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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一位老人缓步走上主席台，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鲜红的获奖证书，全场掌声如雷鸣般响起，但他依然笑得那么平静而坦然。
“中国高温合金之父”，这是国外同行送给他的称号，因为他，这一涉及航空航天军事领域的核心材料在我国从无到有，并摆脱国外掣肘；也是他，开创了我国金属腐蚀与防护领域，倡导材料科学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相结合。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祖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他常常这样说。
他，就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
郑重承诺的背后，是改变我国空军实力和国际形象的巨大压力和没日没夜争分夺秒的实验突破。
时至今日，师昌绪仍然无法忘记47年前发生的那一幕。
196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辽宁沈阳，中科院金属所。师昌绪一家人刚刚吃过晚饭，正在轻松地聊着天。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空心叶片，你能不能做？我已经拿脑袋担保了。”门一打开，航空部六院的副总工程师荣科就急匆匆地冲进来说。
师昌绪有点发蒙，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老朋友荣科说的一定是飞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涡轮叶片。
47年后，讲起这段故事，他的表情很平静，讲述也很缓慢，但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当年的那种惊心动魄。
当时，我国军用飞机制造用的是前苏联1959年提供的米格21图纸，由于技术和材料的差异，我们的飞机有如“照猫画虎”，速度和承载能力远比不上前苏联的样机，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空军实力和国际形象。
改变，迫在眉睫！
困难无疑是巨大并难以想象的。当时除了美国，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能力做出空心叶片，中国大多数科研人员更是见都没见过。但见过美国样品的荣科认准了这条路，他的脑子里也早已有了承担这一重任的人选——师昌绪。
“我们都是学材料的，他了解我们的工作，认为我能做。”冬日的暖阳映射到身上，格外地温暖。师昌绪不经意地望了望窗外，思绪又飘向远方，“荣科拿着根据回忆画出的草图问我，‘美国有了，你敢接吗？’”
“美国人能拿出来，我们就能拿出来。”没有过多的迟疑和考虑，师昌绪当即做出了郑重的承诺。
“当时您心里很有底吗？”面对提问，师昌绪坦然地笑了，“没底。一点底都没有。”
就在这种无法形容的巨大压力下，师昌绪立即开始组织上百人的研究团队展开了试验。没日没夜、争分夺秒，一次次的试验，不时地陷入僵局，各种可能的办法和材料每时每刻都在师昌绪的脑海里“交战”。
苦心人，天不负。师昌绪带领课题组很快做出了第一片铸造涡轮空心叶片，并通过了试车。至此，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研制出涡轮空心叶片的国家。
在师昌绪的心中，个人荣辱系于国之盛衰，在美国时他就说“回去吃窝头我都愿意”。
“尽管时代背景变了，但爱国主义的内涵永远不会改变，个人荣辱系于国之盛衰。”这是师昌绪常说的话。
随着他的讲述，一幅跌宕起伏、精彩斑斓的人生画卷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一位老人心系材料、情牵祖国的赤子情怀次第彰显。
1948年8月，师昌绪来到美国学习。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师昌绪就曾参与美国空军课题“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出色的成果。
但就在师昌绪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时，1951年，美国政府下令，所有来自“红色中国”的理工科留学生一律不准回国，还没收了他们的护照。
师昌绪到处收集关于新中国的消息，并找同学商量回国的事。波士顿玛布瑞街457号——师昌绪的住处成为中国留学生的联络“聚点”。
他还把大家写的信印出来到处散发，“一封写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封写给联合国。以此控诉美国无理禁止我们回国的行为。”
50多年后，师昌绪谈起那段斗争仍然十分感慨，他甚至形容当时争取回国“犹如一场战争”。
他的导师柯恩也曾热情挽留，师昌绪如此回答：“我的祖国需要我！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回去！”
没有经历过劫难的磨砺，不会懂得对于强国的期盼；没有他乡思归的漂泊，不会理解返回祖国的渴望。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救国强国，这个愿望在师昌绪的心里已经埋藏了太久太久。
师昌绪于1920年出生于河北徐水一个“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大家庭。但他平静的生活随着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而改变，17岁的师昌绪和全家一起逃离了家乡。
逃难的路上天天都要面对生死离别的场面。师昌绪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同行的人时常唱起《松花江上》，心中不免痛楚。
