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西瓜有多少种方式
　　我的记忆源头保留着一条黑狗，一个西瓜。
　　黑狗叫黑子，黑得像黑夜，没有一根杂毛，眼睛如同沙漠夜空中的星星。星星出现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我可以从地窝子的一方天窗上望见星星。
　　花皮西瓜，好像瓜秧编成了绿环。我一闻，就感到里边可以吃。
　　爸爸从床底下滚出这个西瓜，说：玩，不能用棍子敲。
　　我抱不住西瓜。它太大。我又不能骑上去，它一动，我就栽下来，它不肯让我骑。
　　多年后，我在样板戏里的唱段里听到“披星戴月”这个词语，我想起爸爸妈妈，他们总是在星星出来以后回家。顶着星星，扛着坎土曼。爸爸妈妈穿着黄布军装，像把一片沙漠披回来。
　　白天，黑子陪伴着我。它像警卫员。爸爸命令它护着我，它摇旗帜一样的尾巴。我的活动范围就在地窝子附近，因为，我也像黑子一样，两只手着地，我爬，爬到最高的地方——我們家的地窝子上边，它像一个沙丘。
　　起初，我还能看见许多叔叔阿姨在挥动坎土曼。我看不出谁是我爸爸妈妈。沙尘飞扬，我以为着火了——尘埃落定的地方，不见，就有了隐隐约约的绿，绿渐渐浓起来。
　　然后，再远，我已看不见人了，只有沙尘扬起，我知道，其中就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垦荒——啃沙漠。着火的地方慢慢会出现绿。沙漠往后退。
　　黑子的两条前腿离地，站起来，我也模仿着站起来。我看见阳光照耀着沙丘，像揭了笼的馒头。我以为沙漠里住着一支部队，一个一个沙丘是一个一个地窝子。沙丘的外形跟我脚下的地窝子差不多。
　　我担心爸爸妈妈把我忘了，在沙漠里睡觉，把我丢给黑子。我喜欢星星，星星出来，爸爸妈妈回来。
　　我已经能说话了，可是，我还不会走。我以为我会走了——爬。
　　爸爸看着我，双臂作个欢迎状，呼唤：走过来，向爸爸走过来。
　　我爬过去。黑子走，还摇尾巴。我遗憾缺一条尾巴。
　　妈妈说：站起来走。
　　我爬到爸爸跟前。爸爸没有把我抱起来。
　　爸爸发愁：这么大了，咋不会走呢？
　　妈妈说：还不会说话的时候，黑子就是他的伙伴，他跟谁学？
　　妈妈把我抱起来，说：儿子，爸爸妈妈对不起你。
　　爸爸来了个正步走，震得地窝子顶的沙尘抖下来，他说：这样迈脚，一二一，一二一……
　　妈妈放下我，我双手挨地，翘起屁股，我学着爸爸喊口令。黑子跟我并排走。
　　爸爸说：这条狗，把我们的儿子带坏了。
　　我说：黑子也正是这么走，你咋不叫它站起来走？
　　连队里，我是第一个出生的小孩，爸爸只能让一条黑狗陪护着我。有时候，我拉屎，不会擦屁股，黑子不但舔干净我的屁股，还把我的屎也吃掉。妈妈说，这是销赃。
　　我和黑子都喜欢星星和月亮。沙漠地带的太阳很毒，把地窝子顶晒得发烫，我就躲进黑子的影子乘凉。太阳在天上慢慢地走，我嫌它走得慢。黑子似乎懂得我的心情，冲着西边的太阳，汪汪汪。太阳似乎被吓坏了，一头栽进西边的地平线。
　　我仰望镶着金边的云朵，黑子冲着天空叫。星星像是听见了呼唤，一颗，两颗，一闪一闪。我朝沙漠那边看：星星出来，爸爸归来。
　　夜色渐渐铺过来。星星像灯，一下子亮了。我躺在地窝子上边，盯着星星，好像我的目光是垂钓的长线，一颗星星被海子一样的天空钓出来，我用手去接，仿佛脱钩，星星又回到蓝蓝的夜空里了。
　　黑子欢乐地叫起来。我看见了人影，还肩着坎土曼。我昂着头，爬过去。我的双手落空，还没反应过来，我的头也掉进了洞口——地窝子的天窗。我要掉下去，非摔死不可。
　　黑子衔住了我的背带（我穿着开裆裤）。我的两条腿在窗外乱蹬。后来，妈妈说：你两条腿像两条胳膊在挥动。
　　黑子把我往外拖。我双手悬空，在窗里乱舞。爸爸奔过来，像拔萝卜一样，把我拔出来。
　　爸爸还训黑子：你咋保护我的儿子？
　　黑子像认了错，一阵呜呜地叫，垂下尾巴。
　　妈妈抱着我，不停地叫我的名字，好像唤我的灵魂。
　　地窝子黑咕隆咚。我抬头，方方的天窗能见星星。我一下子哭出来。
　　妈妈说：能哭出来，灵魂就回来了。
　　点了煤油灯。光线微弱，撑不满地窝子。黑子不知躲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我喊黑子，似乎它融在夜色里，我却能看见两颗亮亮的星星，是黑子的眼睛。星星移过来。我摸着了黑子毛茸茸的尾巴。我抱住它，它舔我的手。
　　爸爸从连队的食堂打来饭，苞谷面发糕。
　　黑子摇着尾巴。我搂着它的脖子。
　　爸爸对黑子说：今天你犯错误了，差一点是严重的错误，晚饭没你的份儿了。
　　黑子呜呜低呤，像受了委屈，嘀咕。
