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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企业家——出任今典投资集团联席董事长，和丈夫把“夫妻店”做成了中国地产界的知名企业；她又是一位慈善家，创办“苹果基金会”，为西藏最偏远的山区做了十年公益；她还是一位探险家，曾自驾车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并成为首位完成“7+2”（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南北极限点）的中国女性。
在地产业这样一个男人气十足的领域，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探险世界里，王秋杨用她如同男人一样的坚强和冷静，巾帼不让须眉。而十年漫漫公益路上，女性特有的细腻又为她所做的事情注入了更多的温情。
王秋杨最喜欢的状态是“在路上”，不在乎从哪里出发，到哪里结束，只喜欢这个过程。在王秋杨眼里，经历远远比财富更重要。
企业家王秋杨，游走于都市与山野之间
王秋杨曾坦言，起初她对做生意并不热衷，和丈夫张宝全一起做今典集团时，她更多的热情是来源于想帮助丈夫成就梦想的信念。可是，一路做下来，从执行总裁到联席董事长，工作对于王秋杨来说，已经由最初的激情闯荡演变成为一份难以割舍的责任。夫妻二人性格互补，张宝全定战略、拿方向、充满激情又富有韬略，而王秋杨做事有条理，执行力一流。他们出手的第一个项目就出现慕名而来排队选购的现象，后面的一系列项目，也成为引领中国时尚地产的范例。
在竞争激烈的房地产业，王秋杨坚信“盖房子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感觉”，所以，在一个几乎由男人构成的领域，王秋杨丝毫不觉得自己另类，反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张宝全用了一句“王秋杨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来概括自己的妻子，概括这个事业上的“女强人”。
但如果你以对传统女强人的眼光去看王秋杨，那就错了。因为王秋杨最向往的并不是金钱累积带来的成就感，也不是繁华都市的富足生活，她更迷恋的是另一种状态——在路上。
或许，对那种状态的追随，早在童年时代就深深地融进王秋杨的血液里。王秋杨从小在部队长大，不断地随父亲搬家。童年的日子里，她被“放养”着，享受着无限的自由。这个“孩子王”经常带着小伙伴们攀山爬坡，很小的时候就能爬到十几米高的树上建个树屋。长大一些后，人们都在读琼瑶小说的时候，她在读三毛。她向往流浪，向往着像三毛一样去撒哈拉。
后来，和丈夫到北京创业，王秋杨也并不是那种成天只闷头想着怎么赚钱的人。她那浓厚的“流浪”情结，驱使着她经常去远方。有时，她会开车去内蒙古草原，到坝上骑几天马，跟着牧民去采蘑菇。后来她逐渐喜欢上背包旅行、自驾车出行。她没有太多的计划，说不定哪一天就出发，将城市的一切远远抛在身后。回到北京后，则又一头扎进商海打拼。
在城市和山野之间往复游走，对她来讲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在野外偶遇她的人，绝不会想到她是叱咤商场的女强人，而看到她在高档写字间里端坐、或是从容优雅地亮相于时尚派对的人，也很难相信她曾经历险南极、自驾走西藏、穿越罗布泊。
2003年，肆虐的非典让生活在都市中的大多数人躲进屋子里，尽量避免与外界的接触。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忙得如同陀螺一样团团转的王秋杨，难得地空闲下来。那段时间她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一支商业登山队从位于中国境内的喜马拉雅山北坡登顶的实况转播，当看到大家在峰顶挥舞五星红旗的一瞬间，她觉得热血沸腾，甚至激动得流下眼泪。
王秋杨突然觉得，内心某一处有一种向往被唤醒了。那年年底，王秋杨开始了登山探险之路。远离了城市的王秋杨再一次感受到回归自然怀抱的自由。所以，当很多人问她为什么要登山时，她一下子就想到福建“老乡”林语堂的一句话：“只要童年时代成了个山地的孩子，担保一辈子是个山地的孩子，永远不会变的。”对行走以及冒险的渴望，似乎早已随着童年在山间自由自在的记忆一同扎根在她的骨子里。所以，登山探险尽管在外人看来是很艰苦的，实际上也确实很艰苦，但对她来说却是个很享受的过程，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
每当置身于辽阔的山野之间，她觉得整个人整颗心都畅快淋漓。正如当时她对自己那间办公室的布置一样——6米高、100多平方米的宽大空间里，她只放了一张简洁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面对别人的诧异，她只轻描淡写地说，她喜欢“辽阔”的感觉。
