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积极响应，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已逾百个。参与国家众多、地域覆盖广泛使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不但具有国别差异，也表现出区域特征。将137个样本参与国划分为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东欧、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非洲其他地区10个区域，采用GTAP 10.0版数据和CGE模型模拟中国分别与各区域关税互惠产生的贸易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关税互惠使中国和相应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和GDP均有明显增长，虽然南亚、SSA、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西亚和中亚6个区域的贸易条件下降，但只有南亚区域的福利下降;中国与贸易往来规模较大的区域关税互惠可以得到更多收益;参与区域与中国关税互惠的绝对收益（GDP增加和福利增加）与其自身经济体量及和中国的贸易规模有关，相对收益（GDP增长）则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较低的区域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的趋势。“贸易畅通”确实促进了中国与各参与区域和国家的互利共赢，且这种互利共赢趋于强化，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同时，应基于区域及国别特征采取差异化策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贸易畅通”;关税互惠;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0）04-0110-15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全球治理变局中提出的重要国际合作方案，其根本目的是寻找和平衡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在互助共进中拓展中国和合作伙伴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1]，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作用的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合作内容，以经济互通促进政治互信、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正式提出，启动伊始仅有数十个国家参与，随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与支持，截至2019年7月，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已达137个
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国家概况”栏目（https：//www.yidaiyilu.gov.cn/），具体国家名单详见后文表2。（见表1）。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深耕细作、稳定推进的新阶段，沿线受惠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就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合作成效。
“一带一路”作为区域国际公共产品，对中国和各参与国都具有改革与发展的双重激励作用[2-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大量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究议题涉及广泛，包括“一带一路”的理论构建、地缘政治分析、设施互联互通、贸易关系、投资合作、人文交流以及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4-14]。在实证分析中，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评估和模拟是研究的重点内容，而且大多数量化研究都表明“五通”对中国和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15-16]，但关于区域和国别差异的对比研究相对缺乏。其中，由于贸易数据具有较高的可获得性，关于“贸易畅通”的经济效应研究最为丰富，但大多也是针对“一带一路”整体或某个区域（如西亚、南亚、东北亚、东盟、中东欧等）[17-21]，而对各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不足。
贸易合作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贸易畅通”有利于充分释放国家间的贸易潜力，共享发展红利。“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贸易畅通”的方式主要有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促进贸易便利化、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以贸易促进产业互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旨在共同探索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其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是提升贸易自由化水平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实证研究均表明“一带一路”建设的确具有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作用[22]，并且中国与各“一带一路”参与国和地区仍有很大的贸易合作潜力。但是也应看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基本情况也差异极大，贸易合作的具体样态及其经济效应也必然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针对各参与国和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策略。
同时，影响国际贸易空间结构的因素众多，地理、政治、经济、安全、历史、文化等因素交错在一起。一方面，地理区位临近的国家通常在全球产业链中分工的关联度较强，贸易联系较紧密，较容易形成区域经济集团，在集团内实行自由贸易， 对外则具有一定排他性[23]。另一方面，地緣政治不仅影响国内经济，也对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贸易格局产生影响[24-25]。“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美、大洋等多个大洲，在地理上自然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在同一区域的参与国可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而不同的区域间则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因此，有必要从区域的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绩效差异及策略选择。已有文献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效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一批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的成果，但对其中的区域差异研究不足。即使是在研究最多的贸易合作领域，也缺乏从区域层面对“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畅通”经济效应的深入比较。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地理和地缘政治因素将截至2019年7月的137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划分为10个区域，采用最新的GTAP 10.0版数据，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模拟中国与不同区域关税互惠产生的贸易经济效应，进而为“一带一路”倡议下进一步推进各区域的合作共建提供策略启示和政策参考。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区域之间的贸易概况
表1展示了“一带一路”参与国的扩充历程。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具有较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时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如图1所示，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统计资料：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进口和出口额占中国进口和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42%和34%;从贸易发展来看，2006—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大幅增长，由5 720亿美元增长到15 540亿美元，增长接近2倍 这里的“一带一路”参与国指截止到2019年7月的137个国家（详见表2）;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国家和地区间进出口数据起始年份为2006年，最新数据为2017年的数据。。
本文所研究的样本为137个“一带一路”参与国，不但数量大，而且地域分布广，有必要从区域层面研究中国与之贸易合作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参照“联合国地理区划列表”（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根据各国的地理区位分布和地缘政治因素，并综合考虑贸易联系程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26]，将137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划分为10个区域（见表2）。
