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014年度国民经济报告》经国家统计局公布，其中有关人口的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报告显示，截止2014年年末，中国总人口，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外，已达到136782万人，比上年增加710万人。全年人口出生率为12.37‰，人口死亡率为7.1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21‰，比上年提高0.29个千分点。从性别结构分析，男性人口70079万人，女性人口66703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6（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男多女少现象继续发展。从年龄构成看，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出现三连降，2012年这一比例为69.2%，2013年降为67.6%，2014年则降到了67.0%。与此相反，中国老年人人口不断攀升，据统计，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亿人，占总人口的15.5%，比上年增长了0.6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与之相伴的是，出生性别比失衡、老龄化进程加速、劳动资源萎缩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状况，全社会对中国人口政策与人口观念的争论也日益激烈。
　　人口政策，限制还是放开？
　　计划生育，这项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的政策，至今已经实施了30多年，成为国人最为熟悉的一项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遏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控制人口规模、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据国家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这项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使“中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都推迟了4年，同时，比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这恐怕是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为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然而，形势总会发生变化，30多年后，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在计划生育的调节下，中国进入低生育率发展阶段，伴随这一阶段发展的有诸多负面效应：人口红利下降，社会上的民工荒的呼声此起彼伏;老龄化社会问题凸显，养老金缺口不断增大，社会养老能力与老年人口数量比严重失衡;性别比不断攀升，1980年以后的出生人口中，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以上;失独家庭不断涌现，给社会稳定带来诸多风险……
　　鉴于此种情况，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我国的人口政策一直争论不已。一种观念认为，应废止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政策应该放宽;一种观点则是要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保持稳定不变。实际上，走上极端的两种观念都存在某种误区。人口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它还涉及到结构、素质和地区分布、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少生并不意味着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生育率越低、下降得越多，偏离更替水平越远，就会对人口结构的合理性破坏越大，进而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均衡发展。例如，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会造成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不利。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的充足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将会逐渐瓦解。另外，人口老龄化也在影响着经济增长。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除了家庭储蓄下降拉低投资外，整个国家的养老金支出也会不断攀升。据专家对55个国家和地区的计算模型显示，2014～2019年，老龄化将造成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下滑0.4%，2020～2025年减少0.9%。当然，完全放弃人口控制政策，对于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显然也不适合。对中国来讲，适当、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显然更为适合。从允许独生子女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到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再到不设限制。2013年，我国人口政策调整已经迈开一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他山之石
　　实际上，低生育率带来的弊端，不仅仅是中国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世界很多国家都遇到的难题，特别是老龄化问题，最让各国政府头疼。据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8.1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1%;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20.3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希腊和芬兰2015年就将步入“超高龄”社会;包括法国和瑞典在内的另外8个国家会在2020年加入这个行列;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则在2025年步入这个行列;随后是美国将于2030年步入“超高龄社会”。
　　面对如此大的压力，不少欧洲国家纷纷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由此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实施干预，同时解决老龄化问题。然而，生育率并未出现人们所期盼的止跌回升，而是继续呈下降的趋势。这些政策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仅仅限于延缓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而已。
　　日本官方2014年公开的数据显示， 65岁以上人口比去年增加了111万人，达到3296万人，创历史新高。75岁以上人口已上升到全国总人口的12.5%，即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在65岁以上，每8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在75岁以上。与此同时，日本14岁以下人口比率为12.9%，创历史新低。日本把这种现象称为“少子老龄化”。这一人口问题令日本财政在养老金、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连年攀升，几乎每年以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10亿元）的速度膨胀，日积月累的财政负担给日本经济带来沉重压力。据报道，2014年8月，日本国家债务余额首次超过1000万亿日元，已相当于其经济规模的两倍多。为减少人口下降趋势，日本政府推出鼓励适龄家庭生育政策，计划将发放给育儿家庭的生产和育儿补贴提高一倍。日本政府还明确提出要大胆地将资源分配重心由老年人转移到儿童身上。然而这些政策所起的作用似乎也微不足道。
　　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的行政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并不是总能调控。在经济落后、人口过多，与经济关系一时处于恶化态势时，政府实施严厉的处罚政策，可以有效地降低生育水平;但当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整体大幅度提高后，政府即使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也同样不能改变相对稳定的持续低生育水平。这是因为，政府不可能强制要求人们多生，生与不生已经取决于人们对生育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虑。
　　目前来看，欧洲、东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有些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还非常优厚，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的年轻人还是选择少生育甚至不生育，很多国家的生育率仍然持续走低。据预测，如果不能扭转这一局面，百年后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人口将不及现在的一半，这些国家对此忧心忡忡，但苦无良策。
　　按照国际惯例，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中国65岁人口所占比例已达到10.1%，老龄化社会所具有的各种弊端已开始显现。与此同时，中国老龄化还具有自己的特色，即未富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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