尽管一年有三个月在外面跑，但那恰恰是王秋杨给自己“充电”的过程。这使得她回到办公桌前，可以精力充沛地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务，更加条理清晰地解决问题。有一段时间，作为执行总裁的她觉得，自己很像诊所的医生，她的工作就是见所要见的人，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她常常坐在办公室里，像医生那样喊着：下一个，下一个……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在这个从来不怕困难的女人这儿得到了解决。
探险家王秋杨，在最高最远的地方自由呼吸
如同所有初次接触登山运动的人一样，王秋杨从6000米级别的“入门”雪山开始。从登顶哈巴雪山开始，到四姑娘山、慕士塔格峰、卓奥友峰一直到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王秋杨共用了四年时间。
王秋杨登顶珠峰前一天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张宝全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珠峰攀登的死亡率是10%。但他当时并不知道的是，王秋杨冲顶前夜住的帐篷外面，就卧着一具尸体，脚上穿着和她一样的新款登山靴。
登顶那天早晨醒来，张宝全有些许的忐忑，犹豫着开不开手机，他知道，王秋杨的理想能不能照进现实，珠峰最终是接纳她还是抛弃她，都将定格在这一刻。手机打开后，第一条信息果然就是珠峰大本营发来的：王秋杨全队第一个登顶，历时6小时30分。
张宝全说，王秋杨登上珠峰，他既意外也不意外。意外的是十几年没有得过感冒的王秋杨，这一次登顶前却感冒了很长时间，两次下山进行雾化治疗。不意外是因为，登顶珠峰是她一直的向往，也是她不曾动摇的誓愿。
登顶世界最高峰、被誉为“第三极”的珠穆朗玛峰，对很多登山爱好者来讲，是一个终极理想。而对王秋杨来讲，却仅仅是一个梦想的开始。因为，在从游遍欧洲的背包客，到登山的菜鸟，再到蜕变为极限探险登山家的过程中，她的内心已经指向了新的目标——“7+2”。她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去丈量世界的高度和长度。 对大多数人来说，“7+2”是个陌生的概念。所谓“7”，指登顶七大洲最高峰：亚洲珠穆朗玛峰、南美洲阿空加瓜峰、北美洲麦金利峰、非洲乞力马扎罗峰、欧洲厄尔布鲁士峰、南极洲文森峰、大洋洲查亚峰；“2”，指徒步南极和北极。这九个点代表着地球全部的极限点，是目前国际上极限探险所公认的最高境界。
登山的过程瞬息万变。2009年初王秋杨在攀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时，就遇到了阿空加瓜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暴风雪，也是最大的一次山难。这次的山难死了7个人。登顶后下撤时，王秋杨体力严重透支、迅速失温，一度失去意识，幸存的队友们轮流把濒死状态下的王秋杨往山下背，拼命地掐她，拿棒子打她，不断地提醒她不要睡着，还不停地问她一些简单的问题，“今天是几号啊？你有几天没有写日记了？”不停的问话，让王秋杨努力地将自己已经游离的意识拉回现实世界。她知道，在山上，冻死的人都是睡过去就死了，所以她不能睡过去……那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她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生死与共，她觉得，生死与共带来的那种感动，正是登山带给她的偏得，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2010年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是王秋杨“7+2”之旅的最后一座山峰。登顶后下撤的途中，在暴风雪的掩映下，王秋杨的眼泪开始肆无忌惮地流淌，前后的队友都离她距离很远，没有人能看到她的眼泪，也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哭声。于是，她开始放肆地大哭，一个人哭得畅快淋漓。
完成“7+2”，王秋杨只用了六年时间。然而梦想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她攀登的脚步会就此停下。她说，这么多山在那里，没有理由彻底把它放下。
丈夫张宝全有时会困惑于王秋杨的登山，不知她对山的眷恋来自何处。常常她登山回来，人都要瘦好几斤，而那漫长的登顶之路，更是一种对生命极限的挑战。可回到都市没几个月，王秋杨就浑身又开始躁动，不耐烦现实中一成不变的平淡。
