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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将黄克诚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官居要职还是被迫赋闲,他一心为民的情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陈云在纪念黄克诚90诞辰时,亲笔题词“一代楷模”。
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他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
黄克诚有一颗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诚之心。在他61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困境,他求真务实的品格矢志不渝。
1928年2月,中共湘南特委受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在对付敌人“会剿”时,提出了“烧烧烧!烧掉一个旧世界!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错误口号,并决定从郴县开始,大烧大杀,不管是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是县城的商店、民宅统统烧掉,使敌人无房住、无粮吃。黄克诚时年26岁,担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他听到这一命令,很不理解。当地农民对这种乱烧的做法也极力反对。当永兴县委开会讨论贯彻湘南特委的指示时,黄克诚坚决反对,他说:“烧房子不得人心呀!脱离群众,这样做太危险了,烧掉了人心,我们怎么立足呢?”他建议永兴县委不执行这个错误的命令。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指责他“右倾”,并责成他负责烧永兴县城,他拒绝执行。李一鼎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他“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黄克诚无奈,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只烧掉了县衙、祠堂、庙宇,而且亲临现场监督,不准殃及民宅和商铺。这样才把永兴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商店保存下来了。随后,黄克诚又赶往永兴县的马田圩、高亭司一带,说服率领警卫团的尹子韶,宣布不许烧农民的房子。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黄克诚提议下,永兴县苏维埃政府发布《告工农书》:抄、烧、杀,只向土豪劣绅为之,万万不能乱抄、乱烧、乱杀一人。而当时相邻的郴县、耒阳县委都按照湘南特委的指示,把县城烧得面目全非,地主豪绅趁机策动农民“反水”。
1959年7月,美丽庐山、云雾弥漫。彭德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会议准备对他进行批判。黄克诚被通知参加会议,要他上庐山的本意是要他来参加对彭德怀的揭批斗争。可是他深知当时浮夸背后的真实情况和许多地方老百姓挨饿受苦的沉痛情景。他坦率地表示基本上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他以大量事实说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危害,表明自己的忧虑。结果,黄克诚成了批判斗争的重要对象之一。当毛泽东找他谈话,希望他“迷途知返”,另外一些同志也劝他“反戈一击”时,他的回答却是:“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为了维护人民利益,他宁折不屈。
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他爱惜民力,厉行节约
黄克诚出生贫苦,带兵打仗后,时时处处关心爱护群众,把群众的冷暖苦乐放在心上。在苏北抗战时期,黄克诚教育官兵在一切服从战争,保证作战需要的同时,还要减轻人民负担,爱惜民力,厉行节约。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处处精打细算,减少支出。在经济最困难的关头,他从军装上着手厉行节约。在军帽上去掉围圈,只扎一道线作象征,军上衣去掉翻领,军裤去掉宽大的裤腰,把原来老式的宽腰裤改为窄腰裤。当时有些同志觉得这种军装不好看,但积少成多,节省了很多布匹,也成了新四军三师的独特标志。他还确定扩军不能太多,全区脱产人数不能超过总人口的2%。他从老百姓中了解到,群众嫌部队使用民夫太多,他作出规定,各种劳作尽量自己动手,不许随便用民夫,必须用的要报告批准,有“民夫证”的才允许使用。他提倡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积极发展生产,除农业生产外,还开作坊、养猪、办合作社。在他的领导下,苏北地区1944年减少开支1/3,收支达到平衡。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得到华中局的肯定并向全军通报推广。同时,群众的负担也减轻了,老百姓的日子因此比以前也有所改善。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争的规模和消耗大大增加,群众的负担也大为增加。黄克诚教育部队指战员要爱惜民力物力。有一次战斗,仗已经打完了,步枪、机枪、手榴弹还同战斗没有结束一样,胡乱打了三至四个钟头。黄克诚痛心地说:“造一发子弹等于12斤高粱米。一颗手榴弹等于20多斤高粱米。一发炮弹要200~400斤高粱米,打一发炮弹等于打掉一个中农一年的收入。这都是人民的血汗哟!”他告诫大家:“我们是为着人民而当兵打仗的,不能‘当兵三年不认亲’,不能只知道向老百姓伸手,不顾老百姓死活。我们要体谅群众这个母亲的困难,凡事要为人民着想!”