“当时就觉得中国被日本人欺负得不得了。”师昌绪说，终于等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们又怎能不急迫地返回自己的祖国。
1955年6月，35岁的师昌绪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当被问及“您回国之后，发现当时的条件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会不会有些失落？”时，师昌绪如是说：“在美国时我就说，回去吃窝头我都愿意。”
这是师昌绪自述中的一句话。所以，他自己定的学习工作准则是：勤奋刻苦、亲历亲为。
直到今天，师昌绪依然保持着亲历亲为的习惯，各种科技报告从不让别人起草，他自己亲自查阅资料，一笔一画地写在纸上，再请秘书打出来或做成PPT。
在《人生道路八十载》的一篇自述中，师昌绪谈到他幼年时“智慧平平，绝非一个聪明人”。他还说：“我有一个不太高的资质，但知道刻苦努力，善于利用时间，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由于长期处于十分艰苦的环境，养成坚韧不拔的性格。”
1960年冬，师昌绪率队与抚顺钢厂共同攻关技术难题。当时，他的妻子正值怀孕需要照顾，他每天早晚乘铁闷罐车往返于沈阳和抚顺之间，每天到家都是夜里10点多钟。即使是零下20多摄氏度的气温，师昌绪每天早晨仍然会准时出现在抚顺钢厂的高温合金车间里。
1975年，国家将生产空心涡轮叶片的任务从沈阳转到贵州170厂，师昌绪和工作组一起住在简陋的工棚里。一位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回忆说，那里条件十分艰苦，饭菜如果不用力去嚼，根本无法下咽。可是师先生却毫无怨言，非常乐观。而且，从原料的准备到验收标准的制定，师昌绪都亲历亲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从工艺开发到实际应用，一种新合金要经历少则七八年、多则十几年的试验周期，师先生都能锲而不舍地坚持到底。”
在祝贺师昌绪八十华诞时，曾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朱光亚如是评价：学习师老从事科研工作坚韧不拔、“一竿子到底”的精神，加速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进程。
爱人郭蕴宜牢骚的背后，是师昌绪“只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利便努力为之”的韧劲儿。
2011年1月7日，国家自然基金委的会议室里坐着几位师昌绪的同事和学生，听着大家介绍他的成就，老先生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抿着嘴，双手转动着桌上的纸杯和杯垫。可爱的表情和动作让他看上去像个“老小孩”。
“师先生是个特别热心的人，不管和他有没有关系，只要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管。”老同事李克键提了个新话题。可和师昌绪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老伴儿郭蕴宜对这点却“很不满意”：“什么都好，就是爱管事儿，到现在都停不下来。”听到这里，师昌绪放下手里的纸杯，憨憨地笑着。
2000年初的一天，李克键接到师昌绪的电话后来到办公室。师昌绪希望他找几个熟悉情况的人，认真研究一下过去碳纤维搞不上去的原因和今后应该怎样去做。师昌绪说他已近80岁了，80岁以后要少管点事，但“想抓一抓碳纤维”。
李克键吃了一惊，此时正是我国碳纤维研发处于最困难的低谷时期，许多研发单位基本退出了这一领域，师先生这么大年龄，怎么琢磨起这个和他没什么关系的研究！
原来，在参加的各种会议上，师昌绪经常听到国防迫切需要碳纤维的状况，多方了解情况后他下了决心。“我们是做材料的，碳纤维做不上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随后他开始召集会议，争取各方支持，为研究单位申请经费、到生产厂家现场调研。
如今，经过科技人员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碳纤维技术已取得重大进展，虽然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攻克，但已不再受制于人。
1984年以后，师昌绪从沈阳调到北京任中科院科学技术部主任，之后担任自然基金委副主任，开始了他20多年的科研管理工作。他高瞻远瞩，为材料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战略性的建议。在镁资源的开发利用、碳纤维和纳米技术的发展方面都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
“乐天派”的师昌绪自认为是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只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利，便努力为之。回忆起往事，已过耄耋之年的师昌绪指着自己谢了顶的脑袋，笑着说：“我这些头发啊，一半是在筹建腐蚀所时掉的，另一半是来北京以后掉的。”
针对发展工程科学技术的必要性，他分别于1982年、1992年两次与张光斗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并参与筹备建设；2000年前后，看到纳米科技作为新兴前沿学科领域将对经济社会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师昌绪又向国家建议组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国家纳米工程中心；生物材料成为全球研究热点，师昌绪便联合我国多个学会成立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并成功争取到第九届世界生物材料大会2012年在中国召开。