　　我悄悄地丢给它一块。我也饿了，把发糕往自己的嘴里塞。不一会儿，我感到黑子软软的舌头舔我的嘴唇——粘在嘴边的渣子。
　　妈妈过来，拍开黑子，说：不讲卫生，舔过屁股的嘴咋能舔嘴巴？
　　我说：我愿意叫黑子舔。
　　妈妈丢给黑子一块发糕，说：记住，不能上下不分，随便乱舔。黑子摇摇尾巴。
　　夜晚，黑子卧在我的床边。我时不时伸出手让它舔——爸爸亏待了它。爸爸妈妈在悄声嘀咕，我听见好几次跳出黑子的名字，我感到黑子有危险了。爸爸妈妈商量着把我和黑子分开。
　　我真想起来喊：我要跟黑子在一起，我乖，黑子不在，我就不乖！
　　爸爸总希望我当个乖孩子。我听见爸爸说黑子的坏话，黑子不在，我可能像人一样站起来走了。
　　妈妈替我着想，黑子陪着儿子成长，今天要不是黑子，儿子不是掉进了地窝子了吗？
　　那边声音又小起来。爸爸说：再有个孩子就好了。妈妈说：眼下，黑子就是儿子的小伙伴。黑子只是不会说人话，啥都明白。 　　第二天，天窗还能望见星星。爸爸唤醒我，说：今天起，你们就待在地窝子里，外边危险。
　　爸爸从床底下滚出一个大西瓜，说：玩，不能用棍子敲。
　　临出门，爸爸关住了地窝子的门，从外边锁住了门，不是锁，只是用一根棍子闩住门。
　　妈妈曾给我一个拳头大的小皮球，我一拍，它就跳起来。我抛出去，黑子衔回来，有一次，黑子大概饿了，咬狠了，皮球漏了气。现在，拍一拍西瓜，它不跳。
　　我说：黑子，我们一起玩西瓜。
　　我不知道怎么玩这个大家伙，实心，拍不起来，还拍不响。它比我的脑袋大好几倍。我的脑袋和它一起，一个小球，一个大球。我把西瓜推过去，我说：黑子，拱过来。
　　黑子的前爪搭在西瓜上边，它一推，后腿跟着走。
　　我命令黑子：你站上去。
　　黑子的两条后腿也往上站，它用尾巴平衡身体，可是，西瓜一滚，黑子仓皇地跳下西瓜。我趴在西瓜上，西瓜頂着我的肚子，我悬空手脚，并展开，像要飞翔。我来了个嘴啃泥，趴在地上。
　　黑子赶上前，衔住我的裤腰带。
　　我说：天窗在上边，我没危险，你有本事踩在西瓜上边吗？
　　黑子双抓搭在西瓜上，它闻着西瓜，还伸出软塌塌的舌头舔。
　　我说：黑子，渴了吧？
　　黑子竖起尾巴，像取得胜利一样摇。
　　我过去，双手搭在西瓜上，我吸着鼻子，闻出西瓜的清甜，我想象瓜肚子里红红的瓤子。
　　过了许多年，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完全可以用最原始的方式，用棍子或石头砸开西瓜。地窝子里这两样东西都有。很可能，我束缚在爸爸命令的“玩”的范围里了。我是个乖孩子，爸爸的惩罚——巴掌把我的顽皮给吓得不敢出来了。爸爸还限制我用“棍子”，更不必说，石头比棍子还厉害。我放弃了可以借助的工具（刀具不知藏在哪里了）。
　　黑子带头，开始啃瓜皮。它的眼里，西瓜不是玩具。
　　好像掏野兔子的窝，从两边下手。我和黑子，隔着西瓜，我也啃起来。我把嘴张大，还是啃不住西瓜皮，仅能刮出牙印。
　　黑子像逮住一只猎物，它有点不耐烦，甚至，喉咙深处发出低吼。
　　我说：黑子，我俩，看谁先啃到瓜瓤。
　　黑子尾巴的毛蓬蓬竖起，仿佛它向西瓜发起猛烈的冲锋。
　　我啃出一个浅浅的小坑，白白的小坑，过一会儿沁出淡淡的红色的瓜汁，离瓜瓢不远了。
　　黑子的嘴里，发出清脆的声音，它尖利的牙齿在刨瓜皮。
　　我探过头，说：黑子，你固定在一个地方啃。
　　黑子啃出了小坑比我深而且大。瓜皮比我想象的还要厚。
　　我没力气了，把希望寄托在黑子那边。我套用爸爸的军事术语，说：把碉堡攻下来。
　　黑子的嘴和鼻子已经能伸进去了，它舔洞里渗出的瓜汁。它的嘴张不开，洞匝着它的嘴。
　　我拍拍黑子的头，说：我们换防，让开。
　　黑子有点不情愿，好像眼看要攻下碉堡，我抢了它的胜利成果，它退下来。
　　我的手伸进去，先是抠，扩大洞口，然后掏，掏出淋漓的瓜瓤。一股清新的气息散出来，好像瓜里吹出了风。
　　我捧着瓜瓤，递到黑子面前。黑子又长又软的舌头一卷，就把瓜瓤卷进嘴。好像缴获了碉堡里的战利品，掏也掏不完。我拿来苞谷面发糕，就着西瓜。我说：黑子，最后还是要我来解决战斗吧？！
　　黑子的尾巴高高竖起，摆个不停。
　　我肚子胀了，打了个嗝。我摊摊手，满手红红的瓜汁，又甜又黏。
　　黑子过来，舔了我的手，又来舔我的脸。我知道，自己一定是个大花脸了，我看见天窗泄进一柱阳光，非常耀眼。
　　瞌睡袭来。我尿了一泡尿。我想象自己这泡尿，尿到沙漠里会怎么样。我已经看不见爸爸妈妈，他们在啃沙漠，把沙漠啃得冒出绿。
　　我宣布：黑子，我们睡午觉。
　　我做了一个梦，满天星星降下来，像下冰雹，落在我身上，星星黑了，是一粒一粒的西瓜籽。我发现我躺在瓜里边，红红的世界。我唤黑子也进来。我醒了。天窗有星星，眨巴着眼。我喊黑子，两颗星星飞过来。我伸出手，又热又软的舌头舔着我的手，手心痒得舒服。