根据上述区域划分，中国与不同区域的“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贸易往来呈现差异化特征。从贸易规模看，与中国贸易额最大的三个“一带一路”参与国为韩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均属于东亚区域。2006—2017年，中国与东亚区域“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贸易总额始终位居前列，2017年达到8 023亿美元（如图2所示），占中国同所有“一带一路”参与国贸易总额的49.4%。紧随其后是西亚区域，2017年中国同西亚区域“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贸易总额为2 395亿美元，占比约为14.8%，其中贸易总额最大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501亿美元）。其他8个区域与中国贸易额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东欧、SSA、拉丁美洲、南欧、南亚、中亚、非洲其他地区和大洋洲。其中，中东欧区域中贸易额贡献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SSA区域中贸易额贡献最大的国家是南非，2017年中国同其贸易总额分别为530亿美元和392亿美元。
从中国的进出口区域结构看（见图3）：中国出口最多的是东亚区域，2017年出口额为3 836亿美元，占中国对所有“一带一路”参与国出口总额的45.5%;随后依次是西亚、中东欧、SSA、南欧、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其他地区、中亚和大洋洲，占比分别为14.19%、10.83%、8.08%、5.91%、5.03%、4.6%、2.59%、2.53%和0.76%。进口结构则略有差异：中国进口较多的区域依然为东亚、西亚、SSA、中东欧，占比分别为53.72%、15.38%、8.65%、8.33%;但由于拉美在农业经济上的优势，其进口规模超越南欧排在第5位，占比为6.13%，南欧则仅为3.54%;其后的四个区域依次为中亚、大洋洲、非洲其他地区和南亚，进口占比分别为1.87%、1.48%、0.51%、0.38%。总体上看，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贸易中，与出口贸易相比，进口贸易的区域集中度更高。
三、模拟思路与方案设计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以投入产出表和国民核算帐户为基础，利用内外生变量形成的经济闭合（Closure）拟合经济系统运行情景，进而对政策效应进行模拟分析，是目前政策影响评估领域国际通用的一种分析工具。CGE模型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刻画现实世界中复杂的经济关系，并能考察政策变量冲击导致的均衡状态变化，可以通过模型模拟得到政策效应的定量评估结果，进而为政策优化提供参考
当然，本文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缺陷，如以总量贸易统计口径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双边的经贸关系和依赖程度。因此，构建基于全球价值链（GVC）的GTAP模型或采用动态GTAP模型进行模拟是未来改进的方向。但GTAP作为国际通用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模拟工具，能较为准确地揭示政策影响的方向性，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模型选择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进行模拟分析。GTAP 由美国普渡大学主持开发，其核心是一个静态的、包含多区域的CGE分析工具，常用于对多区域贸易问题的定量分析。GTAP 建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能够灵活分析关税削减、地区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贸易和补贴政策调整等带来的国际贸易价格和数量的变化以及相关国家福利的变化等，为贸易政策和贸易制度效应分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工具。GTAP主要基于贸易往来数据和函数关系建立国家（地区）间的联系，并遵循阿明顿（Armington）假定（本國产品和进口产品不完全替代，通过设定不变替代弹性来刻画）。
在贸易和全球运输模块中，GTAP包括“全球银行”和“全球运输部门”两个国际部门：各国的储蓄汇总到“全球银行”，并根据资本回报率在各国之间进行分配;“全球运输部门”主要负责地区之间产品的运输，平衡到岸价（CIF）和离岸价（FOB）之间的差异，并通过双边贸易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现实中不同国家间进出口贸易面临的关税、补贴以及运费等，都能在GTAP中通过价格链接方程得以体现：
PEFOBi，r，z=PEi，r，s（1+τei，r，z） （1）
PMCIFi，r，z=PEFOBi，r，z+tmgi，r，zPWMGi，r，z（2）
PMi，r，z=PMCIFi，r，z（1+τmi，r，z）（3）
其中，PEFOBi，r，z表示出口港口价，PMCIFi，r，z表示进口港口价，PEi，r，z表示出口商品国内价格，PMi，r，z表示进口商品国内价格，τei，r，z和τmi，r，z分别表示出口和进口关税（或补贴）。（1）式为出口贸易中出口离岸价格决定函数，（3）式为进口贸易中国内市场进口商品价格决定函数。（2）式中的tmgi，r，zPWMGi，r，z为商品i在r与z两个交易节点之间的国际贸易和运输成本，即进出口商品离岸价与到岸价格之间的差额。可见，关税政策等变量可通过影响双边贸易进出口价格进而影响经济体系的其他变量。 此外，GTAP中贸易政策的调整也会导致贸易国福利的变化，可用分配效率的变化来表示：
EVz（τmi，r，z）=θz（τmi，r，zPMCIFi，r，zdQIMi，r，z） （4）
其中，τmi，r，ZPMCIFi，r，z表示从价关税水平为τmi，r，z时商品i从z进口到r的单位关税收益，dQIMi，r，z表示进口总量变化水平，θz为与出口国相关的标量系数。
2.数据来源与处理
GTAP数据库包含完整的双边贸易、交通以及贸易壁垒数据。该数据库的核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解释国家经济行为的投入产出表，二是联合国发布的双边贸易以及关税信息等详细数据库。目前，GTAP数据库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世界经济分析和国别分析数据基础。本文使用的数据库为2019年7月31日正式发布的GTAP第10版数据库，数据基期更新至2014年。GTAP 10.0在GTAP 9.0基础上对50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更新，包括2004、2007、2011和2014年基准年份数据，覆盖121个国家以及20个区域集合（共计141个国家和地区），行业数据由57个部门增加到65个部门。可见，更新后的数据库不但数据量有较大增长，数据结构也更符合实际，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所用GTAP 10.0数据库是最新的GTAP数据，但和实际情况还是会存在一定偏差。为了增强分析的准确性，笔者运用基期为2011年的GTAP 9.0数据库做了相同的模拟，结果与本文结果基本一致，只有微小的数值不同。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呈现采用GTAP 10.0数据库的模拟过程和结果。。
（2）中东欧区域的摩尔多瓦和南欧区域的黑山共和国、波黑、北马其顿这些经济体量小的国家在数据库中没有对应选项，也不能用数据库中的“其他欧洲”来替代，将其舍去，因而模拟分析的“一带一路”参与国样本为133个。由于舍去国的经济体量较小，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大的影响。
根据本文模拟需要，在数据库中识别出“一带一路”参与国并按照表2进行区域划分，同时，将中国和美国分别单独成组，剩余其他国家和地区归为一组，从而汇总为13个区域（见表3）。此外，在部门划分中，将65个产业部门合并为10个部门，分别为谷物和作物、畜牧和肉制品、矿产开采、加工食品行业、轻纺织业、轻工业、重工业、公共事业和建筑业、交通和通信、其他服务业。
3.模拟方案
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降低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在现实中，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就是关税减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参与国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加速形成。目前，中国已和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签署了自贸协定，正在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以及与以色列、斯里兰卡等国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市场，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搭建更多贸易合作平台，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共享发展机遇。但是“一带一路”参与国数量已超百个，中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规模和结构也有极为明显的差异。因而在实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畅通”时，需要根据贸易自由化给中国及贸易伙伴带来的具体影响来制定针对性的贸易政策以提升合作绩效。基于此，本文模拟中国与“一带一路”10个区域分别降低关税壁垒对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影响，并对比在相同关税调整冲击下中国和各区域贸易经济的变化情况。因此，根据區域划分结果，采用10个模拟方案，各方案分别假设中国与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东欧、南欧、SSA、非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进口关税税率降低25%，当一个区域与中国关税互惠时，其他区域与中国的关税税率保持不变。
四、模拟结果及分析
1.关税互惠的进出口贸易效应
