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之时，鲧禹治水，一败一成，鲧殛禹立。历来史家皆归咎于个人因素。其实，鲧系群臣四岳所荐，而禹仅系舜个人擢举（《史记·夏本纪》）。为何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人反而不如领导者主观内定的呢？
　　《山海经》云，鲧治水采取的是堵（堙）的办法。据说鲧治水时偷了天帝的息壤，用来堵水的息壤可以随水而涨。众所周知，洪水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天帝不收回息壤的话，恐怕鲧的堤堰总有一天要高过天宫院墙了。
　　说鲧不像其子禹那样知疏导之益处，显然不近情理。鲧被众人选中，既没有往自己身上射上两粒子弹，也不是把大伙招集起来按按表决器作个样子，那可是凭自己在治水方面的真本事、硬功夫。眼睛雪亮的群众所选出的鲧难道连童孺尽知的治水常识也不懂吗？
　　笔者以为，鲧弃疏用堵，不是不知其害处，而是迫不得已，囿于体制的束缚，他根本无法采用最好的治水方法；也可以说，是当时“不适合的体制”甚至是“不好的体制”把一位极为称职的治水专家变得如此不智。
　　从后人治水的实践中，我们知道，治水永远都要不得不牺牲一些局部的利益，以维护大局，就像《龙江颂》中的龙江村那样。看看后世的治水，几乎每一条河流的流向、湖川的泄水，均关系到不同地区百姓的性命财产。更不用说确定滞洪区、蓄洪区、行洪区等更大的利益取舍了。
　　对水的规划，必须有一个权威的领导者。公元前651年，涉及黄河水规划的葵丘之盟，就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召集诸侯所作，规定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战国时，最高领导被架空，各诸侯国在黄河两岸经常自顾自地筑堤，严重地威胁了他国的安全。有些国家更以水代兵，故意祸害他国。山东各国，各造堤防，天旱争夺水利，天涝放水淹没邻国。
　　至于民间，因水而筑堤自保所造成的后果，正如清两江总督据张之洞所奏：“民不堪其患，则筑梗以邻为壑，械斗戕生，积年相寻，命案至不可枚举。”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洪水而引发的命案，如恒河沙数。据《东方杂志》所载，清末，因由宿迁入洪泽湖约40里水道淤塞，这条河道正好从桃源经过，“每值春秋水涨之际，桃源（宿邻邑）之北乡农民，必因决水，与宿之南乡农民互斗，惨无人理。……其互斗时，死伤有数人及数十人不等”。被对方抓获的乡民，则被吊在树上肢解，“哀号乞命之声，闻于数里，而官长从不究办”。
　　在集权稍微涣散的社会开一条河都面临无尽的争执、甚至械斗，在原始民主制下与诸部落规划那些大江大河的走向、分洪、蓄洪等事务，简直是与虎谋皮。作为众部落推举的治水专家，鲧对谁也得罪不起，一个也不敢牺牲。不论经过多么精确的测量、理性的权衡，但把洪水引向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遭到所在部落的反对。可以想见，鲧所制定的每一个疏水泄洪方案，都要面对毫不让步、得到习惯和体制保护的强大棘手的“钉子户”。而最让鲧无能为力的是他既不能向这些钉子户施放毒蛇，也不能找几个道上的弟兄把他们整残整亡。顺理成章的是，万般无奈之下，鲧也只能用堵的办法来治水了。而这个办法的实质就是让大家一道沦为鱼鳖。
　　治水无功，必须有人对此事负责。不论是当时的领导核心尧，还是当时的未来之星舜都不可能承担这份责任的。至于手中掌握选票的四岳群众，更不能有错。鲧成了当时最合适的承担罪责之人。可以说，鲧完全是原始民主制这一不当政体的替罪羊。
　　禹治水，再也不惟“民意”是从了。他知道，那样做只会让自己左右为难，成为摇摆不定的墙头草，到头来不但劳而无功，自己的脑袋保不住，整个族落也将被毁灭；他更知道，要保住自己的脑袋，必须先砍掉其他人颈上的一两颗脑袋。因此，他“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为纲为纪”。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首先确立了禹核心绝对的威权和领导地位，并要求四岳服从命令听指挥。
　　在洪水淹没中，面临生死存亡边缘的四岳群众，自然希望有一位一言九鼎的威权人物领导大家万众一心抵抗灾难，禹很快获得了众人的拥护，“执帛者万国”。这也是他可以顺利进行治水规划的关键。马克思认为，治水能够造成集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治水需要动员和指挥大量的人力。实际上，治水时对不同地区利益的平衡和取舍，同样是集权形成的关键。