　　我说：爸爸妈妈收工了。
　　我听见讨厌的苍蝇的声音，它们也闻到西瓜的香味，一定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的。
　　黑子汪汪叫，它蹲在西瓜旁边。
　　我拿出一张白纸，挤出绿色的颜料，用手在纸上胡乱画了几道绿纹，模仿瓜皮的纹路。妈妈托人买来的颜料，叫我画画。我用黑颜料画过黑子，不像；画过沙丘，妈妈说像馒头。画不像，我就懒得画了。
　　黑子过来，要舔纸，我说：这是我画的瓜皮，不能舔。
　　我把纸贴在西瓜的洞口，说：像不像？
　　黑子奔到门背后，欢快地叫，乱摇尾巴，好像有一只大大的手，握住尾巴这个柄，它身子被尾巴摇得乱晃。
　　门张开了，风携带着沙子扑进来。
　　妈妈说：关了一天，跟黑子出去兜兜风。
　　爸爸点亮煤油灯，说：瓜出啥事儿了？
　　妈妈揭开瓜皮上贴的纸，说：咋这样吃瓜？
　　我知道露馅了，这说明我画得不像。我说：爸爸规定不能敲呀。
　　爸爸说：瓜皮上都是牙印子，这么笨！狗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怎么吃瓜？
　　我说：我没违犯你的规定，也吃上瓜了。
　　爸爸说：傻小子，还自豪是不是？说出去，让人家笑掉大牙。
　　妈妈说：乖儿子，要让瓜裂开，办法多的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瓜推向顶门的石头。
　　我咬定：不能用棍子，还能用石头？
　　爸爸抬起手，说：你听听，你生的儿子，脑子灌进沙子，就不会开窍。
　　我赶紧跑到外边——突然我不会走就会跑了。我双手离地，两腿迈动。我一下子看见漫天繁星，又蹦又跳。黑子首次仰望着我，像祝贺我进化一样，汪汪，汪汪。 　　天窗传上来妈妈的叫声：下边在烧饭，轻些走，沙子掉进饭锅里了。
　　远处，月光照着沙丘。我觉得我站在一个特别大的西瓜旁边，绿洲是沙漠的瓜皮。爸爸妈妈垦荒，把瓜皮弄得越来越厚，沙漠是金色的瓜瓤，我还没进过沙漠。
　　刘晓春的绿军装
　　刘晓春探亲，去时，一身绿军装，如军人；归来，一身蓝褂子，像新生人员。
　　那个年代，服装的颜色标志着身份。服刑人员的一律是黑色，新生人员穿蓝衣服；值班战士则穿灰军装。
　　而主导的流行是草绿军便装。1967年10月，师部给职工（称军垦战士）发了一套绿军装。那是革命的颜色。男式四个衣袋，女式两个口袋，和服装配套颁发的还有一枚“为人民服务”的胸章。逢开大会，一片绿色、红色的海洋。红色由红旗、袖标、标语组成，绿色是服装。但被批斗的对象一般穿蓝色或黑色的服装，阶级阵线十分鲜明。
　　刘晓春有特别的军队情结。解放前，他离家出走，参了军，1949年进疆，娶的老婆是山东招来的女兵。1968年他接到老家的加急电报，父亲病危。
　　刘晓春的父亲被划为富农，近二十年没见过儿子。农场批准了刘晓春第一次探亲假。他穿着绿军装，佩戴胸章，头戴军帽，脚穿黑皮鞋，不过，没领章、帽徽。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村里的人已不认识他了，却稀罕绿军装。他感到，村里没多大变化，房子似乎衰败了许多。
　　傍晚，一家吃团圆饭。刘晓春端着饭碗，进来两个民兵，挎着长枪，冲着他说：放下碗，跟我们去大队部。
　　父亲躺在床上说：队长，这是我家老四。
　　过后，刘晓春知道，那个人是大队的民兵连长。他说：我回来探亲。
　　连长说：你们家成分高，划在“黑五类”里边，你凭什么穿军装？
　　刘晓春笑了，说：统一发的嘛。
　　连长说：你有什么证明？
　　刘晓春抹了一下嘴，掏出一張介绍信（当时等同于通行证）。
　　连长先是看见盖着红色钢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第一团司令部。然后扫了一下内容：刘晓春，系我团运输连副连长，经批准探亲，望沿途提供方便，准予放行。
　　连长笑着跟刘晓春握了手，说：我也是连长，可你是正规军。
　　父亲不知连长的口气为啥缓和下来，简直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他要他俩坐下来一起吃饭。
　　连长说：你们慢慢吃，我们吃过了。
　　刘晓春估计，是“兵团”“司令部”这几个显赫的大词镇住了农村的民兵连长。当晚，父亲提出要下床走一走。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邻居刘大婶就进了院子，火急火燎的样子。她端详着刘晓春，说：大侄子，一点也看不出小时候你的影子，现在衣锦还乡啦，多出息，给你爹也长了脸。