图4展示了在不同模拟方案下，中国和各区域出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即与中国关税互惠的区域）的出口规模都会因关税的降低而显著提高。对中国来说，出口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方案一（与东亚区域关税互惠，出口增加23.29%，增加额为58.84亿美元），增加幅度最小的是方案五（与大洋洲区域关税互惠，出口仅增加0.46%，增加额为1.17亿美元）。相应受冲击区域按中国出口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东亚、西亚、中东欧、南欧、SSA、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其他地区、中亚、大洋洲。在10个“一带一路”参与区域中，与中国关税互惠后出口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南亚（增加179.46%，增加额为15.47亿美元），出口增加幅度最小的是大洋洲（8.63%）。这是因为南亚区域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非常强，南亚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27];同时，南亚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高于中国出口对南亚的依赖程度，所以其总出口对向中国出口的变化十分敏感。10个区域按出口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南亚、SSA、非洲其他地区、中亚、拉丁美洲、东亚、西亚、中东欧、南欧、大洋洲。此外，降低关税在使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出口增加的同时，也可能会促进其他区域的出口增长，如在除方案三外的其他九个方案冲击下大洋洲区域的出口都有小幅度增加。
图5显示了在不同方案下中国和各区域进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的进口规模也会明显增加。对中国来说，进口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方案一（与东亚区域关税互惠，进口增加37.15%，增加额为92.54亿美元），增加幅度最小的为方案五（与大洋洲区域关税互惠，进口增加1.05%，增加额为2.18亿美元）。相应受冲击区域按中国进口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东亚、西亚、SSA、中东欧、南欧、拉丁美洲、非洲其他地区、南亚、中亚、大洋洲。在10个“一带一路”参与区域中，与中国关税互惠后进口增加幅度最大的为南亚（增加102.89%），进口增加幅度最小的为南欧（增加17.32%）。10个区域按进口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南亚、SSA、中亚、东亚、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西亚、大洋洲、中东欧、南欧。 2.关税互惠的贸易条件效应
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TOT）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每出口一单位商品可以交换多少单位外国进口商品的比例，通常用该时期内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来表示。表4显示了在不同方案下中国和各区域贸易条件的变化。十个模拟方案中，中国的贸易条件均得到改善，而相应受冲击区域贸易条件的变化方向存在差异。对于中国来说，贸易条件改善幅度最大的是方案二（与西亚区域关税互惠，贸易条件改善11.34%），改善幅度最小的是方案五（与大洋洲区域关税互惠，贸易条件改善0.14%）。相应受冲击区域按中国贸易条件改善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西亚、SSA、中东欧、东亚、非洲其他地区、南亚、拉丁美洲、南欧、中亚、大洋洲。在10个“一带一路”参与区域中，与中国关税互惠后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的有大洋洲、东亚、南欧、中东欧，其中大洋洲区域的贸易条件改善幅度最大（5.84%）;而南亚、SSA、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西亚、中亚的贸易条件下降，其中南亚区域的贸易条件下降最为明显（-26.12%）。这是由于南亚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很高，在与中国关税互惠后，从中国的进口增加高于对中国的出口增加。
3.关税互惠的经济增长效应
图6展示了在不同方案下中国和各区域的GDP变化。十个模拟方案中，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的GDP均增加。对中国来说，GDP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方案二（与西亚区域关税互惠，GDP增加1.54%，增加值为15.94亿美元），增加幅度最小的是方案五（与大洋洲区域关税互惠，GDP增加0.04%，增加值为3 800万美元）。相应受冲击区域按中国GDP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西亚、东亚、SSA、中东欧、南欧、拉丁美洲、非洲其他地区、南亚、中亚、大洋洲。在10个“一带一路”参与区域中，与中国关税互惠后GDP增加幅度最大的是非洲其他地区（5.14%），GDP增加幅度最小的为大洋洲（0.34%）。10个区域按GDP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非洲其他地区、SSA、南亚、西亚、中东欧、东亚和拉丁美洲（均增加1.06%）、中亚、南欧、大洋洲;但从GDP增加的绝对规模上来看，西亚的GDP增加最多（12.97亿万美元），大洋洲的GDP增加最少（850万美元）。
4.关税互惠的福利效应
GTAP模型用收入等值（Equivalent Variation， EV）来反映社会整体福利。表5列示了在不同方案下中国和各区域的福利变化
本文的模拟只考虑了重要经济指标，没有描述价格，但GTAP中所有指标的变化都是由价格变化传导引起的。关税调整通过改变贸易品的价格影响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消费量和居民收入等经济变量，导致福利水平的变化。。在十个模拟方案中，除南亚外，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的福利均增加。对中国来说，福利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方案二（与西亚区域关税互惠，福利增加40.8亿美元），增加幅度最小的是方案五（与大洋洲区域关税互惠，福利增加6 840万美元）。相应受冲击区域按中国福利增加值从大到小的排序为：西亚、SSA、东亚、中东欧、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南亚、南欧、中亚、大洋洲。在10个“一带一路”参与区域中，与中国关税互惠后西亚和东亚两个区域的福利增加最明显（分别为11.97亿美元和11.91亿美元），中亚的福利增加最少（3 005万美元），而南亚的福利减少约1.43亿美元。10个区域按福利增加值从大到小的排序为：西亚、东亚、中东欧、南欧、SSA、非洲其他地区、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亚、南亚。从进出口贸易、贸易条件、福利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关系来看，由于南亚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高于出口依赖程度，在与中国降低关税壁垒后其贸易条件下降，进而导致福利降低
贸易条件的恶化不一定导致国民福利水平下降。因为出口相对价格的降低可以拉动出口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國民收入，进而改善福利。但相对价格的扭曲可能对生产厂商产生扭曲的激励，导致效率损失，从而降低国民福利。因此，贸易条件变化对福利的影响应该从多方面考量，如加工贸易的增长使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福利影响也是不利的。此外，贸易条件下降导致内需降低，也会降低国民福利。总之，在GTAP的模拟结果中，福利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此外，降低关税壁垒在使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福利增加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区域的福利增加。如方案七中西亚区域福利增加1 943万美元，方案六中西亚区域福利增加971万美元、中东欧区域福利增加609万美元。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数量的增多，辐射范围的扩大，中国与不同国家或区域的合作共建越来越具有多样性，不但在合作方式、共建领域等方面具有差异性，而且带来的实际效果和发展潜力也有显著不同。本文将137个样本“一带一路”参与国划分为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东欧、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非洲其他地区10个区域，采用GTAP 10.0版数据库（133个样本国）和GTAP模型模拟中国分别与10个区域关税互惠后，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在进出口贸易、贸易条件、经济增长以及整体福利等方面的变化，以探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畅通”经济效应的区域差异。
分析表明：关税互惠后，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和GDP均有明显增长，虽然有南亚、SSA、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西亚、中亚6个区域的贸易条件下降，但只有南亚区域的福利下降