比起生活在城市丛林里的那个自己，王秋杨更习惯另一个自己。尽管城市中她的事业成就了她的梦想，但只有在旅途中，她才觉得更接近最真的自己。王秋杨说，她并不喜欢刻意把探险当作一件事情来做，她所做的一切，只是随心而动。
目前，全世界只有20余人完成了“7+ 2”的挑战，王秋杨是其中首位中国女性。2012年，王秋杨将她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惊险、曲折、艰辛和感受到的欢乐与感动写入新书《自由呼吸》。
同样完成“7+2”的著名企业家王石说：“秋杨是一阵自由的风，为中国女性在登山界添上了传奇的一笔。作为老山友，我推崇她那追求纯粹快乐、自由呼吸的攀登精神。”洪晃的评价则是：“秋杨是个传奇女子，也是一个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女人。”而王秋杨自己却说：“在路上，那种快乐，那种感受，是唯一的，是谁也拿不走的。”
慈善家王秋杨，十年公益路带来幸福满满
在一次面向大学生的演讲中，有学生向王秋杨提问：“当你在人生路上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她回答说：“继续坚持”，当时全场掌声雷动。坚持，是王秋杨人生字典中最重要的词语。在被问及从事公益事业的心得时，她也是这样回答：“说句实在话，公益就是坚持。”
行走之路同时成就了王秋杨的公益历程。2003年，她独自驾车来到西藏阿里地区，当她到达海拔4700米的塔尔钦时，看到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看到藏区的学校没有窗子，缺少桌椅板凳，甚至没有黑板，看到孩子们无比渴望知识的眼神……王秋杨停下了脚步。她决定给孩子们建学校。她跟丈夫张宝全商量，想捐建四所苹果小学，结果预算款额从50万到200万，到后来的1000万。因为那个空气都很稀薄的地方实在是山高路远，水泥运到那里，价钱都会翻上几番。
一开始，王秋杨是凭着感性在做善事。但她渐渐发现，要想把公益做好，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操作，“苹果基金会”由此诞生，王秋杨任理事长。今典集团每年至少会拿出五百万元投到苹果基金会中维持它的运作。
在做公益教育的过程中，王秋杨也遇到过困惑。有家长问她：“我的孩子上了苹果学校以后能不能当县长？要是不能还上什么学！回来连羊都不会放了。”于是，王秋杨又开始关注当地青年人创业和就业的问题。
很快，王秋杨意识到，阿里匮乏的不仅仅是教育。在和乡民们聊天过程中她得知，很多乡亲长期头痛却没有药吃。而且很多产妇都是自行生产。藏区落后的医疗观念和条件让王秋杨决定，帮助藏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于是，“苹果基金会”在帮助教育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赤脚医生工程”，给阿里每一个村培训一个村医，给每个村培训一个接生员，后来发展到建医务室，发放药品。2009年王秋杨被民政部授予“十大慈善家”表彰。
从教育到医疗，后来做到环境。2011年，王秋杨发起了首届神山圣湖环保转山赛，集结社会名人在转山的同时清理垃圾，还神山圣湖一份清静。2012年，苹果基金会在神山脚下建起了垃圾回收站、电池回收站。保护环境的同时王秋杨还关注到当地的文化。苹果基金会在乡村建立了阅览室，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修建了一座“天堂电影院”。
到那样山高路远的地方做慈善，很多人想做却没有去做。但王秋杨做到了。从教育到医疗到环保再到文化，到2013年，“苹果基金会”已经整整走过了十个年头。谈到做公益的心得，王秋杨说：“其实没有别的，说句实在话，就是坚持，无论做什么事情就是坚持。”
正像登山之路上的坚持没有让她觉得苦一样，做公益的过程中的坚持也没有让她觉得累。似乎对这片土地投入再多，她都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她总说自己前世是西藏人，每次到西藏都有回家一样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西藏时，梳两条辫子，晒得黑黑的，当地人见了她都把她当同乡，跟她说藏语。而如今，那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了王秋杨，她被藏民们亲切地称为“阿佳”（藏语意指姐姐）。王秋杨说，因为从小跟随部队迁移的缘故，感觉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如今，西藏就是她的故乡，所以为那里做事情会让她非常享受。她说，做这些事情，给别人带来幸福的同时，自己也会觉得幸福。
