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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的研究,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比如关于“文化名门世家”的讨论,日益受到重视。黄兴涛在为“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写的《序》中说,如果我们将视线定格在晚清以来的文化界,会发现在一个个熟悉的、响亮的名字背后,往往存在着值得重视的家族文化纽带。“这种背景就像一根根银线,把一个个耀眼的文化明星和学术巨子们贯穿起来。”并认为,“挟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学术名门进行专门考察,除了能更好地认识那些成就非凡的文化名人,他们的文化贡献及其所涉及的文化领域之外,还能有助于了解其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和文化时尚。”
诚然,“文化世家”是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可是,由于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术文化,正经历着从传统的家学渊源、私家授徒到现代学校教育和学术传承的转换。因而我们同样会发现,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个学坛明星,往往也是与学术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学术名门”。比如胡适,他用那“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学术思想将衣钵传给了傅斯年、顾颉刚、吴晗、罗尔纲、唐德刚等现代中国的史学大家;顾颉刚呢,他1923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浸染了一代学人,罗根泽、刘节、杨宽等学者,甚至老一辈的吕思勉先生都纷纷加入疑古辨伪的行列,这就是蜚声士林的古史辨派。他更善于识拔奖掖青年学子,于是培养出了谭其骧、何定生、童书业、杨向奎、朱士嘉等学者;如今,顾颉刚的弟子们又各自带出了自己的学生,支撑着当今的中国史坛。顾门弟子葛剑雄最近在接受采访,谈到其业师谭其骧时不无自信地说:“谭先生在世时经常对我们说,他希望我们能超过他,……在某些领域,我的工作应该说已超过或者发展了谭先生的工作,我们这些学生现在在整体上应该说已超过了谭先生的学问。”(薛原《谨记嘱托,聚薪传火——记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载《书与人》2000年6期)显然,这样的学术师承圈也应该纳入学术史研究的视野。
梳理学术师承圈对于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有益于彰显学术大师们在学术地图上所占的比例与地位,给他们带来荣耀。1943年,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初版,胡适后来在致罗尔纲的信中说,这本小书带给他的荣耀,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还要光荣。1958年12月,胡适还将该书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自费印刷作为自己六十八岁生日对贺寿的人回礼之用,可见该书在胡适心目中的地位。王学典和孙廷杰合著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版)也以大量的资料佐证“在民国的史学界……长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顾颉刚”,“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中国在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的图景。
可事实上,在不同的学派手里,学术地图的边界毕竟是不确定的。因而,梳理学术师承圈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启迪后学者,彰显先贤们的治学方法、道德品性和人格精神,展示学术文化是如何在一代代学人手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余英时曾经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一文中，生动地记述了国学大师钱穆回顾民国以来学术师承的情形：
钱先生回忆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变迁，对我也极有吸引力。最初，我只是为了好奇心而向他追问各派的人物的性格和治学的长短，及彼此间的关系。但久而久之，使我对民国学术思想史，有了比较亲切的认识。这一部分的知识，更是书本上所找不到的……１９７１年以后，我每次到台北去看他，只有话题转到这一方面，他总是喜欢回忆这些学坛掌故，我曾一再请求他写下来，为民国学术史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这也许有助于他后来下决心写《师友杂忆》。
是的，《师门五年记》、《师友杂忆》之类的著作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坦白详细地描写了众多学者名流的治学经验，再现了一幅幅师友切磋乐趣的生动图画。《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也是这样一部著作。它首先叙顾颉刚的学术成就、影响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然后以何定生、谭其骧、童书业和杨向奎四位弟子为个案，具体再现学术授受的情形及顾氏师友间的一些是非恩怨。于是我们发现，学术的传承，首先靠的是学术大师，他们以传播学术为己任，他们不仅是学问家，更是教育家。当时北平学术界有三大“老板”：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他们不啻有钱和学问，还善于奖拔诱掖青年学人。由是观照今日的教育界，我们会深叹当今中国何等缺乏像顾颉刚这样作为学问家的教育家，何等缺乏像谭其骧、童书业等这样尊师好学的好学生。《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带给顾颉刚的荣耀，不是他在古史学界、民俗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等领域的学术权威形象，而是再现了他在培育学术传人方面“前有章太炎、胡适，后无来者”的学术领袖和精神贵族的地位。