一国的贸易条件主要取决于其进出口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下降并不一定代表经济下滑。其中中亚、西亚、拉丁美洲3个区域的贸易体条件下降幅度很小，而SSA和非洲其他地区2个区域贸易体条件的下降幅度虽然较大，但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和整体福利的降低。只有南亚区域的贸易条件和整体福利同时降低，其原因主要是南亚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高于出口依赖程度，关税互惠将导致其从中国进口的增加大于对中国出口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分析结果是基于现有数据进行模拟的结果，而现实经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采取相应措施能有效增加南亚区域对中国的出口，则其贸易条件会得到相应改善，关税互惠的福利效应也可能转正。。中国与各“一带一路”参与区域关税互惠均会对中国产生正向的经贸促进效应，除南亚区域的整体福利下降外各区域的进出口、GDP和福利也都会增加。总体上看，关税互惠有利于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的贸易和经济发展，“贸易畅通”将促进中国和“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和共享发展红利。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继续积极推进中国与各参与区域及参与国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以促进各区域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同时，分析也发现，关税互惠的经济效应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由于各区域在经济体量、发展水平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与不同区域关税互惠后，中国的获利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而各区域获利的差异更为显著（参见表6）。对中国来讲，与贸易往来规模较大的区域关税互惠可以得到更多收益;而对“一带一路”参与区域来讲，与中国关税互惠得到的绝对收益（GDP增加和福利增加）与其自身的经济体量及和中国的贸易规模有关，而相对收益（GDP增长）则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较低的区域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的趋势（参见表6）。因此，总体上看，随着“一带一路”参与区域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加和与中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贸易畅通”将给各方带来更多的收益，而且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将会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这将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有利于持续推动相关各方积极共建“一带一路”，进而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共造区域命运共同体。
若单从中国的经济利益考虑，与西亚、东亚、中东欧、SSA等区域的“贸易畅通”将给中国带来较多的收益。但是，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绝非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促进所有合作方的共同共享发展;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也绝非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具有多元化的目标体系和综合利益考量，除了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外，还涉及政治、安全、环境、减贫等各方面，需要综合权衡。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着眼于长远的共同利益，充分认识和挖掘不同区域的合作潜力和共建成效。在“一带一路”各区域，中国都应积极推进与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建，只是应根据各区域和各国家及地区的实际选择重点共建领域及适宜的合作路径，以更好地实现共同发展共享利益的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取得诸多积极进展，且仍有很大的合作潜力。但就目前130多个参与国的体量而言，在推进“贸易畅通”时，需要根据相关政策的经济社会效应来制定针对性的贸易政策，采取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因此，中国应加强对相关政策效应的科学评估，既要挖掘与各参与区域和国家的经贸合作潜力，积极采取适宜的措施推进各方合作;也要准确识别经贸合作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在贸易领域和贸易方式的选择上，需要充分了解合作方的诉求，根据其经济发展状况和对外贸易结构进行共赢谋划，基于区域和国别特征选择差异化的经贸合作策略。同时，在经贸合作中也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利益，要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考虑政治、安全、环境等因素，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除国家层面的双边经贸合作外，还应更加重视区域层面的多边经贸合作，基于各区域的经济社会特征和共同利益建立更加开放的多边融资和贸易合作机制，促进各区域的贸易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1] 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一带一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8（8）：5-16.
[2] 陈明宝，陈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构建[J].广东社会科学，2015（5）：5-15.
[3] 王亚军.“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潜在风险及其韧性治理策略[J].管理世界，2018（9）：58-66.
[4] 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J].中国工业经济，2016（1）：5-20.
[5] 刘卫东，Michael Dunford，高菠阳.“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J].地理科学进展，2017（11）：1321-1331.
[6] GAN J，MAO Y. China's new Silk Road：Where does it lead？[J]. Asian Perspective，2016，40（1）：105-130.
[7] 吴泽林.“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性逻辑——基于地缘经济学视角的阐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9）：128-153+160.
[8] 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等.“一带一路”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9] 邹嘉龄，刘春腊，尹国庆，唐志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J].地理科学进展，2015（5）：598-605.
[10]张亚斌.“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9）：165-176.
[11]邢丽菊.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困难与应对[J].国际问题研究，2016（6）：5-17+122-123.
[12]LIU A，LU C，WANG Z. The roles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Evidence from China's trade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8（10）：1-17.
[13]ZHANG J. Oil and ga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A panoramic perspective[J]. Energy Policy，2019，129（3）：1111-1120.
[14]朱磊，陳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内涵、目标与路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4）：79-100+158. [15]黄先海，陈航宇.“一带一路”的实施效应研究——基于GTAP的模拟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6（5）：39-49+2.
[16]胡再勇，付韶军，张璐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2）：24-44.
[17]张静中，王文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亚自贸区经济效应前瞻性研究——基于动态GTAP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6（8）：70-78+100+136.
[18]胡艺，杨晨迪，沈铭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南亚诸国贸易潜力分析[J].南亚研究，2017（4）：78-92+153-154.
[19]恩和，苏日古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经贸合作潜力——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23）：135-137.
[20]陶斌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9（4）：28-34.
[21]匡增杰，高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潜力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9（13）：122-124.
[22]FAN Z.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 preliminary quantitative assessment[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8，55（12）：84-92.
[23]于良，金凤君，王成金.国际贸易空间格局特征及其驱动因素[J].地理科学进展，2006（5）：112-119+134.
[24]刘文革，傅诗云，黄玉.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J].西部论坛，2019（1）：84-97.
[25]刘文革，黄玉.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流动：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20（3）：46-59.
[26]李兵，颜晓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新比较优势——公共安全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8（1）：183-197.
[27]赵蕾，王国梁，吴樱，韦素琼.“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19（5）：44-53.
