给你带点别的什么吗?”
我脱口而出:“一个红色的救火车怎么样?”
他一时迷惑不解,又突然笑了:“当然。”当他将我的工资放到床头柜上时,我说:“谢谢,爸爸。”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几星期后,他打电话来说他要去墓地凭吊父母,问我愿不愿一块去。他知道我父亲跟他的父母埋在同一墓区,而自父亲的葬礼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
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进了墓地大门,车又军向我轻轻一点头,就走向了他父母的墓。我看着他走开了,迟迟疑疑地,我也去寻找父亲的墓了。
找到父亲的墓后,我呆呆地站立了很长时间,直直地盯着刻在白色石头上面父亲简短一生的生卒年代。我想,他早逝的最可怕的后果是,我根本不了解他。他是谁?他爱我吗?
我站在墓前一动也不动,后来车又军来了,揽住了我的肩膀。“你父亲是个好人,”他说,“他愿意为你做一切。”这句赞美的话打开了自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关闭的感情闸门。我开始抽泣起来,他搂住了我。
回家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我很感谢他为我做的一切。他叫我一起去墓地,让我恢复了自己并不知道的那正在消失的有关父亲的记忆和情感。而更重要的是在父亲的墓前,他紧站在我身边,让我知道了:他们两人都占据了我的心田。
然而,三年后的夏天,车又军出现背部剧烈疼痛。X射线发现他患了肺部肿瘤,后来又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了骨头。我们惊慌失措。他一辈子没有得过重病。
但他却很坦然。面对所有的化验、可怕的报告单和化疗,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或失去信心,坚信医生能治愈他的病。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在向肺里送氧气的插管下面,他露出笑容说:“别急,事情总会有好结果的。”
我紧握住他的手,我想像着孩提时他站在我病床旁的情景。
离开的时间到了。我俯下身深情地对他说:“我爱你,爸爸。”车又军双眼迷蒙地看着我,轻轻点着头,紧握着我的手。那一丝微笑又浮上了脸。他心里清楚。
“再见,爸爸。”我说,“明天见。”我走进冷气逼人的秋天暮色中,强忍着泪水。
第二天下午,车又军在睡梦中去世了。当我接到这噩耗时,目瞪口呆。我再也不能听到他的声音了,再也不能将工具放在他那有力的大手里了。
葬礼过后几个星期,我去母亲的地下室找一把扳钳,想替她更换漏水栓塞的垫圈。我打开了车又军的工具箱,拿出扳钳,但我没有返回,而是紧:紧地将掘钳抱在胸前。一股悲哀突袭而来,我闭上眼睛,想起我和车又军一起的许多情景,深深感谢他和我一起度过那些时光。
母亲带着一篮换洗的衣服走下台阶。她看见我站在工具箱旁,手里紧抓着扳钳。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工具带回家?”她说,“你车叔他会乐意你拥有它们的。”
“车叔是个好人,妈妈,我很高兴你拥有了他。”
那是我第一次承认车又军在母亲生活中的重要性,直到那时,我才充分意识到母亲需要更早地听到我说出这些。在那堆工具旁,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任无声的泪水滴落在扳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