　　刘大婶寒暄了一堆话，也不坐，转而表情为难，说：大侄子，明天你大兄弟要去相亲，我愁得不行，你这套行头能不能借用一天？俺也不怕丢丑了，你大兄弟相了三次亲了，就是对不上女方的眼。
　　刘晓春和刘大婶的儿子光屁股长大，他说：我这衣服能帮堂兄弟套个老婆，我也高兴。
　　晚上，刘大婶来还绿军装，还报了个喜讯：女方答应了，这衣服真管用。
　　刘晓春的母亲看不起刘大婶，说：你爹挨斗，她在路上遇见我，看也不看我一眼，只当不认识，怕我家的成分会传染给她一样。
　　随后的日子，刘晓春的绿军装就歇不住了。有人借去相亲，图个吉利；有人穿上走亲戚；有的借了赶集，风光一次。甚至，大队书记也热个脸来借走，参加县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介绍会。
　　半个月假期满了，绿军装到处显威风，没沾过刘晓春的身体。有一天晚上，民兵连长还借了去，说是参加公社的军事演习，反帝反修。
　　临行前的一夜，刘晓春陪父亲聊。父亲心事重重，仿佛背着什么包袱赴了远路归来，气喘吁吁，说：小春呀，我的成分不好，害你三哥都还没有娶上老婆。你的路走对了，你回家，村里上上下下都对我客气起来，我的身子也好起来，亏得你在这种时候来看爹，爹对不住你们，没给你们留个好成分，爹一辈子就只求你一桩事，你能不能把这套衣服留下来，给你三个哥哥用一用？相亲。
　　刘晓春鼻子一酸，说：爹，中，中！
　　油灯，那豆粒一般的灯苗，一跳一跳。
　　父亲说：早点睡，你明早还要赶路。
　　刘晓春发现，说话之间，仿佛父亲突然衰老了。他把绿军装，按他当年在部队的样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到桌上。
　　女拖拉机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张招娣一下出了名，一大串男人采用各种方式向她求爱，求爱的男人差不多都是新疆军区司令部的军官们。
　　那是一个“比学赶帮超”的年代。全国的报道、各地的同行挑战，像雪片一样飞来，就连当时苏联一位女英雄也给张招娣来信祝贺。王震司令员还在她的“战斗日记”上题了词：精通拖拉机技术，保持模范光荣称号。
　　王震司令员闻知“军区不少军官想找张招娣”的事情，他到机耕农场跟张招娣谈话。
　　王震问：你看上谁了没有？
　　机耕农场的战友爱叫张招娣为“假小子”。刚参军时，她喜欢说说唱唱、蹦蹦跳跳，自从驾驶了斯大林80号像坦克一样的履带式拖拉机，似乎拖拉机制伏了她，她文静起来。
　　张招娣站在拖拉机房，手里拿着油腻腻的一团布，像地平线即将升起太阳的天空，她的脸红了，摇摇头，说：我还不能考虑个人问题。
　　王震笑了，说：看来，你看上拖拉机了，好啊。
　　张招娣用布揩拖拉机的玻璃。
　　王震说：玻璃沾油水了，小张，我替你解围，现在，我命令你，一心一意学技术，五年内不准结婚。
　　在场的几个小伙子吐吐舌头，他们心目中，张招娣是英雄、模范，简直高不可攀，咋敢有非分之想？何况，司令部的青年军官也沾不了边。
　　张招娣微笑着说：谢谢司令员。 　　王震对场长说：老刘，你要多照顾我们的模范。
　　刘场长说：这是我给张招娣配的男副手。
　　王震说：小高，跟模范一起可没委屈你吧？
　　小高十五岁参加八路军，曾给王震牵过马，还当过侦察员。1951年4月，他和张招娣一起参加了拖拉机驾驶技术培训班，当时，教学使用两台拖拉机，一台是国民党所留，一台是新疆军区用土特产从苏联换来，发动时，马达声如放炮，张招娣都不怕。培训结束，学员都来到刚组建的八一机耕农场。张招娣十个小时犁地一百八十亩，创了记录，农场也因此出了名，刘场长考虑到稳固张招娣这个模范，派机耕队高副队长当她的副手。
　　所谓副手，也就是发动拖拉机。张招娣像个“假小子”，可毕竟是个女人，发动拖拉机相当费劲，发动拖拉机要用摇把，小高轻易地就发动了。
　　小高傻乎乎地笑了，说：人家想当模范的副手还捞不着呢。
　　王震说：小高，就看你的了。
　　张招娣回应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挑战书。报上还刊出了她的应战书。她把热情都倾注在斯大林80上了。为了延长作业时间，甚至一天一夜都在拖拉机里边。有一天，吃夜宵，她蹲在开垦出的地头，捂着肚子。小高问：咋啦？她说：没咋！
　　小高的眼里，她是个女人，女人的事儿，他不敢多嘴。
　　终于，有一次，张招娣的手离开操纵杆，脸刷白，沁出汗。送进医院，是严重的胃炎。
　　新疆军区政治部确定让张招娣参加赴朝慰问团，医生坚持不同意。王震下命令：要治好我们模范的病。
　　三个月后，张招娣回到斯大林80号。可是，她几次疼得脸发白。她让小高驾驶，还不肯离开拖拉机。