Research on Regional Economic Effect of “Unimpeded Tr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GTAP Simulation
SHEN Wei-ping 1， ZHANG Ying 2
（1. Graduate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extensively and actively responded， and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have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China. A lot of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cover extensive regions and make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ve difference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express regional feature. This paper divides 137 sampl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nto 10 regions such as East Asia， West Asia， South Asia， Central Asia， Oceania， Latin Americ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uth Europe， South Sahara African region and other Africa regions， and uses GTAP 10.0 database and CGE model to simulate the trade and economic effect produced by tariff recipro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ach reg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iprocal tariff make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GDP obvious grow in China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gions， although the trade prerequisite of such six regions as South Asia， South Sahara Africa， other Africa regions， Latin America， West Asia and Central Asia declines， only the welfare of South Asia declines. The regional reciprocal tariff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gions with big scale trade can receive more benefit， the absolute benefit （GDP growth and welfare growth） of the reciprocal tariff between China and participating regions is correlated with their economic quantity and trade scale with China， however， the relative benefit （GDP growth） demonstrates the trend of bigger economic growth extent in the regions with l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per capita GDP）. “The unimpeded trade” really boosted the interactive benefit and double win in China and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kind of interactive benefit and double win tends to be strengthened but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 Therefore， China should use different strategies based on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regions and the countries whil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unimpeded trade”; reciprocal tarif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CLC number：F7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0）04-0110-15
（編辑：朱德东）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贸易畅通”;关税互惠;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0）04-0110-15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全球治理变局中提出的重要国际合作方案，其根本目的是寻找和平衡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在互助共进中拓展中国和合作伙伴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1]，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作用的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合作内容，以经济互通促进政治互信、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正式提出，启动伊始仅有数十个国家参与，随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与支持，截至2019年7月，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已达137个
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国家概况”栏目（https：//www.yidaiyilu.gov.cn/），具体国家名单详见后文表2。（见表1）。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深耕细作、稳定推进的新阶段，沿线受惠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就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合作成效。
“一带一路”作为区域国际公共产品，对中国和各参与国都具有改革与发展的双重激励作用[2-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大量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究议题涉及广泛，包括“一带一路”的理论构建、地缘政治分析、设施互联互通、贸易关系、投资合作、人文交流以及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4-14]。在实证分析中，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评估和模拟是研究的重点内容，而且大多数量化研究都表明“五通”对中国和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15-16]，但关于区域和国别差异的对比研究相对缺乏。其中，由于贸易数据具有较高的可获得性，关于“贸易畅通”的经济效应研究最为丰富，但大多也是针对“一带一路”整体或某个区域（如西亚、南亚、东北亚、东盟、中东欧等）[17-21]，而对各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不足。
贸易合作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贸易畅通”有利于充分释放国家间的贸易潜力，共享发展红利。“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贸易畅通”的方式主要有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促进贸易便利化、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以贸易促进产业互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旨在共同探索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其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是提升贸易自由化水平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实证研究均表明“一带一路”建设的确具有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作用[22]，并且中国与各“一带一路”参与国和地区仍有很大的贸易合作潜力。但是也应看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基本情况也差异极大，贸易合作的具体样态及其经济效应也必然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针对各参与国和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策略。
同时，影响国际贸易空间结构的因素众多，地理、政治、经济、安全、历史、文化等因素交错在一起。一方面，地理区位临近的国家通常在全球产业链中分工的关联度较强，贸易联系较紧密，较容易形成区域经济集团，在集团内实行自由贸易， 对外则具有一定排他性[23]。另一方面，地緣政治不仅影响国内经济，也对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贸易格局产生影响[24-25]。“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美、大洋等多个大洲，在地理上自然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在同一区域的参与国可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而不同的区域间则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因此，有必要从区域的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绩效差异及策略选择。已有文献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效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一批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的成果，但对其中的区域差异研究不足。即使是在研究最多的贸易合作领域，也缺乏从区域层面对“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畅通”经济效应的深入比较。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地理和地缘政治因素将截至2019年7月的137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划分为10个区域，采用最新的GTAP 10.0版数据，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模拟中国与不同区域关税互惠产生的贸易经济效应，进而为“一带一路”倡议下进一步推进各区域的合作共建提供策略启示和政策参考。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区域之间的贸易概况
表1展示了“一带一路”参与国的扩充历程。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具有较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时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如图1所示，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统计资料：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进口和出口额占中国进口和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42%和34%;从贸易发展来看，2006—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大幅增长，由5 720亿美元增长到15 540亿美元，增长接近2倍 这里的“一带一路”参与国指截止到2019年7月的137个国家（详见表2）;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国家和地区间进出口数据起始年份为2006年，最新数据为2017年的数据。。