1948年5月,黄克诚奉命担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他从哈尔滨出发,与分局常委胡锡奎边走边调查沿途情况。由于战争的消耗和连续两年欠收,沿途灾荒严重,灾区达40余县,灾民200余万,1万余人因饥饿而死亡。黄克诚了解到一些地区饥荒严重后,立即指示:从储备的战备粮中拨出一部分救济饥民,不能饿死人。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黄克诚提出,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厉行节约,减少开支。当时,分局机关设有一个单独的小食堂。分局秘书长看到黄克诚等一些领导干部营养不良,就吩咐管理员弄了些大米、鸡蛋,打算给首长补充点营养。吃饭时黄克诚看到桌上摆的米饭和鸡蛋,对秘书长说:“农民现在没饭吃,你却叫我们吃白米饭、炒鸡蛋,这是共产党员干的事吗?”接着,黄克诚指示:“取消小灶,干部一律到大灶就餐,并立即执行。分局个别有肠胃病的领导干部可适当照顾,可吃点细粮。”他说:“后方的干部要多吃粗粮,把节省下来的细粮送到前线,让前线的战士们和伤病员吃得好一些,多打胜仗。”
为帮助人民群众战胜灾害,他带着深厚感情战斗在一线
黄克诚十分注重改善民生。他率部到苏北不久,遇到海啸成灾。黄克诚目睹满目疮痍,难民遍野,群众离乡背井的凄惨景状,决心组织修筑海堤,解决苏北沿海百姓的心腹大患。
在修筑捍海大堤时,由于工程浩大、人力不足,经费奇缺、困难重重,黄克诚与时任阜宁县长宋乃德等人商议采取发行公债、以工代赈、军民共建三条对策。1941年5月15日,空前浩大的治海工程破土动工,工地上民工如潮,牛车滚滚,劳动号子此起彼伏。黄克诚亲临工地视察,还与张爱萍等军政领导卷起袖子,拿起铁锹,参加修筑海堤的劳动。开工不久,由于运输困难而造成工地上缺粮,黄克诚当场拍板,将新近购进的12万元的军粮全部无偿接济民工,解决了工地缺粮的燃眉之急。
在南堤大坝合龙时,水流湍急,数百车土包放入水中,霎时没了踪影,危急之时,第三师第八旅二十三团官兵紧急赶赴抢险现场,与地方干部和民工一起跳入河中,肩并肩,手挽手,用身躯构成坚固人墙,挡住汹涌的潮水,南堤大坝如期合龙了。至7月5日,一条高3米,长90里的海堤胜利竣工。海堤竣工第二天,海啸来临,海啸水位比上次高出六寸之多,但新堤岿然不动。免受海啸之灾的沿海百姓,万民欢呼,额手称庆,他们从心里感激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地方人民群众和开明士绅要求把新海堤命名为“黄公堤”,但黄克诚坚决不答应。为顺乎民意,黄克诚提议说,新海堤是阜宁县长宋乃德直接领导修成的,要叫就叫“宋公堤”吧。共产党新四军为民造福修筑海堤的壮举,为创建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筑起了一座军政军民团结的丰碑。
1965年,黄克诚遭贬至山西省任副省长,恰逢山西遭遇持续旱灾。全省旱灾面积达3820亩,15条较大河流有8条断流,36座大型水库有13座干枯,许多地方水井水位下降,出现人畜没有水吃的问题。
旱情就是命令。1966年2月中旬,黄克诚到春旱十分严重的高平县指导抗旱。高平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地处太行山麓,这里曾是他在抗战期间战斗过的地方。黄克诚带着对高平人民的特殊感情,在那里领导农民抗旱,一干就是3个多月,直到5月底才返回太原。在高平的三个多月,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县23个公社,400多个生产大队。同当地干部社员一道,找水源、打土井、搞备耕,和高平的干部社员打成一片,肩并肩奋战在抗旱现场。到5月中旬,打出的水井和兴建的一些水利配套工程,降伏了旱魔,基本解决了缺水问题。
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他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
黄克诚有一颗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诚之心。在他61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困境,他求真务实的品格矢志不渝。
