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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足坛出现越来越多的“上帝之手”,为什么马拉多纳和梅西成为传奇,亨利却遭千夫所指,为什么布拉特和国际足联不愿意引进高科技技术,在这些层出不穷的“上帝之手”之外,又是哪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控……我们将通过特殊的角度,为您一一解答。
原理性解读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一半是上帝之手,一半是迭戈的脑袋。”这是迭戈·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上手球攻破英格兰队大门后,给世界留下的“马太福音”。
但这真不是个好故事。我们不是在指责马拉多纳的道德,而是这段教科书式的情节造成了一个学术史上的“天字第一号误会”:自这届世界杯后,“上帝之手”成了足球界的专业术语,而它本来赋予的意义反而被遗忘——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看来,真正的“上帝之手”,应该是看不见的。
在《国富论》里,“上帝之手”是亚当·斯密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货币战争》里,是被人类忽视了的市场规律;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是遭遗弃的自然法则;在美国大选中,是护送奥巴马上任的神秘力量;在电影《2012》里,却是毁灭地球的神谕……换句话说,“上帝之手”既是创世纪式的拯救,同时又是诺亚方舟式的毁灭,总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在足球界,“上帝之手”不仅是可见的,也是能以人的意志转移的——电视摄像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足球运动员在场上哪怕是再细微的动作(包括手球)都一览无余。相同的故事在不同时代却受到不一样的待遇,马拉多纳因为“上帝之手”得到更多的爱,今天法国人亨利却因为和爱尔兰比赛时的手球助攻,毁掉了过去十几年里一贯的君子形象……这种“可视性”和“人为性”也导致了一个普遍现象,即人们只关注“看得见的手”,而忽视了那“看不见的手”。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9世纪法国著名的自由经济学家,他在论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里提出了“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的理念:人们只关注“看得见的”,却忽视了“看不见的”。在足球界,这一现象直接体现为人们只看到在手球事件后,肇事者的一系列负面效应,而忽视了其背后可能带来的积极效应(相反同样成立)。从这个观点推论,实际上在马拉多纳们看得见的“上帝之手”外,也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正是足球市场运行的规则,它会随着历史的进程,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而这种调控会使足球市场自我愈合。
【本刊解读】根据巴斯夏的观点,人们只看到了马拉多纳手球时传奇的一面,但没看到他糟糕的一面,导致后辈纷纷效仿;同样,今天人们只看到亨利手球恶劣的一面,却忽视了他积极的一面以及造成这种恶劣的真正原因。不论是亨利还是马拉多纳,他们的“上帝之手”是“看得见的手”,但这只手同样要受“看不见的手”——足球市场法则的掌控,现在先要看的就是,他们究竟是被这双手拯救,还是毁灭。
经济学解读
上帝之手和“破窗理论”
如果你的孩子在踢球时不慎踢碎了邻居家的玻璃,你不应该没收他的足球,而要夸奖他,“好样的!”理由是,邻居不得不花钱购买玻璃,然后请工人修补,玻璃商和工人再用这笔钱进行新的消费……以此类推,市场经济才得以有序进行——这是美国自由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在其著作《一课经济学》里的著名譬喻。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之间的较量已经延续了近三个世纪。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里,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上帝之手)的概念,他认为“市场机制应该不受任何干涉,人类自利性的行为就能进行自由调控”,这个观点后来也被政治学、社会学、医学界所引用,而斯密理论最好的依据就是上文的“破窗理论”(损害有益理论)。
依照黑兹利特和斯密的观点,马拉多纳和亨利就像那位打破玻璃的儿童,他们的确犯了错,但不应被指责,却要受到嘉奖。这种“破窗理念”也的确有数据支持,1986年阿根廷还沉浸在马岛战争失败后的经济低迷,但夺得世界杯后这一现象迅速得到改观;现在亨利的手球同样“价值不菲”,考文垂大学体育经济学教授查德维克说:“这次手球的直接经济效应是巨大的,足球博彩业与媒体获利最多,零售业和制造业也有丰厚的利润。法国人会买更多的电视,给孩子买零食、玩具,花钱旅行……”法国总统萨科齐最期待的却是,法国目前全国失业率9.5%的数字会因此得到大幅降低……