年轻时的王秋杨是一个不错的编剧，丈夫张宝全是导演科班出身。20年前，她和丈夫为了筹集50万元实现拍电视剧或电影的梦想，选择了下海从商。可是，渐渐地，她找到了更能打动她内心的东西。所以，她不停地在行走，体验，感悟。她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信仰和支撑，也许不是很具体的东西，但它会激励你一直往前走。
编辑/刘柳
在地产业这样一个男人气十足的领域，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探险世界里，王秋杨用她如同男人一样的坚强和冷静，巾帼不让须眉。而十年漫漫公益路上，女性特有的细腻又为她所做的事情注入了更多的温情。
王秋杨最喜欢的状态是“在路上”，不在乎从哪里出发，到哪里结束，只喜欢这个过程。在王秋杨眼里，经历远远比财富更重要。
企业家王秋杨，游走于都市与山野之间
王秋杨曾坦言，起初她对做生意并不热衷，和丈夫张宝全一起做今典集团时，她更多的热情是来源于想帮助丈夫成就梦想的信念。可是，一路做下来，从执行总裁到联席董事长，工作对于王秋杨来说，已经由最初的激情闯荡演变成为一份难以割舍的责任。夫妻二人性格互补，张宝全定战略、拿方向、充满激情又富有韬略，而王秋杨做事有条理，执行力一流。他们出手的第一个项目就出现慕名而来排队选购的现象，后面的一系列项目，也成为引领中国时尚地产的范例。
在竞争激烈的房地产业，王秋杨坚信“盖房子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感觉”，所以，在一个几乎由男人构成的领域，王秋杨丝毫不觉得自己另类，反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张宝全用了一句“王秋杨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来概括自己的妻子，概括这个事业上的“女强人”。
但如果你以对传统女强人的眼光去看王秋杨，那就错了。因为王秋杨最向往的并不是金钱累积带来的成就感，也不是繁华都市的富足生活，她更迷恋的是另一种状态——在路上。
或许，对那种状态的追随，早在童年时代就深深地融进王秋杨的血液里。王秋杨从小在部队长大，不断地随父亲搬家。童年的日子里，她被“放养”着，享受着无限的自由。这个“孩子王”经常带着小伙伴们攀山爬坡，很小的时候就能爬到十几米高的树上建个树屋。长大一些后，人们都在读琼瑶小说的时候，她在读三毛。她向往流浪，向往着像三毛一样去撒哈拉。
后来，和丈夫到北京创业，王秋杨也并不是那种成天只闷头想着怎么赚钱的人。她那浓厚的“流浪”情结，驱使着她经常去远方。有时，她会开车去内蒙古草原，到坝上骑几天马，跟着牧民去采蘑菇。后来她逐渐喜欢上背包旅行、自驾车出行。她没有太多的计划，说不定哪一天就出发，将城市的一切远远抛在身后。回到北京后，则又一头扎进商海打拼。
在城市和山野之间往复游走，对她来讲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在野外偶遇她的人，绝不会想到她是叱咤商场的女强人，而看到她在高档写字间里端坐、或是从容优雅地亮相于时尚派对的人，也很难相信她曾经历险南极、自驾走西藏、穿越罗布泊。
2003年，肆虐的非典让生活在都市中的大多数人躲进屋子里，尽量避免与外界的接触。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忙得如同陀螺一样团团转的王秋杨，难得地空闲下来。那段时间她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一支商业登山队从位于中国境内的喜马拉雅山北坡登顶的实况转播，当看到大家在峰顶挥舞五星红旗的一瞬间，她觉得热血沸腾，甚至激动得流下眼泪。
王秋杨突然觉得，内心某一处有一种向往被唤醒了。那年年底，王秋杨开始了登山探险之路。远离了城市的王秋杨再一次感受到回归自然怀抱的自由。所以，当很多人问她为什么要登山时，她一下子就想到福建“老乡”林语堂的一句话：“只要童年时代成了个山地的孩子，担保一辈子是个山地的孩子，永远不会变的。”对行走以及冒险的渴望，似乎早已随着童年在山间自由自在的记忆一同扎根在她的骨子里。所以，登山探险尽管在外人看来是很艰苦的，实际上也确实很艰苦，但对她来说却是个很享受的过程，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
每当置身于辽阔的山野之间，她觉得整个人整颗心都畅快淋漓。正如当时她对自己那间办公室的布置一样——6米高、100多平方米的宽大空间里，她只放了一张简洁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面对别人的诧异，她只轻描淡写地说，她喜欢“辽阔”的感觉。
