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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二十几年来，父亲穿烂了四件“黄大氅”。
“黄大氅”就是军大衣，有这么个别名是因为它既大又长，御寒保暖非它莫属。在我的家乡，一到冬天，大街上骑摩托车的人清一色身着“黄大氅”。 而那些身影里曾经就有我的父亲。
父亲生前是位兽医，常年奔波在周围的十里八村，为生计，也为这份他奉献了一辈子的事业。
寒冬腊月，天不亮就有人来敲门：“俺家的老母猪要生咧，你快起啊！”大门外的声音很焦躁，因为那些牲畜几乎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来源。
父亲麻利地穿好衣服，套上“黄大氅”，匆忙出发了。外面寒风刺骨，他似乎一点也觉察不到。
一般他这一走，就是一天。因为还没到母猪生产的那家，路上他就又会被其他人家拦住，谁家的事最急他就先去谁家。所以，有时一天下来，父亲会跑遍我们这个小镇的每一個村子。
在我懵懂的童年里，印象最深刻的是看父亲给我们自家的猪仔阉割。
那天，父亲把所有小猪仔抓起来，用绳子捆住他们的前腿，然后把他们挂在了一个木架子上。十几只粉嫩的小猪仔一溜排开，场面煞是壮观。猪仔们拼了小命地嚎叫，吸引了周围的邻居都来看，本不大的院子顿时热闹起来。我站在父亲的身后去看，只见父亲左手抓住小猪的后腿，右手拿着消了毒的手术刀，他似乎只是晃了几下手，就完成了一只小猪的阉割。周围的邻居不禁夸他：“这老刘，手艺就是好，利落干净！”
但毕竟场面是血腥的，我忍不住问父亲：“为啥要这样啊？”父亲说：“小猪仔只有阉割了以后才会长得快，就跟‘小孩要磕（ka，方言读法）磕才长’是一样的道理。”
比起给猪仔阉割，令我更高兴的事，就是父亲领着一队兽医来村里打疫苗。
那些同样是兽医的叔伯们一般下午就来我们家集合，他们边喝茶边等，夜幕四合的时候，村里的喇叭开始喊：“注意咧，注意咧哈，谁家有鸡鸭鹅的哈，都把它逮笼子里去，笼子在大街上放着咧，利索点哈！医生们来给打疫苗啦！利索点哈！”
我们自家的鸡“近水楼台”，被叔伯们抓起来挨个儿打上一针，就扔回鸡笼去了。
而大街上也开始热闹起来。本来已经进了窝的鸡鸭鹅，又要被各家各户抓出来，难免“咯咯咯”“嘎嘎嘎”地乱叫，它们一叫，狗也跟着叫，于是整个村子就真的变成了“鸡飞狗跳”。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路灯，大家出门就带手电筒。而孩子们也趁机开始淘气，不是拿手电筒朝天照，就是用手捂住手电筒，看自己的手掌变成红色，或者就干脆拿着手电筒到处乱晃，一束束的光影打在对面人的脸上，人就被晃得睁不开眼睛……照天照地，就是不往鸡笼里照，大人们就开始骂：“小皮贼，我抓鸡，叫你照照鸡窝，你不照，照哪里去咧！”
孩子们干脆就跑开了。从这家蹿到那家，成群结队嘻嘻哈哈地看大人们忙活。
父亲他们来到了街上，他们把鸡从笼子里抓出来，打完疫苗再放回去。而鸡笼一开一合的时候又难免会有鸡想“临阵脱逃”，于是围在那里的村民，还有凑热闹的孩子们又开始手忙脚乱地抓鸡……哈哈，那成了那个年代难得的集体热闹的场面。
而在这热闹当中，父亲是那个焦点人物，也因此，我小小的心里很为之自豪。
而父亲绝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在外村跑。方圆40里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一年到头他天天都这样奔波着。
有一年夏天，村里来了放电影的。大喇叭一喊，全村老少都听见了。其实就算不喊，我们这些孩子放学路上也都看见了。一看到那块白色的大幕布挂在了大街上，我们就恨不得飞回家去。
随便扒几口饭，男女老少就搬着凳子去看电影。大人们一般都拿“交叉子”——就是马扎，小孩子呢，就喜欢扛个高点的杌子去。每个胡同里都有人陆陆续续走出来，大街上的人慢慢地也就多了起来。
“吃了吗？”
“吃了！”
家乡的人见面总是问这句。大人们手里拿着马扎，还拿着蒲扇，边扇着蒲扇边说着话，走得很慢，孩子们却总是闲不住，钻来挤去就跑到队伍最前面去了。每次我总能抢到最靠前的位置。满天的繁星闪在我们头顶的苍穹上，在嘻嘻哈哈的笑声里，电影开始了。