但一个新的问题很快浮出水面,那就是很多人只看到了法国人和阿根廷人的收益,却忽视了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金融分析专家欧文·詹姆斯说:“爱尔兰将为此损失1亿英镑的收益,甚至更多。”实际上,这也正揭示了黑兹利特“破窗理论”的最大局限。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当年就对此表示怀疑:“很多人只考虑到修玻璃的钱可以刺激经济,但忘了,邻居本来能用这笔钱来做别的事,比如看一场歌剧,而这些事可能带来更积极的经济效益。”在“亨利手球事件”中的受害者爱尔兰看来,这场歌剧就是参加世界杯,而能够参加世界杯可能给他们带来和法国在“破窗效应”中近乎相等的利益。
照巴斯夏的说法,“破窗理论”不但没有盈利,反而是亏损了。当然,手球事件造成的“亏损”更多是以道德和名声来衡量的,这也正是让人担心的。过去,曾有人藉此观点提出“犯罪和破坏有益社会发展”的谬论,这引起过19世纪美国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的担忧:“一扇窗户被打破,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窗户被打破。”果然,在亨利手球助攻一周后,不来梅球员厄齐尔就在德甲联赛上几乎上演了同样的一幕,而几乎在同时,意大利基耶沃队的曼托瓦尼也同样复制了法国人的“上帝之手”。
与之呼应的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在近两个世纪后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上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导致全球股市崩盘、银行倒闭,“看不见的手”看起来已经失效。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学者开始呼吁“看得见的手”——希望政府进行干涉,例如去年遭遇全球经济危机时,美国政府就出手救市以消弭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当年凯恩斯还嘲笑了黑兹利特一回:“破窗效应?它是能刺激消费,但会把经济环境搞得更糟。”不过,亚当·斯密的支持者也提出过反对意见,目前糟糕的困境只是市场的自我修复,政府盲目救市,反而会变得更糟。回到足球圈内,布拉特也许没有读过《国富论》,但他肯定与亚当·斯密想的一样。
【本刊解读】在“亨利手球事件”后,全球媒体不断呼吁布拉特为首的国际足联伸出“看得见的手”救市,例如增加门线裁判,引进录像回放技术等,但FIFA依然坚持己见,他们以“看不见的手”(足球规则不该被人为干涉)为托辞,内心又不舍“破窗理论”隐藏的巨大经济利益,甚至默许越来越多的窗户被打破,而不愿意作出任何改变。
心理学解读
人人都有“上帝之手”情结
根据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观点:“上帝之手是利己主义引发的,由市场经济自由调控。”也就是说,自私不仅是心理的产物,还是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法门。照此观点,足球场上的“上帝之手”已经成为一门生意。
在“亨利手球事件”上可以看出这种趋向,法国队和法国政府坚决抵制重赛,只是因为不舍世界杯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而FIFA坚决不同意爱尔兰成为第33支世界杯参赛队,也是考虑到保持平衡更加有利,而相当一部分球员现身说法,也增加了这个“趋利理念”的可信度,大卫·贝克汉姆为亨利辩护:“我如果在那样的场合也会这么做。”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球员更声称,如果他是亨利,即使裁判向他询问是否手球,他也会撒谎……这又延伸到经济学和社会学一个基本理论“选择权衡”——在遇到一个行为选择时,你可以选择A,也可以选择B(例如,周六有一场足球比赛和一场歌剧同时开始,你会去看哪场),你需要在瞬间作出决定,而几乎所有人都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让我们将记忆拉回到法国对爱尔兰的比赛,留给亨利的时间几乎让他来不及作决定,所以他选择了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个。
从一些例子还能看出,在足球圈内存在着某种“上帝之手”的情结,媒体对本年度欧洲金球奖得主梅西在2006-2007赛季对西班牙人队时的手球不贬反褒,将其比作继承球王衣钵的重要砝码,这是出于对发行量的利益选择,也符合上面“选择权衡”范畴。而每逢同阿根廷队的比赛前,英格兰人总要高呼,要用“上帝之手”一血当年的耻辱,这就是属于心理学和民族政治学的领域了……
【本刊解读】要是真的人人都为自己,只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那肯定会遭到上帝的报复(Every Man for Himself and God Against All)。在足球场上,上帝就是观众。现在我们向观众再次提出那个经典的问题,同时开始的歌剧和足球比赛,你会去看哪一场?如果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那就看下一道问题:公正无私但总是被录像带打断的足球和面临公平流失但保持球赛连续性的足球,你选择哪个?