本文所研究的样本为137个“一带一路”参与国，不但数量大，而且地域分布广，有必要从区域层面研究中国与之贸易合作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参照“联合国地理区划列表”（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根据各国的地理区位分布和地缘政治因素，并综合考虑贸易联系程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26]，将137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划分为10个区域（见表2）。
根据上述区域划分，中国与不同区域的“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贸易往来呈现差异化特征。从贸易规模看，与中国贸易额最大的三个“一带一路”参与国为韩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均属于东亚区域。2006—2017年，中国与东亚区域“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贸易总额始终位居前列，2017年达到8 023亿美元（如图2所示），占中国同所有“一带一路”参与国贸易总额的49.4%。紧随其后是西亚区域，2017年中国同西亚区域“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贸易总额为2 395亿美元，占比约为14.8%，其中贸易总额最大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501亿美元）。其他8个区域与中国贸易额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东欧、SSA、拉丁美洲、南欧、南亚、中亚、非洲其他地区和大洋洲。其中，中东欧区域中贸易额贡献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SSA区域中贸易额贡献最大的国家是南非，2017年中国同其贸易总额分别为530亿美元和392亿美元。
从中国的进出口区域结构看（见图3）：中国出口最多的是东亚区域，2017年出口额为3 836亿美元，占中国对所有“一带一路”参与国出口总额的45.5%;随后依次是西亚、中东欧、SSA、南欧、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其他地区、中亚和大洋洲，占比分别为14.19%、10.83%、8.08%、5.91%、5.03%、4.6%、2.59%、2.53%和0.76%。进口结构则略有差异：中国进口较多的区域依然为东亚、西亚、SSA、中东欧，占比分别为53.72%、15.38%、8.65%、8.33%;但由于拉美在农业经济上的优势，其进口规模超越南欧排在第5位，占比为6.13%，南欧则仅为3.54%;其后的四个区域依次为中亚、大洋洲、非洲其他地区和南亚，进口占比分别为1.87%、1.48%、0.51%、0.38%。总体上看，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贸易中，与出口贸易相比，进口贸易的区域集中度更高。
三、模拟思路与方案设计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以投入产出表和国民核算帐户为基础，利用内外生变量形成的经济闭合（Closure）拟合经济系统运行情景，进而对政策效应进行模拟分析，是目前政策影响评估领域国际通用的一种分析工具。CGE模型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刻画现实世界中复杂的经济关系，并能考察政策变量冲击导致的均衡状态变化，可以通过模型模拟得到政策效应的定量评估结果，进而为政策优化提供参考
当然，本文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缺陷，如以总量贸易统计口径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双边的经贸关系和依赖程度。因此，构建基于全球价值链（GVC）的GTAP模型或采用动态GTAP模型进行模拟是未来改进的方向。但GTAP作为国际通用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模拟工具，能较为准确地揭示政策影响的方向性，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模型选择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进行模拟分析。GTAP 由美国普渡大学主持开发，其核心是一个静态的、包含多区域的CGE分析工具，常用于对多区域贸易问题的定量分析。GTAP 建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能够灵活分析关税削减、地区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贸易和补贴政策调整等带来的国际贸易价格和数量的变化以及相关国家福利的变化等，为贸易政策和贸易制度效应分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工具。GTAP主要基于贸易往来数据和函数关系建立国家（地区）间的联系，并遵循阿明顿（Armington）假定（本國产品和进口产品不完全替代，通过设定不变替代弹性来刻画）。
在贸易和全球运输模块中，GTAP包括“全球银行”和“全球运输部门”两个国际部门：各国的储蓄汇总到“全球银行”，并根据资本回报率在各国之间进行分配;“全球运输部门”主要负责地区之间产品的运输，平衡到岸价（CIF）和离岸价（FOB）之间的差异，并通过双边贸易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现实中不同国家间进出口贸易面临的关税、补贴以及运费等，都能在GTAP中通过价格链接方程得以体现：
PEFOBi，r，z=PEi，r，s（1+τei，r，z） （1）
PMCIFi，r，z=PEFOBi，r，z+tmgi，r，zPWMGi，r，z（2）
PMi，r，z=PMCIFi，r，z（1+τmi，r，z）（3）
其中，PEFOBi，r，z表示出口港口价，PMCIFi，r，z表示进口港口价，PEi，r，z表示出口商品国内价格，PMi，r，z表示进口商品国内价格，τei，r，z和τmi，r，z分别表示出口和进口关税（或补贴）。（1）式为出口贸易中出口离岸价格决定函数，（3）式为进口贸易中国内市场进口商品价格决定函数。（2）式中的tmgi，r，zPWMGi，r，z为商品i在r与z两个交易节点之间的国际贸易和运输成本，即进出口商品离岸价与到岸价格之间的差额。可见，关税政策等变量可通过影响双边贸易进出口价格进而影响经济体系的其他变量。 此外，GTAP中贸易政策的调整也会导致贸易国福利的变化，可用分配效率的变化来表示：
EVz（τmi，r，z）=θz（τmi，r，zPMCIFi，r，zdQIMi，r，z） （4）
其中，τmi，r，ZPMCIFi，r，z表示从价关税水平为τmi，r，z时商品i从z进口到r的单位关税收益，dQIMi，r，z表示进口总量变化水平，θz为与出口国相关的标量系数。
2.数据来源与处理
GTAP数据库包含完整的双边贸易、交通以及贸易壁垒数据。该数据库的核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解释国家经济行为的投入产出表，二是联合国发布的双边贸易以及关税信息等详细数据库。目前，GTAP数据库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世界经济分析和国别分析数据基础。本文使用的数据库为2019年7月31日正式发布的GTAP第10版数据库，数据基期更新至2014年。GTAP 10.0在GTAP 9.0基础上对50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更新，包括2004、2007、2011和2014年基准年份数据，覆盖121个国家以及20个区域集合（共计141个国家和地区），行业数据由57个部门增加到65个部门。可见，更新后的数据库不但数据量有较大增长，数据结构也更符合实际，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所用GTAP 10.0数据库是最新的GTAP数据，但和实际情况还是会存在一定偏差。为了增强分析的准确性，笔者运用基期为2011年的GTAP 9.0数据库做了相同的模拟，结果与本文结果基本一致，只有微小的数值不同。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呈现采用GTAP 10.0数据库的模拟过程和结果。。
（2）中东欧区域的摩尔多瓦和南欧区域的黑山共和国、波黑、北马其顿这些经济体量小的国家在数据库中没有对应选项，也不能用数据库中的“其他欧洲”来替代，将其舍去，因而模拟分析的“一带一路”参与国样本为133个。由于舍去国的经济体量较小，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大的影响。
根据本文模拟需要，在数据库中识别出“一带一路”参与国并按照表2进行区域划分，同时，将中国和美国分别单独成组，剩余其他国家和地区归为一组，从而汇总为13个区域（见表3）。此外，在部门划分中，将65个产业部门合并为10个部门，分别为谷物和作物、畜牧和肉制品、矿产开采、加工食品行业、轻纺织业、轻工业、重工业、公共事业和建筑业、交通和通信、其他服务业。
3.模拟方案
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降低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在现实中，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就是关税减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参与国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加速形成。目前，中国已和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签署了自贸协定，正在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以及与以色列、斯里兰卡等国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市场，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搭建更多贸易合作平台，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共享发展机遇。但是“一带一路”参与国数量已超百个，中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规模和结构也有极为明显的差异。因而在实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畅通”时，需要根据贸易自由化给中国及贸易伙伴带来的具体影响来制定针对性的贸易政策以提升合作绩效。基于此，本文模拟中国与“一带一路”10个区域分别降低关税壁垒对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影响，并对比在相同关税调整冲击下中国和各区域贸易经济的变化情况。因此，根据區域划分结果，采用10个模拟方案，各方案分别假设中国与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东欧、南欧、SSA、非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进口关税税率降低25%，当一个区域与中国关税互惠时，其他区域与中国的关税税率保持不变。
四、模拟结果及分析
1.关税互惠的进出口贸易效应
图4展示了在不同模拟方案下，中国和各区域出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即与中国关税互惠的区域）的出口规模都会因关税的降低而显著提高。对中国来说，出口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方案一（与东亚区域关税互惠，出口增加23.29%，增加额为58.84亿美元），增加幅度最小的是方案五（与大洋洲区域关税互惠，出口仅增加0.46%，增加额为1.17亿美元）。相应受冲击区域按中国出口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东亚、西亚、中东欧、南欧、SSA、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其他地区、中亚、大洋洲。在10个“一带一路”参与区域中，与中国关税互惠后出口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南亚（增加179.46%，增加额为15.47亿美元），出口增加幅度最小的是大洋洲（8.63%）。这是因为南亚区域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非常强，南亚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27];同时，南亚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高于中国出口对南亚的依赖程度，所以其总出口对向中国出口的变化十分敏感。10个区域按出口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南亚、SSA、非洲其他地区、中亚、拉丁美洲、东亚、西亚、中东欧、南欧、大洋洲。此外，降低关税在使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出口增加的同时，也可能会促进其他区域的出口增长，如在除方案三外的其他九个方案冲击下大洋洲区域的出口都有小幅度增加。