尽管一年有三个月在外面跑，但那恰恰是王秋杨给自己“充电”的过程。这使得她回到办公桌前，可以精力充沛地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务，更加条理清晰地解决问题。有一段时间，作为执行总裁的她觉得，自己很像诊所的医生，她的工作就是见所要见的人，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她常常坐在办公室里，像医生那样喊着：下一个，下一个……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在这个从来不怕困难的女人这儿得到了解决。
探险家王秋杨，在最高最远的地方自由呼吸
如同所有初次接触登山运动的人一样，王秋杨从6000米级别的“入门”雪山开始。从登顶哈巴雪山开始，到四姑娘山、慕士塔格峰、卓奥友峰一直到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王秋杨共用了四年时间。
王秋杨登顶珠峰前一天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张宝全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珠峰攀登的死亡率是10%。但他当时并不知道的是，王秋杨冲顶前夜住的帐篷外面，就卧着一具尸体，脚上穿着和她一样的新款登山靴。
登顶那天早晨醒来，张宝全有些许的忐忑，犹豫着开不开手机，他知道，王秋杨的理想能不能照进现实，珠峰最终是接纳她还是抛弃她，都将定格在这一刻。手机打开后，第一条信息果然就是珠峰大本营发来的：王秋杨全队第一个登顶，历时6小时30分。
张宝全说，王秋杨登上珠峰，他既意外也不意外。意外的是十几年没有得过感冒的王秋杨，这一次登顶前却感冒了很长时间，两次下山进行雾化治疗。不意外是因为，登顶珠峰是她一直的向往，也是她不曾动摇的誓愿。
登顶世界最高峰、被誉为“第三极”的珠穆朗玛峰，对很多登山爱好者来讲，是一个终极理想。而对王秋杨来讲，却仅仅是一个梦想的开始。因为，在从游遍欧洲的背包客，到登山的菜鸟，再到蜕变为极限探险登山家的过程中，她的内心已经指向了新的目标——“7+2”。她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去丈量世界的高度和长度。 对大多数人来说，“7+2”是个陌生的概念。所谓“7”，指登顶七大洲最高峰：亚洲珠穆朗玛峰、南美洲阿空加瓜峰、北美洲麦金利峰、非洲乞力马扎罗峰、欧洲厄尔布鲁士峰、南极洲文森峰、大洋洲查亚峰；“2”，指徒步南极和北极。这九个点代表着地球全部的极限点，是目前国际上极限探险所公认的最高境界。
登山的过程瞬息万变。2009年初王秋杨在攀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时，就遇到了阿空加瓜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暴风雪，也是最大的一次山难。这次的山难死了7个人。登顶后下撤时，王秋杨体力严重透支、迅速失温，一度失去意识，幸存的队友们轮流把濒死状态下的王秋杨往山下背，拼命地掐她，拿棒子打她，不断地提醒她不要睡着，还不停地问她一些简单的问题，“今天是几号啊？你有几天没有写日记了？”不停的问话，让王秋杨努力地将自己已经游离的意识拉回现实世界。她知道，在山上，冻死的人都是睡过去就死了，所以她不能睡过去……那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她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生死与共，她觉得，生死与共带来的那种感动，正是登山带给她的偏得，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2010年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是王秋杨“7+2”之旅的最后一座山峰。登顶后下撤的途中，在暴风雪的掩映下，王秋杨的眼泪开始肆无忌惮地流淌，前后的队友都离她距离很远，没有人能看到她的眼泪，也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哭声。于是，她开始放肆地大哭，一个人哭得畅快淋漓。
完成“7+2”，王秋杨只用了六年时间。然而梦想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她攀登的脚步会就此停下。她说，这么多山在那里，没有理由彻底把它放下。
丈夫张宝全有时会困惑于王秋杨的登山，不知她对山的眷恋来自何处。常常她登山回来，人都要瘦好几斤，而那漫长的登顶之路，更是一种对生命极限的挑战。可回到都市没几个月，王秋杨就浑身又开始躁动，不耐烦现实中一成不变的平淡。
比起生活在城市丛林里的那个自己，王秋杨更习惯另一个自己。尽管城市中她的事业成就了她的梦想，但只有在旅途中，她才觉得更接近最真的自己。王秋杨说，她并不喜欢刻意把探险当作一件事情来做，她所做的一切，只是随心而动。
目前，全世界只有20余人完成了“7+ 2”的挑战，王秋杨是其中首位中国女性。2012年，王秋杨将她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惊险、曲折、艰辛和感受到的欢乐与感动写入新书《自由呼吸》。
