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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离职去了其他机构，别的老板都会为此生气，汪总却说这是好事；
人家都找赚钱快的项目做，可我们投的都是这么长线的项目；
买个帆船团队两个亿，买个湖、买个岛两个亿，都是砸自己的钱进去玩，我们都反对，但他坚持做；
我们为此争吵，为此红脸，但现在才明白，汪总真的是非常聪明，如果要放到现在再去整合这些资源，就绝对没有你什么事了。
2月21日上午，信中利投资集团总部。匆匆赶回办公室的合伙人张晶与记者握手问好，随后在会议桌前坐定，与记者展开了一场愉快的对话。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她双手始终把着一杯热茶，却没有停顿片刻喝上一口，而是将所有的情感与温度赋予了与她相伴14年的公司。
信中利是“黄埔军校”
记者：在许多人的眼中，信中利充满传奇色彩。我想知道，在您的记忆中，信中利团队有何独树一帜的地方？
张晶：信中利是1999年成立的，我于2001年来到公司。在将近14年的时间里，我看到了这个团队的专业化态度。大家分别来自国际投行、国内投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这种人才专业化的优势让我感到欣慰。当然，这与当时公司的定位是分不开的。汪总是从摩根士丹利走出来的，所以公司一开始是做财务顾问项目，然后又做VC，当时我们做PE还少一些。从2004年到2006年，汪总已经在有意识地将公司往我们自己孵化的项目转。那时候有的同事离开了，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方向和使命感不同。当时市场上的很多人才都是从信中利出去的，现在很多大机构的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以前信中利的人。
记者：那是一段全新的发展时期。
张晶：那个时候，市场上都说信中利是“黄埔军校”。在我们公司做了3年以上高级经理的人，到了其他机构都能获得到联席董事这一级别。当时市场上前后不下有10个高级人才都出自信中利，比如盛大的财务总监和盛大的股东，TPG、软银赛富、英联、里昂、九鼎的高层中也都有我们输送出去的人。汪总一直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他总说这是好事，“这样的话，我们的战友遍天下。”要是别的老板遇上这种事大概早就气死了。
这么多年以来，那些出去已将近10年的伙伴，我们还和以前一样，过年过节都在一起吃饭，一起爬山。事实上，我们的很多资源，都是通过这个方式获得的。
记者：从公司走出去的人，还与你们保持这么亲密的关系，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张晶：这主要是受汪总的影响。因为汪总本身是一个心很大的人。别人出去之后，对方老板给他打电话时，他还会把这个“转会”的同事夸一通。所以这些人回过头来想，汪总真是一个好人，无论当初与他合作得愉快也好，不愉快也好，回过头来看，都会对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所以，我每次遇到这些以前的同事，他们都会问：“汪总挺好的吧？”他们每次见到汪总也都觉得特别亲。
记者：你们是否认为别人在拿信中利当跳板？
张晶：汪总从来不这么认为。他说：“我希望看到你们20多岁时进公司的小孩子，能在40岁时成长为各个领域中非常优秀的人才。”有这样的前老板谁会不惦记他的好呢，每当遇到好机会的时候，他们还都愿意回头来问问：“汪总你觉得这个事怎么样？咱们一起合作吧。”我们的许多机会就是这么得来的。
我们谈项目特别生猛
记者：为何信中利会在从2006年以后开始运作一些实业项目？
张晶：因为我们的团队里有做实业起家的高管。比如，我们的美帆赛总经理方妤文就是从蓝色光标高管的位置上过来的；我们的刘朝晨总经理有很好的国际机构背景，同时他自己也是创业家，在影视等领域投资了很多项目。我们的团队高层中，有70%以上拥有实业背景，反倒是中高层中以专业人才居多。因为我们这些上面的人要冲锋陷阵，中高层主要是从法律、会计层面来帮我们把关。
记者：这样的高管结构，会形成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张晶：从人员配备上讲，这样的高管层和其他PE机构非常不一样。我们公司的人出去做生意或是谈项目都特别生猛，比如说投的这几个项目，真的是一下子就拿下来了。有时在面对外方企业家的时候，我们的劲头会让他们感觉有些诧异。但我们表现出的专业以及战略思路和站的高度，又能让他们感到，我们确实是能将他们的品牌引入中国并做好的人。我们不会单纯给他做分析报告，然后拿出财务测算，指出法律方面的障碍，这些是合作以后由下面的专业团队负责解决的问题。所以从外方的角度讲，在合作时会感到与我们与其他中国机构非常不一样。
记者：所以他们就能明白信中利为什么能做美洲杯，能做中国越野拉力赛了。
