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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与爱人讨论当下的教育，我的心，总是不能自已地陷入一种深深的眷恋，如一条欢愉的鱼儿，循着迢遥岁月里的欢声笑语，径自游进了童年里那些散不去的泥土的芬芳。
我童年那段最无忧的时光是在家边的一所村小里度过的。父亲说，那是我们那片地方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他和我的叔叔们的小学生活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附近很多村里的孩子都在那所小学里读书。父亲常常对我们兄妹怀念他小学时代的几位老师，念叨他们的名字，赞叹他们的过人的才艺、丰厚的学养、蓬勃的生机，洒脱风雅的谈吐和整洁斯文的着装。父亲说，他们大都来自南方都市，是解放后响应国家政策来苏北支教的年轻的先生，对教育充满热情，对学生非常负责。他们生活在孩子们中间，即便不对孩子们授课，仅仅是言谈举止的熏陶已经足以成为一种极好的教育了，那真叫一流。那时，父亲的成绩非常优秀，得到过先生们诸多的激励和赏识。每次说起这些，父亲的眼睛里都闪着光彩，感叹的语气里溢满敬佩和神往。他说，他此生最大的理想就是也能成为那样的先生。
我和哥哥们继续在那所小学读书的时候，父亲所景仰的那几位先生已经相继调离了，我始终没能得见一位如我父亲描述的那样的先生，但仍旧有南方来此落户的先生教过我的课。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接任我语文课的就是一位来自江南的老师，姓徐，我们都叫他徐老师。听父亲说，他是携妻儿举家搬迁而来的。徐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个子不高，大约四十几岁，牙齿有点暴，样子很平凡，人端正而温和。中山装有些旧，也不太合体，但总是洗得很干净，领口的风纪扣总是很认真地扣着。他的普通话里有浓重的乡音，也许是为了把普通话讲得更标准一些吧，他的语速显得有些缓慢。每次听他讲课，都有一种莫名的隐隐的感伤，那声音让一个幼小的孩子觉得回家的路很远很远，仿佛走一辈子也望不见母亲的炊烟。
那个学期，他带着我们开始学习作文。第二年开春，他布置我们写观察日记，下了课我们都围住他问：老师，我们观察什么呀？的确，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习惯了劈柴烧火挑猪菜的三年级的乡村孩子，对于“观察”这样一种缓慢，安静，细致，专注，甚至带有一些浪漫情调的行为，觉得陌生又新鲜。他笑了，看着我们想了想说：“种盆花吧，或者草！还有蚂蚁、小鸟、小树啊什么的，都可以！”听了他的建议，孩子们很兴奋，纷纷回家去种花种草。下课时，也常有孩子三五成群的趴在墙角、树根，看虫子或者草芽野花之类的东西，专心致志，也七嘴八舌，听到锤子清脆地敲在一块吊起来的条形铁块上，才会惊散飞奔进教室去。我回到家里，母亲积极帮我找了一个旧瓦盆，放上松软的泥土，埋下了两粒蔻丹的种子。于是，接下来的日子，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放学之后，静静地蹲在那个旧瓦盆前，看那两粒种子如何破土，出芽，展叶，抽枝，鼓蕾，开花……每天晚上坐在昏黄的灯下，工工整整地写下“某月某日”，用简单稚嫩的语言，细致地，一集一集地，饶有兴味地，为这平凡而旺盛的生命编织清新透明的“连续剧”。我的日记本上留下了很多圈圈儿连成的红色标记，还有老师热情鼓励的批语。我每天把日记本藏在书包里，就像藏着一个香甜的大苹果，心里那样快乐和满足。
我越来越喜欢去上学。那时教室很简陋，土墙草屋，讲台课桌凳子都是用黄土混进稻壳或者麦秸砌成的，为此，衣裤的肘处、膝头、屁股上常常打着补丁。自从徐老师教我的课，连这样低矮昏暗的教室也慢慢变得亮堂起来，进了教室便觉得沁满心肺的都是清新的泥土的芳香，它几乎成了一个孩子的快乐天堂。
有一天，老师通知让家长晚上都来开会。低矮的“讲台”上点了一盏汽灯，稀薄的灯光从狭小的窗子里弱弱地漫出来。我和几个孩子偷偷趴在窗外看着里面的老师和母亲。会的后半段，忽然听见老师说到我的名字，心里一震。只见徐老师翻开我的日记本，举在手里，一页一页地读给家长们听。教室里安静极了，我看见了母亲羞怯而又自豪的笑容。我觉得心里仿佛一下子也点亮了一盏小汽灯，迅速转过身，紧紧贴在土墙上，用心捕捉着老师读日记的声音，身体慢慢地滑下去，滑下去……坐在了窗下温暖的土地上……天空海一样碧蓝辽阔，月光皎洁如银，树叶细碎的影子斑驳地洒在我的脚边，黑黑的，清晰而瘦硬。只是那时我尚不懂得在日记里写下类似“陶醉”、“沉醉”这样深而芬芳的词语。