　　刘场长像是第一次发现什么，说：我眼里，她一直是我们的模范，现在，我想到，她也是个女人，总不能以拖拉机为伴为家吧！
　　军区司令部的青年军官，大多已结婚，或谈了对象，而农场里，王震司令员的命令人人皆知，都不敢去愛。刘场长把张招娣的情况反映给王震司令员——解铃还得系铃人。
　　王震来机耕农场视察。他叫来小高，劈头一句：小高，你怎么把我们模范照顾成了这样？
　　小高说：怪我。
　　王震说：有了错就要改。
　　小高说：司令员，你叫我咋改我就咋改。
　　王震说：你和张招娣说过什么话，谈没谈起恋爱？
　　小高紧张了，敬了个军礼，说：司令员，有你的命令，我咋敢？
　　王震笑了，说：敢想不敢干，你还是不是我的兵？
　　小高说：是。
　　王震说：是？你和张招娣相互之间了解多少？
　　小高说：她的情况报纸上都登过，我的情况嘛，她最清楚，进拖拉机培训班，填干部履历表，我不识字，她替我填了。
　　王震说：这不就对头了吗？我曾对你说过，就看你的了，你领会得怎样？笑就是有名堂了，高成同志，现在，我命令你，三八节结婚，怎么样？！
　　小高憨笑着，举了个军礼，说：是！
　　婚礼十分简单。刘场长主持婚礼，王震司令员当了介绍人。先向毛主席画像敬礼，再向农场的战友敬礼，最后新郎新娘互敬。
　　农场的伙房特地给他俩送来了两桶热水。新郎新娘入了洞房——特地腾出的地窝子。新娘推开他，说：咋那么痒痒？
　　曾当侦察员的小高，点亮了马灯，发现床上散布着麦芒。他说：这些家伙预先搞了鬼，都是康拜因里的麦芒末子。
　　麦芒粘在赤裸的身上，奇痒。高成滞后地痒起来。俩人起来抖“太平洋”床单。然后她说熄灯。出了汗，还紧紧相拥。他在她的耳畔悄悄地说：你刚才的动作，像开拖拉机。
　　夜色弥漫着地窝子。张招娣蒙在被窝里说：你就像一台拖拉机。
　　他说：你看，啥在偷看我们？
　　她钻出头。地窝子的天窗，星星眨巴着眼。于是，她听见了拖拉机的吼叫声。想当初，这里还是一片戈壁荒滩，现在，她闻到了麦香。
　　事先张扬的喜糖
　　那个年代，喜糖是结婚的代名词。我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的念头，婚姻却降临到我的头上。可我还不知道具体的对象。
　　后来，我知道，和师部工业处刘处长一起来我们棉花加工厂的那个叫赵厚土，他是1949年陶峙岳宣布驻疆的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一名副营长，比我大九岁。
　　我是1952年从湖南报名参军入疆的湘妹子，参军时，我虚报了年龄，实际刚满15周岁。1953年分配我进了棉花加工厂，跟师傅（也是老兵）学习修理轧花机。
　　1955年8月，这一天，我正在车间检修轧花机，厂长通知我到厂部。李厂长说：李秀春同志，这是师部来检查工作的刘处长，那位，是协理员赵厚土。
　　那位高高的领导来我们厂，跟我这个工人有什么关系？我疑惑，说：首长好。
　　刘处长笑着说：要吃你的喜糖了。
　　我说：我还没谈对象，咋就结婚？
　　赵厚土转脸望门，他一副憨厚的样子。
　　刘处长还是笑，说：先做个思想准备吧。
　　那一刻，我觉得什么已罩住了我，而且，就在附近，我说：首长，你是不是弄错了。
　　李厂长说：咋会弄错？你是我们厂的一枝花，不是棉花的花，是鲜花的花，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晚上你不用参加全厂职工大会了，安排你在我这个办公室值班。他指指电话机：它随时可能响，你就接听电话。
　　晚饭后，职工都汇聚到大会堂，我按照厂长规定的时间，走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兼宿舍。我庆幸电话机没响。可是，听见里边有响动。
　　赵厚土正在刷牙，满嘴白白的牙膏泡沫。
　　我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进退两难，甚至以为进错了门。
　　赵厚土连忙漱口，他呛住了。接着，话从残留的泡沫中冒出来，他说：进来坐，进来坐。
　　我迟疑片刻，看见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希望它现在就响起。我坐在他搬过来的一条长板凳上，不敢抬头，期望电话机帮我打破这个沉默。那么，我就理所当然地开始值班。 　　赵厚土先开口，莫名其妙地讲他的家乡，其中说到秦腔，他说：我喜欢听，就是不敢唱，我这莫合烟嗓子会糟蹋了秦腔。
　　我抬起头，看见他憨厚的模样，我一笑，又低下了头，说：这个电话响没响过？
　　赵厚土说：没响过，你等电话？
　　我说：厂长叫我值班，接电话。