张晶：是的。原先很多国内的投资人都觉得，汪总不是爱玩的人，怎么能做出这些项目呢？当时我们有些自己人也觉得，买个帆船团队花两个亿，买个湖、买个岛花两个亿，都是砸自己的钱进去，玩这种高端奢侈品，公司挣再多的钱也不够你这么折腾啊。
但我觉得汪总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如果现在才想起来去整合这些资源，那绝对是没有你什么事了。所以，如今大家都觉得汪总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就是应该做这些事，团队因此也非常有信心。2007年以后团队的稳定性就非常非常强了，几乎没有什么人离开。
偶尔有走掉的人，一定是出于两种原因：第一种，他有更大的梦想并想尽快实现。其中也有在外面碰了壁又回来的，对这样的人，我们还是很欢迎，因为这相当于我们没花学费却培养了一个人，因为他在外面打拼时候能学到更多东西；第二种，是他给自己制定的职业规划非常循规蹈矩，这样的人在信中利待不住。汪总是快50岁的人了，他还能紧跟投资的潮流一直向前，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很多的想法，灵魂非常激情澎湃。而一个反应速度比较慢的人，或者说没有奉献意识和开创精神的人，待在信中利就会非常难受，因为周围的人在推着你不停地往前走。我们这些高管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也很快乐，因为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正是自己喜欢的事。我们每一次开年会，员工看着公司的录像片，都会感动得哗哗流眼泪。 做一点事留给子孙后代
记者：公司文化很重要。
张晶：确实是。我们公司从来没有等级之分，没有美式公司里那种连发邮件都不能越级的规矩。汪总非常具有正能量，他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在信中利的平台上获得最大的提升。所以公司任何人都可以敲开老板的门，直接说工作上的事情。我们的内部沟通成本非常低，这让我们觉得非常轻松愉快。
记者：人才是公司的财富之源。
张晶：我刚到信中利的时候，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我是一步一步蜕变成为专业投资人的，刚从投行转过来的时候，前三年根本找不着北，因为做投行和做投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做投资和做实业更不一样，所以这种切换是非常难的。那三年左右我没做成什么事，但我们老板就愿意给你这个时间，因为他知道人的转变和成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现在许多机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不给你时间成长，也不给你时间纠错。你犯了错就把你给弄走了，这对它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有好多PE机构很挣钱，比信中利能挣钱，但是它没有品牌。为什么？因为它投的项目都是短平快的，挣钱多但是没有使命感。而汪总追求的是，多少年之后我能够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一笔，也就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做一点事情留给子孙后代。
记者：事实上，不赚钱的公司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张晶：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这么想，所以总是给汪总提意见：人家都是找赚钱的项目，找回收快的项目投，你投的都是这么长线的项目，要出这么多钱，公司怎么活下去呢？但是后来我终于明白，如果投的项目过多，必然会分散团队的精力，这反倒会做不好事。相反，当你站到更高台阶看问题，会发现如果自己能够把一个项目从诞生之初一路运作成为资本市场上的一棵常青树，那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成就感。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能力突破的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未来五年，未来十年，可能资管会仅仅成为我们的众多业务之一，但它代表了信中利的历史和我们的专业能力。
和汪总争吵是经常的
记者：团队有没有因意见相左而争执不下的时候？
