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志一生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在业余时乐于赋诗。在此搜集整理的几则胡耀邦临场改诗、对诗的故事,足以让我们共赏他博古通今、才华横溢的文学修养。
　　
　　临场对诗
　　
　　1956年春天,胡耀邦开完政协会议回来,打开公文包取出会议文件时,掉下一张纸条。只见上面写了两行娟秀的字:“耀祖耀宗又耀邦。”胡耀邦当即问尾随其后的曹秘书:“这是谁写的,嵌了我的名字?”曹秘书告知胡耀邦说:“刚才开会时,孙维世(周总理养女,“文革”中被江青迫害致死)坐在我旁边。她爱开玩笑,写了这张纸条给我,并说这是半副对联,非要我对出下联不可。”胡问:“你对上了吗?”曹答:“我凑了七个字后被她抢走了。”胡耀邦说:“我来对对。”他拿一张纸很快写了“维国维家还维世”递给曹秘书,问曹秘书:“对得行不行?”“这副对联不错,意思很好,思想性和逻辑性很强,如果上下联颠倒一下,就更合乎平仄了。”对曹秘书毫无顾忌的回答,胡耀邦连说:“提得好,提得好。”
　　胡耀邦迅速写下的对联及与秘书的对话,表现了他的才思敏捷和对部下随和谦逊的精神。
　　
　　临场改诗
　　
　　1958年9月,胡耀邦到河南南阳市,工作之余来到市郊著名的卧龙岗武侯祠参观。祠内大殿有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了解到,这副对联是清朝咸丰年间南阳知府顾嘉蘅,为调解诸葛亮出山前到底隐居在河南南阳,还是在湖北襄阳这场争论而写的。胡耀邦看了这副对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这副对联很有意思,我来改一改,好不好?”他沉思片刻,朗声吟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改出的对联,不仅通俗易懂,具有时代感,而且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大家齐声夸赞:“改得好!”
　　更为可贵的是,胡耀邦经常以此对联勉励自己并力求躬行。
　　1962年初秋,金风送爽,天气宜人。这天胡耀邦在湖南常德地委负责同志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桃花源。
　　当时的桃花源除了头门牌坊以外,还有一座二门牌坊。牌坊大门两边的石柱上,用隶书刻着三副对联。一副曰:“山鸟似欲啼往事;桃花依旧笑春风。”一副曰:“桃花流水杳然去;嬴颠刘蹶了不闻。”一副曰:“且欲近寻彭泽令;至今传者武陵人。”胡耀邦问身旁几位随同人员:“谁是彭泽令呀?”一位同志答:“就是陶渊明吧!”胡说:“对,就是陶渊明。”又问:“陶渊明为什么叫彭泽令?”竟无人回答。胡耀邦风趣地说:“陶渊明在彭泽县做过83天县令,这也是他最后一任官职。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束带见督邮,他毅然辞官归隐。”胡说得兴起,不由得轻声诵吟起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诵罢,又指着楹联问:“什么叫‘嬴颠刘蹶’?”仍然没有人能答上来。胡耀邦说:“‘嬴’是秦始皇的姓,‘刘’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姓。‘嬴颠刘蹶’是指秦汉的灭亡。”陪同人员点头称是。
　　大家继续向前走,面前呈现一块块石碑,其中一块大石碑上镌刻着《桃花源记》。有一同志凑近即兴诵读起来,这时,游兴正浓的胡耀邦则在一旁朗声吟道:“公元一九三五年,常德人革命为业。爬雪山,过草地,行程二万五……”那位同志一听,便觉出胡耀邦是在仿《桃花源记》口述一篇新作。胡耀邦随即又朗声和道:“忽见红旗展,笑语同喧哗,军号响云天,挥彩带,扭秧歌。此人甚异之。”就这样,那位同志看着碑上刻着的《桃花源记》,一句一句地往下念,胡耀邦一句一句地和吟道:“复前行,欲穷其地。其中有延河,又有宝塔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乘兴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毛主席带领红军到此,开辟革命根据地,方衣丰食足,遂人人摩拳擦掌,消灭反动派……”
　　那位同志念完“后遂无人问津者”名句后,相顾胡耀邦,胡会意道:“遂有前赴后继者。”
　　就这样,才思敏捷的胡耀邦步《桃花源记》之韵,即兴和吟了一篇诗意隽永的《新桃花源记》。由此,当地人民至今流传着两个版本的《桃花源记》。
　　责编/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