1928年2月,中共湘南特委受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在对付敌人“会剿”时,提出了“烧烧烧!烧掉一个旧世界!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错误口号,并决定从郴县开始,大烧大杀,不管是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是县城的商店、民宅统统烧掉,使敌人无房住、无粮吃。黄克诚时年26岁,担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他听到这一命令,很不理解。当地农民对这种乱烧的做法也极力反对。当永兴县委开会讨论贯彻湘南特委的指示时,黄克诚坚决反对,他说:“烧房子不得人心呀!脱离群众,这样做太危险了,烧掉了人心,我们怎么立足呢?”他建议永兴县委不执行这个错误的命令。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指责他“右倾”,并责成他负责烧永兴县城,他拒绝执行。李一鼎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他“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黄克诚无奈,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只烧掉了县衙、祠堂、庙宇,而且亲临现场监督,不准殃及民宅和商铺。这样才把永兴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商店保存下来了。随后,黄克诚又赶往永兴县的马田圩、高亭司一带,说服率领警卫团的尹子韶,宣布不许烧农民的房子。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黄克诚提议下,永兴县苏维埃政府发布《告工农书》:抄、烧、杀,只向土豪劣绅为之,万万不能乱抄、乱烧、乱杀一人。而当时相邻的郴县、耒阳县委都按照湘南特委的指示,把县城烧得面目全非,地主豪绅趁机策动农民“反水”。
1959年7月,美丽庐山、云雾弥漫。彭德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会议准备对他进行批判。黄克诚被通知参加会议,要他上庐山的本意是要他来参加对彭德怀的揭批斗争。可是他深知当时浮夸背后的真实情况和许多地方老百姓挨饿受苦的沉痛情景。他坦率地表示基本上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他以大量事实说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危害,表明自己的忧虑。结果,黄克诚成了批判斗争的重要对象之一。当毛泽东找他谈话,希望他“迷途知返”,另外一些同志也劝他“反戈一击”时,他的回答却是:“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为了维护人民利益,他宁折不屈。
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他爱惜民力,厉行节约
黄克诚出生贫苦,带兵打仗后,时时处处关心爱护群众,把群众的冷暖苦乐放在心上。在苏北抗战时期,黄克诚教育官兵在一切服从战争,保证作战需要的同时,还要减轻人民负担,爱惜民力,厉行节约。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处处精打细算,减少支出。在经济最困难的关头,他从军装上着手厉行节约。在军帽上去掉围圈,只扎一道线作象征,军上衣去掉翻领,军裤去掉宽大的裤腰,把原来老式的宽腰裤改为窄腰裤。当时有些同志觉得这种军装不好看,但积少成多,节省了很多布匹,也成了新四军三师的独特标志。他还确定扩军不能太多,全区脱产人数不能超过总人口的2%。他从老百姓中了解到,群众嫌部队使用民夫太多,他作出规定,各种劳作尽量自己动手,不许随便用民夫,必须用的要报告批准,有“民夫证”的才允许使用。他提倡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积极发展生产,除农业生产外,还开作坊、养猪、办合作社。在他的领导下,苏北地区1944年减少开支1/3,收支达到平衡。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得到华中局的肯定并向全军通报推广。同时,群众的负担也减轻了,老百姓的日子因此比以前也有所改善。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争的规模和消耗大大增加,群众的负担也大为增加。黄克诚教育部队指战员要爱惜民力物力。有一次战斗,仗已经打完了,步枪、机枪、手榴弹还同战斗没有结束一样,胡乱打了三至四个钟头。黄克诚痛心地说:“造一发子弹等于12斤高粱米。一颗手榴弹等于20多斤高粱米。一发炮弹要200~400斤高粱米,打一发炮弹等于打掉一个中农一年的收入。这都是人民的血汗哟!”他告诫大家:“我们是为着人民而当兵打仗的,不能‘当兵三年不认亲’,不能只知道向老百姓伸手,不顾老百姓死活。我们要体谅群众这个母亲的困难,凡事要为人民着想!”