　　赵厚土说：值班？哦哦，我影响你值班了吧？
　　我说：没。
　　持续的沉默。我还是第一次跟一个陌生男人单独在一起，我在心里呼唤电话机：你响一响嘛。我猜，一定是厂长让出地方，让他住宿。渐渐地，我想到，刘处长说的喜糖可能跟面前的赵厚土有关系。
　　一起进厂的另外三个湘妹子，都已由组织安排结了婚，婚后，有两个已调到男方单位。组织出面，不管你摇头还是点头，都得步入婚姻。我没料到，婚姻的事儿突然摆在我面前。第二天，厂里的职工，见到我就说：要吃你的喜糖了。
　　我这才知道，刘处长在全厂职工大会上顺带宣布“要吃喜糖”的事情。
　　我不愿认命。我有口难辩。组织宣布过了，我怎么能直接推翻？我只能不摇头，也不点头。一个礼拜后，厂长传达了刘处长的话，说要我上师部报到。他代表全厂的职工，要求我先发喜糖。厂是我的家，像娘家，师傅说：泼出去的水，你已经不是我们厂的人了。
　　我哭了一通鼻子。厂长不准我上班，还开了介绍信。我气的是：没跟我商量，也没经我的同意，真的要结婚了？我跟赵厚土也没说上几句话。
　　结婚报告不是要男女双方签字吗？我不情愿，婚能结成吗？我得正式向赵厚土问个明白。
　　我搭了运棉花包的车进城。车停在团部驻市的转运站，赵厚土在大门口站着。
　　我说：你咋在这里？
　　他说：组织上通知我到转运站接个人。
　　我的一切行动都有组织掌握着了？肯定是厂长把我的行踪报告了刘处长。后来，我了解到，刘处长跟随王震将军进新疆，而赵厚土的部队接受整编，赵厚土到刘处长那里，关系融洽，成了战友。
　　我哭笑不得，气也消了。看得出，他也是接受组织安排。刘处长故意保持神秘，想给他一个意外惊喜，只是要他转运站接个人。
　　我说：你接你的人吧。
　　他说：你是不是带了介绍信？我接有介绍信的人。
　　我发现，他的军服肩上磨破了。他还拎了一个挎包，抓出一把糖，说：先吃水果糖填一填肚子。
　　水果糖也是刘处长给他的钱，叫他顺路买了。他领着我到师部。刘处长说：没错吧，今晚要吃你俩的喜糖了。
　　这当儿，刘处长说：这桩婚事，委屈你了，我代表赵厚土同志向你表示歉意，你的组织观念确实强，现在，有什么要求，你尽管大胆提。
　　我的脸一阵阵地发热。
　　刘处长说：不好意思？脸红了，这么吧，赵厚土，你要虚心接受，你一个人办不到，组织替你挑担。
　　这间屋子，显然预先腾出，有一张木板拼起的双人床，一定是洞房了。赵厚土说 ：我这个人，条件不好，见你一面，我就想，我这癞蛤蟆够不着你这只天鹅，见了你，我就说话说不好，你也该提要求，你提嘛。
　　我低着脸，脑子里出现一片湖水，一碗米饭。
　　1952年夏，沿途都是沙漠、戈壁，一路看不见水，车上的水也喝尽了，干渴难忍，即将到达团部的时候，远远望见一片湖泊，湖面像一面镜子，波光粼粼，一起的湘妹子欢呼起来，盼望到了湖边，洗个澡。我们的身上已生了虱子。可是，车开了很久，非但没有接近湖，湖反而消失了。护送我们的老兵说：那是海市蜃楼。
　　1952年冬，我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垦荒，兵团赵副司令来视察，特别表扬了我们湖南女兵，问：小鬼们，你们吃饭了吗？我们已经吃过午饭，可是，我说：三个多月没吃饭了。十几个湖南女兵异口同声说：三个多月没吃饭了。赵副司令员说：有这么严重？
　　其实，我们这批湘妹子，在进疆的日子，病号也只能享受面条，算是最好的伙食了。我们吃惯了大米饭，认为大米饭之外，其他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饭。赵副司令员说：开垦了荒原，明年就种水稻。
　　开垦出的土地碱性大，连着两年都是试验田，尚未大面积推广。
　　赵厚土还在说：提嘛，提嘛，你提了我心里就舒服。
　　我愣过了神，没提出想象中的湖泊，那太大。我说：洗个热水澡，吃顿大米饭。
　　赵厚土的嘴，咧开了笑（他的嘴出奇地大），直说：好，好，应该，应该。
　　婚后第二天，刘处长安排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回走“娘家”，赵厚土一起，带了一大包喜糖。这是给刘处长的老部下李厂长一个面子。
　　土 坯
　　农场的生活资料统计表里，有土坯一栏。农场职工的口语，都称土块。打土块，盖房子，是居住条件由地窝子向土坯房的重大转变。起始于1960年，到1960年后期达到了高潮。于是，农场的各个连队出现了营房式的土坯房子，地窝子渐渐被淘汰。
　　1967年初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远离北京的沙漠边缘的农场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其标志是打倒“走资派”——夺权。我们团里最大的走资派是刘政委，挨了批斗，关入“牛棚”。