确实，顾颉刚在学问上，是属于开风气一路的人物。他深感自己的学术计划决不是靠自己一人能完成的，如果只是一心埋头学问，或许个人能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但更多的人才可能会归于澌灭。因而，在顾颉刚的人生道路上，“惜才”是一个重音符。顾颉刚的早年好友傅斯年曾挖苦说：“哪一个青年只要同颉刚一接近，就封了‘一字平天王’了。”是的，顾颉刚为奖掖青年可谓费尽了良苦用心。他与傅斯年在中山大学的分裂，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惜才。顾颉刚到了中山大学后，创办民俗学会，出版民俗丛书，将民俗学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而傅斯年却对拼命出版民俗丛书不以为然，经常批评这本无聊，那本浅薄。而顾颉刚认为傅斯年的观点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的。“我们不出版，一班可以继续我们工作的青年便得不到诱掖引导的力量而要走到别方面去了，他的这一方面的才力便不克发展了。”可见顾颉刚对青年学子的一片呵护之心。
通过出书、办杂志来“逼”人成才，是顾颉刚的一个育才秘方。虽然梁启超早就倡导过“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但民国学术史上，一个刊物聚起一个学派，或掀起一场运动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学衡》与“学衡派”，《禹贡》与“禹贡派”，《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等等。而顾颉刚创办的历史地理学杂志《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其成功之处在于，它不是靠名人来支撑，却造就了历史地理学界的一大批名人。它“以三校同学的课艺作基础”，顾颉刚在第一期“编后”中也强调：“现在我们所祈望于社会的，是多给我们培植和保护，我们现在是一群小孩，小孩时能受好教育，长成了才可任大事业啊！”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杨向奎等历史地理学界的大家名家都无一例外的出自禹贡学会。他们的成功，也是顾颉刚办刊旨趣的成功。以此而论，《禹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办得最成功的杂志之一。”
当然，学术的传承也不仅仅是学术大师们的事情。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在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的战乱年代，因为共同的学术追求而走到了一起，建立了可歌可泣的师生感情。然而，顾颉刚与何定生、谭其骧、杨向奎、童书业等弟子的感情分裂，更多的还是因为学术以外的事，真是让人低徊叹惜。据蒋天枢回忆，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文革”时曾要助手为他作学传，助手迫于形势，只能违心地说“都已忘了”，陈听后说，“忘了好，免得中毒。”确实，“二十世纪的中国学人面临的生存压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脆弱人格所能承受的限度。”相比之下，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是幸运的。王学典在《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的“后记”中说：“深入浅出、轻松散淡、雅俗共赏，是本书追求的风格。与这一点相关，本书不是着眼于学术问题的探讨本身，而是致力于学术背后师生关系的挖掘。”诚然，本书实为一本学术史的优秀普及读物，读来十分亲切。该书每章前有“要点提示”，后有“本章引用及参考资料”。五六十帧珍贵的历史黑白图片，再现了一代大师的昔日风采，使其图文并茂、形神俱佳。
诚然,“文化世家”是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可是,由于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术文化,正经历着从传统的家学渊源、私家授徒到现代学校教育和学术传承的转换。因而我们同样会发现,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个学坛明星,往往也是与学术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学术名门”。比如胡适,他用那“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学术思想将衣钵传给了傅斯年、顾颉刚、吴晗、罗尔纲、唐德刚等现代中国的史学大家;顾颉刚呢,他1923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浸染了一代学人,罗根泽、刘节、杨宽等学者,甚至老一辈的吕思勉先生都纷纷加入疑古辨伪的行列,这就是蜚声士林的古史辨派。他更善于识拔奖掖青年学子,于是培养出了谭其骧、何定生、童书业、杨向奎、朱士嘉等学者;如今,顾颉刚的弟子们又各自带出了自己的学生,支撑着当今的中国史坛。顾门弟子葛剑雄最近在接受采访,谈到其业师谭其骧时不无自信地说:“谭先生在世时经常对我们说,他希望我们能超过他,……在某些领域,我的工作应该说已超过或者发展了谭先生的工作,我们这些学生现在在整体上应该说已超过了谭先生的学问。”(薛原《谨记嘱托,聚薪传火——记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载《书与人》2000年6期)显然,这样的学术师承圈也应该纳入学术史研究的视野。
梳理学术师承圈对于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有益于彰显学术大师们在学术地图上所占的比例与地位,给他们带来荣耀。1943年,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初版,胡适后来在致罗尔纲的信中说,这本小书带给他的荣耀,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还要光荣。1958年12月,胡适还将该书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自费印刷作为自己六十八岁生日对贺寿的人回礼之用,可见该书在胡适心目中的地位。王学典和孙廷杰合著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版)也以大量的资料佐证“在民国的史学界……长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顾颉刚”,“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中国在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的图景。