图5显示了在不同方案下中国和各区域进口规模的变化。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的进口规模也会明显增加。对中国来说，进口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方案一（与东亚区域关税互惠，进口增加37.15%，增加额为92.54亿美元），增加幅度最小的为方案五（与大洋洲区域关税互惠，进口增加1.05%，增加额为2.18亿美元）。相应受冲击区域按中国进口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东亚、西亚、SSA、中东欧、南欧、拉丁美洲、非洲其他地区、南亚、中亚、大洋洲。在10个“一带一路”参与区域中，与中国关税互惠后进口增加幅度最大的为南亚（增加102.89%），进口增加幅度最小的为南欧（增加17.32%）。10个区域按进口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南亚、SSA、中亚、东亚、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西亚、大洋洲、中东欧、南欧。 2.关税互惠的贸易条件效应
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TOT）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每出口一单位商品可以交换多少单位外国进口商品的比例，通常用该时期内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来表示。表4显示了在不同方案下中国和各区域贸易条件的变化。十个模拟方案中，中国的贸易条件均得到改善，而相应受冲击区域贸易条件的变化方向存在差异。对于中国来说，贸易条件改善幅度最大的是方案二（与西亚区域关税互惠，贸易条件改善11.34%），改善幅度最小的是方案五（与大洋洲区域关税互惠，贸易条件改善0.14%）。相应受冲击区域按中国贸易条件改善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西亚、SSA、中东欧、东亚、非洲其他地区、南亚、拉丁美洲、南欧、中亚、大洋洲。在10个“一带一路”参与区域中，与中国关税互惠后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的有大洋洲、东亚、南欧、中东欧，其中大洋洲区域的贸易条件改善幅度最大（5.84%）;而南亚、SSA、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西亚、中亚的贸易条件下降，其中南亚区域的贸易条件下降最为明显（-26.12%）。这是由于南亚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很高，在与中国关税互惠后，从中国的进口增加高于对中国的出口增加。
3.关税互惠的经济增长效应
图6展示了在不同方案下中国和各区域的GDP变化。十个模拟方案中，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的GDP均增加。对中国来说，GDP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方案二（与西亚区域关税互惠，GDP增加1.54%，增加值为15.94亿美元），增加幅度最小的是方案五（与大洋洲区域关税互惠，GDP增加0.04%，增加值为3 800万美元）。相应受冲击区域按中国GDP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西亚、东亚、SSA、中东欧、南欧、拉丁美洲、非洲其他地区、南亚、中亚、大洋洲。在10个“一带一路”参与区域中，与中国关税互惠后GDP增加幅度最大的是非洲其他地区（5.14%），GDP增加幅度最小的为大洋洲（0.34%）。10个区域按GDP增加幅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非洲其他地区、SSA、南亚、西亚、中东欧、东亚和拉丁美洲（均增加1.06%）、中亚、南欧、大洋洲;但从GDP增加的绝对规模上来看，西亚的GDP增加最多（12.97亿万美元），大洋洲的GDP增加最少（850万美元）。
4.关税互惠的福利效应
GTAP模型用收入等值（Equivalent Variation， EV）来反映社会整体福利。表5列示了在不同方案下中国和各区域的福利变化
本文的模拟只考虑了重要经济指标，没有描述价格，但GTAP中所有指标的变化都是由价格变化传导引起的。关税调整通过改变贸易品的价格影响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消费量和居民收入等经济变量，导致福利水平的变化。。在十个模拟方案中，除南亚外，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的福利均增加。对中国来说，福利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方案二（与西亚区域关税互惠，福利增加40.8亿美元），增加幅度最小的是方案五（与大洋洲区域关税互惠，福利增加6 840万美元）。相应受冲击区域按中国福利增加值从大到小的排序为：西亚、SSA、东亚、中东欧、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南亚、南欧、中亚、大洋洲。在10个“一带一路”参与区域中，与中国关税互惠后西亚和东亚两个区域的福利增加最明显（分别为11.97亿美元和11.91亿美元），中亚的福利增加最少（3 005万美元），而南亚的福利减少约1.43亿美元。10个区域按福利增加值从大到小的排序为：西亚、东亚、中东欧、南欧、SSA、非洲其他地区、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亚、南亚。从进出口贸易、贸易条件、福利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关系来看，由于南亚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高于出口依赖程度，在与中国降低关税壁垒后其贸易条件下降，进而导致福利降低
贸易条件的恶化不一定导致国民福利水平下降。因为出口相对价格的降低可以拉动出口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國民收入，进而改善福利。但相对价格的扭曲可能对生产厂商产生扭曲的激励，导致效率损失，从而降低国民福利。因此，贸易条件变化对福利的影响应该从多方面考量，如加工贸易的增长使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福利影响也是不利的。此外，贸易条件下降导致内需降低，也会降低国民福利。总之，在GTAP的模拟结果中，福利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此外，降低关税壁垒在使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福利增加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区域的福利增加。如方案七中西亚区域福利增加1 943万美元，方案六中西亚区域福利增加971万美元、中东欧区域福利增加609万美元。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数量的增多，辐射范围的扩大，中国与不同国家或区域的合作共建越来越具有多样性，不但在合作方式、共建领域等方面具有差异性，而且带来的实际效果和发展潜力也有显著不同。本文将137个样本“一带一路”参与国划分为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东欧、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非洲其他地区10个区域，采用GTAP 10.0版数据库（133个样本国）和GTAP模型模拟中国分别与10个区域关税互惠后，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在进出口贸易、贸易条件、经济增长以及整体福利等方面的变化，以探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畅通”经济效应的区域差异。
分析表明：关税互惠后，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和GDP均有明显增长，虽然有南亚、SSA、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西亚、中亚6个区域的贸易条件下降，但只有南亚区域的福利下降
一国的贸易条件主要取决于其进出口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下降并不一定代表经济下滑。其中中亚、西亚、拉丁美洲3个区域的贸易体条件下降幅度很小，而SSA和非洲其他地区2个区域贸易体条件的下降幅度虽然较大，但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和整体福利的降低。只有南亚区域的贸易条件和整体福利同时降低，其原因主要是南亚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高于出口依赖程度，关税互惠将导致其从中国进口的增加大于对中国出口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分析结果是基于现有数据进行模拟的结果，而现实经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采取相应措施能有效增加南亚区域对中国的出口，则其贸易条件会得到相应改善，关税互惠的福利效应也可能转正。。中国与各“一带一路”参与区域关税互惠均会对中国产生正向的经贸促进效应，除南亚区域的整体福利下降外各区域的进出口、GDP和福利也都会增加。总体上看，关税互惠有利于中国和相应受冲击区域的贸易和经济发展，“贸易畅通”将促进中国和“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和共享发展红利。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继续积极推进中国与各参与区域及参与国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以促进各区域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同时，分析也发现，关税互惠的经济效应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由于各区域在经济体量、发展水平以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与不同区域关税互惠后，中国的获利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而各区域获利的差异更为显著（参见表6）。对中国来讲，与贸易往来规模较大的区域关税互惠可以得到更多收益;而对“一带一路”参与区域来讲，与中国关税互惠得到的绝对收益（GDP增加和福利增加）与其自身的经济体量及和中国的贸易规模有关，而相对收益（GDP增长）则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较低的区域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的趋势（参见表6）。因此，总体上看，随着“一带一路”参与区域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加和与中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贸易畅通”将给各方带来更多的收益，而且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将会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这将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有利于持续推动相关各方积极共建“一带一路”，进而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共造区域命运共同体。
