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春季开始，我国每年在广州举办春、秋两届出口商品交易会。交易会由国家对外贸易部主办，广东省协办。我作为广东省委委派人员，参加了第47届至第60届广交会领导委员会工作，任副主任，分工主管对客商的接待服务工作，时任省长刘田夫同志曾在一次广交会领导委员会会议上，戏称我为“房屋司令”。
　　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来往宾客众多，我们接待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声誉。
　　由于广州酒店历史欠账较多（建的少），我們手头上只有白云宾馆、广东迎宾馆、胜利宾馆、广州宾馆（俗称“27层”）、东方宾馆、流花宾馆、东亚大酒店、新亚大酒店、人民大厦（爱群大厦）、珠岛宾馆等酒店可以调配使用，仅有客房3319间，只能接待6000多位来宾（注：越秀宾馆只接待内宾），对于世界各地的参会者，“僧多粥少”。酒店少，客房有限，设备落后，我只得采取“统一控制，按计划分配”的办法。广州市酒店安排不了的宾客，则送到佛山、番禺和从化温泉的酒店过夜；这种权宜之计勉强应付了一段时间，但治标不治本。随着国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参加广交会的客商越来越多，住房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突出。1979年4月14日晚，春交会开幕前夕，人来人往，参加广交会的客商，潮水般涌到东方宾馆报到。我和接待办的同志像往常一样，仍按老办法，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面对络绎不绝、超乎寻常的客流，除动员广州各宾馆加床加铺外，还分流一部分客商到佛山、番禺、从化温泉等地宾馆住宿。东方宾馆一个小礼堂和走廊全部加帆布床，住满了客人后，仍然解决不了后续抵达的数百名客人的床位。他们坐满了宾馆大堂，直到深夜12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心急如焚，迅速打电话向省、市领导报告。很快，时任副省长刘田夫、主管副省长黄静波、广州市委书记杨尚昆陆续赶来协商解决办法。大家紧急开了个碰头会后决定采取“先外后内”的原则，火速把国家外贸部和各省、市外贸部门同志住进的越秀宾馆腾出来，礼让给外宾住。国内的同志则星夜搬往三元里的财贸招待所住宿。谢天谢地！他们能理解我们的处境，配合得很好，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当时这个招待所条件很差，一部分人要睡碌架床，全所只有一部自动电话。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外贸部门的同志每天都要就业务和所在单位进行联系，汇报请示，一部电话根本不够用，而且还时常断线。令人啼笑皆非，十分尴尬。住不进房间的客商对我们的接待非常不满，怨声载道，有的客人对在宾馆走廊加帆布床的安排十分生气地说，“我家的佣人也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有的竟然将广交会发的请柬当场撕毁；有的甚至发誓以后再也不来广州，气愤地说：“你们没条件，就不要请我们来呀！……”第二天，香港数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对我们提出了批评。《文汇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我，我如实向记者说明了情况，并请记者通过《文汇报》向客商道歉。广东省委、广州市委为此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检讨。这次事件使我深深感到，广州的接待条件实在太落后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外贸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非彻底改革不可。
　　不久，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邀请爱国商人霍英东赴京商量制定一项在北京、上海、南京和广州兴建8家中外合资高档酒店的计划。1979年10月1日，我应霍英东先生的邀请，带省建总工程师黄远强、省交际处处长巩志德等7人赴香港参观考察，重点考察港、澳两地酒店、别墅的建设和管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同志又专门“搭桥铺路”，安排我与爱国商人利民泽先生见面两次，商谈日后利民泽先生来广州筹建花园酒店事宜。
　　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广州率先尝试利用外资和中外合资共建酒店。在穗港两地的紧密配合下，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开业；1984年10月，中国大酒店开业；1985年8月花园酒店开业（注：1984年2月2日，大年初一，邓小平同志在得知花园酒店即将竣工的消息时，喜上眉梢，欣然命笔写下“花园酒店”四个大字，表明了他对港澳爱国商人投资祖国建设热情的支持）以及后来一批中、小酒店相继落成。
　　时至今日，广州酒店已发展到11156家，其中中、高档酒店（四、五星级酒店及四、五星级标准酒店）265家，以平均每家可接纳1000名客商的标准计算，可同时接待26.5万人，这个数字对现在每届广交会接待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1万来宾来讲，绰绰有余。广州，不再是过去那个寒碜的广州了。如今，她集文化旅游中心、商业贸易中心、金融保险中心、航空航运中心、科研教育中心、高科技制造业于一身，向世人展示她婀娜多姿的魅力。
　　龙腾虎跃四十载，鬼斧神工一瞬间。
　　勇立潮头图大业，云山珠水换新颜。
　　改革开放终结了广交会来宾“一房难求”的历史。广州，将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再创辉煌！祝福广州！
　　（作者为广东省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