　　农场流行一句话：打土块、挖大渠，伤筋掉肉脱层皮。可见这是消耗体力的重活。不知哪个造反派头头发明打土块（脱坯）是惩罚“走资派”的最佳利器？刘政委被监督改造：打土块。目的是伤其筋骨，触其灵魂。他的身上还留着战争年代的枪伤和弹片。
　　刘政委的脾气很硬，不低头、不认罪。可是，他打土坯的动作就要不断自觉地“低头”。农场的职工戏称完成一块土坯起码要磕五次头（比低头还要深沉的磕头）。
　　这由打土坯的工序所决定：一磕头，先弯腰往模子里均匀地撒沙子，防止湿黏的土坯倒出时不顺利；二磕头，弯腰用双手掐取黏土堆里够模子容量的黏土，举起，使劲甩并充实模子；三磕头，端著模子走到场子上，弯腰倒出土坯；四磕头，过了一天，土坯稍许晒干了，弯腰把土坯竖起再晒另一面；五磕头，弯腰把基本干燥了的土坯搬起，在场子边码起，从而给新一轮打土坯腾出场地。 　　一个模子，分为两格，一格一块，一块晒干的土坯重七公斤左右，湿土坯有十公斤以上。一般男职工打土坯，一天的定额是四百块，给刘政委的定额则为五百块，因为，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由此，打土坯都由“牛鬼蛇神”承担撒沙、滚泥、装模、刮平、扣模这一系列必须到位的动作，打一块土坯五磕头，土坯让他“低头”。还有前道工序：刨土、泡泥、提泥、醒泥。规定的定额完成了，壮劳力也会晕得像一摊泥了。通常，职工打土坯超额了，奖励休息两天，而“牛棚”里的刘政委没有礼拜天，甚至，他在团部卫生院的妻子也来帮忙。
　　专门监督他劳动改造的造反派，受造反派头头的旨意，每天验收质量数量。完不成定额，得加班，月光下打土坯；质量不符标准（缺角、歪斜的土坯），监督人员一脚踏扁，不算数。
　　一天下来，刘政委的脑袋也像一坨饧过了的泥巴，他什么也不想了，整个身体都紧扣打土坯的工序进行。造反派还规定了精神的程序：早请示，晚汇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晚汇报放在回“牛棚”临睡前。
　　晚饭，允许他回家吃，因为他有胃病，发作起来会影响打土坯的进度。
　　刘政委有个习惯，抬腕看手表，好像战争年代，发起进攻的时间到了。那是块金表，是兰州战役缴获的战利品，王震将军派他赴新疆和平谈判时亲自给他戴在手上的一块金表，它陪伴他已有二十四个春秋了。仿佛心脏的跳动已和表的节奏和谐一致了。他没端饭碗，手腕习惯性地抬起——手表不在了。
　　妻子说：先吃饭。
　　刘政委起身，赶往土坯场。找遍了，不见手表。他望着场子里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土坯，他挨个儿摔破还没风干的土坯。一块一块依次地摔，甚至有点气急败坏的样子。
　　妻子拎着饭盒追来，将近一半的土坯已破裂，像炮弹炸过来一样。她制止他的行动，要他回忆一下。她说：打土坯把脑子打糊涂了。
　　他的身体已被疲乏占据，什么时候摘下或脱离了手表了？他的脑袋里记起的都是泥巴，但是，他坚定地说：手表就在今天打的土块里。
　　妻子说：这是你辛辛苦苦打的土块呀。
　　他咬定：一定在土坯里。
　　妻子要他先趁热吃饭，说：我回家一趟，你别再毁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突然，疲倦席卷着他，像是起了沙暴。他坐在地上，望着一片破碎的土坯，恍惚之中，像是一场战斗结束，房子炸塌。最后一片阳光已收走，夜色渐起，他肚子里发出响声，那么空洞地响，他打开饭盒，像往模子里装泥一样，他用筷子扒拉着饭菜。
　　妻子从夜色里冲出来，说：你吃你的饭。
　　刘政委的面前，饭盒里的饭，已下去了一截，他的眼里，饭盒也像一块土坯，不过，已打开。
　　妻子蹲下，在剩下的土坯中间，土坯的间距勉强够插上脚，她用听诊器，挨个儿贴着土块听。
　　刘政委想起兰州战役，打得很惨烈。他被抬进来医院，伤病员躺在临时增加的木板上，像场子里打好的土坯。土坯受伤？有病？
　　妻子终于听见了一块土坯里传出微弱的“嘀嗒，嘀嗒”的声音，她掰开，月光立刻照出了手表的金色。她喊：手表躺在土坯里。
　　刘政委说：再迟一会儿，你就听不出了。
　　妻子说：它只要在走，就能听出。
　　刘政委总是固定的时间给手表紧发条——临睡之前。
　　妻子说：今天的定额，让你毁掉了一半。
　　刘政委他意识到，思考跟身体的状况密切相关。他活动着腰说：这有啥？有力气补回来。
　　那一天晚上的月亮，特别亮，冷冷地洒铺在土坯场上。
　　竹 针
　　父亲去世后，母亲拆了父亲的遗物——驼毛绒线衣。她开始打毛衣。我甚至能听见竹针编织毛衣的声音。仿佛是骆驼在沙漠里行走的声音。