张晶：其实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做过实业的高层，比如刘总、吴凡这几位，没有没跟老板闹过别扭的。尤其是高层合伙人，闹的别扭更多，他们会反对汪总的一些做法，比如会说：“怎么老做这些长线的，我们也要挣快钱，要投一些后PE时代的项目。”但一个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你去追逐这些快钱，你的精力和财力就不能做别的。而且，后PE产品的回报很低，价格却很高，如果做这些，我们可发挥、可创造的东西会越来越少，也无法沿着自己的思路去做事。
记者：这样做，自身价值得不到真正的体现。
张晶：是的。你可能这一两年能赚点儿快钱，但以后呢？以后谁还会认你信中利这块牌子？所以，围绕这些层面的问题，光我知道的争执就有好几次，包括在公司例会上，汪总和几位合伙人曾经当着所有人的面争吵：我们自己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
但是，我们这些合伙人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善于吸取对方的经验。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和汪总有过很多次交锋，有时会不理解他的一些想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琢磨之后，我们会慢慢地理解汪总的真正用意。
记者：理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张晶：其实，汪总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你说他这个事做得不对，他不会过多地跟你来争辩。但是汪总主意很正，他就是坚持，坚持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会反过来想明白：如果当时我们那么做的话，确实只能赚到一点儿小钱。
记者：善于在变化中把握趋势并大胆决策，是因为他看见了真正的利益所在。
张晶：所以汪总自己有一句话：“我希望自己到80岁的时候还有为之奋斗的事业，如果做投资单纯是为了赚钱，我10年前赚的钱就已经足够了，而且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每天都是重复的。”我现在能很深刻地体会到他说这句话的含义，如果真的只是从技术层面做一些VC/PE的事，你的发展也就到顶了。但如果你想做一番真正的事业，做一番想起来就会为之心潮澎湃的事业，情况会完全不同。我觉得，能在一片反对声中懂得坚持，能够坚持，真是不容易。
人家都找赚钱快的项目做，可我们投的都是这么长线的项目；
买个帆船团队两个亿，买个湖、买个岛两个亿，都是砸自己的钱进去玩，我们都反对，但他坚持做；
我们为此争吵，为此红脸，但现在才明白，汪总真的是非常聪明，如果要放到现在再去整合这些资源，就绝对没有你什么事了。
2月21日上午，信中利投资集团总部。匆匆赶回办公室的合伙人张晶与记者握手问好，随后在会议桌前坐定，与记者展开了一场愉快的对话。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她双手始终把着一杯热茶，却没有停顿片刻喝上一口，而是将所有的情感与温度赋予了与她相伴14年的公司。
信中利是“黄埔军校”
记者：在许多人的眼中，信中利充满传奇色彩。我想知道，在您的记忆中，信中利团队有何独树一帜的地方？
张晶：信中利是1999年成立的，我于2001年来到公司。在将近14年的时间里，我看到了这个团队的专业化态度。大家分别来自国际投行、国内投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这种人才专业化的优势让我感到欣慰。当然，这与当时公司的定位是分不开的。汪总是从摩根士丹利走出来的，所以公司一开始是做财务顾问项目，然后又做VC，当时我们做PE还少一些。从2004年到2006年，汪总已经在有意识地将公司往我们自己孵化的项目转。那时候有的同事离开了，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方向和使命感不同。当时市场上的很多人才都是从信中利出去的，现在很多大机构的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以前信中利的人。
记者：那是一段全新的发展时期。
张晶：那个时候，市场上都说信中利是“黄埔军校”。在我们公司做了3年以上高级经理的人，到了其他机构都能获得到联席董事这一级别。当时市场上前后不下有10个高级人才都出自信中利，比如盛大的财务总监和盛大的股东，TPG、软银赛富、英联、里昂、九鼎的高层中也都有我们输送出去的人。汪总一直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他总说这是好事，“这样的话，我们的战友遍天下。”要是别的老板遇上这种事大概早就气死了。
这么多年以来，那些出去已将近10年的伙伴，我们还和以前一样，过年过节都在一起吃饭，一起爬山。事实上，我们的很多资源，都是通过这个方式获得的。