本来负责放电影的大叔早早就来了，但几乎每次那台放电影的机器都会出毛病，需要摆弄半天，而在我们快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他总会突然大手一拍：“哈哈，终于弄好了！” 在我们的欢呼声中，他俨然就是位英雄。
电影慢慢放着，我们的兴奋劲儿也耗光了，逐渐安静下来，有的孩子甚至打起了盹儿。月亮升起来，星光就暗下去了。
“哎，快看！你爹来了！”旁边有人喊我。
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看到有个身影骑着摩托车停在了人群的后面，他想穿过去，可是人都把大街坐满了。陆陆续续地，有人站起身来挪动位置，给他让出了一条窄窄的路。
“都啥时候了，才家来啊？”我听见有人问父亲。
“嗯。”
“今天去哪了？”
“大南山。”
“真够远的。”
父亲启动摩托车，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他骑得很慢，慢到车子会扶撑不住，他只能不停地用腿去支撑，撑一下，往前挪一点。但我那时不知道，他的那条腿每支撑一下，就钻心地疼。
父亲的腿是瘸的。
父亲很小的时候，因为发烧被送到医生那里打针，医生给父亲扎的是右半边的臀部，没想到一针扎下去，他就瘸了。爷爷奶奶起初以为是疼的原因，过几天就好了，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右腿的生长开始变得缓慢，直到父亲越长越高，大家才发现他的右腿远没有左腿粗壮，甚至也没有左腿长了，父亲就真的成了瘸子。
父亲想努力穿过人群，可是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电影上，让出来的那条路实在是太窄了。他每次被迫停下，右脚就要去点一下地，然后再猛然发力，蹬一下地，借着那股劲儿往前推动一下车子。才蹬了几下，他似乎就累了，很吃力的样子。突然人群开始轻声喧闹起来，我下意识地回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父亲臃肿而凌乱的身影被投射在了幕布上，在那播放机的放大效果下，幕布上的影子仿佛是一座巍峨的黑黝黝的山，骇然而凄凉。
我的目光立刻回到父亲那里去，我看到父亲在用力去蹬地，我扭转回来，幕布上庞大的山已经塌陷下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大家都在等着父亲的影子离开。终于有几个人站了起來，帮忙推了父亲的摩托车一把，父亲回头对他们笑了笑，大老远，我看到他再次俯下身子，使劲儿蹬了几下，发动车子离开了人群。
有次我说：“爸，累了你就早点回来，你出门就是一天，家里人也挂念着。”可父亲说：“谁愿意求人？牲畜得了病他们不得不来求咱，咱咋能不去？能帮上忙是好的，就怕咱帮不上。”我知道父亲的心结，有一回一头牛病死了，主家哭，父亲也跟着掉泪，他怕辜负了人家。
父亲的工作内容随着时代变化也是不断变化的。为了贴补家用，父亲给自己加了很多活儿，他开始倒卖牲畜，卖饲料，给猪人工授精……随着社会的发展，养殖的散户几乎绝迹，只剩下了散布在边远乡村和山区的大型的养殖场，父亲每天要绕的路也更远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公交车只能开到邻村，我就打电话给父亲，让他骑摩托车来接我。天那么热，他身上依然穿着“黄大氅”——长年累月地风里来雨里去，他身上的关节都散架了，特别容易害冷，而那张瘦削的脸更是布满了深深的沟壑。我坐在他身后，看到“黄大氅”已经被洗得发白，比那更白的，是父亲的两鬓。他的“黄大氅”上永远有一股呛人的烟味，他吸烟太凶了。
“爸，你别再抽烟了，对身体不好。”
“呵，我都抽了一辈子了，哪里不好了？哦，我身上有味儿是吧？人家说，烟味大了，不招虫不招鬼，走夜路，安全！”父亲笑呵呵地说。
“你这是听谁瞎说的啊……要不我再给你买件新的吧。”
“甭介，我有，新的穿不惯一直放着呢，还是这件得劲儿！”老了老了，他却总是乐呵呵的。
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个习惯：走在大街上，看到身穿“黄大氅”的人，尤其是跟父亲的身形很像的，我就会呆呆地，一直看，一直看，直到看清那人的正脸，我才肯确定，哦，不是。每次回老家，恍惚觉得他还在外面奔忙，会回来的。只是，直到我们走，也不见他回来。