“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育英才。”这是师昌绪与老伴儿郭蕴宜合写的《寻梦》长诗中的最后两句。师昌绪坦言：“我希望今生能为祖国科技事业做更多的贡献！”
“中国高温合金之父”，这是国外同行送给他的称号，因为他，这一涉及航空航天军事领域的核心材料在我国从无到有，并摆脱国外掣肘；也是他，开创了我国金属腐蚀与防护领域，倡导材料科学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相结合。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祖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他常常这样说。
他，就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
郑重承诺的背后，是改变我国空军实力和国际形象的巨大压力和没日没夜争分夺秒的实验突破。
时至今日，师昌绪仍然无法忘记47年前发生的那一幕。
196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辽宁沈阳，中科院金属所。师昌绪一家人刚刚吃过晚饭，正在轻松地聊着天。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空心叶片，你能不能做？我已经拿脑袋担保了。”门一打开，航空部六院的副总工程师荣科就急匆匆地冲进来说。
师昌绪有点发蒙，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老朋友荣科说的一定是飞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涡轮叶片。
47年后，讲起这段故事，他的表情很平静，讲述也很缓慢，但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当年的那种惊心动魄。
当时，我国军用飞机制造用的是前苏联1959年提供的米格21图纸，由于技术和材料的差异，我们的飞机有如“照猫画虎”，速度和承载能力远比不上前苏联的样机，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空军实力和国际形象。
改变，迫在眉睫！
困难无疑是巨大并难以想象的。当时除了美国，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能力做出空心叶片，中国大多数科研人员更是见都没见过。但见过美国样品的荣科认准了这条路，他的脑子里也早已有了承担这一重任的人选——师昌绪。
“我们都是学材料的，他了解我们的工作，认为我能做。”冬日的暖阳映射到身上，格外地温暖。师昌绪不经意地望了望窗外，思绪又飘向远方，“荣科拿着根据回忆画出的草图问我，‘美国有了，你敢接吗？’”
“美国人能拿出来，我们就能拿出来。”没有过多的迟疑和考虑，师昌绪当即做出了郑重的承诺。
“当时您心里很有底吗？”面对提问，师昌绪坦然地笑了，“没底。一点底都没有。”
就在这种无法形容的巨大压力下，师昌绪立即开始组织上百人的研究团队展开了试验。没日没夜、争分夺秒，一次次的试验，不时地陷入僵局，各种可能的办法和材料每时每刻都在师昌绪的脑海里“交战”。
苦心人，天不负。师昌绪带领课题组很快做出了第一片铸造涡轮空心叶片，并通过了试车。至此，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研制出涡轮空心叶片的国家。
在师昌绪的心中，个人荣辱系于国之盛衰，在美国时他就说“回去吃窝头我都愿意”。
“尽管时代背景变了，但爱国主义的内涵永远不会改变，个人荣辱系于国之盛衰。”这是师昌绪常说的话。
随着他的讲述，一幅跌宕起伏、精彩斑斓的人生画卷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一位老人心系材料、情牵祖国的赤子情怀次第彰显。
1948年8月，师昌绪来到美国学习。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师昌绪就曾参与美国空军课题“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出色的成果。
但就在师昌绪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时，1951年，美国政府下令，所有来自“红色中国”的理工科留学生一律不准回国，还没收了他们的护照。
师昌绪到处收集关于新中国的消息，并找同学商量回国的事。波士顿玛布瑞街457号——师昌绪的住处成为中国留学生的联络“聚点”。
他还把大家写的信印出来到处散发，“一封写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封写给联合国。以此控诉美国无理禁止我们回国的行为。”
50多年后，师昌绪谈起那段斗争仍然十分感慨，他甚至形容当时争取回国“犹如一场战争”。
他的导师柯恩也曾热情挽留，师昌绪如此回答：“我的祖国需要我！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回去！”
没有经历过劫难的磨砺，不会懂得对于强国的期盼；没有他乡思归的漂泊，不会理解返回祖国的渴望。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救国强国，这个愿望在师昌绪的心里已经埋藏了太久太久。
师昌绪于1920年出生于河北徐水一个“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大家庭。但他平静的生活随着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而改变，17岁的师昌绪和全家一起逃离了家乡。
逃难的路上天天都要面对生死离别的场面。师昌绪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同行的人时常唱起《松花江上》，心中不免痛楚。
“当时就觉得中国被日本人欺负得不得了。”师昌绪说，终于等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们又怎能不急迫地返回自己的祖国。