记者：从公司走出去的人，还与你们保持这么亲密的关系，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张晶：这主要是受汪总的影响。因为汪总本身是一个心很大的人。别人出去之后，对方老板给他打电话时，他还会把这个“转会”的同事夸一通。所以这些人回过头来想，汪总真是一个好人，无论当初与他合作得愉快也好，不愉快也好，回过头来看，都会对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所以，我每次遇到这些以前的同事，他们都会问：“汪总挺好的吧？”他们每次见到汪总也都觉得特别亲。
记者：你们是否认为别人在拿信中利当跳板？
张晶：汪总从来不这么认为。他说：“我希望看到你们20多岁时进公司的小孩子，能在40岁时成长为各个领域中非常优秀的人才。”有这样的前老板谁会不惦记他的好呢，每当遇到好机会的时候，他们还都愿意回头来问问：“汪总你觉得这个事怎么样？咱们一起合作吧。”我们的许多机会就是这么得来的。
我们谈项目特别生猛
记者：为何信中利会在从2006年以后开始运作一些实业项目？
张晶：因为我们的团队里有做实业起家的高管。比如，我们的美帆赛总经理方妤文就是从蓝色光标高管的位置上过来的；我们的刘朝晨总经理有很好的国际机构背景，同时他自己也是创业家，在影视等领域投资了很多项目。我们的团队高层中，有70%以上拥有实业背景，反倒是中高层中以专业人才居多。因为我们这些上面的人要冲锋陷阵，中高层主要是从法律、会计层面来帮我们把关。
记者：这样的高管结构，会形成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张晶：从人员配备上讲，这样的高管层和其他PE机构非常不一样。我们公司的人出去做生意或是谈项目都特别生猛，比如说投的这几个项目，真的是一下子就拿下来了。有时在面对外方企业家的时候，我们的劲头会让他们感觉有些诧异。但我们表现出的专业以及战略思路和站的高度，又能让他们感到，我们确实是能将他们的品牌引入中国并做好的人。我们不会单纯给他做分析报告，然后拿出财务测算，指出法律方面的障碍，这些是合作以后由下面的专业团队负责解决的问题。所以从外方的角度讲，在合作时会感到与我们与其他中国机构非常不一样。
记者：所以他们就能明白信中利为什么能做美洲杯，能做中国越野拉力赛了。
张晶：是的。原先很多国内的投资人都觉得，汪总不是爱玩的人，怎么能做出这些项目呢？当时我们有些自己人也觉得，买个帆船团队花两个亿，买个湖、买个岛花两个亿，都是砸自己的钱进去，玩这种高端奢侈品，公司挣再多的钱也不够你这么折腾啊。
但我觉得汪总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如果现在才想起来去整合这些资源，那绝对是没有你什么事了。所以，如今大家都觉得汪总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就是应该做这些事，团队因此也非常有信心。2007年以后团队的稳定性就非常非常强了，几乎没有什么人离开。
偶尔有走掉的人，一定是出于两种原因：第一种，他有更大的梦想并想尽快实现。其中也有在外面碰了壁又回来的，对这样的人，我们还是很欢迎，因为这相当于我们没花学费却培养了一个人，因为他在外面打拼时候能学到更多东西；第二种，是他给自己制定的职业规划非常循规蹈矩，这样的人在信中利待不住。汪总是快50岁的人了，他还能紧跟投资的潮流一直向前，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很多的想法，灵魂非常激情澎湃。而一个反应速度比较慢的人，或者说没有奉献意识和开创精神的人，待在信中利就会非常难受，因为周围的人在推着你不停地往前走。我们这些高管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也很快乐，因为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正是自己喜欢的事。我们每一次开年会，员工看着公司的录像片，都会感动得哗哗流眼泪。 做一点事留给子孙后代
记者：公司文化很重要。
张晶：确实是。我们公司从来没有等级之分，没有美式公司里那种连发邮件都不能越级的规矩。汪总非常具有正能量，他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在信中利的平台上获得最大的提升。所以公司任何人都可以敲开老板的门，直接说工作上的事情。我们的内部沟通成本非常低，这让我们觉得非常轻松愉快。
记者：人才是公司的财富之源。