那夜的月光几乎照亮了一个穷女孩整个困苦的童年，让我完全忽略了物质的匮乏带来的烦恼和考验。我写日记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文字，点滴记录着我美好而丰富的人生。我对爱人、儿子和我的学生们一再地忆起那个水洗一样的夜晚，说起童年里关于日记的故事，告诉他们，一位好老师对于一个学生一生成长的重大影响，一个好习惯对于一个人一生成长的重大意义。
我们常说，褪色的记忆像一部黑白电影。其实，即便将光阴逆转至三十多年前，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惹眼悦目的色彩。黑板，粉笔，低矮的土墙老屋，土砌的讲台、课桌凳，条形的废铁做成的铃铛，老师清一色的蓝灰中山装，夜晚陪我们上自习的油灯、蜡烛……都如同铅画纸上的素描，暗淡而质朴。然而，这一切随着光阴的一再磨洗，却愈发明媚而清晰。我们记住一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值得我们眷恋的人。我们记住一所学校，是因为那所学校里有唤醒并温暖了我们心灵的老师。我们记住了一个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中有这样可敬的人立成了那个时代的群像。——人，永远是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
父亲不无感慨地说，那个时代里拖家带眷“北漂”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带给北方孩子的是一笔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他们无怨无悔的驻守照亮了几代人的心灵，对北方的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确如此，我便是真切的受益者之一。
学校应该是孩子们一生中到过的最好的地方。从学子成长为教师，半生岁月我几乎从没有离开过学校。在我走过的一所又一所学校里，一所比一所漂亮，一所比一所现代，然而，记忆中我到过的最好的地方，仍旧是童年里那所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乡村小学。
(马玉梅，连云港市教育局教科所，222006)
我童年那段最无忧的时光是在家边的一所村小里度过的。父亲说，那是我们那片地方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他和我的叔叔们的小学生活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附近很多村里的孩子都在那所小学里读书。父亲常常对我们兄妹怀念他小学时代的几位老师，念叨他们的名字，赞叹他们的过人的才艺、丰厚的学养、蓬勃的生机，洒脱风雅的谈吐和整洁斯文的着装。父亲说，他们大都来自南方都市，是解放后响应国家政策来苏北支教的年轻的先生，对教育充满热情，对学生非常负责。他们生活在孩子们中间，即便不对孩子们授课，仅仅是言谈举止的熏陶已经足以成为一种极好的教育了，那真叫一流。那时，父亲的成绩非常优秀，得到过先生们诸多的激励和赏识。每次说起这些，父亲的眼睛里都闪着光彩，感叹的语气里溢满敬佩和神往。他说，他此生最大的理想就是也能成为那样的先生。
我和哥哥们继续在那所小学读书的时候，父亲所景仰的那几位先生已经相继调离了，我始终没能得见一位如我父亲描述的那样的先生，但仍旧有南方来此落户的先生教过我的课。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接任我语文课的就是一位来自江南的老师，姓徐，我们都叫他徐老师。听父亲说，他是携妻儿举家搬迁而来的。徐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个子不高，大约四十几岁，牙齿有点暴，样子很平凡，人端正而温和。中山装有些旧，也不太合体，但总是洗得很干净，领口的风纪扣总是很认真地扣着。他的普通话里有浓重的乡音，也许是为了把普通话讲得更标准一些吧，他的语速显得有些缓慢。每次听他讲课，都有一种莫名的隐隐的感伤，那声音让一个幼小的孩子觉得回家的路很远很远，仿佛走一辈子也望不见母亲的炊烟。