　　一将功成，万骨枯槁。一位威权人物的诞生，也绝不可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软着陆。据孔子云，当年大禹曾在会稽山下召见各部落首领（“群神”），身高三丈的防风氏姗姗来迟，当场被禹“咔嚓”了脑袋（《国语·鲁语下》，《述异记》卷上）。即使过去的丈小一些，这防风氏也比姚明、奥尼尔要高出好几个头呀！防风氏如此高大，威猛、刚强是必然的了。这种人一般不会轻易臣服于人，好当出头椽子，具有较大的号召能力。禹诛了此人，实类杀虎儆猴。其他对禹尚有二心的部落首领只能唯禹马首是瞻了。
　　可以说，禹之所以治水成功，除了“身劳五岳，形疲九州”，胼手胝足，劳身焦思十三载，三过家门不入而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悄然对政体进行了改革。也就是说，是好人加上合适的政体才使治水获得成功。从这里可以看出，不论什么政体，最低底线是保证族落的生存，否则，即使像原始民主制这样“好”的体制，也只能被无情地摒弃。
　　由于黄河等河流的特殊性及其复杂性，决定了治水始终是一项需要整体规划的系统工程。需要统治者具有莫大的大局观，“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而作为局部的利益者而言，并不是每人每时都能理解最高决策者的意图的。但无论如何，对于最高旨意，局部利益者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否则，就是第二个防风氏。
　　治水还造就了“下面的人”对“上面来的人”的无限敬畏。帝制时代，一些省份的总督、巡抚曾任用候补官员为河务委员到一些地区协调治水事务。这些本来仅为五品、六品衔的候补官员，在平时，不论其权力、还是自信，都无法与同级别的地方官们相提并论。但在治水这一非常时期，由于牵涉到府、州、县等多地区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当机立断的决策要求，这些省城的来人，其地位和权力很快远远地超过了同级别、甚至高级别的地方官员。至于那些“北京派来的人”，更被视为代表天子的意旨，有时甚至连总督、巡抚也未必放在眼里!
　　可以想见，长此以往，必然造就出二律背反的双重人格的官民。一方面，官民需要一个强势人物，在重要问题上只要他一人思考、决策即可。在这里是不需要扔鞋封门、吵闹不休的民主体制的。这应该是大一统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局部利益者如果不加选择地全部服从最高决策者的意愿，自己的利益必然经常被搁置、被损害、被牺牲。对他们来说，有大利之时，固然会全力以赴地执行；无利之时，执行的力度必然要打个折扣；有害之时，恐怕会经常消极怠工、阳奉阴违，甚至舍大局而顾小我了。明清两代，沿黄河两岸的居民为了自家农田的蝇头小利，经常私自掘开黄河大堤，仅修复大堤动辄即需百万两白银，更不用说不可估量的直接与间接损失了。
　　灾难来临之时，绝对没有“同患难”之说。很简单，对一条随时可能决堤的河流来说，决了此岸就保全了彼岸。因此，在治水社会，别人沦为鱼鳖可能意味着自己被拯救，祈祷别人倒霉常会成为保存自己的希望。当然，有时仅靠祈祷还显得忒幼稚。明清时代，洪水暴发时，运河、黄河、沂河等河流两岸的居民，经常乘夜直接动手掘开对岸的河堤。对于这种做法，某些做过领导的人应该是能够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大火烧起来后，有人会喊：“孩子们别动，让领导先走！”
　　因此，传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一方面，存在和膜拜着一位领导众生、控制众生的半神半人式的救星、圣主或贤父。没有这样的救星，世人就成了行尸走肉、断线木偶、迷途羔羊。而有了这样的救星，即使自己受辱受屈，也能逆来顺受，所谓“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是也。
　　另一方面，对与自己平行平等的同类，许多人存在着“东方式的忌妒”，在潜意识里希望别人遭灾遭难、永无出头之日，以相对地提高自己的幸福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还会有人呼吁恢复收容制、建立人口准入机制的历史文化根源（尽管是劣质的）吧。
　　传统体制造就的“实验室状态下”的人，或集体无意识、盲从盲动，或没有整体观、自私自利；或唯上是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或自命超凡、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实际上，这几类人都是传统政体下最适格的臣民。对于各自的最高领导而言，关羽与李逵自然并无二致；但心目中根本没有尊长的西门庆和花子虚本质上也不过是“袋中的马铃薯”，而绝不是近代文明社会中公民的标准形象。以此看来，那些在人类的大灾大难面前不捐一文钱、六亲不认而只顾自保，却标榜是现代人类文明准则的践行者，只能是牛头对马嘴、粪石当玑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