张晶：我刚到信中利的时候，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我是一步一步蜕变成为专业投资人的，刚从投行转过来的时候，前三年根本找不着北，因为做投行和做投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做投资和做实业更不一样，所以这种切换是非常难的。那三年左右我没做成什么事，但我们老板就愿意给你这个时间，因为他知道人的转变和成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现在许多机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不给你时间成长，也不给你时间纠错。你犯了错就把你给弄走了，这对它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有好多PE机构很挣钱，比信中利能挣钱，但是它没有品牌。为什么？因为它投的项目都是短平快的，挣钱多但是没有使命感。而汪总追求的是，多少年之后我能够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一笔，也就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做一点事情留给子孙后代。
记者：事实上，不赚钱的公司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张晶：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这么想，所以总是给汪总提意见：人家都是找赚钱的项目，找回收快的项目投，你投的都是这么长线的项目，要出这么多钱，公司怎么活下去呢？但是后来我终于明白，如果投的项目过多，必然会分散团队的精力，这反倒会做不好事。相反，当你站到更高台阶看问题，会发现如果自己能够把一个项目从诞生之初一路运作成为资本市场上的一棵常青树，那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成就感。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能力突破的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未来五年，未来十年，可能资管会仅仅成为我们的众多业务之一，但它代表了信中利的历史和我们的专业能力。
和汪总争吵是经常的
记者：团队有没有因意见相左而争执不下的时候？
张晶：其实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做过实业的高层，比如刘总、吴凡这几位，没有没跟老板闹过别扭的。尤其是高层合伙人，闹的别扭更多，他们会反对汪总的一些做法，比如会说：“怎么老做这些长线的，我们也要挣快钱，要投一些后PE时代的项目。”但一个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你去追逐这些快钱，你的精力和财力就不能做别的。而且，后PE产品的回报很低，价格却很高，如果做这些，我们可发挥、可创造的东西会越来越少，也无法沿着自己的思路去做事。
记者：这样做，自身价值得不到真正的体现。
张晶：是的。你可能这一两年能赚点儿快钱，但以后呢？以后谁还会认你信中利这块牌子？所以，围绕这些层面的问题，光我知道的争执就有好几次，包括在公司例会上，汪总和几位合伙人曾经当着所有人的面争吵：我们自己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
但是，我们这些合伙人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善于吸取对方的经验。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和汪总有过很多次交锋，有时会不理解他的一些想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琢磨之后，我们会慢慢地理解汪总的真正用意。
记者：理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张晶：其实，汪总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你说他这个事做得不对，他不会过多地跟你来争辩。但是汪总主意很正，他就是坚持，坚持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会反过来想明白：如果当时我们那么做的话，确实只能赚到一点儿小钱。
记者：善于在变化中把握趋势并大胆决策，是因为他看见了真正的利益所在。
张晶：所以汪总自己有一句话：“我希望自己到80岁的时候还有为之奋斗的事业，如果做投资单纯是为了赚钱，我10年前赚的钱就已经足够了，而且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每天都是重复的。”我现在能很深刻地体会到他说这句话的含义，如果真的只是从技术层面做一些VC/PE的事，你的发展也就到顶了。但如果你想做一番真正的事业，做一番想起来就会为之心潮澎湃的事业，情况会完全不同。我觉得，能在一片反对声中懂得坚持，能够坚持，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