若单从中国的经济利益考虑，与西亚、东亚、中东欧、SSA等区域的“贸易畅通”将给中国带来较多的收益。但是，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绝非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促进所有合作方的共同共享发展;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也绝非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具有多元化的目标体系和综合利益考量，除了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外，还涉及政治、安全、环境、减贫等各方面，需要综合权衡。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着眼于长远的共同利益，充分认识和挖掘不同区域的合作潜力和共建成效。在“一带一路”各区域，中国都应积极推进与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建，只是应根据各区域和各国家及地区的实际选择重点共建领域及适宜的合作路径，以更好地实现共同发展共享利益的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取得诸多积极进展，且仍有很大的合作潜力。但就目前130多个参与国的体量而言，在推进“贸易畅通”时，需要根据相关政策的经济社会效应来制定针对性的贸易政策，采取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因此，中国应加强对相关政策效应的科学评估，既要挖掘与各参与区域和国家的经贸合作潜力，积极采取适宜的措施推进各方合作;也要准确识别经贸合作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在贸易领域和贸易方式的选择上，需要充分了解合作方的诉求，根据其经济发展状况和对外贸易结构进行共赢谋划，基于区域和国别特征选择差异化的经贸合作策略。同时，在经贸合作中也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利益，要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考虑政治、安全、环境等因素，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除国家层面的双边经贸合作外，还应更加重视区域层面的多边经贸合作，基于各区域的经济社会特征和共同利益建立更加开放的多边融资和贸易合作机制，促进各区域的贸易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1] 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一带一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8（8）：5-16.
[2] 陈明宝，陈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构建[J].广东社会科学，2015（5）：5-15.
[3] 王亚军.“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潜在风险及其韧性治理策略[J].管理世界，2018（9）：58-66.
[4] 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J].中国工业经济，2016（1）：5-20.
[5] 刘卫东，Michael Dunford，高菠阳.“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J].地理科学进展，2017（11）：1321-1331.
[6] GAN J，MAO Y. China's new Silk Road：Where does it lead？[J]. Asian Perspective，2016，40（1）：105-130.
[7] 吴泽林.“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性逻辑——基于地缘经济学视角的阐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9）：128-153+160.
[8] 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等.“一带一路”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9] 邹嘉龄，刘春腊，尹国庆，唐志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J].地理科学进展，2015（5）：598-605.
[10]张亚斌.“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9）：165-176.
[11]邢丽菊.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困难与应对[J].国际问题研究，2016（6）：5-17+122-123.
[12]LIU A，LU C，WANG Z. The roles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Evidence from China's trade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8（10）：1-17.
[13]ZHANG J. Oil and ga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A panoramic perspective[J]. Energy Policy，2019，129（3）：1111-1120.
[14]朱磊，陳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内涵、目标与路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4）：79-100+158. [15]黄先海，陈航宇.“一带一路”的实施效应研究——基于GTAP的模拟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6（5）：39-49+2.
[16]胡再勇，付韶军，张璐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2）：24-44.
[17]张静中，王文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亚自贸区经济效应前瞻性研究——基于动态GTAP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6（8）：70-78+100+136.
[18]胡艺，杨晨迪，沈铭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南亚诸国贸易潜力分析[J].南亚研究，2017（4）：78-92+153-154.
[19]恩和，苏日古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经贸合作潜力——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23）：135-137.
[20]陶斌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9（4）：28-34.
[21]匡增杰，高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潜力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9（13）：122-124.
[22]FAN Z.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 preliminary quantitative assessment[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8，55（12）：84-92.
[23]于良，金凤君，王成金.国际贸易空间格局特征及其驱动因素[J].地理科学进展，2006（5）：112-119+134.
[24]刘文革，傅诗云，黄玉.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J].西部论坛，2019（1）：84-97.
[25]刘文革，黄玉.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流动：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20（3）：46-59.
[26]李兵，颜晓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新比较优势——公共安全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8（1）：183-197.
[27]赵蕾，王国梁，吴樱，韦素琼.“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19（5）：44-53.
Research on Regional Economic Effect of “Unimpeded Tr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GTAP Simulation
SHEN Wei-ping 1， ZHANG Ying 2
（1. Graduate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extensively and actively responded， and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have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China. A lot of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cover extensive regions and make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ve difference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express regional feature. This paper divides 137 sampl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nto 10 regions such as East Asia， West Asia， South Asia， Central Asia， Oceania， Latin Americ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uth Europe， South Sahara African region and other Africa regions， and uses GTAP 10.0 database and CGE model to simulate the trade and economic effect produced by tariff recipro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ach reg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iprocal tariff make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GDP obvious grow in China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gions， although the trade prerequisite of such six regions as South Asia， South Sahara Africa， other Africa regions， Latin America， West Asia and Central Asia declines， only the welfare of South Asia declines. The regional reciprocal tariff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gions with big scale trade can receive more benefit， the absolute benefit （GDP growth and welfare growth） of the reciprocal tariff between China and participating regions is correlated with their economic quantity and trade scale with China， however， the relative benefit （GDP growth） demonstrates the trend of bigger economic growth extent in the regions with l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per capita GDP）. “The unimpeded trade” really boosted the interactive benefit and double win in China and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kind of interactive benefit and double win tends to be strengthened but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 Therefore， China should use different strategies based on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regions and the countries whil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unimpeded trade”; reciprocal tarif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CLC number：F7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0）04-0110-15
（編辑：朱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