社会学解读
上帝你有几只手
限于篇幅,最后我们从社会学角度进行阐述,为什么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成为经典,而法国人亨利却背负骂名的原因。实际上从两次“上帝之手”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就能解释这个疑问。马拉多纳手球时,英格兰和阿根廷正处于“后马岛战争时期”,这粒手球不仅使阿根廷从战败阵痛中走出,也使他们在今后和西方国家的合作对话中平添了一份孤傲与自信;亨利的“上帝之手”不慎发生在受金融危机困扰的当下,人们对道德的呼唤比过去更甚,加上法国队在这之前一直负面新闻不断,萨科齐领导的法国政府在外交上屡屡得罪他人,从这个角度看,亨利倒真的是代人受过。
后记
我们把“手球”这种违背足球精神的一切罪责都归咎于上帝,但最后依然要受到人类道德规则的审判,这种审判并不能换来足球法则的完善,相反却使很多人一辈子背上了道德的枷锁。在医学、战争和经济危机中,有一些被“上帝之手”所放弃的人,被人类自己的方式所拯救,但在足球界,当人被人类的规则所审判,上帝,你在哪里?
原理性解读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一半是上帝之手,一半是迭戈的脑袋。”这是迭戈·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上手球攻破英格兰队大门后,给世界留下的“马太福音”。
但这真不是个好故事。我们不是在指责马拉多纳的道德,而是这段教科书式的情节造成了一个学术史上的“天字第一号误会”:自这届世界杯后,“上帝之手”成了足球界的专业术语,而它本来赋予的意义反而被遗忘——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看来,真正的“上帝之手”,应该是看不见的。
在《国富论》里,“上帝之手”是亚当·斯密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货币战争》里,是被人类忽视了的市场规律;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是遭遗弃的自然法则;在美国大选中,是护送奥巴马上任的神秘力量;在电影《2012》里,却是毁灭地球的神谕……换句话说,“上帝之手”既是创世纪式的拯救,同时又是诺亚方舟式的毁灭,总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在足球界,“上帝之手”不仅是可见的,也是能以人的意志转移的——电视摄像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足球运动员在场上哪怕是再细微的动作(包括手球)都一览无余。相同的故事在不同时代却受到不一样的待遇,马拉多纳因为“上帝之手”得到更多的爱,今天法国人亨利却因为和爱尔兰比赛时的手球助攻,毁掉了过去十几年里一贯的君子形象……这种“可视性”和“人为性”也导致了一个普遍现象,即人们只关注“看得见的手”,而忽视了那“看不见的手”。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9世纪法国著名的自由经济学家,他在论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里提出了“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的理念:人们只关注“看得见的”,却忽视了“看不见的”。在足球界,这一现象直接体现为人们只看到在手球事件后,肇事者的一系列负面效应,而忽视了其背后可能带来的积极效应(相反同样成立)。从这个观点推论,实际上在马拉多纳们看得见的“上帝之手”外,也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正是足球市场运行的规则,它会随着历史的进程,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而这种调控会使足球市场自我愈合。
【本刊解读】根据巴斯夏的观点,人们只看到了马拉多纳手球时传奇的一面,但没看到他糟糕的一面,导致后辈纷纷效仿;同样,今天人们只看到亨利手球恶劣的一面,却忽视了他积极的一面以及造成这种恶劣的真正原因。不论是亨利还是马拉多纳,他们的“上帝之手”是“看得见的手”,但这只手同样要受“看不见的手”——足球市场法则的掌控,现在先要看的就是,他们究竟是被这双手拯救,还是毁灭。