我那穿着“黄大氅”，奔波了一辈子的父亲啊，你怎么就不见了呢？
“黄大氅”就是军大衣，有这么个别名是因为它既大又长，御寒保暖非它莫属。在我的家乡，一到冬天，大街上骑摩托车的人清一色身着“黄大氅”。 而那些身影里曾经就有我的父亲。
父亲生前是位兽医，常年奔波在周围的十里八村，为生计，也为这份他奉献了一辈子的事业。
寒冬腊月，天不亮就有人来敲门：“俺家的老母猪要生咧，你快起啊！”大门外的声音很焦躁，因为那些牲畜几乎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来源。
父亲麻利地穿好衣服，套上“黄大氅”，匆忙出发了。外面寒风刺骨，他似乎一点也觉察不到。
一般他这一走，就是一天。因为还没到母猪生产的那家，路上他就又会被其他人家拦住，谁家的事最急他就先去谁家。所以，有时一天下来，父亲会跑遍我们这个小镇的每一個村子。
在我懵懂的童年里，印象最深刻的是看父亲给我们自家的猪仔阉割。
那天，父亲把所有小猪仔抓起来，用绳子捆住他们的前腿，然后把他们挂在了一个木架子上。十几只粉嫩的小猪仔一溜排开，场面煞是壮观。猪仔们拼了小命地嚎叫，吸引了周围的邻居都来看，本不大的院子顿时热闹起来。我站在父亲的身后去看，只见父亲左手抓住小猪的后腿，右手拿着消了毒的手术刀，他似乎只是晃了几下手，就完成了一只小猪的阉割。周围的邻居不禁夸他：“这老刘，手艺就是好，利落干净！”
但毕竟场面是血腥的，我忍不住问父亲：“为啥要这样啊？”父亲说：“小猪仔只有阉割了以后才会长得快，就跟‘小孩要磕（ka，方言读法）磕才长’是一样的道理。”
比起给猪仔阉割，令我更高兴的事，就是父亲领着一队兽医来村里打疫苗。
那些同样是兽医的叔伯们一般下午就来我们家集合，他们边喝茶边等，夜幕四合的时候，村里的喇叭开始喊：“注意咧，注意咧哈，谁家有鸡鸭鹅的哈，都把它逮笼子里去，笼子在大街上放着咧，利索点哈！医生们来给打疫苗啦！利索点哈！”
我们自家的鸡“近水楼台”，被叔伯们抓起来挨个儿打上一针，就扔回鸡笼去了。
而大街上也开始热闹起来。本来已经进了窝的鸡鸭鹅，又要被各家各户抓出来，难免“咯咯咯”“嘎嘎嘎”地乱叫，它们一叫，狗也跟着叫，于是整个村子就真的变成了“鸡飞狗跳”。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路灯，大家出门就带手电筒。而孩子们也趁机开始淘气，不是拿手电筒朝天照，就是用手捂住手电筒，看自己的手掌变成红色，或者就干脆拿着手电筒到处乱晃，一束束的光影打在对面人的脸上，人就被晃得睁不开眼睛……照天照地，就是不往鸡笼里照，大人们就开始骂：“小皮贼，我抓鸡，叫你照照鸡窝，你不照，照哪里去咧！”
孩子们干脆就跑开了。从这家蹿到那家，成群结队嘻嘻哈哈地看大人们忙活。
父亲他们来到了街上，他们把鸡从笼子里抓出来，打完疫苗再放回去。而鸡笼一开一合的时候又难免会有鸡想“临阵脱逃”，于是围在那里的村民，还有凑热闹的孩子们又开始手忙脚乱地抓鸡……哈哈，那成了那个年代难得的集体热闹的场面。
而在这热闹当中，父亲是那个焦点人物，也因此，我小小的心里很为之自豪。
而父亲绝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在外村跑。方圆40里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一年到头他天天都这样奔波着。
有一年夏天，村里来了放电影的。大喇叭一喊，全村老少都听见了。其实就算不喊，我们这些孩子放学路上也都看见了。一看到那块白色的大幕布挂在了大街上，我们就恨不得飞回家去。
随便扒几口饭，男女老少就搬着凳子去看电影。大人们一般都拿“交叉子”——就是马扎，小孩子呢，就喜欢扛个高点的杌子去。每个胡同里都有人陆陆续续走出来，大街上的人慢慢地也就多了起来。
“吃了吗？”
“吃了！”
家乡的人见面总是问这句。大人们手里拿着马扎，还拿着蒲扇，边扇着蒲扇边说着话，走得很慢，孩子们却总是闲不住，钻来挤去就跑到队伍最前面去了。每次我总能抢到最靠前的位置。满天的繁星闪在我们头顶的苍穹上，在嘻嘻哈哈的笑声里，电影开始了。
本来负责放电影的大叔早早就来了，但几乎每次那台放电影的机器都会出毛病，需要摆弄半天，而在我们快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他总会突然大手一拍：“哈哈，终于弄好了！” 在我们的欢呼声中，他俨然就是位英雄。