那个学期，他带着我们开始学习作文。第二年开春，他布置我们写观察日记，下了课我们都围住他问：老师，我们观察什么呀？的确，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习惯了劈柴烧火挑猪菜的三年级的乡村孩子，对于“观察”这样一种缓慢，安静，细致，专注，甚至带有一些浪漫情调的行为，觉得陌生又新鲜。他笑了，看着我们想了想说：“种盆花吧，或者草！还有蚂蚁、小鸟、小树啊什么的，都可以！”听了他的建议，孩子们很兴奋，纷纷回家去种花种草。下课时，也常有孩子三五成群的趴在墙角、树根，看虫子或者草芽野花之类的东西，专心致志，也七嘴八舌，听到锤子清脆地敲在一块吊起来的条形铁块上，才会惊散飞奔进教室去。我回到家里，母亲积极帮我找了一个旧瓦盆，放上松软的泥土，埋下了两粒蔻丹的种子。于是，接下来的日子，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放学之后，静静地蹲在那个旧瓦盆前，看那两粒种子如何破土，出芽，展叶，抽枝，鼓蕾，开花……每天晚上坐在昏黄的灯下，工工整整地写下“某月某日”，用简单稚嫩的语言，细致地，一集一集地，饶有兴味地，为这平凡而旺盛的生命编织清新透明的“连续剧”。我的日记本上留下了很多圈圈儿连成的红色标记，还有老师热情鼓励的批语。我每天把日记本藏在书包里，就像藏着一个香甜的大苹果，心里那样快乐和满足。
我越来越喜欢去上学。那时教室很简陋，土墙草屋，讲台课桌凳子都是用黄土混进稻壳或者麦秸砌成的，为此，衣裤的肘处、膝头、屁股上常常打着补丁。自从徐老师教我的课，连这样低矮昏暗的教室也慢慢变得亮堂起来，进了教室便觉得沁满心肺的都是清新的泥土的芳香，它几乎成了一个孩子的快乐天堂。
有一天，老师通知让家长晚上都来开会。低矮的“讲台”上点了一盏汽灯，稀薄的灯光从狭小的窗子里弱弱地漫出来。我和几个孩子偷偷趴在窗外看着里面的老师和母亲。会的后半段，忽然听见老师说到我的名字，心里一震。只见徐老师翻开我的日记本，举在手里，一页一页地读给家长们听。教室里安静极了，我看见了母亲羞怯而又自豪的笑容。我觉得心里仿佛一下子也点亮了一盏小汽灯，迅速转过身，紧紧贴在土墙上，用心捕捉着老师读日记的声音，身体慢慢地滑下去，滑下去……坐在了窗下温暖的土地上……天空海一样碧蓝辽阔，月光皎洁如银，树叶细碎的影子斑驳地洒在我的脚边，黑黑的，清晰而瘦硬。只是那时我尚不懂得在日记里写下类似“陶醉”、“沉醉”这样深而芬芳的词语。
那夜的月光几乎照亮了一个穷女孩整个困苦的童年，让我完全忽略了物质的匮乏带来的烦恼和考验。我写日记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文字，点滴记录着我美好而丰富的人生。我对爱人、儿子和我的学生们一再地忆起那个水洗一样的夜晚，说起童年里关于日记的故事，告诉他们，一位好老师对于一个学生一生成长的重大影响，一个好习惯对于一个人一生成长的重大意义。
我们常说，褪色的记忆像一部黑白电影。其实，即便将光阴逆转至三十多年前，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惹眼悦目的色彩。黑板，粉笔，低矮的土墙老屋，土砌的讲台、课桌凳，条形的废铁做成的铃铛，老师清一色的蓝灰中山装，夜晚陪我们上自习的油灯、蜡烛……都如同铅画纸上的素描，暗淡而质朴。然而，这一切随着光阴的一再磨洗，却愈发明媚而清晰。我们记住一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值得我们眷恋的人。我们记住一所学校，是因为那所学校里有唤醒并温暖了我们心灵的老师。我们记住了一个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中有这样可敬的人立成了那个时代的群像。——人，永远是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
父亲不无感慨地说，那个时代里拖家带眷“北漂”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带给北方孩子的是一笔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他们无怨无悔的驻守照亮了几代人的心灵，对北方的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确如此，我便是真切的受益者之一。
学校应该是孩子们一生中到过的最好的地方。从学子成长为教师，半生岁月我几乎从没有离开过学校。在我走过的一所又一所学校里，一所比一所漂亮，一所比一所现代，然而，记忆中我到过的最好的地方，仍旧是童年里那所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乡村小学。
(马玉梅，连云港市教育局教科所，22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