同样完成“7+2”的著名企业家王石说：“秋杨是一阵自由的风，为中国女性在登山界添上了传奇的一笔。作为老山友，我推崇她那追求纯粹快乐、自由呼吸的攀登精神。”洪晃的评价则是：“秋杨是个传奇女子，也是一个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女人。”而王秋杨自己却说：“在路上，那种快乐，那种感受，是唯一的，是谁也拿不走的。”
慈善家王秋杨，十年公益路带来幸福满满
在一次面向大学生的演讲中，有学生向王秋杨提问：“当你在人生路上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她回答说：“继续坚持”，当时全场掌声雷动。坚持，是王秋杨人生字典中最重要的词语。在被问及从事公益事业的心得时，她也是这样回答：“说句实在话，公益就是坚持。”
行走之路同时成就了王秋杨的公益历程。2003年，她独自驾车来到西藏阿里地区，当她到达海拔4700米的塔尔钦时，看到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看到藏区的学校没有窗子，缺少桌椅板凳，甚至没有黑板，看到孩子们无比渴望知识的眼神……王秋杨停下了脚步。她决定给孩子们建学校。她跟丈夫张宝全商量，想捐建四所苹果小学，结果预算款额从50万到200万，到后来的1000万。因为那个空气都很稀薄的地方实在是山高路远，水泥运到那里，价钱都会翻上几番。
一开始，王秋杨是凭着感性在做善事。但她渐渐发现，要想把公益做好，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操作，“苹果基金会”由此诞生，王秋杨任理事长。今典集团每年至少会拿出五百万元投到苹果基金会中维持它的运作。
在做公益教育的过程中，王秋杨也遇到过困惑。有家长问她：“我的孩子上了苹果学校以后能不能当县长？要是不能还上什么学！回来连羊都不会放了。”于是，王秋杨又开始关注当地青年人创业和就业的问题。
很快，王秋杨意识到，阿里匮乏的不仅仅是教育。在和乡民们聊天过程中她得知，很多乡亲长期头痛却没有药吃。而且很多产妇都是自行生产。藏区落后的医疗观念和条件让王秋杨决定，帮助藏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于是，“苹果基金会”在帮助教育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赤脚医生工程”，给阿里每一个村培训一个村医，给每个村培训一个接生员，后来发展到建医务室，发放药品。2009年王秋杨被民政部授予“十大慈善家”表彰。
从教育到医疗，后来做到环境。2011年，王秋杨发起了首届神山圣湖环保转山赛，集结社会名人在转山的同时清理垃圾，还神山圣湖一份清静。2012年，苹果基金会在神山脚下建起了垃圾回收站、电池回收站。保护环境的同时王秋杨还关注到当地的文化。苹果基金会在乡村建立了阅览室，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修建了一座“天堂电影院”。
到那样山高路远的地方做慈善，很多人想做却没有去做。但王秋杨做到了。从教育到医疗到环保再到文化，到2013年，“苹果基金会”已经整整走过了十个年头。谈到做公益的心得，王秋杨说：“其实没有别的，说句实在话，就是坚持，无论做什么事情就是坚持。”
正像登山之路上的坚持没有让她觉得苦一样，做公益的过程中的坚持也没有让她觉得累。似乎对这片土地投入再多，她都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她总说自己前世是西藏人，每次到西藏都有回家一样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西藏时，梳两条辫子，晒得黑黑的，当地人见了她都把她当同乡，跟她说藏语。而如今，那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了王秋杨，她被藏民们亲切地称为“阿佳”（藏语意指姐姐）。王秋杨说，因为从小跟随部队迁移的缘故，感觉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如今，西藏就是她的故乡，所以为那里做事情会让她非常享受。她说，做这些事情，给别人带来幸福的同时，自己也会觉得幸福。
年轻时的王秋杨是一个不错的编剧，丈夫张宝全是导演科班出身。20年前，她和丈夫为了筹集50万元实现拍电视剧或电影的梦想，选择了下海从商。可是，渐渐地，她找到了更能打动她内心的东西。所以，她不停地在行走，体验，感悟。她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信仰和支撑，也许不是很具体的东西，但它会激励你一直往前走。
编辑/刘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