可事实上,在不同的学派手里,学术地图的边界毕竟是不确定的。因而,梳理学术师承圈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启迪后学者,彰显先贤们的治学方法、道德品性和人格精神,展示学术文化是如何在一代代学人手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余英时曾经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一文中，生动地记述了国学大师钱穆回顾民国以来学术师承的情形：
钱先生回忆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变迁，对我也极有吸引力。最初，我只是为了好奇心而向他追问各派的人物的性格和治学的长短，及彼此间的关系。但久而久之，使我对民国学术思想史，有了比较亲切的认识。这一部分的知识，更是书本上所找不到的……１９７１年以后，我每次到台北去看他，只有话题转到这一方面，他总是喜欢回忆这些学坛掌故，我曾一再请求他写下来，为民国学术史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这也许有助于他后来下决心写《师友杂忆》。
是的，《师门五年记》、《师友杂忆》之类的著作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坦白详细地描写了众多学者名流的治学经验，再现了一幅幅师友切磋乐趣的生动图画。《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也是这样一部著作。它首先叙顾颉刚的学术成就、影响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然后以何定生、谭其骧、童书业和杨向奎四位弟子为个案，具体再现学术授受的情形及顾氏师友间的一些是非恩怨。于是我们发现，学术的传承，首先靠的是学术大师，他们以传播学术为己任，他们不仅是学问家，更是教育家。当时北平学术界有三大“老板”：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他们不啻有钱和学问，还善于奖拔诱掖青年学人。由是观照今日的教育界，我们会深叹当今中国何等缺乏像顾颉刚这样作为学问家的教育家，何等缺乏像谭其骧、童书业等这样尊师好学的好学生。《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带给顾颉刚的荣耀，不是他在古史学界、民俗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等领域的学术权威形象，而是再现了他在培育学术传人方面“前有章太炎、胡适，后无来者”的学术领袖和精神贵族的地位。
确实，顾颉刚在学问上，是属于开风气一路的人物。他深感自己的学术计划决不是靠自己一人能完成的，如果只是一心埋头学问，或许个人能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但更多的人才可能会归于澌灭。因而，在顾颉刚的人生道路上，“惜才”是一个重音符。顾颉刚的早年好友傅斯年曾挖苦说：“哪一个青年只要同颉刚一接近，就封了‘一字平天王’了。”是的，顾颉刚为奖掖青年可谓费尽了良苦用心。他与傅斯年在中山大学的分裂，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惜才。顾颉刚到了中山大学后，创办民俗学会，出版民俗丛书，将民俗学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而傅斯年却对拼命出版民俗丛书不以为然，经常批评这本无聊，那本浅薄。而顾颉刚认为傅斯年的观点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的。“我们不出版，一班可以继续我们工作的青年便得不到诱掖引导的力量而要走到别方面去了，他的这一方面的才力便不克发展了。”可见顾颉刚对青年学子的一片呵护之心。
通过出书、办杂志来“逼”人成才，是顾颉刚的一个育才秘方。虽然梁启超早就倡导过“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但民国学术史上，一个刊物聚起一个学派，或掀起一场运动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学衡》与“学衡派”，《禹贡》与“禹贡派”，《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等等。而顾颉刚创办的历史地理学杂志《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其成功之处在于，它不是靠名人来支撑，却造就了历史地理学界的一大批名人。它“以三校同学的课艺作基础”，顾颉刚在第一期“编后”中也强调：“现在我们所祈望于社会的，是多给我们培植和保护，我们现在是一群小孩，小孩时能受好教育，长成了才可任大事业啊！”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杨向奎等历史地理学界的大家名家都无一例外的出自禹贡学会。他们的成功，也是顾颉刚办刊旨趣的成功。以此而论，《禹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办得最成功的杂志之一。”
当然，学术的传承也不仅仅是学术大师们的事情。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在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的战乱年代，因为共同的学术追求而走到了一起，建立了可歌可泣的师生感情。然而，顾颉刚与何定生、谭其骧、杨向奎、童书业等弟子的感情分裂，更多的还是因为学术以外的事，真是让人低徊叹惜。据蒋天枢回忆，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文革”时曾要助手为他作学传，助手迫于形势，只能违心地说“都已忘了”，陈听后说，“忘了好，免得中毒。”确实，“二十世纪的中国学人面临的生存压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脆弱人格所能承受的限度。”相比之下，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是幸运的。王学典在《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的“后记”中说：“深入浅出、轻松散淡、雅俗共赏，是本书追求的风格。与这一点相关，本书不是着眼于学术问题的探讨本身，而是致力于学术背后师生关系的挖掘。”诚然，本书实为一本学术史的优秀普及读物，读来十分亲切。该书每章前有“要点提示”，后有“本章引用及参考资料”。五六十帧珍贵的历史黑白图片，再现了一代大师的昔日风采，使其图文并茂、形神俱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