1955年6月，35岁的师昌绪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当被问及“您回国之后，发现当时的条件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会不会有些失落？”时，师昌绪如是说：“在美国时我就说，回去吃窝头我都愿意。”
这是师昌绪自述中的一句话。所以，他自己定的学习工作准则是：勤奋刻苦、亲历亲为。
直到今天，师昌绪依然保持着亲历亲为的习惯，各种科技报告从不让别人起草，他自己亲自查阅资料，一笔一画地写在纸上，再请秘书打出来或做成PPT。
在《人生道路八十载》的一篇自述中，师昌绪谈到他幼年时“智慧平平，绝非一个聪明人”。他还说：“我有一个不太高的资质，但知道刻苦努力，善于利用时间，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由于长期处于十分艰苦的环境，养成坚韧不拔的性格。”
1960年冬，师昌绪率队与抚顺钢厂共同攻关技术难题。当时，他的妻子正值怀孕需要照顾，他每天早晚乘铁闷罐车往返于沈阳和抚顺之间，每天到家都是夜里10点多钟。即使是零下20多摄氏度的气温，师昌绪每天早晨仍然会准时出现在抚顺钢厂的高温合金车间里。
1975年，国家将生产空心涡轮叶片的任务从沈阳转到贵州170厂，师昌绪和工作组一起住在简陋的工棚里。一位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回忆说，那里条件十分艰苦，饭菜如果不用力去嚼，根本无法下咽。可是师先生却毫无怨言，非常乐观。而且，从原料的准备到验收标准的制定，师昌绪都亲历亲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从工艺开发到实际应用，一种新合金要经历少则七八年、多则十几年的试验周期，师先生都能锲而不舍地坚持到底。”
在祝贺师昌绪八十华诞时，曾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朱光亚如是评价：学习师老从事科研工作坚韧不拔、“一竿子到底”的精神，加速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进程。
爱人郭蕴宜牢骚的背后，是师昌绪“只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利便努力为之”的韧劲儿。
2011年1月7日，国家自然基金委的会议室里坐着几位师昌绪的同事和学生，听着大家介绍他的成就，老先生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抿着嘴，双手转动着桌上的纸杯和杯垫。可爱的表情和动作让他看上去像个“老小孩”。
“师先生是个特别热心的人，不管和他有没有关系，只要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管。”老同事李克键提了个新话题。可和师昌绪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老伴儿郭蕴宜对这点却“很不满意”：“什么都好，就是爱管事儿，到现在都停不下来。”听到这里，师昌绪放下手里的纸杯，憨憨地笑着。
2000年初的一天，李克键接到师昌绪的电话后来到办公室。师昌绪希望他找几个熟悉情况的人，认真研究一下过去碳纤维搞不上去的原因和今后应该怎样去做。师昌绪说他已近80岁了，80岁以后要少管点事，但“想抓一抓碳纤维”。
李克键吃了一惊，此时正是我国碳纤维研发处于最困难的低谷时期，许多研发单位基本退出了这一领域，师先生这么大年龄，怎么琢磨起这个和他没什么关系的研究！
原来，在参加的各种会议上，师昌绪经常听到国防迫切需要碳纤维的状况，多方了解情况后他下了决心。“我们是做材料的，碳纤维做不上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随后他开始召集会议，争取各方支持，为研究单位申请经费、到生产厂家现场调研。
如今，经过科技人员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碳纤维技术已取得重大进展，虽然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攻克，但已不再受制于人。
1984年以后，师昌绪从沈阳调到北京任中科院科学技术部主任，之后担任自然基金委副主任，开始了他20多年的科研管理工作。他高瞻远瞩，为材料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战略性的建议。在镁资源的开发利用、碳纤维和纳米技术的发展方面都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
“乐天派”的师昌绪自认为是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只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利，便努力为之。回忆起往事，已过耄耋之年的师昌绪指着自己谢了顶的脑袋，笑着说：“我这些头发啊，一半是在筹建腐蚀所时掉的，另一半是来北京以后掉的。”
针对发展工程科学技术的必要性，他分别于1982年、1992年两次与张光斗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并参与筹备建设；2000年前后，看到纳米科技作为新兴前沿学科领域将对经济社会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师昌绪又向国家建议组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国家纳米工程中心；生物材料成为全球研究热点，师昌绪便联合我国多个学会成立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并成功争取到第九届世界生物材料大会2012年在中国召开。
“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育英才。”这是师昌绪与老伴儿郭蕴宜合写的《寻梦》长诗中的最后两句。师昌绪坦言：“我希望今生能为祖国科技事业做更多的贡献！”