1948年5月,黄克诚奉命担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他从哈尔滨出发,与分局常委胡锡奎边走边调查沿途情况。由于战争的消耗和连续两年欠收,沿途灾荒严重,灾区达40余县,灾民200余万,1万余人因饥饿而死亡。黄克诚了解到一些地区饥荒严重后,立即指示:从储备的战备粮中拨出一部分救济饥民,不能饿死人。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黄克诚提出,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厉行节约,减少开支。当时,分局机关设有一个单独的小食堂。分局秘书长看到黄克诚等一些领导干部营养不良,就吩咐管理员弄了些大米、鸡蛋,打算给首长补充点营养。吃饭时黄克诚看到桌上摆的米饭和鸡蛋,对秘书长说:“农民现在没饭吃,你却叫我们吃白米饭、炒鸡蛋,这是共产党员干的事吗?”接着,黄克诚指示:“取消小灶,干部一律到大灶就餐,并立即执行。分局个别有肠胃病的领导干部可适当照顾,可吃点细粮。”他说:“后方的干部要多吃粗粮,把节省下来的细粮送到前线,让前线的战士们和伤病员吃得好一些,多打胜仗。”
为帮助人民群众战胜灾害,他带着深厚感情战斗在一线
黄克诚十分注重改善民生。他率部到苏北不久,遇到海啸成灾。黄克诚目睹满目疮痍,难民遍野,群众离乡背井的凄惨景状,决心组织修筑海堤,解决苏北沿海百姓的心腹大患。
在修筑捍海大堤时,由于工程浩大、人力不足,经费奇缺、困难重重,黄克诚与时任阜宁县长宋乃德等人商议采取发行公债、以工代赈、军民共建三条对策。1941年5月15日,空前浩大的治海工程破土动工,工地上民工如潮,牛车滚滚,劳动号子此起彼伏。黄克诚亲临工地视察,还与张爱萍等军政领导卷起袖子,拿起铁锹,参加修筑海堤的劳动。开工不久,由于运输困难而造成工地上缺粮,黄克诚当场拍板,将新近购进的12万元的军粮全部无偿接济民工,解决了工地缺粮的燃眉之急。
在南堤大坝合龙时,水流湍急,数百车土包放入水中,霎时没了踪影,危急之时,第三师第八旅二十三团官兵紧急赶赴抢险现场,与地方干部和民工一起跳入河中,肩并肩,手挽手,用身躯构成坚固人墙,挡住汹涌的潮水,南堤大坝如期合龙了。至7月5日,一条高3米,长90里的海堤胜利竣工。海堤竣工第二天,海啸来临,海啸水位比上次高出六寸之多,但新堤岿然不动。免受海啸之灾的沿海百姓,万民欢呼,额手称庆,他们从心里感激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地方人民群众和开明士绅要求把新海堤命名为“黄公堤”,但黄克诚坚决不答应。为顺乎民意,黄克诚提议说,新海堤是阜宁县长宋乃德直接领导修成的,要叫就叫“宋公堤”吧。共产党新四军为民造福修筑海堤的壮举,为创建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筑起了一座军政军民团结的丰碑。
1965年,黄克诚遭贬至山西省任副省长,恰逢山西遭遇持续旱灾。全省旱灾面积达3820亩,15条较大河流有8条断流,36座大型水库有13座干枯,许多地方水井水位下降,出现人畜没有水吃的问题。
旱情就是命令。1966年2月中旬,黄克诚到春旱十分严重的高平县指导抗旱。高平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地处太行山麓,这里曾是他在抗战期间战斗过的地方。黄克诚带着对高平人民的特殊感情,在那里领导农民抗旱,一干就是3个多月,直到5月底才返回太原。在高平的三个多月,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县23个公社,400多个生产大队。同当地干部社员一道,找水源、打土井、搞备耕,和高平的干部社员打成一片,肩并肩奋战在抗旱现场。到5月中旬,打出的水井和兴建的一些水利配套工程,降伏了旱魔,基本解决了缺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