经济学解读
上帝之手和“破窗理论”
如果你的孩子在踢球时不慎踢碎了邻居家的玻璃,你不应该没收他的足球,而要夸奖他,“好样的!”理由是,邻居不得不花钱购买玻璃,然后请工人修补,玻璃商和工人再用这笔钱进行新的消费……以此类推,市场经济才得以有序进行——这是美国自由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在其著作《一课经济学》里的著名譬喻。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之间的较量已经延续了近三个世纪。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里,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上帝之手)的概念,他认为“市场机制应该不受任何干涉,人类自利性的行为就能进行自由调控”,这个观点后来也被政治学、社会学、医学界所引用,而斯密理论最好的依据就是上文的“破窗理论”(损害有益理论)。
依照黑兹利特和斯密的观点,马拉多纳和亨利就像那位打破玻璃的儿童,他们的确犯了错,但不应被指责,却要受到嘉奖。这种“破窗理念”也的确有数据支持,1986年阿根廷还沉浸在马岛战争失败后的经济低迷,但夺得世界杯后这一现象迅速得到改观;现在亨利的手球同样“价值不菲”,考文垂大学体育经济学教授查德维克说:“这次手球的直接经济效应是巨大的,足球博彩业与媒体获利最多,零售业和制造业也有丰厚的利润。法国人会买更多的电视,给孩子买零食、玩具,花钱旅行……”法国总统萨科齐最期待的却是,法国目前全国失业率9.5%的数字会因此得到大幅降低……
但一个新的问题很快浮出水面,那就是很多人只看到了法国人和阿根廷人的收益,却忽视了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金融分析专家欧文·詹姆斯说:“爱尔兰将为此损失1亿英镑的收益,甚至更多。”实际上,这也正揭示了黑兹利特“破窗理论”的最大局限。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当年就对此表示怀疑:“很多人只考虑到修玻璃的钱可以刺激经济,但忘了,邻居本来能用这笔钱来做别的事,比如看一场歌剧,而这些事可能带来更积极的经济效益。”在“亨利手球事件”中的受害者爱尔兰看来,这场歌剧就是参加世界杯,而能够参加世界杯可能给他们带来和法国在“破窗效应”中近乎相等的利益。
照巴斯夏的说法,“破窗理论”不但没有盈利,反而是亏损了。当然,手球事件造成的“亏损”更多是以道德和名声来衡量的,这也正是让人担心的。过去,曾有人藉此观点提出“犯罪和破坏有益社会发展”的谬论,这引起过19世纪美国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的担忧:“一扇窗户被打破,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窗户被打破。”果然,在亨利手球助攻一周后,不来梅球员厄齐尔就在德甲联赛上几乎上演了同样的一幕,而几乎在同时,意大利基耶沃队的曼托瓦尼也同样复制了法国人的“上帝之手”。
与之呼应的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在近两个世纪后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上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导致全球股市崩盘、银行倒闭,“看不见的手”看起来已经失效。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学者开始呼吁“看得见的手”——希望政府进行干涉,例如去年遭遇全球经济危机时,美国政府就出手救市以消弭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当年凯恩斯还嘲笑了黑兹利特一回:“破窗效应?它是能刺激消费,但会把经济环境搞得更糟。”不过,亚当·斯密的支持者也提出过反对意见,目前糟糕的困境只是市场的自我修复,政府盲目救市,反而会变得更糟。回到足球圈内,布拉特也许没有读过《国富论》,但他肯定与亚当·斯密想的一样。