电影慢慢放着，我们的兴奋劲儿也耗光了，逐渐安静下来，有的孩子甚至打起了盹儿。月亮升起来，星光就暗下去了。
“哎，快看！你爹来了！”旁边有人喊我。
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看到有个身影骑着摩托车停在了人群的后面，他想穿过去，可是人都把大街坐满了。陆陆续续地，有人站起身来挪动位置，给他让出了一条窄窄的路。
“都啥时候了，才家来啊？”我听见有人问父亲。
“嗯。”
“今天去哪了？”
“大南山。”
“真够远的。”
父亲启动摩托车，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他骑得很慢，慢到车子会扶撑不住，他只能不停地用腿去支撑，撑一下，往前挪一点。但我那时不知道，他的那条腿每支撑一下，就钻心地疼。
父亲的腿是瘸的。
父亲很小的时候，因为发烧被送到医生那里打针，医生给父亲扎的是右半边的臀部，没想到一针扎下去，他就瘸了。爷爷奶奶起初以为是疼的原因，过几天就好了，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右腿的生长开始变得缓慢，直到父亲越长越高，大家才发现他的右腿远没有左腿粗壮，甚至也没有左腿长了，父亲就真的成了瘸子。
父亲想努力穿过人群，可是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电影上，让出来的那条路实在是太窄了。他每次被迫停下，右脚就要去点一下地，然后再猛然发力，蹬一下地，借着那股劲儿往前推动一下车子。才蹬了几下，他似乎就累了，很吃力的样子。突然人群开始轻声喧闹起来，我下意识地回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父亲臃肿而凌乱的身影被投射在了幕布上，在那播放机的放大效果下，幕布上的影子仿佛是一座巍峨的黑黝黝的山，骇然而凄凉。
我的目光立刻回到父亲那里去，我看到父亲在用力去蹬地，我扭转回来，幕布上庞大的山已经塌陷下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大家都在等着父亲的影子离开。终于有几个人站了起來，帮忙推了父亲的摩托车一把，父亲回头对他们笑了笑，大老远，我看到他再次俯下身子，使劲儿蹬了几下，发动车子离开了人群。
有次我说：“爸，累了你就早点回来，你出门就是一天，家里人也挂念着。”可父亲说：“谁愿意求人？牲畜得了病他们不得不来求咱，咱咋能不去？能帮上忙是好的，就怕咱帮不上。”我知道父亲的心结，有一回一头牛病死了，主家哭，父亲也跟着掉泪，他怕辜负了人家。
父亲的工作内容随着时代变化也是不断变化的。为了贴补家用，父亲给自己加了很多活儿，他开始倒卖牲畜，卖饲料，给猪人工授精……随着社会的发展，养殖的散户几乎绝迹，只剩下了散布在边远乡村和山区的大型的养殖场，父亲每天要绕的路也更远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公交车只能开到邻村，我就打电话给父亲，让他骑摩托车来接我。天那么热，他身上依然穿着“黄大氅”——长年累月地风里来雨里去，他身上的关节都散架了，特别容易害冷，而那张瘦削的脸更是布满了深深的沟壑。我坐在他身后，看到“黄大氅”已经被洗得发白，比那更白的，是父亲的两鬓。他的“黄大氅”上永远有一股呛人的烟味，他吸烟太凶了。
“爸，你别再抽烟了，对身体不好。”
“呵，我都抽了一辈子了，哪里不好了？哦，我身上有味儿是吧？人家说，烟味大了，不招虫不招鬼，走夜路，安全！”父亲笑呵呵地说。
“你这是听谁瞎说的啊……要不我再给你买件新的吧。”
“甭介，我有，新的穿不惯一直放着呢，还是这件得劲儿！”老了老了，他却总是乐呵呵的。
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个习惯：走在大街上，看到身穿“黄大氅”的人，尤其是跟父亲的身形很像的，我就会呆呆地，一直看，一直看，直到看清那人的正脸，我才肯确定，哦，不是。每次回老家，恍惚觉得他还在外面奔忙，会回来的。只是，直到我们走，也不见他回来。
我那穿着“黄大氅”，奔波了一辈子的父亲啊，你怎么就不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