　　父亲是个老兵，曾在塔克拉玛干边缘待了四十年，在荒滩上开垦出绿洲，离休后，落叶归根，回到江南水乡。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已不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嫌这里又潮又热。他总是穿着驼毛毛衣。其间，毛衣开线，母亲补过几次，后来，索性拆除，打了一件毛衣背心。
　　我想，要再拆了再打，就不够毛线背心的材料了，那还能打出什么？父亲的死，终止了我的担心。现在，我不知道母亲又要编织出什么。
　　我想，母亲的心里一定在想象中把她和一件织物套住一个人吧？每一样事情，母亲都有她的想法，她总是要我按照她的想法行事。而且，她事先不透露她的想法，到我做得差不多了，她就提出异议。我不得不妥协。
　　要是我坚持，她会说：一把屎，一把尿，养了你这么大，现在翅膀硬了。
　　姐姐突然来电话，说：现在我在火车站。
　　我手忙脚乱，说：你怎么预先不来个电话？
　　姐姐继承了母亲的行事风格。她说：老娘要回农场。
　　那是父母“战斗过的地方”，跟天斗，跟地斗，其乐无穷。母亲已九十高寿了，怎么说走就走？
　　母亲仿佛返回青春年代，开始收拾行李、包裹。
　　我在旁边说：趁这个时候，该丢掉的东西要丢掉了。
　　父母返回江南的时候，也是大包小包，里边盛的都是旧物，我的眼里，那都是没用的东西。现在，几乎都重新带回。有些东西，根本没用过，只是过了梅季，拿出来晒一晒，然后又得存起来。简直是旧物来回旅行，岂不是瞎折腾吗？很可能，今后还是不用。
　　趁母亲不注意，我偷偷地把一些旧物塞到她看不见的角落。可是，很快被她察觉。她督促我找出来，重新装进包裹，还用绳子系住。
　　我不得不佩服母亲的记忆。每一件旧物，她都能说出来路，甚至故事。我拎起来，说：这么重。
　　母亲说：你别再去打开。
　　仿佛一地的包裹是小孩。母亲在农场时，是连队托儿所的所长。
　　我知道已攔不住母亲。商定了托运行李包裹。可是，母亲说：包裹跟着我走。我反复劝说，托运包裹相当保险，不会像小孩那样失散，随身携带包裹，是顾着你，还是顾包裹？ 　　临走的晚上，母亲拿出驼毛绒线背心。显然，她把织背心的进程和姐姐来接的时间扣紧了。
　　我仿佛穿上了母亲的想法，说：紧了。
　　母亲说：穿一穿就宽松了。
　　反正，母亲已经不能监督我穿了，这是父亲穿过的毛衣，我不愿穿。我甚至想，毛背心会紧缩起来——母親在打毛衣时施了咒。我说：冬天穿。
　　我在整理母亲随身带的一个拎包时，发现了一束竹针，万一母亲不慎跌倒，竹刺从包里刺出来呢？竹针纤细光滑，它不知织过多少羊毛、驼毛织物，已经磨瘦了许多，能看出竹子质地的天然纹路。
　　母亲夺下我手中的竹针，像抢救那样，说：你想干啥？它还有用。
　　第二天，我送她们乘火车。母亲突然问：托运的包裹会不会跑丢了？
　　于是，我按照火车线路，想象她们到了哪一站，然后，转车。五天后，中午，我给姐姐打电话，她说：早晨到达农场，妈妈还没醒。
　　我说：这么漫长的路，她一定累了。
　　姐姐说：行李也同时到达，妈妈整理了半天。
　　我说：怎么那么着急？放一放又怎样？那些旧物带来带去，不晓得丢弃，可能最终也派不上用场。
　　姐姐说：少了一样，竹针。
　　我说：不会少吧？是不是途中，竹针钻出去了？
　　姐姐说：妈妈让我叫你找找。
　　我想到母亲像对待托儿所的小孩那样守护着旧物的包裹，我说：我拿出，她又放进去，我怕它出危险。
　　姐姐说：妈妈临睡前，还不停地念叨，竹针用了七十年了，你就说找到了，不然，她不肯罢休。
　　我要姐姐传达“找到了”的信息。一刻钟后，姐姐打电话过来，响起母亲的声音，我连忙说：竹针找到了。母亲说：寄过来。我说：现在谁还打毛衣呀？我保证给你保管好。
　　接着的日子，又通了几次电话，姐姐在电话里喊，我知道，母亲在姐姐的旁边，姐姐对着母亲的耳朵传达我的话：竹针找到了，弟弟负责保管。
　　冬天第一场雪。姐姐来电话。母亲在电话里说：农场下雪了，很大很厚很冷。我说我们这儿的雪也响应了。母亲问：驼毛线背心穿上了吗？
　　其实，驼毛线背心压在箱底。仿佛母亲就站在我面前，我拍拍胸口，说：穿上了，很暖和。母亲像突击抽查，说：打毛衣的针呢？我迟疑了一下，说：啊？哦哦，在在在，保存着呢。
　　猛然，我想到骆驼——沙漠之舟，在茫茫沙漠里行走。我想象我骑着双峰骆驼，驼峰已塌塞了。我渴了。骆驼的鼻子一缩一扩，嗅着干燥的沙漠。我终于松开了缰绳。骆驼不再按照我的意志走。我知道，骆驼前往的方向，某一处一定有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