【本刊解读】在“亨利手球事件”后,全球媒体不断呼吁布拉特为首的国际足联伸出“看得见的手”救市,例如增加门线裁判,引进录像回放技术等,但FIFA依然坚持己见,他们以“看不见的手”(足球规则不该被人为干涉)为托辞,内心又不舍“破窗理论”隐藏的巨大经济利益,甚至默许越来越多的窗户被打破,而不愿意作出任何改变。
心理学解读
人人都有“上帝之手”情结
根据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观点:“上帝之手是利己主义引发的,由市场经济自由调控。”也就是说,自私不仅是心理的产物,还是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法门。照此观点,足球场上的“上帝之手”已经成为一门生意。
在“亨利手球事件”上可以看出这种趋向,法国队和法国政府坚决抵制重赛,只是因为不舍世界杯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而FIFA坚决不同意爱尔兰成为第33支世界杯参赛队,也是考虑到保持平衡更加有利,而相当一部分球员现身说法,也增加了这个“趋利理念”的可信度,大卫·贝克汉姆为亨利辩护:“我如果在那样的场合也会这么做。”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球员更声称,如果他是亨利,即使裁判向他询问是否手球,他也会撒谎……这又延伸到经济学和社会学一个基本理论“选择权衡”——在遇到一个行为选择时,你可以选择A,也可以选择B(例如,周六有一场足球比赛和一场歌剧同时开始,你会去看哪场),你需要在瞬间作出决定,而几乎所有人都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让我们将记忆拉回到法国对爱尔兰的比赛,留给亨利的时间几乎让他来不及作决定,所以他选择了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个。
从一些例子还能看出,在足球圈内存在着某种“上帝之手”的情结,媒体对本年度欧洲金球奖得主梅西在2006-2007赛季对西班牙人队时的手球不贬反褒,将其比作继承球王衣钵的重要砝码,这是出于对发行量的利益选择,也符合上面“选择权衡”范畴。而每逢同阿根廷队的比赛前,英格兰人总要高呼,要用“上帝之手”一血当年的耻辱,这就是属于心理学和民族政治学的领域了……
【本刊解读】要是真的人人都为自己,只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那肯定会遭到上帝的报复(Every Man for Himself and God Against All)。在足球场上,上帝就是观众。现在我们向观众再次提出那个经典的问题,同时开始的歌剧和足球比赛,你会去看哪一场?如果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那就看下一道问题:公正无私但总是被录像带打断的足球和面临公平流失但保持球赛连续性的足球,你选择哪个?
社会学解读
上帝你有几只手
限于篇幅,最后我们从社会学角度进行阐述,为什么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成为经典,而法国人亨利却背负骂名的原因。实际上从两次“上帝之手”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就能解释这个疑问。马拉多纳手球时,英格兰和阿根廷正处于“后马岛战争时期”,这粒手球不仅使阿根廷从战败阵痛中走出,也使他们在今后和西方国家的合作对话中平添了一份孤傲与自信;亨利的“上帝之手”不慎发生在受金融危机困扰的当下,人们对道德的呼唤比过去更甚,加上法国队在这之前一直负面新闻不断,萨科齐领导的法国政府在外交上屡屡得罪他人,从这个角度看,亨利倒真的是代人受过。
后记
我们把“手球”这种违背足球精神的一切罪责都归咎于上帝,但最后依然要受到人类道德规则的审判,这种审判并不能换来足球法则的完善,相反却使很多人一辈子背上了道德的枷锁。在医学、战争和经济危机中,有一些被“上帝之手”所放弃的人,被人类自己的方式所拯救,但在足球界,当人被人类的规则所审判,上帝,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